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05)05-0018-04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宏观经济1997年后历经近5年的生产过剩与通缩期，2002年悄然抬头，GDP增长率为8.2%，2003年呈现出加速逆转之势，全年GDP增长9.1%，投资率为42.9%，2004年1月～2月份投资累计增速达到53%，3月份后有所下降，至9月份仍高达29.9%，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高攀，而竞争性较强的消费品价格仍有下降之势，2004年第二季度消费品物价指数超过5%，第三季度回落至4.3%。对于当前中国出现的投资热，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纯的宏观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波动后面隐藏着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经济总量增长受到了结构演进与体制变迁的制约。对于结构问题不能简单地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加以治理，必须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作战略性调整。
对于近年出现的宏观经济波动，多数学者主要采用宏观分析工具研究经济波动的特点及原因。李树成通过归纳1998年～2002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研究了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樊纲对近年中国物价水平下降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1996年～1999年的物价下降的原因在于信贷萎缩，而2001年后出现的物价下降和投资增长率提高的现象是因为生产率提高和成本下降，属于有效降价；李建伟用存货投资扩张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特点。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的分析，以求揭示近20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后面的结构变迁阶段性特点。
二、宏观经济波动与结构调整
1980年至2004年年初，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 中国20多年来宏观经济波动趋势
1.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短缺经济中的经济过热与结构性特点
从宏观层面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遗留的短缺经济特征没有根本改变，由于消费基金膨胀、投资饥渴与货币投放失控，引起了两次经济过热。第一次发生在1988年，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5%，通货膨胀率为18.8%，第二次发生在1992年～1994年，年经济增长率最高为14.2%，通货膨胀率为21.7%。两次经济过热中的低谷为市场疲软期（1989年～1992年），此期间市场疲软的出现，只是国家实施宏观“双冻”政策（冻结投资与贷款）的结果，短缺经济的大背景没有改变。从结构方面考察，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了中国消费品工业升级，但产业链带动效应极差。从需求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国家调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实施的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战略，降低了积累比率，从40%降至20%左右。由于消费基金比例提高，居民收入与购买力增加，形成了强劲的需求，先是对食品加工、纺织品及皮革制成品等必要生活消费品需求增加，后是城镇居民对家电产品需求增加。从供给方面看，中国国内长期形成的僵化的重型产业结构无法满足强劲的需求增长要求，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先通过华南地区四个经济特区的开放，接受了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引入台港澳地区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满足了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由于大批的生产流水线的进口，缺乏产业链的带动，为此，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产业结构向低端技术部门聚集，加工组装型的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不增反降，没有实现足够快的产业升级，而在仅有的技术密集产业方面，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给予技术，1992年～199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使外商在华投资在几年间上升了3倍，达到每年400亿美元，国内投资减少，自主的研究和开发缺少动力。
2.第二阶段（1996年～2000年）：通缩期中的生产过剩与结构性特点
从宏观层面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物价指数连续4年为负值。一方面，为了治理1993年～1994年出现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这使经济增长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降至1999年的7.1%；另一方面，由于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激活了供给能力，在供求两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终于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物价指数从1998年至2001年连续4年为负值。
从结构层面考察，以生产力低水平扩张为特征的结构性过剩与10万元以上的新消费需求储备期并存。由于前期短缺经济信号导致生产力低水平扩张，1995年至1997年，受1992年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的影响，我国纺织、家电、化工等轻工业仍保持较快的发展，这期间轻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42.2%上升为1998年的44.8%。城镇居民诸如彩电、冰箱等万元以内消费品基本饱和。从1998年起，由于反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紧缩，使1998年之后外商投资停止增长甚至下降，多数传统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国内需求明显不足。
在此期间，我国城乡居民的购买力进入10万元级以上商品购买的蓄势休眠期，居民储蓄存款年增加额呈现出加速度特征：1996年末，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38520.8亿元；到2003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0万亿，达到103617.7亿元。居民储蓄的快速增加成为下一阶段新的消费增长点与高投资的主要源泉。
在这一期间，一方面，国家用“有形之手”从宏观层面刺激了有效需求，在1998年中期国家断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1000亿元，至2004年共发行国债9000多亿元，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方面，市场用“无形之手”强制调整产业结构，削减过剩的生产力，特别是对传统的纺织、家电、机械、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
3.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新的市场需求引发的经济过热与结构性特点
从宏观层面考察，财政投入带动投资热。由于连续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乘数效应的叠加，带动投资品快速增长。2002年～2003年，我国投资远高于储蓄，1998年～2003年，中国积累率为38%～41%，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这一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需求。
从结构层面考察，住房与汽车需求拉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跨入市场导向的新重化工业阶段。与前两次短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经济过热不同，本次投资热主要来自于需求结构升级。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沿海发达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的人口有6000万。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1000美元标志着住房与汽车进入家庭的导入期，由住房与汽车等消费启动的产业链长，主要带动重化工业发展。对汽车和住房消费的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如钢材、水泥、电解铝等原材料需求的激增及生产资料价格暴涨，从而又反过来极大地刺激其投资。而此次投资主体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民间力量，非国家推动。很明显，中国已跨入市场导向的新重化工业阶段，这一时期可持续20～30年。
三、实证分析
为了对以上三个阶段结构演进的经验性特征作进一步验证，我们利用中国统计资料所能提供的6个年度的投入产出表进行结构分析。
1.产业感应度分析
感应度系数反映其他产业增加一个最终使用单位时，某部门对这一需求的感应程度，即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的生产提供多少产出量。
表1 1987年～2000年中国农、轻、重感应度系数
年份
农业感应度
轻工业感应度
重工业感应度
系数 系数
系数
19871.712766
0.919315 1.124062
19901.750351
0.872185 1.159332
19921.334370.798584 1.233329
19951.230421
0.880839 1.320145
19971.174313
0.874178 1.240606
20001.067439
0.83089 1.299068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图2 1987年～2000年中国农、轻、重感应度系数变动趋势
(1)农业感应度系数持续下降。农业占GDP比重始终呈下降的趋势，由改革初期1979年的31.2%下降到2003年的14.6%；农业的感应度系数由1990年的1.75下降到2000年的1.067，说明其他产业对农业影响的波及程度下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基础地位薄弱。
(2)轻工业感应度系数先下降，后稳定，再下降，这与前面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的重心向轻工业倾斜，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矛盾基本解决，市场供应增加。1995年～1998年轻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其增长速度高于工业增长速度，这期间轻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42.2%上升为1998年的44.8%，这一时期的轻工业感应度系数稳定在0.875左右。1997年～2000年轻工业感应度系数明显下降，由0.874降至0.831，其中食品制造业和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分别由1997年的0.696和1.053分别下降为2000年的0.646和1.016。这证明1997年～2000年出现的生产过剩迫使产业结构作深度调整，传统消费产业对经济波动的感应度下降。
(3)重工业感应度系数与经济波动周期同步，并呈上升态势。1993年～1995年是经济过热期，全国工业增幅最大的6个行业是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煤炭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制成品制造业，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感应度系数从1987年的1.124逐渐增至1995年的1.32。1997年受生产过剩与结构调整的影响，重工业的感应度系数下降至1.241。2000年新一轮经济增长开始启动，重工业感应度系数升至1.30，其中，化学工业的感应度系数由1997年的1.664上升到2000年的1.75，机械设备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由1997年的1.846上升至2.00。2000年重工业感应度系数提高，证明中国进入了新重化工业阶段。
2.产业影响力分析
影响力系数是反映当某一产业增加一个最终使用单位时，对其他产业产出的影响程度。
表2 轻重工业及建筑业影响力系数
年份
轻工业影响力
重工业影响力
建筑业影响力
系数
系数
系数
1987 1.160789 0.96683 1.12301
1990 1.073758 1.021192 1.129932
1992 1.07516 1.005853 1.145216
1995 1.013142 1.052596 1.131453
1997 1.060383 1.084949 1.1513042
2000 1.065629 1.086512 1.1655558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图3 轻重工业及建筑业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
(1)1993年以前轻工业影响力系数大于重工业，之后重工业影响力系数超过轻工业。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品工业拉动，虽然以引进国外生产流水线的方式快速地满足了中国老百姓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但没能深度拉动机械装备工业的发展，所形成的产业链也较短，轻工业影响力系数逐渐下降。由于20世纪80年代市场导向的消费品工业启动，经过10年的发展期，开始延伸产业链，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因而1995年以后重工业影响力系数开始上升，并超过轻工业影响力系数。
(2)建筑业影响力系数居高位，且有上升之势。建筑业的影响力系数历年高于重工业影响力系数，说明中国建筑业包括基本建设、工业建筑、民用住宅建筑对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起了重要作用；1987年建筑业的影响力系数小于轻工业的影响力系数，但之后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建筑业的影响力系数大于轻工业影响力系数。建筑业的影响力系数历年小幅增长，在2000年达到最高值1.167。此外，建筑业的增长率在1999年为4.6%，2001年为7.4%。这说明20世纪80年代是以传统消费品工业为主导的结构调整时期，2000年前后开始了以住房等新一轮重量级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时期。
3.轻重工业比例变动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特点还可以通过近20年轻重工业比例加以证明。
表3 1995年～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变动(%)
数据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
图4 1980年～2002年轻重工业比例变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轻重工业比例变化不大，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轻重工业比例相当，并且此期间轻工业发展迅速，1988年轻工业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增长速度近4个百分点，高达22.6%，其比例也达到49.45%，轻工业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波动，1994年略有下降，1995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但1996年后却出现了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纺织、家电等轻工业保持较快的发展。在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以及居民高额储蓄的共同影响下，住房和汽车等重工业产品迅速发展，由此带动了相关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重工业比例不断上升，重化工业阶段全面启动。
四、结论
经过我们的经验性与实证性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近20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宏观层面表现为短缺经济中的两次经济过热；结构层面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的中国消费品工业升级。由于供给方面主要依靠引进流水线，因而产业链带动效应极差。第二阶段（1996年～2000年），宏观层面表现为以生产力低水平扩张为特征的生产过剩与10万元以上的新消费需求储备期并存；结构层面表现为市场用“无形之手”强制调整产业结构，压缩传统过剩产业，为结构升级蓄势。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宏观层面表现为政府连续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乘数效应的叠加引发投资热；结构层面表现为由新一轮市场需求（住房与汽车等）引发的新重化工业阶段的全面启动。
2.近20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宏观干预与体制转轨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市场重新配置资源与结构升级等内生性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1997年以前的经济波动主要来自政府宏观干预与体制转轨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1997年以后市场与结构变动等内生性因素作用逐渐增大。
3.近年中国出现的投资热是由于宏观因素与市场结构变动因素的叠加，其中市场与结构变动因素是主要的。即由住房与汽车等新一轮市场需求带动的重化工业发展是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必经阶段，这一阶段延伸的产业链将深化中国产业结构，民间投资介入重化工业（表现为重复投资）将提高产业竞争效率，增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4.政府不能仅从宏观层面考虑，单方面盯住投资热进行宏观治理，而应转变职能，调整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从政策层面上保护好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启动，为市场配置资源与新一轮结构升级保驾护航。继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扶持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瓶颈”产业的发展；采取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政策，促进具有自主开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保护竞争的同时，通过市场竞争促使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促进金融机构与利率市场化，实行差别化的市场利率，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5-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