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提纲”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论文,大纲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乃至实体经济危机，同时也催生和诱发了西方第四次“马克思热”，其中包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下简称《大纲》)的热烈讨论、重新评价和反思。①被马克思评价为“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观做了第一次科学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其《导论》篇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经济范畴、经济关系和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写作计划。尤其《导论》结束语中的“经济学提纲”(8条)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亚于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这两个天才的提纲，其差别仅仅在于马克思1845年哲学提纲彰显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创性成果，而1858年经济学提纲及其《导论》篇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及其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精髓，提出了“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从而为探索中国经济学模式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我们应该努力挖掘《大纲》及其“经济学提纲”(8条)中所蕴藏的理论瑰宝及其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缘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是什么？它应该与该理论产生和加工的难度紧密相关。而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所获得的理论加工难度最大的成果，是基本确立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或范畴体系。所谓结构是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复制理论结构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范畴、诸理论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这就是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及其《资本论》四卷结构，[1]即“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②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2]185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辩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3]257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4]175-17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5]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趋向，强调指出，不能“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也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尽快地构建体系。”[4]25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散见于马克思的著述、信函和手稿之中。《大纲》《导论》篇及其篇末的“经济学提纲”(8条)、“五篇结构”逻辑体系、“六册结构计划”和《资本论》四卷结构及其凸显的“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理论界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解读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卢森贝模式，即归结为科学抽象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视在《大纲》《导论》篇尤其“经济学提纲”(8条)所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其中包括“经济学提纲”(8条)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生产关系两分法和中介范畴理论等等。而西方学者虽然对《大纲》及其《导论》做了很高的正面评价，例如，美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大纲》这部手稿为《资本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框架，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述。然而，既然这些要素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那么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著作的各个部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但是，他们大都对“经济学提纲”(8条)关注不够。汤姆·洛克曼和加拿大学者马塞罗·默斯托虽然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没有领会到其要领和精髓。前者认为，“《导论》结束语是一系列短小而重要的关于艺术和文化的说明”；后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他计划在他的著作中要阐述的八个论点所做的简短的和片断性的论述”，“其焦点是物质生产和艺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而把其中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亦即 “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关于生产关系两分方法等原创性思想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已。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第一，从方法论角度来讲，这一方法是反映人类思维规律的逻辑学与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主观辩证法运动的一门学问。换而言之，这是一种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
第二，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本质特征来讲，就是构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凸现“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1]47
第三，区分了原生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后者正是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1]47
第四，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等课题。[1]47-48
第五，这一方法论的其他规定性还有：(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其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
此外，关于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应该视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补充。这是恩格斯在晚年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的重要补充。他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那封著名的信件中，提出了这一理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3]695-697此外，这位辩证法大师还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
我们应该努力挖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1858年“经济学提纲”(8条)中所蕴藏的理论瑰宝及其当代价值。这是建构中国经济学体系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换而言之，这一方法论凸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理论“在场”的现实可能性、跨越历史时空而与当今时代对话的原创性质和当代价值，以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应现实和指引实践的理论张力和时代意义。
第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核心结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逻辑框架，凸现“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1]47由此而规定了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是指其位于抽象层面的基础性逻辑层次。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国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基础性逻辑层次，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宏观层次，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三，微观层次，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四，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第一层次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而二、三、四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的中国经济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仅仅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在现象层次或者具体层次的折射或者反面映象。
第二，生产关系派生理论或者生产关系两分法，区分了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态的生产关系。虽然，他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和用语，但是，他绽露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思想萌芽。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或发展形式。马克思实际上是第一个以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③
第三，关于横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中介范畴理论。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直接与生机勃勃的现实生产力发生作用。我们不能犯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抽象过度的逻辑错误。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例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才能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回应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革命品性。生产关系(原生态)—中介范畴(次生态)—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角下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经济发展模式。第一种是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模式，例如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引导型模式；“北欧模式”或者社会民主型模式；以法国为典型的国家引导型模式，以及日本模式。第二种是东亚模式，专指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外向型发展的经济模式，即东亚地区和国家经过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的不同于一般西方国家的发展范式。第三种是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而关于这一模式的争论，随着“中国奇迹”的不断演绎而成为国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和“显学”。
20世纪70-90年代中期是大争论的第一阶段，弗朗西斯·福山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引人注目。他在其《历史的终结》(1989年)一书中作出“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6]“中国模式”话题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大约始于2000年。库珀·雷默掀起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的新高潮，其催化剂就是令人瞩目的“北京共识”。由此而进入第二阶段，其特点是诸家蜂起并且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种视角。法国《回声报》由此而称2008年是“中国模式年”。2009年迄今为第三阶段。关于这一阶段模式辩论的深刻背景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不仅引发国外学者重新探讨和反省资本主义模式的优劣；同时也从比较角度重点研究中国模式的生命力、转型及其完善问题。例如，马克·莱纳德的《中国怎么想》(2009年)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国与国之间可以在国际市场交易，但能够自主控制本国的经济前途、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并且把中国模式视为一个完整的全球化模式即“有墙的世界”，用以区别“扁平的世界”或美国的“平面世界”哲学、欧洲推崇的自由多边主义，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可能要远远大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这是一条世界其他国家可以追随的、另外的、非西方的道路。[7]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如何界定和表述，发展前景如何等，这些都是国外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我们应该努力挖掘《大纲》及其1858年“经济学提纲”(8条)中所蕴藏的理论瑰宝及其当代价值，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及其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作为考察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正确认识和表述中国经济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1.推崇模式中性论是西方学者在中国经济模式研究上的通病和方法论缺陷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学体系第一层次即基础性逻辑层次，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由此决定中国经济学及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仅仅是其在现象层次或者具体层次的折射或者反面映象。换而言之，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总和决定了该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性质。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逻辑框架，凸现“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由此规定了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及其特征。
西方学者的通病是往往回避一定经济模式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性质，热衷于从经验或者政策工具层面对中国模式加以梳理和总结。④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一般认为，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基本原则，以及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可供遵循和处理的抉择方案、目标抉择、行为准则、组织框架或体制结构、程序，或者解决矛盾、非均衡状态和利益失衡的方式、手段、途径、战略和对策的总称。这样的界定对不对呢？
这就是模式中性论。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艰苦努力、自主发展、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等——就是一个典范。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2009年)所总结的中国的新型经济模式，也是如此。[8]这一模式实质上是由八大支柱构成：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等认为，中国模式总的特征是“威权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这是一个不断试验的进程而不是一个预设的蓝图，其基本原则是务实主义和渐进改革，也即“实事求是”或“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约翰·奈斯比特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此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特征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例如，中国模式的内涵是在务实基础上的多层次、多领域改革与发展；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实验性质的改革道路加上强调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威权政府加市场经济式的混合经济以及务实主义、渐进主义、东亚模式的21世纪变种，强大的发展取向的国家机器，对于西方模式的“选择性学习”，中央主导的政策实验，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过渡的发展模式等。
究其国外学者模式研究的方法论根源，一是深受亚当·斯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二元的方法论的影响，并且偏重于外在观察法。这种二元的方法论之一是内在观察法即科学抽象法，它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内在联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种是外在观察法，它是把生活过程中人工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的表现形式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二是推崇价值无涉、价值中立。价值判断就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即好恶或偏好的表现，从而认为价值是一种主观的事体，而科学理论作为对事实的描述，客观性是其本质和核心，也是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在他们看来，关于生产关系或者基本制度阶级属性或者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析，就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是非科学的。三是渊源于培根关于科学的“中级原理”。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论证其中层理论时，从“中观”视阈来关注“社会发展模式”问题。在他看来，无论如何，认识都不能从具体的事物一下子跃升到极为抽象的公理，并把它们当做颠扑不破的真理而立足其上，进而以它们为依据去证明和建构中级原理。这是过去一向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马丁·雅克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或“另类发展模式”的分析，是迄今为止对广义的中国模式的一次较为系统而认真的特征分析。他在《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2009年)中则认为，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中国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或“现代性之路”；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现代化模式”或者“另类发展模式”的崛起。[9]作者在“结语——界定中国现代性之路的八大特性”中指出：“如果说发达国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那么21世纪很可能将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型……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我们正在迈入一个由现代性竞争模式构成的世界……世界正进入新政治时代。过去西方告诫中国，其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西方化，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的失败；得到肯定的是中国式道路而不是西方的。”[10]340，343，344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搞模式中性化或者价值中立化，一定要凸显其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本质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题中必有之意亦即第一要义。我们不能犯斯密式的错误，谨防中性化的实证主义取向，不能仅仅在现象层次上兜圈子而看不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范畴需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学的总结和理论提炼
生产关系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才能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回应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革命品性。这里讲的“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⑤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中介范畴链还具备下述特征：(1)这一中介范畴链呈现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单一性到多样性、从客体到主体的上升序列。(2)这一中介范畴链也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的连续序列。同时，它们各自具备一定的能动作用和相对的独立性。(3)这一中介范畴链也是稳定性逐步衰落的下降序列。经济制度尤其基本经济制度一般具有较大的稳定性，经济体制次之，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政策又次之。(4)这一中介范畴链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逐步淡化和中性化的系列。(经济)制度属性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质，即所谓姓社姓资问题。而从经济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体制属性，染上了中性化色彩，即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至于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策更是如此。(5)要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私有化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的突破口是严重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⑥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深入领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的精髓，正确处理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可能要犯李嘉图式的错误，变成只会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标签的教条主义者。同时应该强调指出：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模式升级的突破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要着重表述的问题。
3.转型及其非平衡性、不成熟性、过渡性和渐进性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30年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鉴于其研究对象的非成熟性，其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允许呈现“斯密现象”，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叙述方法为主)，内在观察方法与外在观察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内在观察方法为主)。并且牢牢把握转型期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把握“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3]146亦即从诸事物的对立和运动中把握统一面或同一面的原则；或者中国古代辩证法所倡导的取其“中”致其“和”原则，亦即“和实生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⑦
党的“十七大”推出的“十条基本经验”亦即著名的“十个结合”，对28年改革开放和转型期的实践经验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是对广义的中国模式主要特征的科学解读。现阶段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过程特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作为其综合化具体化反映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打印上“摸着石头过河”、试错(trial and error)和实验的烙印，从而具备独特的转型特征。
因此，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中国经济具体运行模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布鲁斯语)——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总结这方面的新鲜经验并适时推进到具体模式层次，并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例如，珠三角“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和深化改革先行区”模式、上海“浦东开发区模式”、武汉和长株潭“两型社会模式”、“苏南模式及其县域现代化的太仓模式”、毕节“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实验区”模式、“温州模式”、“华西村模式”等不一而足。
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阐述科学发展的演变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说明什么叫发展(what)、怎样发展(how)、为谁发展(for)、依靠谁发展(by)、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of)；不仅要区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还要区分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不仅要重申发展是硬道理，而且更要说明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这里讲的非科学发展是指“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不带来好运的发展”、“发展陷阱”、“拉美陷阱”、“日韩陷阱”、GDP至上主义，其表现形式有：(1)无就业的增长(jobless)；(2)无情的增长(ruthless)；(3)无声的增长(voiceless)；(4)无根的增长(rootless)；(5)无望的增长(futureless)；(6)低头的增长即依附型增长(Independenceless)；(7)失控的增长(Controllout)等。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间，我们需谨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国发展陷阱”。
科学发展是指创新型发展，努力构建创新型国家；公平与和谐型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注重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协调和平衡发展，努力构建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谨防依附型发展，努力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体系；推崇绿色型发展，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型社会。
应该强调指出，必须彻底摒弃以GDP至上为标志的新发展主义，提倡“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其意义在于使改革开放事业获得新的动力和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而中国较早就响应和接受了这一科学理念，这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共享式增长，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亦即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
5.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表述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摆脱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从亦步亦趋的“东施效颦”中解放出来，不能总是在学术综述、理论借鉴和话语诠释中徘徊；如果缺乏学术自主创新能力和理论体系构建水平，提不出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的术语、范畴、话语、方法、分析框架、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就很难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而进行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学术论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创新型国家之林。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表述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①加拿大学者马塞罗·默斯托撰写了《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2008年)，指出：“无论如何，由于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在认识论问题上最广泛和最详细的声明，《导论》成了理解他的思想的最重要的参考材料，成为解释整个《大纲》的钥匙。”(转引自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38页)。法国学者汤姆·洛克曼(Tom Rockmore)对这部手稿评价甚高，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均列入目录、马克思的“转折性著作”而不是“早期著作”也不是“成熟著作”；“该书《导论》中的方法论反思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思想。”(转引自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对其《导论》的评价是“马克思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唯一的大纲”、“考察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不可估量的价值的重要来源。”(转引自Karl Marx，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Rough Draft),trans.Martin Nicolau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3,p25,7.)
②列宁赞成马克思这样一种说法，即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他在“辩证方法”一语下加了两条横线以示重要。详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列宁全集》第5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0页。
③把经济体制从经济制度中分离出来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成果。布鲁斯(W.Bruse)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首次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以及经济模式作了明确区分。他提出，经济制度是“基本的生产关系”，而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是经济制度的“变种”(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关于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观点得以流传。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是在于他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把经济体制视为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并且将其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④西方学者中也有少量有识之士是从制度、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例如，把中国模式归结为威权资本主义和资本威权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主流媒体《商报》近日以4个整版的篇幅，连续刊登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式计划经济道路及其发展模式的新思考。他们实际上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视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者中国独特的国家计划经济模式。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模式取胜的奥秘就在于把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套进了中国模式之中；它战胜了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克服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重大冲击。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承认，中国模式也向西方民主架构提出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一种体制优势；中国人依赖的是强壮的国家臂膀，而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另外，“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则是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对于中国模式的概括。
⑤“中介”范畴在逻辑系列上就是连结逻辑始项和逻辑终项这两个范畴的逻辑中项，或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例如货币是商品转化为资本的“中介”范畴)，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把握一切“中介”才能真正地认识事物，这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李嘉图体系瓦解的逻辑根源就是犯了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而导致抽象过度的错误。
⑥未来五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秉承“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⑦《中庸》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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