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笔法论文,篇章论文,试论论文,国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6-0071-08
《国语》是先秦散文史上的重要典籍，全书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分别记录了从西周中叶到春秋、战国之际，各国的历史片段。各国“语”由若干篇构成，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每篇皆独立成文，篇幅长短亦复不同。
最早关注《国语》篇章结构的是美国Sargent的博士论文，他提出可以将该书每一篇划分为统治者某某打算做某件事；谏者某某(有时是可以从其他来源知道的历史人物)引用历史典故对统治者进行劝谏；统治者或者接受，或者拒绝此意见；结果，经常是一个已知的历史事件①等几个部分。此后俞志慧也提出周、鲁、郑、楚、晋五语具有三段式的结构模式②。两说均具启发性，但惜未能细致深入探讨。据笔者考察，《国语》240多篇普遍具有近乎类型化的结构，即“背景+言语+结果”或者“背景+言语+结果+尾声”，前者内容一般是预言性的，也有部分建议性的；后者则更主要是劝谏性的内容。先来看《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篇③：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背景)
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言语)
康公不献。(结果)
一年，王灭密。(尾声)
“背景”交待引起“言语”的原因、介绍事件缘起。“言语”是人物就“背景”中的事情表达的意见，或规劝或建议或预言；如果为对话则通常以一人为主。“结果”是被劝谏者在听过“言语”后所作出的反应，即是否接受谏者的意见，是否认同“言语”中所阐述的道理；如果“言语”是预言性的，那么“结果”就是对预言的一个印证。“尾声”是一段时间，几个月也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发生的情况，是前面事件产生的历史回响。“言语”是全篇的核心，有些篇章可能没有“尾声”，甚至没有“结果”。
因为《左传》、《国语》都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两书关系紧密，且有近七成的内容可以互见，素有“内传”、“外传”之称，《国语》的研究离不开《左传》，下文就以《左传》为参照系，讨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和笔法上的匠心独运之处。
一、背景
《国语》中的篇章首先都会交待一个简单背景，作为引起对话的原因。请看下面例子：
1.惠王二年，边伯、石速、蔿国出王而立子颓。王处于郑。三年，王子颓饮三大夫酒，子国为客，乐及编舞。郑厉公见虢叔，曰……(《国语·周语上》)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蔿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蔿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徧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左传》庄公十九年、二十年)
在此《国语》仅用两句话就概括了发生在周惠王时的子颓之乱，为下文郑厉公与虢叔商量杀子颓纳惠王的言语做铺垫。而《左传》不仅详载子颓作乱的过程，还用一个“初”字追述早年的事情，剖析动乱发生的历史根源。
2.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国语·鲁语上》)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左传·庄公十年》)
同是记录长勺之战鲁国应战前曹刿见庄公这件事，但两书却有值得玩味的不同。《左传》中有明确的时间：鲁庄公十年之春；有起因：齐军伐鲁，庄公将战；有插曲：乡人与曹刿的对话。而《国语》中，仅用四字“长勺之役”便概括了事件背景，暗示了事件的时间以及交战的双方，没有插曲。
3.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公曰……(《国语·鲁语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宫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左传》多出了时间性字句“秋”、“二十四年春”，以及“皆非礼也”的道德评价。《国语》没有时间，纯为叙事，不加褒贬。
4.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国语·鲁语上》)
(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
《左传》只提到臧文仲祭祀爰居“不智”，具体事件无载，《国语》对之是一种补充。
通过上述四例，我们不难发现《国语》的“背景”部分，与《左传》的记法是颇有异同的，总的来说《左传》记事详细，但《国语》却并非只是记载脱略，它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高度概括性，非以实录为目的。
《左传》是秉笔直书、实录历史，依据编年或顺叙或追叙，原原本本详载事件的来龙去脉。《国语》不同，它只交待与本篇主题(即“言语”内容)直接相关的内容，而坚决舍弃插曲或者不相关材料，惜字如金，绝不枝蔓。如例1《国语》只有时间、人物和事件梗概，仅47字，简练至极，至于这场叛乱的前因后果，从中是不得其详的。但《左传》却用了206字，追述因为周庄王偏爱使得子颓恃宠而骄，从而给惠王埋下祸根；记载了叛乱的经过，事件叙述得较为完整。如此一比较，《国语》虽然于记史上有所不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语》这样的写法是有整篇结构的考虑的，并且直接服务于该书的编纂目的。《国语》意之所在不是记史，而是说理，劝导读者接受篇中讲述的道理，以资鉴戒。因此在“背景”部分，作者只将最基本的史事提炼出来，集中读者注意力在后面的“言语”上，避免读者被其他情节打扰，从而使得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如例2，《左传》多出曹刿与乡人的对话情节，有助丰满曹刿的形象；但《国语》此处意图并非光大曹刿个人形象，重点是在后面关于庄公有何资本应战齐师的讨论，借此强调取信于民的重要意义。围绕这个目的，与乡人的对话便无关宏旨，故而《国语》无载。“背景”既要为展开下文做好必要准备，又要尽可能开宗明义引人入胜，“背景”的写作显示出作者对史事的高度熟稔、极强的文字概括能力，以及清晰的结构统筹观念。
第二，时间性的淡化。
《左传》为编年体史书，不仅记年，记时令，甚或月、日，史书的特质显著；但《国语》“背景”的时间记载较为模糊。如例3，庄公为迎娶哀姜而漆红柱子、精心雕刻宫殿的椽木，《左传》明确记载两事先后发生于二十三年秋和二十四年春，但《国语》将之写在一起，模糊了它们时间上的间隔，这样一来庄公行为的不当被突显出来，从而为后文臣子的批评做了充分铺垫，进谏的必要性也就提高了。在《国语》240多篇当中，“背景”出现时间性字词的仅有30多篇。不刻意强调时间，所以读者只能根据事件有一个大体的时间定位，这对于以实录为目的的史书来说是缺陷，不过《国语》的编写目的并不在此，该书是要通过历史人物之口，阐述涉及“邦国成败”的重要道理，以为后来者鉴戒。“背景”模糊的时间性缩小了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有利于“言语”中的道理更亲切可感，读者与史事之间的隔膜感减轻，则观点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左传》史书的特征明显，年月分明、事兼巨细，亦时有对事件的直接议论。《国语》的“背景”纯粹记事，内容集中绝无枝蔓，且具有时间性模糊的特点，这些都是为了突出其后“言语”在全篇中的主体位置，以服务于该书“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的编纂意图。
二、言语
《国语》详于记语，《左传》详于载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少《左传》中仅为人物只言片语的，在《国语》中却是“喋喋不休”，类似一场演讲。请看下面例子：
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
申胥进谏曰：“昔天以越赐吴，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也侙然，服士以伺吾闲。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罢弊楚国，以闲陈、蔡。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其民不忍饥劳之殃，三军叛王于乾溪。王亲独行，屏营仿偟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畴趋而进，王枕其股以寝于地。王寐，畴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觉而无见也，乃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今王既变鲧、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天夺吾食，都鄙荐饥。今王将很天而伐齐。夫吴民离矣，体有所倾，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将百群皆奔，王其无方收也。越人必来袭我，王虽悔之，其犹有及乎？”……(《国语·吴语》)
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唯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将以求大，不亦难乎！”……(《左传·哀公十一年》)
两书都记载了伍子胥反对吴王伐齐，劝其警惕越国的言论，但《国语》非常详细。子胥首先对比了吴打败越后双方的不同做法，越王是卧薪尝胆志在雪耻，而吴王却只顾野心勃勃向外扩张。子胥在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齐鲁的威胁对吴是“疥癣”一样的小毛病，而越对吴则是“腹心之疾”。其次，子胥讲述楚灵王不纳忠言、任性胡为，兵败惨死的历史教训，提醒夫差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最后，将今日夫差行为与楚灵王进行类比，严厉批评夫差在胜越后的荒政败德，告诫其已疲敝民力，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必然会招致灭亡。而《左传》中子胥只是围绕着越乃吴心腹大患这一点展开，强调除恶务尽。两相对照，《国语》论述层层推进、缜密且富于条理性。再看一例：
厉公将伐郑。
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诸侯皆叛，则晋可为也。唯有诸侯，故扰扰焉。凡诸侯、难之本也。得郑忧滋长，安用郑！”郤至曰：“然则王者多忧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远人以其方贿归之，故无忧。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忧。子见无土而欲富者，乐乎哉？”(《国语·晋语六》)
卫侯伐郑。至于鸣鴈。为晋故也。范文子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
除了与范文子对话者一为郤至，一为栾武子两书所载不同之外，在《国语》的对话中，范文子是主角，郤至的话温和、谦逊，乃引导文子话题深入的一个过渡，只是辅助和陪衬作用。但在《左传》中仅有范文子“诸侯，难之本”这个观点，而对话者栾武子态度蛮横，言语生硬，根本听不进范文子的意见。限于篇幅，例子不再多举，《国语》的“言语”有如下特点：
第一，“言语”在全篇处核心地位。
《国语》篇章的“背景”、“结果”和“尾声”，通常都是极简略之记事，说惜字如金也不过分，唯独“言语”部分“富艳”④、“洪美”⑤，其他部分合在一起也较“言语”份量为轻，这本身就显示出“言语”在整篇中的核心地位，为作者专攻的部分。《左传》虽也记载了不少人物语言，但却淹没在丰富翔实的史事叙述之中，记语只是实录历史时连类而及的，是服务于记事的“言语”，非作者命意所在。同样的人物言语与《国语》相比，《左传》难免有入主出奴的味道。
第二，突出主要人物的言语。
在具体对话中，与《左传》相较，《国语》往往增多主要人物的语言，抑或减少次要人物的语言，通过双方话语多少的差异来凸显主要人物。这不一定是历史场景的再现，可能经过了作者的润饰，但经过如此加工后，主要人物的话语内容被强化，该篇所要宣扬、阐发的道理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说理教化的目的。如例2，郤至只提了一个问题，口气颇为和缓，目的是引出范文子对于“德”的论述，郤至只是陪衬，所说的话其实并不重要；但《左传》范文子与栾武子的言语分量大体相当，且从栾氏不容分辩的语气可以清楚地看出，栾氏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国语》增加范氏了的言论，同时减少对方话语，扩大了范氏意见的效果，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其反对伐郑的观点上，启发读者体会诸侯纷争是祸乱之源的道理。
第三，讲究说理的方法。
《国语》非常注重人物话语的逻辑性、完整性以及论证观点的方法。如例1，子胥的谏辞可以清楚地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使用了作对比、征引典故、比喻、类比等多种论证方法，旁征博引、反复申说，这样子胥反对伐齐的观点便确立不移、无法撼动了。《左传》中子胥的话言简意赅，但也因此减弱了说服力。《国语》“言语”充分调动各种方式论证说理，或缅怀圣王事迹、或讽以荒主的教训，或叙述“祖宗之法”，或征引《诗》《书》乃至民间谣谚，更常常以本国或者邻国近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例进行说理。此外，比喻、顶真、联珠、对比等修辞方式的使用，令说理生动形象、也使逻辑紧密、文气连贯、结论让人印象深刻。而《左传》重在记事，书中的人物言语虽也有高谈雄辩者，但总体特色则是朴素而直接的。
《国语》中人物言语在全篇占据突出比重，强调主要人物的话语，并且讲求说理的方式方法，言辞之美称得上“悉张弛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⑥；作者并非只是搜集整理历史人物的“嘉言善语”，而是还要进行加工修饰，这并非是作者借篇中人物之口大发议论、炫耀学识，而是作者立足于后世读者，因此论证观点铺排、推衍，意在说服、警示后人，从而实现“鉴戒”的目的。
三、结果和尾声
《国语》各篇大多都有“结果”，这部分内容是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被劝谏者所作的反应，是对“言语”的一个即时反馈，与“言语”发生在相同历史场景下，文字一般也很简短。“尾声”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演进之后，事件的最终情况，与“言语”“结果”发生在不同的历史场景。请看下面的例子：
1.“邵公谏厉王弭谤”篇
(结果)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尾声)三年，乃流王于彘。(《周语上》)
2.“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篇
(结果)王弗听。
(尾声)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3.“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篇
(结果)王从之。使于晋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难，王出在郑，晋侯纳之。
(尾声)襄王十六年，立晋文公。二十一年，以诸侯朝王于衡雍，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于是乎始霸。(以上《周语中》)
4.“单襄公论晋将有乱”篇
(结果)鲁侯归，乃逐叔孙侨如。
(尾声)简王十一年，诸侯会于柯陵。十二年，晋杀三郤。十三年，晋侯弑，于翼东门葬，以车一乘。齐人杀国武子。(《周语下》)
5.“智伯国谏智襄子”篇
(结果)弗听。
(尾声)自是五年，乃有晋阳之难。段规反，首难，而杀知伯于师，遂灭知氏。(《晋语九》)
6.“范无宇论国为大城未有利者”
(结果)子皙复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是言诞也。”……
(尾声)三年，陈、蔡及不羹人纳弃疾而杀灵王。(《楚语上》)
“结果”是对“言语”的立即回应，即在进谏当时被劝谏者如何反应：或虚心接受，或置若罔闻。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1)清楚表明“听”或“不听”，这是最简单明确的，如例1、2、3、5；(2)以行动或言语表明态度，如例4单襄公预言晋国三卻将败，建议放逐骄奢淫逸、与晋国勾结的叔孙侨如，鲁成公回国后就照办了；例6范无宇劝楚灵王在国内建设过大的城市对国家不利，但灵王听后却说“是言诞也”，从不屑一顾的话语可以知道灵王并未纳谏。
“尾声”为该篇所述事件的历史结局，告知执政者在纳谏与否之后，可能是几月或是数年的情况。形式上是对史事的延伸记载，实质上却是对“言语”的一个历史回应。“尾声”一般具有如是特点：首先，有意识的强调时间。与“背景”的淡化时间相反，“尾声”很重视时间性。例1“三年”，例2“三十九年”，例3“襄王十六年……二十一年……九年”，例4“简王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例5“自是五年”，例6“三年”，一律标出年代。在“尾声”强调时间，整个事件便自然置于历史大坐标之中，言之凿凿，事件的真实性大大增加，由此篇章所阐发的道理更容易令读者拳拳服膺。其次，在将时间具体化、明确化的同时，作者又加快推进时间的进程，大幅度进行时间上的跳跃，完全过滤掉其间不相关事件，只将镜头聚焦在与主题直接相关的史事上，将发生在几个月乃至若干年后的史事，直接推到读者眼前，时间的概念在这里又被虚化、抽象化。
“尾声”直接针对“结果”，因为很多事情在当时难以判断对错，甚至是非都可能被颠倒，但时间却可检验一切。如例1，邵公劝周厉王不要遏制百姓发表不满意见，但是厉王不听，在其淫威之下百姓都不敢再说话了。似乎厉王成功地控制了百姓的舆论，那么邵公说的“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话是否正确呢？“尾声”作出了解答，仅仅过了三年便发生“国人暴动”，厉王被流放到了彘地。又如例3，内史兴认为晋文公将来定能称霸诸侯，故而建议周襄王善待晋文公，襄王采纳了这个建议“使于晋者，道相逮也”，至此一个进谏纳谏的事件已经记录完整。但是内史兴的建议是否合理，其预言是否准确呢？短期之内难以知晓，这时篇章的“尾声”发挥了作用，“及惠后之难，王出在郑，晋侯纳之”，则晋文公在襄王有难之际及时予以了援助；而襄王二十一年“践土之盟”，文公大会诸侯，盟主地位确立，从而证明了内史兴“文公必霸”的预言。“尾声”一方面印证了进谏者所宣扬道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虚心纳谏者就能举措得当，刚愎自用者则必然失败的道理。
“尾声”和“结果”的配合往往可以产生一种戏剧化的效果，在因果上紧密相关而时间上不相联属的事件被串联一处，事件的本质、潜在的真理不再因时间的阻碍而隐没、忽略，真相“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从而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善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白寿彝在《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关注到《国语》这一结构的特点，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书中在一条记载之后，往往指出这一事件发展的结果或历史发展的趋势来。……像这样的指点，在书中随时可见，说话不多，却指出了某些事情的历史影响。……《国语》这些在编纂上的优点，是《春秋经》所没有的。”⑦《国语》的篇章结构不仅委婉透露出作者对善恶的褒贬，更含蓄地引导读者的观感，从而将个别的事件提升到历史经验的层面，手法巧妙，用意深远。
以上已经分析了各部分的特点，为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下面将《国语》中完整的一篇与《左传》作比(见表1)：
《左传》追述了王孙胜的父亲太子建流亡的原因、在郑的不端行为以至最后被杀的经过。而《国语》的“背景”文字极其简练，只交待了人物和基本事件，即楚令尹子西要召回在外流亡的胜，可谓单刀直入。
接下来《左传》的对话中，叶公子高先就表明对胜的看法，认为胜奸诈会作乱；而子西却认为胜有信用而且勇敢，可以任命其驻守边疆；子高第二次发言，指出胜的行为做法根本称不上“信”和“勇”，预言如果子西任用胜，将来一定会后悔。《国语》记载的对话往复多次、非常详细，子高先问传闻召胜回楚是否属实？再问打算如何安排他？当子西评价胜为人正直刚强时，子高才说出自己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语重心长地劝说子西改变想法。子西听后提出如果以德报怨，可以令胜安分守己。对此种说法子高坚决予以驳回，除了抽象说理外，子高更引用俗谚以及楚、齐、晋、鲁等国历史上发生的由怨致祸的惨剧苦口婆心地规劝，希望子西能够吸取教训，莫要重蹈覆辙，可惜子西终究未能引起重视。《左传》是以记事为主，人物对话不是重点，《国语》反之。在整个事件的记载中，《左传》中此段对话字数仅占整个事件的9％，而子高与子西话语字数比例为2.5∶1。在《国语》中“言语”字数占到了全篇的88％；而子高与子西言辞字数比例则高达265∶1，几乎都是《左传》的十倍。从这一统计清楚地看出《国语》有意识大量削减叙述文字，彰显“言语”在全篇的重要性；同时《国语》使用各种说理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主要人物子高的言语，从而突出了主要对话者的观点。
尽管子高“巧舌如簧”，无奈子西不纳良言，仍委胜要职，子高只得独善其身远走避祸。“尾声”直接快进到白公之乱、子西被杀，以及叶公不念旧嫌为子西报仇诸事。据《史记·楚世家》载，子西召回王孙胜是在楚惠王二年，后来的白公之乱发生在惠王八年，而待子高平定此乱，已到了惠王十年，八年间的事情《国语》完全跳过。不围绕时间，而以事为中心，始末完整又条理清晰、繁简得宜，《国语》篇章中的“背景”、“言语”和“结果”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这与编年体史书《左传》在写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尾声”的加入，突破了时间的束缚，将未来的情况补充进去叙述，这种谋篇布局上的独特之处很好地起到了为该书“鉴戒”的编纂旨意服务的作用。
台湾学者张以仁在谈到比读《国语》《左传》的感受时，认为“读《国语》所得的印象是伦理方面的。……成败了了，垂鉴良深。读《左传》所得的印象纯粹是史实方面的。……固然《左传》里面不乏善行美事的叙述。但因为它的重点不在这种地方，所以它这方面的色彩也就不大耀目”⑧，虽是一种感性上的认识，但已触碰到了本质的问题。《国语》精心而为的篇章结构，对于该书的编纂意旨起到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背景”简单叙述，而将重点放在“言语”上，通过对话这种现场感很强的记载方式，带领读者走近历史，倾听人物之间的辩论；尽管许多正确的意见当时未被采信，而一些错误做法的危害也没有立即显现，甚至还能得到某种小利，让人不免怀疑起孰是孰非，此刻“尾声”悠扬响起，历史的评判赫然在目，是非善恶不容混淆，作者虽未发表议论，但“人之求多闻善败以鉴戒”的编纂目的自然而深刻地呈现出来。
注释：
①Howard W.Sargent: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Kuo Yü(《国语》基本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第6—7页。
②《〈国语·周鲁郑楚晋语〉的结构模式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概括此五语的结构模式为：背景或缘起、嘉言善语、结果的三段式。
③本文所引《国语》篇名，一律依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本《国语》拟定的篇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⑤《国语补音叙录》，见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校点：《国语集解·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6页。
⑥明王世贞语。引自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中华书局缩印《四部备要》本，第1072页。
⑦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页。
⑧张以仁：《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第245页，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该文后收入《国语左传论集》，第19—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