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及其化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能过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6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05-0044-08 “产能过剩”可以说是国内研究的焦点与热点，一直备受各方高度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但我们发现在国外的主流经济学文献论述中，对产能过剩这一现象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关注，甚至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而国外文献中并没有具体的针对治理产能过剩的对策与建议。国内外文献对待产能过剩这一问题的巨大反差，不禁使我们反思与怀疑，国外文献中所论述的产能过剩问题与中国当前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是同一概念。因而，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理论内涵，并深究其特殊的形成机制，进而提出化解“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建议。 一、“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涵 一般认为，国外最早论及产能过剩的经济学家是E.Chamberlin[1]，他将产能过剩描述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并把它看作是垄断竞争市场的主要特征，他认为产能过剩是“竞争的浪费”，也是市场产品多样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笼统地说，产能过剩反映的是某一种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最大产量(产能)与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从这个角度上看，国内外产能过剩的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描述的都是产能与实际产量或需求量之间的差距，只不过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产能超过实际产量的程度，将产能过剩细分为适度的产能过剩与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的产能过剩指的是一定时期内，某行业的实际产出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该行业的生产能力的状态，并且这种程度超过了行业的正常水平范围，而未达到这一程度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定义为适度的产能过剩或产能闲置。适度的产能过剩是推进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它的存在不可避免，我们应允许它的存在，需要予以化解的是形成实际产品积压的严重的产能过剩。 (一)国内外产能过剩概念的区别 1.产能过剩的界定标准不同。由于国外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很少有直接论述产能过剩概念的文献，因而国外文献中对产能过剩的界定大部分是从产能或产能利用率的概念界定中延伸的，如Kirkley，Paul，Squires[2]把产能利用率(CU)定义为通常观察到的实际产出y与产能(产出)Y之比，所以CU=y/Y；如果产能利用率小于1，就说明存在产能过剩。从产能的角度上看，国外学者们主要将产能分为工程产能、经济产能[3]和技术产能[4]，若从工程产能概念出发，产能过剩即为某一生产厂商生产设备的设计生产能力与其实际产量之间的差异；若从经济产能概念出发，产能过剩即为某一生产厂商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时的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的差异；若从技术产能概念出发，产能过剩即为某一厂商运用可用的投入要素所能达到的最大、最优或潜在产出与实际产量之间的差异。 反观国内文献，主要是从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方面对其进行界定，从产能过剩的成因上看，如王立国[5]认为，重复建设是导致中国产能过剩最直接的原因。周劲、付保宗[6]认为产能过剩的形成与经济周期相关，将产能过剩分为“周期性产能过剩”和“非周期性产能过剩”两类。前者是指由经济周期波动所形成的，后者是指在非经济周期波动形成的产能过剩，从产能过剩造成的不良影响上看，学者们一致认为当产能超过生产量或消费量达到一定程度，且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负面效应超过了正面效应即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 2.产能的界定标准不同。国外研究通常将产能分为工程产能、经济产能、技术产能与经验产能，并假定企业会选择生产能力最大的设备，因而所得到的产能利用率都较高。与发达经济体不同，在中国由于存在多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落后产能普遍存在。因此，工程产能的技术有效性假设以及经济产能的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或者利润最大化假设可能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经验产能因缺乏广泛而规范的企业调查也不适用。因而，技术产能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定义上看，它指的是企业拥有的固定资本存量被用来购置生产能力最大的设备并且这些设备达到充分利用时的生产能力，这里把当前中国存在的大量落后产能对生产资源造成的浪费也放在考虑中。 3.产能过剩的成因不同。大部分国外学者易把产能过剩的形成与市场因素联系在一起，主要可以归结为市场竞争、市场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结构的影响，总的来说，他们认为过剩的生产能力是垄断竞争市场上各厂商共同竞争的结果，它可以在长期内得到发展却免于惩罚，价格总能包含成本，造成产能和产量之间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这些行业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他们的产品供给弹性很低，产量的大幅度上升不仅需要增加人工、原料等可变成本，而且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包括增加设备、生产技术改造等，因而这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相对充足的产能[7]，或者说是“产能过剩”，以应对需求的突然增长，且低集中度[8]的市场结构中这种现象最为明显。 然而，国内产能过剩却主要源于非市场因素，如国内经济增长方式、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等。同时，这些非市场因素的存在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使得行业产能利用率指标并没有呈现出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关的变化，进而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与“体制性产能过剩”[9]。 4.产能过剩造成的后果不同。由于政策部门关注产能过剩对整个经济市场造成的影响，因而大部分国内学者立足中国实际，紧扣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来对产能过剩进行分析与研究，这些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具体表现为设备利用率低、产品库存增加、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等，并进而对整体经济产生危害。相反，国外文献对产能过剩的后果却论之甚少，大部分国外学者们都将产能过剩的形成看作是为产品多样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它的产生一定伴随着商品的多样性，因而它的出现不言而喻地证明着，社会公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低廉的产品，更偏好于产品的多样性。 (二)“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界定 瞿东升[10]曾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在钢铁、建材、造船等传统行业以及光伏、风电设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可谓“中国式”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具有以下几种特征：一是“一哄而上”，目前的过剩产能都是最近几年所在行业井喷式增长形成的，这种产能过剩因其来势迅猛、产能适度期短，给社会和企业造成的危害相比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大；二是“火上浇油”，我国一些企业在产品市场需求疲软和价格下跌情况下，仍然贸然扩能、进入；三是“垂而不死”，主要表现在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低下，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被淘汰的境地，但由于地方政府或母公司的市场保护、补贴等因素，总能强撑着生存；四是“过剩与不足”共存，过剩的都是中低端产品的产能，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不但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反而还要依靠进口。陈剩勇、孙仕祺[11]认为政府权力独大、一把手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与官员升迁机制，以及由此种激励机制激发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锦标赛”，直接造成了中国式的产能过剩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失效。 综上所述，国内文献与国外文献对于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中国的产能过剩有着与国外的产能过剩不同的特征与本质。因而，本文将“中国式”产能过剩界定为：在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经济而造成产能超过需求量达到一定程度，且对经济运行产生严重的、难以化解的不良结果的经济现象。“中国式”产能过剩是大量落后产能的产能过剩，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产能过剩与体制性产能过剩，前者是由于长期技术创新乏力、经济增长不足，而造成的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而高端产品供不应求的产能过剩现象；后者是由于政府过多介入和干预企业投资决策所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的产能过剩现象。 二、政府经济行为与“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关联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主要特征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市场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且有着相对完善的价格信号及价格形成机制，企业面临着真实成本以及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很少存在过剩产能与落后产能。而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成熟，且存在许多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的体制弊端与思维定式，因而存在着大量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与体制性产能过剩。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当前中国政府尚未建立行业产能利用率的监测预警机制，使得企业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市场信息。再加上，“中国式”企业的不成熟，对市场的残酷性认识不足、盲目乐观，从而导致市场中产能过剩愈演愈烈；其次，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体制改革不够彻底，使得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的体制弊端与思维定式仍存在于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与企业“重速度与数量、轻质量”的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因而使得“一拥而上”式的投资扩张行为大量存在；再次，中国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其所掌握的各项要素的定价权或定价影响能力，扭曲市场生产要素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向，进而造成大量的体制性产能过剩。 (二)“中国式”产业政策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导火索 1.“中国式”产业政策。产业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为了取得在全球的竞争能力，在其国内推行的发展或限制某类特定产业的政策总称。一国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的初衷，都是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但中国由于分权治理模式的存在，使得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是典型的“中国式”产业政策。“中国式”产业政策最为明显的特征即是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以政府自身的判断和预测来替代市场机制，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决策。 具体可从中央政府经济行为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中央政府经济行为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及相关的化解“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建议时用大量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角度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同时面临着政治晋升的激励和市场发展水平的约束，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在落实产业政策时行为易受扭曲，这不仅会使得其与政策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更会造成大量的企业过度投资，从而加重“中国式”产能过剩。 除此之外，“中国式”产业政策还具有很强的限制竞争的特征。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式”产业政策是2009年年初制定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虽然该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使得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我国目前国内大量的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等重化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的导火索。 “中国式”产业政策的行政干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部分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明确规定不再核准新建或扩建项目，且规定所有项目都必须以淘汰落后产能为前提，而且淘汰落后产能必须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如《船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中国式”产业政策的限制竞争特征突出表现在《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规划中明确指出：“力争到2011年，全国要形成宝钢集团、鞍本集团、武钢集团等几个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形成若干个产能在1000万～3000万吨级的大型钢铁企业。” 2.中央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宏观调控措施。近几年，面对产能过剩，中央和相关部门都非常重视，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国务院2006-2013年公开发布了4个关于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的通知意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