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熙时期的几起天主教案子——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相关中文文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梵蒂冈论文,天主教论文,案子论文,中文论文,康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3-0286-04
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有一册编号为Borg.Cinese 376的文献，里面收录的是中文、拉丁文和法文手稿，内容十分芜杂。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国来华耶稣会教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所写的西文笔记，还有几份中文手抄件。在Borg.Cinese 376中，有几份中文文献涉及到康熙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对于研究中国天主教史很有意义，值得介绍。
1663年，经过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法国传教士洪度贞(Humbert Augery)的努力，在杭州武林门内建造起了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天主教教堂。[1] 159康熙三十年(169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张鹏翮打算拆除这座宏伟的教堂，毁掉教堂中所存放的书版，并要把欧洲传教士“逐出境外”。
当时在杭州主持教务的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急忙写信给在北京供职的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人，请求帮助。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1692年2月2日)，徐日升和比利时传教士安多(Antoine Thomas)以钦天监的名义正式上奏，向康熙申诉。① 康熙对伊桑阿等人明确表示，洋人有劳绩而无为恶乱行，要求礼部内阁共议。② 最终，以内阁大学士们为主导，形成了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奏章。这份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奏章，原件已经失传了，其抄件保存在《熙朝定案》与《正教奉褒》中，③ 但有差异而都不完整。在Borg.Cinese 376中，有一份比较完整的抄件，现抄录如下：
礼部等衙门尚书降一级臣顾巴代等谨题，为钦奉上谕事。
该臣等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麻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康熙三拾壹年二月初贰日
礼部尚书降一级臣顾巴代，经筵讲官尚书臣熊赐履，经筵讲官左侍郎臣席尔达，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王扬昌，经筵讲官右侍郎臣多奇，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王泽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臣伊桑阿，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臣阿兰泰，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臣王熙，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臣张玉书，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满丕，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图纳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思格则，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王国昌，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王伊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王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李柟。本月初五日奏旨：依议。
在Borg.Cinese 376的这份抄件中，“喇嘛”被简写作“喇麻”，“顾八代”被写作“顾巴代”，与其他文献不同；此外，其他中文文献，以及西文数据都说顾八代上奏的时间为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3月20日)，但不知为什么，这份抄件的日期则是二月初二。
二月初五(3月22日)，康熙批示“依议”，同意天主教在中国自由、合法地传播，而康熙八年对天主教所作的限制也就随之废除。康熙皇帝在3月17日、3月19日、3月20日和3月22日发布的一系列谕令，被西方人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2] 340，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唯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3] 211。此后，中国天主教进入了“黄金时期”。
第二份抄件，只有短短几十个字：
巡抚马批：习圣学等既奉有部行许令照常行走，似不必禁止。但买屋建堂，有无违碍，未据确议，仰再妥议详夺缴。
该抄件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幸而其上面有一句手写的法文注文：这是“关于九江事务(sur l' affaire de Kieoukiang)的批件”。这样，我们知道此事发生在江西九江。文中的马巡抚，无疑是指马如龙，他从康熙三十一年开始任江西巡抚，康熙四十年卒于官。④ 文中所说的“习圣学”，又名“利圣学”，法国人，1698年抵中国，先在广州学习中国语文，然后与孟正气(Jean Domenge)到江西传教。
傅圣泽于1702年在江西南昌写过一信⑤，内有与第二份抄件相关的记载。傅圣泽的信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Borg.Cinese 376第二份中文抄件的背景：利圣学等人在九江要购买房屋用作教堂，遭到地方官的反对；巡抚马如龙根据“1692年宽容敕令”，认为应当允许其自由活动，并上奏，同时要求九江的地方官不要贸然行事。
第三份抄件，也发生在江西，全文如下：
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正堂加二级卢为晓谕事。照得西洋人仰慕圣世，由万里航海来兹，久奉大部行文，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等因。通行在案。今照远西儒士马在郡居住，所有附近兵民及闲杂人等，不得混扰，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所有附近兵民人等，毋得往来混扰，如违，定行重究不贷。特示。
康熙肆拾年贰月廿六日
发抚州府
这个公文发布的日期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701年4月4日。文中所说的“远西儒士马”，应当是指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此人与利圣学一起1698年抵华。从1699年起在江西活动。在傅圣泽的通信中，还保存着马若瑟关于1702年在抚州等地传教的叙述。[4] 222-226据《江西通志》，可知发布告示的布政使卢，即卢崇兴。[5] 48卷他所依据的，也是“1692年宽容敕令”。
在Borg.Cinese 376中，有两份文献是关于浙江天主教的，先抄录于此。
第四份抄件：
礼部为具明来历等事。浙江严州府天主堂西洋进士梁弘任等抱呈。周元具呈。为具明来历，叩咨浙抚事切。弘任本系西洋福朗祭亚国人，伏念圣明德化远播，海外向风，故不远九万余里，弃家航海，来至中国。又奉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上谕，内开：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制造军器，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抄呈电致。弘任等向在浙江严州府价买郡民俞万钰房屋，供奉天主居住。讵料府县不知来历，不容居住，要追房价，情极具控。浙抚移咨宪案转行钦天监，查讯来历。其柰治理历法闵明我云：“不认得。”又经覆咨浙抚在案在。弘任虽系海外，实有来历。钦天监闵明我与弘任等不同国，若不识认，其皇城内天主堂西洋进士张诚等与弘任同国，则皆识认。且皇城内外俱有天主堂，岂严州府独不容一供奉天主之地乎？煌煌上谕，墨迹未干。号叩部堂大老爷讯明皇城天主堂，查问来历。并将三十一年二月上谕，咨明浙抚。存留远人所盖天主堂，普被皇上鸿恩，海外戴德，奕世无疆。上呈亟原呈全写。等因前来。查此案，先准浙抚咨查西洋学士梁弘任是否西洋人，果否听其在严州买屋往来行寓。等因到部。已经咨覆在案。今据梁弘任等具呈到部，随传问皇城内天主堂西洋进士张诚等：“梁弘任果否西洋人，你认得他么？”回称：“梁弘任委系诚等平素识认，并无来历不明之处，向在浙江严州府往来居住。”等语。又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本部等衙门题为钦奉上谕事，内开：二月初二日大学士伊阿奉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该本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墓(引者注：“墓”当为“慕”之误)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旧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行文直隶各省在案，相应再行咨明该抚，照后案奉旨内事理遵行可也。
第五份抄件：
礼部为报明事。准浙江巡抚赵咨称，宁波府鄞县地方有西洋人习圣学、郭中传买地盖造天主堂案。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钦奉上谕，案内只有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并无议及创造之处。今习圣学在鄞创造是否可行，应照西洋人梁弘任在严州盖造之例，请部示。等因到部。查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内，前任浙江巡抚张敏咨称：西天梁弘任在严州府地方买房屋，供奉天主，往来居住。梁弘任是否西洋人，乞部查裁夺，赐覆到日遵行。等因前来本部。随传问皇城内西洋进士张诚等：“梁弘任果否西洋人？你认得他么？”回称：“西洋人梁弘任委系诚等平素识认，并无来历不明之处。向在浙江严州府往来居住。”等语。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内，本部等衙门题为钦奉上谕事，二月初二日，大学士伊阿奉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该本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遵行文在案。应将西洋人习圣学、郭中传既称在鄞县买地居住，相应准其存留居住，移咨该抚可也。须至咨者。
第四份抄件中所说的梁弘仁，是Artus de Lionne，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从1689年开始到中国传教，在广东、福建等地活动过。第四份抄件没有时间，相关背景也不清楚。幸好第五份抄件中有这样的话：“查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内，前任浙江巡抚张敏咨称：西天梁弘任在严州府地方买房屋，供奉天主往来居住。”由此可知，此事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即公元1699年2月。将此事上奏的是浙江巡抚张敏。[6] 2956
根据第四份抄件，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梁弘仁到浙江严州府后，购买了当地居民俞万钰的房屋，用作天主堂，遭到当地官员的反对；梁弘仁依据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提出抗议，官司打到浙江巡抚张敏那儿；1699年2月，张敏将此事上奏朝廷；最后，礼部据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允许梁弘仁在严州购买房屋建立教堂。
第五份抄件中所说的郭中传也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字怀义，原名Jean-Alexis de Gollet，1670年抵达中国，先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活动过，1741年在澳门去世。
该抄件没有时间，但在两位来华教传士的书信中，却保留了相关内容，而且还比较详细。它们是傅圣泽于1702年11月26日在南昌写给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福尔斯(de la Force)的信，洪若翰于1704年1月15日在伦敦写给法国国王忏悔师拉雪兹(La Chaise)神父的信。[4] 204，313-316这两封信为我们勾勒出了整个事件的大致过程：利圣学在江西九江成功地购得房子建起教堂后，于1701年7月与郭中传一起来到宁波，准备建立教堂。刚开始地方官员等予以支持，但是新上任的巡抚阻止了修建教堂，后来通过张诚等人在朝廷中的活动，礼部答复浙江巡抚，可以允许传教士在宁波建造教堂，通过对照文件内容，梵蒂冈所藏Borg.Cinese 376中的第五件文献，即礼部批文的抄件，其公布的时间当在康熙四十一年七月。
利圣学等人所建的天主教堂在何处呢？徐兆昺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点信息：“泥桥巷口大街，旧有天主堂。明万历间，欧逻巴人以天主教入中国，遇民习教者，多奉祠以祀，此其一也。”[7] 917，926笔者认为，这个泥桥巷口大街边的天主堂，应是利圣学、郭中传所建的教堂。这些实际案例，充分证明了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对中国天主教发展史的巨大影响。
注释：
①该题本见《熙朝定案》第1783-1788页，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三册。《正教奉褒》摘录了其中的主要内容。
②这个上谕见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16页。
③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三册《熙朝定案》第1789-1791页。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16-117页。
④马如龙的生平可参见《清史稿》第275卷。
⑤傅圣泽的英文传记可见John W.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cquet,S.J.( 1665-1741)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