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语境框架下跨文化敏感度调查研究
——以2016-2017年美国富布莱特外语助教为例
夏宗凤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摘 要: 本研究采用美国著名跨文化交际学者斯特罗斯塔(Starosta)和陈国明(Guoming Chen)于2000年设计的跨文化交际敏感度测试量表,对部分参与2016-2017年美国富布莱特外语助教进行调查测试。结果表明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语助教的跨文化敏感水平总体较高;与外国助教相比中国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相对差,说明中国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还有待提高;跨文化敏感度的强弱与曾经有无国外留学和工作经历成正比;与学历高低关系不大;五个因素中差异认同感和交际愉悦感水平最强,而交际信心最弱;五个因素内部大多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探讨了本研究对中国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外语助教;跨文化敏感度;差异认同感;交际参与度;交际信心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日益增多,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涉外人员的必备能力之一。美国著名跨文化交际学学者陈国明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该由三个要素构成:情感、行为和认知,对应跨文化交际意识、敏感度和效能感。因此,跨文化敏感度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部分2016—2017年美国富布莱特外语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进行实证调查研究,以期提高学者对富布莱特外语助教项目的认识和关注,并对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文献综述
2.1 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敏感度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先在移民最多的国家美国兴起(Hall,1959),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著名跨文化交际学者胡文仲(1999:1)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严文华(2008: 11)认为跨文化沟通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单元的沟通对象进行直接互动”。而严明(2009: 12)把跨文化交际定义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直接进行的交际”。金荣渊(Kim, 2001)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做出更为具体的界定: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个体所具有的内在能力,能够处理跨文化交际中的关键性问题,如文化差异、文化陌生感、本文化群体内部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等。从不同的定义可以看出跨文化交际作为一种交际行为,是来自不同国家或者文化的人进行的活动。不同专家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要素这一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国内学者贾玉新(1997)认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少由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能力系统组成”。Lustig和以及训练有素的行动。单凭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获得跨文化能力”。也就是说,知识、动机和行动三者结合才能构成跨文化能力。Imahori和Lanigan(1989: 277)的观点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外来者和本国人在他们的交际中具备恰当的动机、知识和技能水平,这些要素引向有效的相互关系”。Brian和William(1984)提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交际双方共同点减少,差异增多,交际难度增加,影响有效交际的变量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世界观、价值观等。而目前学术界更易于接受的是美国著名跨文化交际学者陈国明对跨文化交际模式研究的模式,他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分成三个方面:情感、行为和认知,分别对应的是跨文化交际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敏感度(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和效能感(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最早提出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的学者是Bronfenbrener,Harding和Gallway教授,他们认为对本国文化和对个体差异的敏感是两个重要的交际能力(周杏英,2007: 62)。Bennett(1998)于1984年提出跨文化敏感的概念化框架,将跨文化敏感度定义为一种不断适应现实结构中的文化差异的能力,同时于1986年创建了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IMS: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并将个体的敏感度从高到低分为了六个阶段,分别是否认差异、抵制差异、最小化差异、认同差异、适应差异和差异融合。Bhawuk和Brislin(1992)认为跨文化敏感是在海外派任、旅游、移民等跨文化环境中决定交际成功与否的重要必备因素,包括:对异文化的兴趣度、对文化差异重要性的敏感程度、调整自身行为适应异文化的意愿。陈国明教授和Starosta教授(Chen &Starosta, 1997, 2000)对跨文化敏感度做出了更为清晰的描述,他们将跨文化敏感度分为以下几种能力:自我尊重(Self-esteem)、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思想开明(Open Mindedness)、
换位思考(Empathy)、交际参与(Interaction Involvement),以及非判断方式(Suspending Judgment)。同时他们于2000年制作了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简称ISS),经过了多位学者的尝试使用和反复检测,其效度和信度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是目前国际上少数具有较高可靠性(Cronbach’sα=0.88)的跨文化敏感测试工具之一(Fritz等, 2002)。量表包括24题,分为5个维度:交际参与度(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异认同感(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交际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感(Interaction Enjoyment)和交际专注度(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
2.2 跨文化敏感度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起步较晚,笔者以“跨文化敏感度”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CNKI中1994—2017 年间我国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目前共有255篇论文的关键词中含有“跨文化敏感度”,其中包括163篇期刊论文,而且主要集中发表在2010年以后,说明跨文化敏感度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最多的就是对国内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研究,大部分采用了Chen和Starosta于2000年设计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通过五个维度的数值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被引用和下载数量较多的例如:周杏英(2007)对91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学生进行了跨文化敏感水平的测评。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在构成跨文化敏感度的五个因素中,学生的差异认同感最强,其次是交际参与度、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交际信心则最弱。胡艳(2011)在她的论文“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调查”中得出结论跨文化敏感度多个因素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交际专注度和交际参与度之间完全线性相关,还发现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的方式呈现多样化;邵思源和陈坚林(2011)对35名高中英语教师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的调查显示,这些教师的跨文化敏感度普遍较高,但是实际教学中还是以教师为中心,没有把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结合起来,这也是高中教育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屈妮妮和窦琴(2014)对300名有着不同经历和背景的外语学习者进行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五个跨文化敏感度因素中交际参与度最强,而交际愉悦感最弱,同时发现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彭世勇(2006, 2007)对不同专业、职业或国籍的学生的敏感度进行研究,发现在文化价值取向相同或类似的文化集团内部,存在着文化行为和交际行为的显著性差异,同时探讨了影响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本科生互动参与度的不同因素等。
(3) 本研究是否具有不足和局限性?
本文将对部分2016—2017富布莱特外语助教进行跨文化敏感度调查测试,通过得出的数据分析参与项目的外语助教的总体跨文化敏感水平,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差别,同时分析影响跨文化交际及跨文化敏感度的背景和因素,如教育背景、出国留学或工作经历、国家发展实力、对外政策等。
3. 研究设计和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部分2016—2017年富布莱特外语助教项目的成员作为研究对象,共80人,其中40名来自中国,另外40名来自其他21个国家的外语助教。这些人于2016年8月赴任美国,在美国各个州的不同大学里从事外语助教工作和学习,下面表格列出了被试者的学历、留学经历和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分布。
表1 被试者背景统计
3.2 研究问题和研究工具
(2) 跨文化敏感度5个因素中,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如何?
本研究采用美国著名跨文化交际学学者斯特罗斯塔和陈国明设计的跨文化交际敏感度测试量表,对部分参与2016—2017学年富布莱特外语助教进行跨文化敏感度调查测试,使用美国当下流行的Facebook和Google Form发放测试问卷。该跨文化敏感度问卷包含24题,分为5个维度: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交际参与度指参与者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所产生的参与感,量表中有7项内容是用于测评交际参与度的。差异认同感指参与者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理解、接受并尊重文化差异,量表中有6项内容用于测评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指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的信心程度,量表中有5项内容用于测评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指交际者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所产生的愉悦程度。交际专注度指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理解对方所传递的信息,有效地做出回应的意愿。量表中各有3项内容分别用于测评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这24个题中包括15个正向和9个反向计分题,因此,在收集完数据后首先对反向计分项进行数据转换,然后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得出的数据了解2016—2017学年富布莱特外语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水平,再对五个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以便得出五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分析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助教在跨文化敏感度上的差别,还分析影响跨文化交际及跨文化敏感度的背景和因素。
具有地方高校特色的公共数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用范围广,受益面大,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实践运用效果好,对深化地方高校公共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提高非数学类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及全省数学竞赛以及数学建模竞赛等学科竞赛成绩、考研率和就业竞争力等方面,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实现了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以及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8].但具有地方高校特色校校协同的公共数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任重道远,是一个庞大的有挑战性的课题,分类分级教学改革涉及问题千头万绪,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从表4可知,5个因素中只有差异认同感和交际专注度之间呈负相关,其他因素之间均呈正相关,说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五个因素之间相关性最高的是交际信心和交际愉悦感,相关系数为.527**,呈中度相关,可见二者的关系比较密切,这说明在与不同文化的人交际过程中,往往交际信心越足,越有更多的话题可谈,交际越顺畅,从而产生更高的愉悦感。反之,越是交际信心不足,越担心在交往过程中出错或者彼此不理解而导致沟通不畅,从而会让情绪更加紧张,根本无法产生交际愉悦感,因此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此外,交际参与度和交际专注度也呈中度相关,而交际参与度与其他3个因素均呈弱相关关系,这说明了交际参与度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重要性,只有积极地参与跨文化交流,主动了解别国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等才能对不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认同;只有在交际中善于倾听对方的观点、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观点表现得敏锐而灵活,才能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产生更多的交际愉悦感,从而树立交际信心,因此,积极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先决条件。交际专注度与交际信心和交际愉悦感分别都呈现极弱相关关系,说明在交际过程中表现得专注、敏锐和善于观察对树立沟通信心和产生满足感关系并不是很大。当差异认同感和交际专注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差异认同感越强,交际专注度越低,反之亦然,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当一个人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习俗了解越多,对待其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越开明,越尊重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从而不会在交流过程中对对方的话语更敏感和进行细微观察和分析。
研究问题如下:
通过对国内外跨文化敏感度相关论文的研究发现目前尚没有一篇论文针对富布莱特外语助教的跨文化敏度的调查研究。富布莱特外语助教来自全世界30多个国家,承担着把30多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传播到美国,和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对促进各国交流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富布莱特外语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水平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对我国今后派出富布莱特外语助教的行前培训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式中,HUi是第i天的热量单元值, ℃;Tmean,i是第i天的平均温度, ℃;Tb是作物生长的基点温度, ℃;HUIi为热量单元系数,初始值为0,生育期结束时为1;PHU为作物果实成熟所需的最大热量单元, ℃。
(1)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拥有不同学历和留学经历的外语助教总体的跨文化敏感度如何?
中医推拿可结合头面部及瘫痪肢体穴位,推拿的时候应该尽可能控制推拿的力度,避免引起患者的不适。在按摩后可以进行患肢及关节功能训练,主要依据患者训练情况,调整训练的时间及训练的频率。穴位按摩可以采取点按穴位的方式,选择的上下肢相应穴位进行按摩,其中上肢穴位:内关、曲池、合谷、肩井、尺泽、凤池。下肢穴位:涌泉、解溪、太冲、昆仑、三阴交、承山、足三里、阳陵泉。穴位按摩手法轻柔,并且穴位选择准确,保证穴位按摩的质量。
如果在肥料成本相同的情况下,需要思考不同肥料处理背景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同。结合实验结果分析无肥区、常规施肥区以及5个缓控释施肥区的产值与纯收入对比,5个缓控释施肥区在收入上均比无肥区更高,而常规施肥区则位居第6位。其中纯收入最高的为处理4区,它的收入可达到2.98元/m2,而无肥区收入最低,只有1.05元/m2。
4. 研究结果和讨论
4.1 跨文化敏感度总体均值分析
表2 跨文化敏感度总体均值
通过对80名富布莱特外语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测试得出总体跨文化敏感度均值是96.3,说明这些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的外语助教具有很高的跨文化敏感度,这是目前国内对不同群体做的跨文化敏感度测试得出的最高值,可以看出富布莱特项目在选拔过程中对入选者在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上的要求比较高。富布莱特项目的宗旨就是通过文化交流和互鉴促进美国和不同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增强国家间的友谊和合作,因此较强的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每个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和外语助教必备的能力,是他们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和职责的先决条件。
80个样本中40名外国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均值是101.25,远远高于中国助教的均值91.375。影响跨文化敏感度的因素有很多,如学历、留学及工作经历、个人阅历、性格、国家教育体制等方面,因此我们不能直接断定中国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差,只能说明中国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还有待提高,笔者希望这项数据能够为今后中国派出各类文化交流项目的行前培训提供借鉴和参考。此外,比较有无留学经历或国外工作经历的助教的跨文化敏感度均值发现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人明显在跨文化敏感度上高于没有此类经历的人,说明国外生活经历越丰富,接触外国文化越多的人在跨文化敏感度上越高,越容易适应再次的国外学习和生活。
通过对不同学历的外语助教进行了归类,按照学历计算出各组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均值,虽然五个学历不同的组人数不均,不能得出更客观的均值,但从总体来看跨文化敏感度的强弱与学历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从学士到博士研究生,学历越高,跨文化敏感度反倒越低,说明单纯的学历和书本知识并不能提高学生和学者的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想提高跨文化沟通水平还需要真正的语言环境以促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提高社交技巧,丰富跨文化交流经历和经验等。
4.2 跨文化敏感度5个因素的相关性
表3 跨文化敏感度 5个因素的描述统计
对跨文化敏感度的5个因素均值做出分析发现富布莱特外语助教对外国文化的差异认同感最高,达到均值4.3563,尤其问卷中第8题(我尊重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价值观。)有73.8%的人十分赞同和反向计分第18题(我不愿意接受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观点。)有70%的人完全不赞同,说明他们愿意接受和认同异国文化,这是提高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因素,只有更好认同异族文化与本族文化的不同,并合理地处理这些不同,尊重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行为方式,才能使沟通达到最佳的效果。比差异认同感相对弱的依次是交际愉悦感、交际参与度和交际专注度,数值最低的是交际信心,均值只有3.5500。表现信心不足比较突出的是问卷中的第5题(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往时我总知道该说些什么。),有56.3%的人表示不确定,这说明有些老师还是缺乏足够的跨文化交际经验,对他国文化和交谈方式了解不足,在交际过程中难免感到紧张,导致他们无法充满自信地与外国人交流,因此,需要创造或寻找更多的机会去积极主动参与交流,树立良好的交际信心。最大最小值数据表明,交际专注度内部差异最大,说明尽管这些外语助教能够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他国人进行流畅的交流,但是他们无法对各种复杂的信息进行合理的处理,不能够观察入微和领会到对方微妙的意思。标准差和方值最低的是交际参与度,说明大部分富布莱特外语助教对跨文化交际的参与度很高,喜欢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往,同时对不同文化的人很开明,对各国文化的差异表现出积极的理解和学习的乐趣。
会上,常务副总经理杨瑞生、副总经理刘江涛、马朝辉分别就集团公司2018年农资经营、房地产项目开发及资金运作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
表4 跨文化敏感度5个因素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4.3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数据样本不足和分布不均,虽然2016—2017年富布莱特外语助教项目参与人共近400人,来自39个国家,但是无法通过官方发放调查问卷,只能通过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给所有参与者建立的Facebook(脸书)群,以Google Form(谷歌表格)电子形式发放调查问卷,不能保证确凿收回数量,而且无法对特定的一些人进行前中后侧跟踪测试,因此只选择了80个样本来做跨文化敏感度调查研究。由于这些外语助教来自不同国家,本身数量就分布不均,其中中国数量最多共40名,占四分之一,因此,数据样本国家和地区分布不均。其次,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和变量,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的研究样本来自全球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在数据分析过程存在不可控因素和变量,如:国家发展实力、教育水平、对外政策、文化习惯、个人人生经历、国外留学或工作时间长短、性格等变量。这些都是可能影响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素和背景。
5. 结语
对80名2016—2017年富布莱特外语助教成员的跨文化敏感度调查研究数据表明这些外语助教跨文化敏感度普遍很高,尤其是具有很强的差异认同感,说明他们在过去的学习、工作或留学中对异国文化了解较多,对文化差异能够接受、理解和认同。其他三项交际愉悦感、交际参与度和交际专注度都略低于差异认同感,而最低的就是交际信心,说明在交际中外语助教对自己的外语水平信心不足,或者是因为参与交流的机会不多,缺乏锻炼,导致了对直接参与跨文化交际的生疏和胆怯,应该通过多重渠道,如出国留学、出国培训、出国旅游、参与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等方式提高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和场景来增强跨文化交际信心。
旨在探索跨文化敏感度的五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皮尔逊分析发现:除了差异认同感和交际专注度之间呈极弱负相关,其他因素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各因素之间相辅相成、有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尤其交际信心和交际愉悦感相关系数高达.527**,说明有较强自信心的外语助教更容易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更享受文化差异、彼此交流互换信息的过程,交际愉悦感增强了,交际信心也会随之提升。
全球化的今天,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不同国家的对话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每个跨文化人必备的能力。富布莱特外语助教项目是一个双向收益的项目,美国在语言、文化和外交上受益的同时,对项目成员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和进步,经过对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环境的深入学习,他们不仅提高了语言技能、教学方法,也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
富布莱特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了解美国文化和外交政策,同时从全球化视角研究富布莱特外语助教项目成员的跨文化敏感度对我国正在兴起的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近年来在全球“汉语热”的大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每年外派数万名教师和志愿者奔赴世界各地从事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在行前培训中我们不仅要注重文化知识量贮备的培训,同时还要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的培训来增加跨文化知识、明确跨文化态度、提升跨文化技能和提高跨文化意识,更好地做好两国和两种语言的传播者和发扬者。
糖尿病是一种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疾病[1]。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为9.7%~11.6%,患病人数居各国之首[2]。如果高糖状态得不到有效控制会引发视网膜病变、肾病、酮症酸中毒等慢性并发症,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因此探寻有效的降糖方法是当今医学界研究的热点。
参考文献:
[1] Bennett, M. 1998.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Yarmouth: Intercultural Press.
[2] Brian, H. & R. William.198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3] Chen, G. & W. Starosta. 1997.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 Human Communicaiton , (1): 1-16.
[4] Chen, G. & J. Starosta. 2000.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nsitivity Scale[J]. Human Communication , (3):1-15.
[5] Fritz, W., A. Mllenbert , & G. Chen. 2002. 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 (11):165-176.
[6] Hall, T. 1959. The Silent Language [M]. Garden City, NY:Double Day and Company.
[7] Imahori, T. & M. Lanigan, 1989. Relation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 (3): 269-286.
[8] Kim, Y. 2001.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M].Thousand Oaks: Sage.
[9] Lustig, M. & J. Koester, 2007.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5th Ed)[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0] 胡文仲.1999.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1] 胡艳.2011.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调查[J].外语界,(3):68-73.
[12] 贾玉新.1997.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3] 彭世勇.2006.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74-79.
[14] 彭世勇.2007.英语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多层面间相关系数对比[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82-85.
[15] 屈妮妮 窦琴.2014.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研究[J].外国语文(双月刊),(6):167-170.
[16] 邵思源 陈坚林.2011.一项对高中英语教师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的调查[J].外语学刊,(3):144-147.
[17] 严明.2009.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18] 严文华.2008.跨文化沟通心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 周杏英.2007.大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测试[J].山东外语教学,(5):62-66.
An Investigation into 2016-2017 Fulbrigh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Under the Context of Studying Abroad
Abstract: By us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designed in 2000 by American famous professor Starosta and professor Chen Guoming,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atistical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about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of part of 2016-2017 Fulbrigh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s(FL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Fulbright FLTA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quite high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Compared with Foreign FLTAs,Chinese FLTAs have comparatively lower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which indicates they still have to improve it. Besides, the strength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s proportional to studying abroad and working abroad experience, but has little relevance with degrees.Among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FLTAs get the highest mark at 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teraction Enjoyment, while the lowest at Interaction Confidenc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five factors are mos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Moreover,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its references for China to promote Chinese language,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FLTA;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eraction engagement; interaction confidence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891(2019)03-026-06
作者简介: 夏宗凤,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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