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历史之中——读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士论文,大夫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汪曾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概是在前年，我准备写一篇当代作家徐小斌的评论文章。有一日在《当代文学研究》上读到全文转载的《另类存在与一种精神面对》①一文，惊艳不已，随即打消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因为我觉得，那篇文章几乎是一种覆盖性的研究，再写，不过是续貂之作。后来我见到徐小斌，她也认为那是关于她的最好的批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孙郁。过了不久，我又在他的《写作的叛徒》一书中读到一篇关于路遥的短文，更是吃了一惊，因为我自己曾经写过几篇路遥的研究文章，自以为对路遥还是颇有了解，但孙郁的文章不同于流俗，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投射到路遥的作品中，用互文式的阅读逼进了路遥的内部精神空间：“路遥虽然不像贾平凹那么神异，在笔触里缺少古风，但他深味命运悲剧，能够捕捉到左右人生命的背后的因素。他看到了人的无力感，其实也就是奴隶态。……路遥对人间的歧视深恶痛绝，尽管只能在哀怨的层面讨论问题，但精神暗含的信息之多，在当时是少见的。”②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他提出了被流行的研究范式所忽视的命题。 这些文章在孙郁或许不过是牛刀小试，毕竟，一个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为志业的学者，顺着现代的高度和脉络向前张望，沉疴与病症往往一目了然。所要做到的，不过是如何言说的问题。而孙郁最让我惊讶的地方却也正好在此，现代和个人修养提供给他的不仅仅是洞察的视角，更有一种文体家的自觉。法国学者博蒂代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自发的批评大概指书评或者媒体批评，长处在于及时迅速。职业批评大概指的是学院派批评，长于考据和学理，而短于感性和理解。大师的批评则指的是一种如夏多布里昂所谓的“寻美的批评”，要求的是“两个意识的相遇”，理解斯人斯文并对艺术创造力保持有深刻的同情。博蒂代的“大师批评”特指伟大作家所撰写的批评文字，比如雨果、波德莱尔等人。一般人当然不敢自比“大师”，因此让·斯塔罗比斯基提出了“理想批评”的形态，即，教授冒着风险撰写散文随笔。所谓“冒着风险”是指，敢于突破学院的教条和规范，以大师般的“审美同情”去理解作品，并有着独特的文体风格。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孙郁的批评在总体上近乎一种“理想批评”。阅读孙郁的文字，在叹服之余每每让我大惑不解，这些文字的脉络究竟从何而来?对于我这样长期接受学院训练的人来说，孙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他者。他自立于体系和理论之外——这些体系和理论往往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存在——他有一副独特的笔墨和笔法，具有强烈的辨识度，在千人一面的学术文章中，孙郁的文章大概属于那种“第一眼的情人”，过目不忘，并念念于心。 “50后”生人，属于我的父辈，他们的历史往往大同小异，如果要寻找不同，大概只能在生命内在的经验上予以区别。可惜的是，那一代人因为被宏大的历史叙述所裹挟，往往对于生命本真的体验缺乏深入的体察，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思潮中追思个人，却又总是不够彻底。在审美和经验上，粗糙的时候居多。孙郁是一代人中的“异数”，他以鲁迅、周作人等现代巨匠为研究对象，当然无法绕过时代和社会规限的命题，这些命题大部分属于宏大的叙述，如20世纪，如革命，如社会解放等等，但孙郁采用的是一种高度内在化的处理方式，时势和命运被转化为审美的观照，又在灵魂的层面进行着贴近的对话，这种为文为思之道，总让我想起一些日本的学者，最著名的如竹内好，他追问“亚洲作为方法”这类哲学思想的大命题，进入的方式却是个我在转折时代的人生经验。他论鲁迅强调“回心”一说，也是以个体鲁迅为本位，在这些方面，孙郁与他有很大的相通。 曾有学生在课堂问我：“什么是文章之道?”他的意思是如何写出好文章，有没有什么方法和规则。我笑答：“可去求教于孙郁教授。”这位学生究竟有没有去求教于孙郁，我不知道。但即使去了，估计也问不出太多答案。因为在孙郁的文章和思考中，其实高度内在化了一群人，也就是说在孙郁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文脉，这个文脉悠远而绵长，带着某种历史的回响。在文字的背后，是厚实的积淀。他身上折射着现代的许多侧面，鲁迅、周作人、胡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成全并丰富着他的“个我”。在最近出版的新著《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均只标注页码)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这一文脉的发生、撒播、互动和传承。这本书集中了孙郁对现代文脉的梳理和思考，而汪曾祺，恰好是借以言说的最佳对象。孙郁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的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问题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第4页) 这遗失的文化部分究竟是什么?这正是孙郁潜在的问题意识。从结构上看，这本书不仅仅是汪曾祺的个人传记，而是借用传记体的形式，以批评的笔法，将汪曾祺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行相互的勾连：“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孙郁在“后记”中如是说。这一群人包括“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后记”)。这些人，有的与汪曾祺血脉相连并已经成为文坛共识，比如沈从文，他们的师承关系被视作是现代文脉氤氲不灭的标志，“汪曾祺从自己的老师身上学到的，大概是爱意的挥洒、友善的倾诉。这是京派文学的精神”(第32页)。有些人则和汪曾祺的关系并非那么密切，比如学者浦江青，这是孙郁独到的发现，他在汪曾祺的一篇文章《关于八仙》中嗅出了浦江青的痕迹。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汪曾祺受到过这位学者明确的影响，但孙郁更关心的是另外一面，那就是任何新鲜的面孔，背后都有其历史的缘由和根据。在浦江青和汪曾祺之间，孙郁看到了民俗学、文体感以及中国传统文人随笔的延续：“周作人式的小品要有智慧才行，浦江青的文字是逻辑与诗的，都不好学。汪曾祺得其一点，点染成片，遂成大势，但一面也弱化了思想。不及周氏多致，也无浦氏深厚。却不能不承认汪曾祺兼得前人的神采，自成一路，中断的传统在他这里衔接上了。”(第58页)我读研期间在课堂上讨论过汪曾祺的《受戒》，当时的博士生钱振文提交了一篇论文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赞赏。他将《受戒》放在80年代的语境中，从“去革命化”的角度讨论其“新颖”之处③。孙郁的研究进一步提醒了我们，汪曾祺关涉的不仅仅是“平行”的文学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纵深的”现代文化——甚至不仅仅是现代文化，而是可以追溯到晚明文学的中国传统复苏的问题。“所以，汪曾祺在八十年代的横空出世，不是空穴来风。”岂止不是空穴来风，这更是一种强大的文脉在蛰伏后的必然爆发。可惜的是，即使在今天，对于汪曾祺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其作为一个独创性作家的层面，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整体文化重构”的问题。孙郁则发现了这一点： 现代意义的长篇作品，与古典的章回小说，是不一样的。阅读《子夜》、《家》、《饥饿的郭素娥》、《围城》，调式已完全不同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连叙述方式，都颇类似于域外的作品，所谓新文学的特质，就在于这叙述方式的转变，和审美格调的变迁。新文学的作家们，已不满足于曹雪芹、吴敬梓式的模式，他们学习巴尔扎克、模仿托尔斯泰，渐渐地扬弃着古小说的韵致，连语体，也变得格外欧化了。到了柳青、浩然、王蒙、乃至余华、莫言、王安忆这几代人那里，古典的东西已越来越远，汉民族的生活底蕴的表达方式，和旧小说已有了本质的区别。这场叙事的变革，给我们带来了现代的观念，和某些人本的意识，那劳绩的伟大，世人早已认识到了。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至少在长篇小说文本里，可反复阅读的经典不多，几乎没有一本如同《呐喊》、《彷徨》那样百读不厌的佳作。 我觉得，近九十年间的长篇写作，在文体上出现了问题。除了钱钟书、贾平凹等少数作家注意到了此点外，大家都被一种虚幻的写作理想蒙骗了。用西方的模式展示东方人的生活，有一个转化的问题。 多年前阅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时，我曾暗暗地想，如果我们的长篇著述里，也有这类的文本，有一种透明的话语，这话语是一道历史的投影，或一个民族叙述智慧的合力，那该多好!④ 这是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观照，有文学史家的洞若观火。大批评家布鲁姆几乎在他全部的批评中，都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正典”作为参照系，即使是评论一个现代的短篇小说家如奥康纳，他也会从中找到“伟大传统”的延续和变种。这是文学的“道统”，有着几乎永恒不变的魅力。但是我们何曾如此尊重我们的伟大传统?我们谈论得更多的，也许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卡夫卡，谈论这些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如果我们仅仅谈论这些，我们或许就真的遗失了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也许就陷入了孙郁所谓的“虚幻的写作理想”而不自知。这是他的忧思，在汪曾祺的身上，他看到了残存的希望，民俗、志怪、聊斋、小品、拍曲、梨园，甚至吃食、风流，这些不仅是人性的本然，更是一种文化的呈现方式。但在今天，似乎已经音尘断绝。 中国文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一言难以穷尽。儒家讲“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讲“逍遥游”，“绝圣弃智”。各有各的说道。“穷”与“达”，“逍遥”与“拯救”，在历史中轮回般地上演。“五四”那一代人，接受新的思想，如青年鲁迅，相信尼采的强力意志，又做摩罗诗力说。为的是从沉郁的历史中找到有光的缝隙，但他仍然不免于绝望，在魏碑古文间看到了自己的一身鬼气。中国的士人有逃逸的传统，或许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过于惨烈，从来就没有太平的时代，有足够的时间来滋养个体和精神的成长。这逃逸最后也就成了一种文化的基因，构成了士大夫最重要的传统。汪曾祺的一生，与峻切的现代变革联系在一起，从1920年到1997年，一生横贯数个时代，他与历史，构成了不止于逃逸的复杂关联，孙郁特别注意到了他的“活法”： 反抗的路，在他看来不行，他天生就没有这样的胆量。完全被卷入洪流中，也不好，是违背自己的良知的。剩下的路，是儒家的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如此而已。 左翼文人的激越和刚烈被他拒绝了，自由主义者的惆怅也被他扬弃了。他回到了“五四”之前的读书人的状态。这就有种古朴的意识，很中国，也很士大夫了。 汪曾祺的活法，是活在世俗里，而不超离世俗，因为他觉得，平和可以进入自由的天地。人只有宁静地沉到历史与人性的海里，才能够看到真的自我，何必去沾染血迹呢?(第137页) 何必去沾染血迹?这不免让人想到加缪式的哲学，他说，无论如何不可杀人，不可以神圣的名义杀人，也不可以激情杀人。汪曾祺经历的时代，是杀人作为日常并被景观化的时代。汪曾祺不敢杀人，甚至不愿去做“杀人”的看客。但他也没有鲁迅那样的勇气，去谴责那些杀人者和围观者。他寻找的是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如他的老师沈从文那样，去找爱与美的存在，去书写人性温存和质朴的东西。但很显然，“真的自我”无法通过简单的“逃逸”来完成。这是汪曾祺的矛盾，其实也是人类作为“此在”的局限，人只能是活在“历史”和“局势”中的人。汪曾祺只有通过不停地对话——无论是外在的对话还是内在的对话——才能真正找到那条安置命运的通路。在这其中，我特别有兴趣的是汪曾祺与赵树理之间的交集。孙郁敏感地意识到了汪曾祺与赵树理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通过《说说唱唱》这个杂志，汪曾祺与赵树理——一个身份来历、写作趣味与其完全异质的人——相遇了。 我以前读过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的一篇文章《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⑤，觉得有趣。这个疑问勾出了文学史的话题：汪曾祺除了承续沈从文和京派的传统，他的写作资源还有没有另类的所在?如果没有这种存在，作为“样板戏”最好的编剧的汪曾祺又是如何“横空出世”的?孙郁详细地阐述了这中间的微妙： 与赵树理共事，则打开了他审美的另一扇大门，他对这个土生土长的作家颇为佩服，在小说笔法、学识、为人方面，开悟很多。 赵树理乃民间智慧和传统文化的有趣的嫁接者，旧的读书人的毛病殊少，传统文化精妙的因素却在他身上延伸。赵树理这样的人物，在汪曾祺看来是一个奇迹，因为有泥土气，又有新的创新的理念，遂远离了士大夫的窠臼，一身新时代的气象。这在汪曾祺看来不妨是一种选择。在易代之际，有此气象者，唯老舍、赵树理两人而已。(第115页) 孙郁的这一判断极有价值。这不仅仅是回答了赵勇教授有趣的提问，也不仅仅是增加了对汪曾祺写作资源丰富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无意中解释了一个问题，在转折的时代，作家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通过新的对话来进行有创造力的写作。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在现代颇有建树的作家的写作都难以为继，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巴金、茅盾、郭沫若、沈从文、路翎、丁玲、曹禺等等。唯独老舍和赵树理却开辟了新的高峰，《茶馆》、《龙须沟》和《三里湾》成为新的经典，见证了一个并不贫瘠的文学时代。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很明显，将创造力的丧失全部归因于政治上的禁忌和压迫，不但简单，也不符合事实。孙郁通过汪曾祺与赵树理提醒了我们，造就“新我”最有效的途径，不过是不屈不挠地与历史和时势进行对话。这对我们当下的许多写作，也有着可供借鉴的意义。 汪曾祺无法逃离他的历史。或者他其实也智慧地意识到了，怎么可能逃离呢?只有活在历史之中，并不停地与之对话，或许才是最好的出路吧。他与历史最戏剧性的遭遇大概就是参与“样板戏”的创作。一个对“革命”敬而远之，只想在时代的风暴中守护个我的本真的人，却被拖曳进时代最强大的漩涡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与书写者，这是何等的反讽?孙郁注意到了汪曾祺暧昧的态度： 有过“革命经验”的汪曾祺，其心态就有点不同，他是欢迎改革的，觉得京剧要有点新样子。这正如文言文可以掺进去口语，渐成白话，这样的变化不是不可能；可是另外一方面，新式的京剧是怎样的形态，他并不知道。在新旧之间，他温和地倾向于前者，所有对后来的选择，也有不情愿中的情愿。(第142页) 孙郁相信这里面并没有太多政治的东西，也没有投机的成分，更多的是一个作家对于艺术探索的热情，我也觉得这可能是更本真的东西，对于汪曾祺来说，“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唯独对于艺术，却有着敏锐的把握能力： 有趣的是，到了汪曾祺那里，血与火的激烈场景，在他的笔下却变得轻松好玩了。他必须按照党的标准来写自己的文章，一些地方的写作也有点战战兢兢，但其间也留下了自己的空间，比如在唱词的设计上，趣味性就强些。 《沙家浜》后来值得一看，大概和他残留的那点趣味有关，否则，作品必然还呆在八股的套路中。(第145页) 这是汪曾祺的悲剧还是一个时代的喜剧?汪曾祺或许也未曾将此太当一回事。可这却是时代的症候性所在。“那些最漂亮的革命作品，恰是一些不革命甚至远离革命的人写出来的。”孙郁认为，“这造成了一种悖谬”(第148页)。反讽和悖谬是有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底色。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却也是一种“张力”之所在。试想，如果汪曾祺就是一个晚明式的文人，在一片风轻云淡中说说自我的喜好和故乡的美食，那他还能成为今天我们热爱的汪曾祺吗? 历史无法假设。汪曾祺的魅力恰好就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张力之中——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因为有了革命，士大夫才不至于那么腐朽而失去生命的活力激情；也因为有了士大夫，革命才不至于那么残酷而失去人性的温暖敦厚。这是一个时代的两翼，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中多姿的存在。沈从文如此，汪曾祺如此，而他的忘年之交孙郁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看秦汉以来的历史，我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巨变，那也是潮流所致。但回望那个血色的年代，我个人的经历中快乐殊少，总是蒙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现在有谁歌颂“大跃进”和“文革”，我的内心总是不舒服的，那是因为自己做过奴隶。如果那样的革命是对的，我以为还是拒绝的好。(“后记”) 这是肺腑之言，既是个体的反思，也是历史的总结。孙郁通过汪曾祺，看到了革命的复杂性，他不仅仅是在研究汪曾祺，也是将自我的历史和经验投射其上，通过汪曾祺与历史进行对话。“闲录”的背后，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深重。他试图重新启动与“古人对话的通道”，在历史虚无的地方找寻有价值的碎片，并抵抗鲁迅所谓的“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而已集·小杂感》)的可怕轮回。 这种轮回可以被克服或者超越吗?——孙郁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如果轮回中有汪曾祺、孙郁这一类人的存在，似乎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注释： ①孙郁：《另类存在与一种精神面对——阅读徐小斌》，载《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②孙郁：《谈路遥》，《写作的叛徒》，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 ③钱振文：《“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以汪曾祺小说〈受戒〉为中心》，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④孙郁：《文体的隐秘》，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⑤赵勇：《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标签：汪曾祺论文; 赵树理论文; 孙郁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当代作家评论论文; 沈从文论文; 受戒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