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经济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优化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全球化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有一个较为流行的论点，即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所谓“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了大量替代美国劳动力的产品，致使美国的非熟练劳动者要么失业，要么工资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但一些严肃的美国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这种观点并没有反映客观事实。当前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不再是葡萄酒换服装式的，而是一种作业贸易，即一个产品的生产被分解为数种甚至数十种过程，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完成。有经济学家指出[1]，这种作业贸易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效应是因海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加便宜，从而产生非熟练劳动者工资的向下压力；另一种效应是由于这种贸易提高了该产业的生产率，因而这些部门具有扩张从而扩大就业、提高工资的激励。经济学家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效应超过相对价格效应，即这种全球化的分工方式，对美国来说是有助于非熟练劳动者分享生产率提高的益处。
在中国，讨论更多的是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就业的同步增长，而劳动者从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有许多质疑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论点，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中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占领世界市场，普通劳动者没有从中获得工资提高的益处，反而他们的利益大大受到了伤害。类似这样的观点，甚至把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归结为“重商主义”的影响①。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在方法论上也站不住脚。
不过，这个问题的提出却是有意义的。因为评价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或是否成功，并不在于它为投资者带来了多少回报，也不仅仅看高技能劳动者从中获益有多大，而归根结底要看普通劳动者是否从中获益，获益多少。基于此，必须关注这些问题：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经济全球化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惠及普通劳动者，以及这些机制如何构造，如何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加以重合，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同步，从而使中国的劳动者从全球化中更多获益。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禀赋及资源配置
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现实②，使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成为一个神话。现实与理论不一致之处在于，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唯一原因是国内投资大于储蓄导致资金不足，以及贸易逆差导致外汇不足。现实却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的同时，仍然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国家引进外资的目的变得不甚明朗。另一方面，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不仅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还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储蓄缺口，表现出传统理论所预期的典型的不发达经济特征。因此，探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原因，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这个差别为什么存在，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
人均收入水平是发达与不发达之间想当然的差别。但是，收入水平也好，生活质量也好，都是发达或者不发达的结果，却不是原因。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根本差别显然不在资源禀赋上面。资源禀赋差异有两个来源。
一方面，如果资源禀赋指的是自然资源禀赋的话，或者说是自然历史遗产的话，则它不是人力可以选择的。坚持以此解释国家之间差别的，与那些或多或少持“地理决定论”观点的学者有共同之处[4] [5] [6]。用一些常见的历史事实可以排除这种观点的干扰。石油国家固然可以挣到很多外汇，但由于其他原因，既不能形成有效且有效率的投资，如在很多中东国家看到的那样，在遭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不能进行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调整。
另一方面，如果资源禀赋指的是体现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资源禀赋结构，传统的经济理论看到的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结构上——即生产要素相对丰裕性(稀缺性)上面的巨大差别。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把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归结为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而罗斯托和刘易斯干脆以一个特定的储蓄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关键条件。而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就导致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不发达状况。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人均资本水平的差距，则若克服了这个瓶颈，落后国家就可以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设想，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收敛。
然而，这种差异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例如，从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状态，转变为资本相对充裕的经济状态，恰恰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反映为经济总量增加和产业结构变化，这个过程就是增长本身，因而从逻辑上不能作为增长差异的解释因素。以往一些发展经济学家[7]，的确以资源禀赋结构差异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认为前者应该着眼于改变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从而导致一系列赶超战略的理论。另一方面，新古典增长经济学家则观察到，人均资本水平制约型的绝对收敛实际上不存在，在此之外，还有上百个变量对于收敛具有显著的影响[8]。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未能揭示出发达与不发达的根本性区别的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逐渐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例如，有人指出了真正的差别不是数量上的而是质量上的[9]。卡莱斯基(1976)用最简单的表述，揭示了高度发达的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之间的不同在于：“在一种情况下，已有的资源必须加以利用，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懂得了这样做的诀窍。在另一种情况下，资源仍有待于扩大，而这要求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深刻改革。”[10]
其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本质差别，在于两者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的形式是资源配置机制，表现是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能力应该具有以下内容：
第一，它是指生产要素的动员。包括生产要素的积累和使用。从积累的角度说，资本的积累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即反映有多少可供投资的积累可以从利润中储蓄得到。而劳动力的积累则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产物，通常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以及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如何使积累起的生产要素得到有效的使用，可以有政府的行政动员，如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战时经济体制。但是，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这种动员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最终导致体制改革或回归到一个有效的生产要素市场配置制度。在这个市场上，最基本的原则是生产要素价格反映其相对稀缺性。在此基础上，生产者按照使用相对丰富的要素，节约相对稀缺的要素的原则，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唯其如此，作为资源配置结果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具有竞争力的。
第二，它是指生产要素组合的激励机制。这既包括生产要素组合者的激励机制或者说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还包括生产过程的激励机制，也就是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回报。例如，工资制度、薪酬制度、人力资本回报等等，就是旨在解决这类问题。
第三，它是指生产要素组合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文化环境。从硬件上讲，生产要素的配置需要在一定基础设施中进行，包括交通和能源等设施。这些都已经包含在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所选择的解释变量里。从软环境来讲，应该包括创业文化，以及保护竞争、保护产权、维持交易秩序的法律及其原则，包括政府有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其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因格外重要，本不应该与其他内容并列。
只有上述三个方面都是积极的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才可能进入不断提升的过程。换句话说，只有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才导致成功的经济增长，而作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的结果，这三个方面的条件进一步增强。因此，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就是资源配置能力，但是需要从两个角度认识，以便避免以能力解释能力的循环论证。一是它们在方向上或机制上的正确性。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经常的说法，就是要矫正价格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二是它们具有水平上的差异，甚至有一系列数量和质量的临界点，以便把发达状态与不发达状态区别开来。但是，有了机制方向上的正确性，能力就具有可积累性，否则就无法积累起来，甚至是停滞不前或倒退性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仅体现在贸易和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也不仅表现在通过国际市场实现了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更表现在面对世界经济调整的机会，利用了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从中学习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能力。
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在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此外，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与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资金不足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那个时期的外资具有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效果。随着国内储蓄率的迅速提高，以及相应而来的资金满足程度的提高，引进外资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呈加速趋势。在中国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阶段上，引进外资主要不再是填补资金不足，而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国际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
二、两种全球化效应及其作用条件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理解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下面转向分析全球化如何惠及中国普通劳动者。理论上说，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从对外开放中获益。
第一，就业扩大诱发的收入提高效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目前的基础是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因此，当中国为全世界生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时，全世界的就业机会就或多或少转移到中国来，由此，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出来，数千万在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的职工得以再就业，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被大大加快。作为这种效应的纯粹表现，即使工资没有上涨，全球化扩大了劳动力需求进而全社会的就业面，本身就带来整体劳动者群体的收入提高。
第二，生产率提高诱发的工资增长效应。中国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打开国际市场，实现了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从而带动了劳动力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转移，产生了一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实际上也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工资增长的唯一源泉[11]。一旦生产率真正提高了，一方面通过产品价格下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企业具有了增加工资的物质条件，如果其他条件具备的话，工资的提高就是顺理成章的[12]。不过，生产率提高诱发的工资增长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经济经历过的四个收入不平等阶段，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政策对于收入分配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3]。延伸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政府是否给予收入分配高度重视，是否倾向于实施有利于改善低收入者状况的政策，是否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对于整体的收入分配状态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由于充分发挥了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也很大。然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要转化为工资提高效应，需要一系列政策和体制条件。体制满足这些条件的程度决定了普通劳动者从全球化中获益与否或多少。
第一，在一个完善的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环境下，非熟练劳动者有更好的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虽然相对滞后于其他领域体制的改革，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进展仍然是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其规模、范围和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经济现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性质，农民工的工资提高比较慢。但是，由于劳动力转移的巨大规模、广泛的地域和产业分布，以及转移速度的不断加快，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仍然可以通过就业面的扩大来实现，而不必通过工资水平的上涨。
根据2001年和2005年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两次调查③，得到这两个年份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分别为12894元和16578元。利用这两个工资水平，可以估计出两组农民工工资变化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假设在1997～2004年期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④。第二种情形是按照实际观察的结果，假设农民工工资是逐年提高的，并按照调查得到的2001～2005年期间的工资变化率推算各年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化趋势看，要么是假设没有提高，而在假设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然而，用上述两个工资水平乘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总量，可以获得两组农民工外出打工总收入，即表中“打工收入(Ⅰ)”和“打工收入(Ⅱ)”，2004年为13229亿元至15980亿元。这个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农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97年的24.6％提高到2003年的35.0％和2004年的34.0％。2003年以后这个比重没有再上升，显然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及其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效果所致(见图一)。
不过，在改革进展到目前的阶段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其中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于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中的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之间。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既不具有影响工资决定的集体谈判权，也无从影响地方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开的户籍制度，就构成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由于这种市场分割及其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人为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15]。每当转移劳动力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时，他们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因而不能使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者完全分享生产率提高的工资效应。
第二，在政府高度重视并实施对劳动力培训的情况下，那些受到过培训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能够获得较高的报酬。由于企业可以通过雇佣较高素质劳动力而提高效率，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好的劳动力的同时，会推动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而劳动力为了争取更高工资而加强自身技能提高的过程，会相应推动工资的逐步上升。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无论是城市劳动力还是进城农民工，都已经经历了两代人，每一个年龄段的更新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例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在6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为15.8％，而到2005年进行1％人口抽样调查时，这个比例上升到18.0％。另一方面，1990～2005年期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提高了72％，而高中升大学的比例提高了1.8倍。许多文献表明，改革期间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始终在提高，这也是推动整个工资水平上升的重要动力。可见，这种机制也对普通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很长时间里政府把培训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培训看作是企业的责任，而由于农民工的临时就业性质，企业也没有特别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正规培训，从而使得这个工资提高机制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利用。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通过实施“阳光工程”等培训项目，已经把对普通劳动者的培训提上了议事日程，职业教育和逐渐面向劳动力市场的高等教育，也将越来越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教育和技能，从而有利于让他们更多地分享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好处。
第三，政府如果能够为各类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条件，就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财务环境，使后者有更强的动机和更强的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改革始终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个是对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另一个是推动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市场竞争改善企业整体效率。例如，与改革之初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相比，目前的所有制类型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2005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内资企业、外商企业和港澳台商企业生产的比重分别为70％、19％和11％。而在内资企业中，传统的公有制企业生产比重只占21％，其余为各种新生长起来的企业类型所生产。
然而，迄今为止一些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形成自生能力，或者还没有遭遇到竞争。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看，垄断的身份或者履行政府公共保障职能的责任，可以使其得到政策的保护，从而要么获得垄断的经营地位，要么受到各种软预算约束的保护，共同的特点是得以规避平等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垄断企业长期维持非经营性垄断利润和非竞争性工资水平，造成机会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中小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仍然面临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如在获得资金和其他经营条件等方面，相对于国有企业它们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或多或少地把这种额外的财务负担向职工转嫁，妨碍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增长。
三、增长与分配：两个转折点的交织
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快了经济增长，从宏观和整体的意义上讲，是惠及广大普通劳动者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性质也不可避免地给这个时期的相关制度安排打上了烙印。从各国发展经验看，经济社会政策和政府参与其中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有直接的影响。此外，也存在不少事例，证明经济发展可以是一个边增长边分配的过程，即在整个过程中不必要出现收入不平等先上升然后下降的变化轨迹。但是，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往往成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的转折点。
在刘易斯式的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16]。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被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库兹涅茨在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观察后，发现一个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17]。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型曲线。当人们观察到该曲线的倒U型特征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产生，即从收入差距扩大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这个转折，究竟是某种发展条件的变化引起的，还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进一步，如果存在一种发展条件，它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出现，并且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这个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时间出现？如果归根结底差距的缩小是政府政策的结果，那么，政府从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到着力解决收入差距的转变动机是什么，转变的时机又在何时，与刘易斯转折点又有什么关系？
增长方式、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对社会政策需求的反应程度，都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下面逐一分析这些可能导致“库兹涅茨曲线”逆转的因素，并探讨如何有意识地促进这些因素朝着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方向发生变化。
一是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机制并非天生造就收入分配不公的恶果。事实上，在从一个没有市场的体制起步，逐渐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一个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式倒U型曲线，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发育水平提高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收入差距先上升随后下降。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一方面，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通常是按照其边际报酬的大小进行的。当一种生产要素在某地区或某部门的投入所能获得的边际报酬低于另一个地区或部门时，要素就会发生流动，从而产生更高的边际回报率。其效果是收入差距的缩小。从产品市场来看，实际上产品的交换等于用含有生产要素的产品作为载体，代替生产要素进行流动。由此可见，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市场机制中改善收入分配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以发挥作用。
二是政府再分配效率提高。政府再分配职能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从而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被充分运用的缩小差距的手段。然而，政府并不是只要具备了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动机，就可以完美地履行这个职能。事实上，大多数收入分配状况不尽如人意的情况，通常与政府再分配能力弱有关。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一个国家内相对贫困的地区，政府征税能力明显不足，以致没有可供再分配的公共资源。同样突出的问题是，即使政府具备了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动机这样做，如何进行再分配也遇到能力问题。在扶贫领域，如何把扶助资源真正瞄准在应该得到扶助的人群，是一个长期讨论但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三是社会容忍程度变化。上述可能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都会根据社会对于收入差距问题的容忍程度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是说，如果社会对于收入差距的容忍接近极限，就有更大的刺激力量，促使政府采取更加有利于改善分配状况的措施，包括维护统一的国内产品市场，让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高政府再分配效率等。
这里所说的社会容忍程度变化可以有两个来源，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从绝对意义上，收入差距和贫困到达了它们的极限。二是从相对的意义上，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对政策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政策倾向相应改变。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长期的供过于求的格局改变，劳动者的分配地位就发生变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以更大的努力程度和更快的速度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则是有利于增长方式发挥比较优势，国内市场更加统一，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再分配力度更大、效率更高。
这种变化不仅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反映给企业，从而形成工资上升的趋势，还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政府的公共政策中，以及社会组织行为上面。如果政府和社会对此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反应，抓住劳动力供求中出现的变化端倪，加快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制度的建设，就可以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重合起来，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贫困的消除。
四、劳动力供求新趋势及政策调整
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逐渐转变，即中国经济开始呈现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策环境将向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转变，上述有利于让普通劳动者分享全球化好处的制度机制将逐渐形成。归根结底，为了让全球化惠及普通劳动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但不是要退出全球化的过程，把中国经济重新封闭起来。相反，应该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通过制度创新，最大化利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高速经济增长给普通劳动者带来的分享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资源禀赋结构的确正在发生变化，预示着一个阶段性的重大转折。从人口预测来看，给中国带来人口红利的良好人口结构即将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4岁以上人口与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停止其不断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如果把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放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今后2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再具有优势(见图二)。虽然这个变化将发生在若干年之后，但是，人口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未雨绸缪。事实上，这个变化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地区到全国的蔓延，意味着普通劳动力已经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而这种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趋于供求平衡，以及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与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相互印证，表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
把对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预测结合起来，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到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这里对“十一五”期间的非农产业增长及其就业弹性作出不同的假设。首先，对非农产业增长率分别作出8％(低增长率)、9％(中增长率)和10％(高增长率)三种假设。其次，对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按照1991～2003年平均水平作出0.297的高弹性假设，以及比该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弹性假设0.230。非农产业发展的新增劳动力需求，将是这几个假设值的组合。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预测值对比，可以看到，在设定的高位非农产业增长率和高位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逐年扩大。在其他各种假设的情况下，在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来看，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短缺⑤，是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这是因为这个单一指标的转折同时引起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所以，所谓“刘易斯转折”是引起变化的转折。这个转折出现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能否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也在于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更在于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
一方面，资本报酬即将出现递减。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继续扩大资本的积累和投入，就会出现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而中国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体制因素又一直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改进，所以，资本报酬不会降低，只要有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就可以保持。但是，一旦劳动力供给的性质发生变化，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劳动力供给有限的假设就成为现实，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发生。意味着传统的依靠资本积累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即将走到它的尽头。这是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如果说以前探讨转变增长方式是未雨绸缪的话，现在进行这个转变是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实现这个转变，中国会丧失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劳动关系到了调整的时刻。劳动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所谓“供求法则”，即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许多调查资料都显示，2004年以前，民工工资长期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而2004年以后其上升趋势明显加快。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通常，一个变化着的社会，政府政策倾向的转变需要根据发展阶段来推动。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鲜明反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环境下，不管政府的愿望如何，发展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城市偏向总是不可避免。而一旦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政策调整就是可能的，而且十分迫切。换句话说，当上述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政策调整的愿望可能是真诚的，但却难以真正实现，因为这个良好的愿望没有和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契合。而一旦转折点到来了，政策调整就是顺应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性。抓住经济发展阶段转折的机会，自觉运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一方面把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转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更加具有一致性，就可以使普通劳动者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增长中更多地获益。
注释：
①例如，参见仲大军(2003)[2]。关于重商主义的内涵及其扩展应用，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从根本上，重商主义政策核心在于“模仿真正的繁荣”[3]。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是以模仿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理论起点和赶超目标的。相反，利用比较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
②“双顺差”只是对这种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对外平衡关系的非正式说法。例如，如果把引进外资的720亿美元净额与8536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的70％以美元资产的形式存在，主要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
③这两次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的。2001年的调查包括5个城市，2005年的调查包括12个城市。
④例如，许多人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工资长期没有提高，和他们父辈20多年前外出打工时的收益水平相差不大。
⑤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指的是以非熟练劳动力为主体的普通劳动者，因为高技能人才在任何发展阶段上都是稀缺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讨论的“刘易斯转折点”，关注的也是“非熟练劳动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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