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百年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来自国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同任何一种外国理论的引介与传播一样，在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从误解到理解再到接受的过程。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一次与他人的谈话中，就曾经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辗转从日本引介过来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p.476)。由于引介的贫乏，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是知之不多、知之甚浅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思想或文艺观点被中国文艺理论界所了解和认识，那则是更晚一些的事情。而且，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它来到中国，就同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译介
以现有资料来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文章中。1902年，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提到：“麦喀士，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即是马克思最初的中译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译文是1906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断和十项纲领。[2]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主要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中文翻译。但由于当时译者不能真正理解马恩的思想，加上他们各取所需，因而译文鱼龙混杂，并没有很好地传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有之意。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这种状况才得以改观。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美学)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介绍进来。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从日文转译了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序文》(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概述部分，其中关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观点，大概就是现今已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在中国的最早介绍。[3]1920年4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未译序言)，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完整的形式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2]列宁文艺论著的最早中文译文是发表于1925年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今译《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而列宁著名的《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今译《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节译文1926年12月6日已发表在《中国青年》第144期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第一次比较大规模地被译介进来，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冯雪峰等人从日文转译或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主要有马恩关于文艺的通信、列宁论托尔斯泰，以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俄苏文艺理论家以及日本学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著作。如，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冯雪峰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沃罗夫斯基的《作家论》，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梅林的《文学评论》，日本升曙梦的《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等；1934年胡风从日译本翻译了《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译文》第1卷第1期，今译《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等。1936年5月，郭沫若摘取马恩《神圣家族》中第五章和第八章有关文艺的重要段落，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出版了《艺术作品之真实性》(1947年上海群益出版社重印时改为《艺术的真实》)等。
第二条途径，主要是从俄文翻译了一些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著作。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以及周扬等。如1932年，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翻译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的部分文艺论著，其中有当时新发现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和致保·恩斯特的两封信①。同时，他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两篇文章。1934年9月在《文学新地》创刊号上，他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另外他还译介了《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的一些生活和创作的材料，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马恩的文艺理论观点。1935年，易卓翻译了“恩格斯致拉萨尔”和“马克思致拉萨尔”(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文艺群众》第2期)。[3]至此，到30年代，马恩关于文艺问题的五封著名书信在中国已有了多种公开发表的节译或全译文。除以上翻译外，作为研究成果，1933年4月，周扬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一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并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经历了一场与日本的战争。战时的中国，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一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重庆，一是共产党所在地延安。1939年11月，当时在国统区由欧阳凡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1940年10月，由苏联马恩列学院文艺研究所编、楼适夷从日文转译的、从马恩著作中摘录辑集而成的《科学的艺术论》一书也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马恩的文艺论述，标志着马恩的文艺论著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取得了重大进展”[3]。
延安解放区在翻译或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比较成熟的编译本就有三种。第一个是1940年5月由新华书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该书由曹葆华、天蓝合译，具体由延安鲁艺翻译处组织，内容主要是马恩关于艺术的书信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论文等。“它是延安出版的第一本马列文论译著，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4](p.259)第二个是1943年4月由读者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由萧三翻译，本书内容涉及列宁论文化与文化遗产、列宁论艺术的阶级性及党性，以及几篇回忆“列宁与艺术”的文章等。第三个是1944年3月由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由周扬编选，内容主要选录了以上两本译著中的文字，除马恩列之外，本书还收入了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该书后来一再重印，成为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延安时期，《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些马列文论的单篇译文，主要有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等。以上这些著作的编译出版，成为中国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实践与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文革”前这一段时间，随着译介条件的大为改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著作继续被大量地引介到国内。这其中除了1953年2月国家专门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外②，一些学者也在有选择性地翻译介绍马恩等经典文艺理论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如在1950年7、8月间，《文汇报》连续发表了王道乾翻译的《恩格斯论海涅》[5]、《恩格斯论歌德》[6]、《恩格斯论卡莱尔》[7]等文章。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法国学者弗莱维勒(J.Freville)编辑、王道乾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书，该书更加系统地介绍了马恩的文艺思想。1951年，由曹葆华等同志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后曾多次修订重版，影响很大。③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开始被翻译进来。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贺麟以《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为名的节译本，1956年又出版了由何思敬译、宗白华校，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名的全译本。除此之外，苏联当代美学家里夫希茨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④在里夫希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中也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部分内容。除此之外，马恩关于民歌的一些论述和他们搜集的民歌作品，还有斯大林关于民间文艺的论述、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文学艺术的“竞赛”原则、语言的非阶级性问题⑤等，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进来，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被大量地翻译进来，给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研究者或根据现有的中文译本或根据手头的俄文版本，比较全面地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研究。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包括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戏剧冲突、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民间文艺、作家评论等。“文革”期间，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被打成“右派”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因此，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成果不多，译介有限。
新时期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理与研究又恢复了以往的盛况。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出现了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等⑥著作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量译入，成为这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的重要收获。以今天的判断来看，对“西马”的介绍与研究主要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这不仅因为“西马”的发展与影响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而且也与“冷战”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长期不畅有关，还有就是国内对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比较谨慎，对于源自于西方的东西一直持有抵触的态度，对除马恩等经典作家之外的任何外国理论抱有本能的排斥情绪。新时期之前，理论界能介绍进来的主要有卢卡契，还有亨利·列斐伏尔等为数不多的“西马”理论家，而且仅限于介绍，没有什么研究。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著作，编选了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文集。主要有《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柏拉威尔著，梅绍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佩里·安德森著，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选编，漓江出版社1988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梅·所罗门编，杜章智、王以铸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董学文、荣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这些著述几乎涉及到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有力推动了中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了解与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至20世纪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介绍达到了高潮。这其中的重要收获就是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本丛书几乎横跨整个20世纪90年代，分四批出版，第一批1989年出版完成，第四批1997年出版完成，共有42部著作。这套丛书大量译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著作，同时也出版了一切国内学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文化、美学的重要文献。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学者认识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资源，深深影响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专著，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立元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陆俊的《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对于西马的态度主要是排斥和批判，认为其为“非马”⑧，但经过大量的介绍与研究之后，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简单的唯物、唯心二元批判转变到真正的学术研究，对于西马的评价也发生了改变，承认了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合法地位。今天，像梅林、卢森堡、拉法格、费希尔、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卡奇、葛兰西、柏拉威尔、马歇雷、佩里·安德森、勒斐伏尔、考德威尔、古德曼、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齐泽克等这些西马学人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和文学研究生非常熟悉的名字。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直接相关，并始终与这种实践纠缠在一起，受其影响与推动。因而，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特征。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被中国人接受，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与中国人对这种理论的需求是分不开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p.11)其实，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在寻找这个理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在艰苦探索与寻求中，中国人才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便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理论工具。
作为马克思主义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于文学倾向性、文学党性、文学阶级性等的重视，对渴望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一剂天赐良药。今天以回溯的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发展与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巩固与发展是一致的。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形成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其巩固与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文革”结束。虽然，这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与斗争，但毛泽东美学的影响与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中国客观的历史原因，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传承关系所起的作用。中国学者杜书瀛认为，“毛泽东当然也像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再三声称自己学马克思，但就文艺思想而言，其基本精神和关键之点却是学列宁而主要不是学马克思恩格斯。”[9]杜先生的这一看法是准确的，因为马恩的美学思想核心主要是现实主义，而列宁所强调的主要是“党的文学”的原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艺原则与列宁是一致的。另外，毛泽东对列宁“政党”美学的继承，经过了瞿秋白这一中介。1920年，瞿秋白去苏联访问两三年，并在苏联加入共产党，还两次见到列宁并与之合影，深得列宁文艺思想之真传。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在苏区主管文化工作时，又将其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要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这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先声。
当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除列宁的影响外，还与列宁之后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文件，以及苏联共产党美学家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观念。与列宁相比，毛泽东更强调文艺的“服从”与“从属”地位，更强调文艺必须“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0]的文艺批评标准。1942年10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当时的中央总学委在学习通知中认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11]由此来看，《讲话》虽然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但实际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在抗战时期，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的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向农村，深入抗战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
但由于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标准，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又把“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讲话》美学思想与文艺实践中去，从而给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政治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建设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美学)发展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撰写或改定的许多“按语”、“社论”和文件中，同时也体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以及当时文化界的领导，特别是周扬等人的文艺思想中。其具体表现就是50年代出现了诸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等。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这些文艺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理论工作者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清洗，敢于坦陈直言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左”的文艺路线因此得以大行其道。
1966年2月，江青等四人召开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整理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将“极左”文艺思潮推向了高潮。《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的工作。《纪要》总结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并将之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电影界的“离经叛道”论，使正确的文艺观点、正常的文艺探讨遭到了严厉批判与打击。同时，与《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相对应，“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开始成为“极左”路线指导文艺的重要准则。“三突出”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于会泳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1969年姚文元将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并且把它上升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12]。1972年，“四人帮”又把“三突出”拔高成“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进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坚定不移的原则”，是“实践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13]。“三突出”的原则和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理论的，它的贯彻必然导致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严重的公式化、模式化。“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方法、基本传统已荡然无存，思想理论界陷入到深重的灾难之中。
新时期以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领下重新活跃起来。人们开始重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理论问题，同时为了探索文艺学美学新的研究方法，还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热烈讨论。虽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但这时，学术研究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宽松。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最终由中央高层作出决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改为提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社论还指出：“作为学术问题，如何科学地解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展开讨论。作为政策，党要求文艺事业不要脱离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但并不要求一切文艺作品只能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只能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二为”方针的提出及其一系列文艺新政策的出台，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研究走上正常的学术轨道铺平了道路。
进入新时期以后，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有两次比较大的讨论：一次是关于“手稿”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不是“有体系”的讨论。经过了“文革”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反思，也成为当时思想反思的重要内容，这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⑨就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到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内，对《手稿》中“人性”、“人道主义”等人学思想的研究与讨论，关于“美的规律”问题，以及《手稿》本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熟作品等，都成为当时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异化劳动”、“感性”、“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自由”等这些关乎马克思对美的理解的重要概念，也都在此时得到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几乎吸引了当时所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热情，仅1979年至1980年就有近百篇讨论文章，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蒋孔阳等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20世纪80年代对《手稿》的阅读和讨论，是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讨论丰富了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认识，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思想中众多过去被忽视的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无体系⑩的讨论中，讨论各方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中寻找答案，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去阐述观点，使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许多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问题得以澄清，这是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入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最集中、最广泛、专题性的整体讨论。这场讨论从1980年持续到1986年，前后达6年之久。争论吸引了当时许多文艺理论家，讨论的问题又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所有方面。这场讨论是学术界开展的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面学习，让人们走出了“极左”思想路线，从而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马恩等经典作家对于艺术、审美问题的基本观点。
以上两场讨论，对“后文革”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的起步与发展，有着极强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在走出极“左”文艺思潮的基础上，新时期以后直到20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成果。如陆梅林、程代熙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吴元迈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研究，钱中文、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研究，王元骧的“审美反映论”研究，何国瑞的“艺术生产”论研究，李益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研究”，邢煦寰的“艺术掌握论”研究，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研究，董学文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研究，陆贵山的“宏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冯宪光、马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涉及文艺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审美属性、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以及艺术反映论、艺术本体论、艺术价值论、艺术主体性、艺术功用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大大提升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水平与实力。
200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中国化”成为理论界提出的主要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既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相关，也是中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同时，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美学家们试图寻求理论研究突破的一种现实选择。然而，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今后的发展目前尚处于探索之中。
三、小结
如果要做一个小结，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大体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是生根发芽阶段，二是开花结果阶段，三是走向成熟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延安》讲话和“文革”结束为桥梁与连结点。也就是说，《讲话》以前是第一阶段，《讲话》直至“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以后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先是作为一般的西方理论引介进来，后经瞿秋白、鲁迅等人的努力，开始被中国文艺界所接受，并在后来的解放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第二阶段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内容，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指导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在第三阶段中，文艺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属物，文艺理论研究也从单纯的政治研究中解放出来，对文艺自身规律的研究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虽然，从现实来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了。
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情况，我们应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第一，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引入很重要，尤其是今天，我们要始终关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没有国际视野或全球意识，没有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出路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与当下政治的关系，保持文艺与政治必要的张力。第三，理论家需要走入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毛泽东《讲话》的出现给我们树立了这方面的光辉典范。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必须切实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做纯粹的书斋式研究同样是没有出路的。第四，我们要多从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汲取营养，以较高的理论视角来关注当下的理论问题。因此，对于刚刚走上该领域研究的学人来说，就还有一个重读马恩理论经典的问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入阅读与学习，任何研究都将是缺乏根底的。除此之外，理论家们还要培养具有生命质感的研究激情以及善于反思的理论眼光，只有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才能够真正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基本思想的发展之路。
注释：
①译文可见瞿秋白《海上述林》，鲁迅编，1936年出版。关于这两篇通信，陆侃如《致哈克奈斯女士书》1933年由法文再译(1933年6月10出版的上海《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易萌《易卜生论——给保尔·恩斯特》1935年再译(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文艺群众》第2期)。
②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组织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于1956年出版，其他各卷陆陆续续到1985年底才全部出齐。
③1980年，经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再次编选，将篇目由原来的20篇左右增加到50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一书，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共四册)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开始出版，至1966年出齐。
⑤介绍进来的主要有斯大林给高尔基、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杰米扬·别德讷衣等几位作家的信，以及1950年由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
⑥另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如：《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里夫希茨著，吴元迈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乔·米·弗里德连杰尔著，郭值京、雪原、程代熙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列宁文艺思想论集》(董立武、张耳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
⑦20世纪60年代，卢卡奇思想比较早地被介绍进来，如他的《作家与世界观》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一篇美学专论的序论》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2期。同时研究性的论文，如斯太因勒的《卢卡契的文艺思想》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叶封的《乔治·卢卡契：〈美学的特点〉》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2期、耀辉的《齐塔：〈乔治·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辩证法、革命〉》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5期等。亨利·列斐伏尔的文章《关于结构主义和历史的几点思考》较早出现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9期上，这些说明国内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了解是比较零星的，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
⑧这基本是当时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如张凌就以《“西马”非马》为题撰写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地表达了这种意见，见《美与时代》1992年第6期。
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在国内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由何思敬译、宗白华校，1956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个是由刘丕坤译，1979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系根据刘丕坤译文校订而成。
⑩关于“体系论”的讨论缘起是1980年刘梦溪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有一些关于文艺论述的“断简残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拉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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