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总消费不足的居民行为基础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论文,我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观近20年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基本上以节俭为特征，中间又呈现出一些变化，如1988年的抢购和近两年的惜购，这些又都与经济形势有关。在1998年和1999年，政府一再采取各种措施，希望启动国内消费市场，却始终不见成效。居民消费不足和政府政策无功，这都是宏观问题，而其背后的原因却植根于居民的微观消费行为。但在国内经济学界，对原因的微观方面还缺乏深入全面的分析。
对消费进行解释，现代经济学已经提出了多种理论。第一种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假定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其不现实性已被证实。第二种认为人们会从长期的角度来安排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主要有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霍尔的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论。第三种理论为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并考虑到人们要投资于多种资产，在多种资产和消费间选择。第四种理论以戴蒙德的叠代模型为分析方法，分析了当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刻同时存在老人和年轻人且这种情况不断演进下去时的消费问题。上述理论除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以外，都是立足于消费者的个人微观理性行为来分析消费的，在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面前各有千秋。
本文受这些思路的启发，打算从跨时期的角度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的行为基础，并据此分析政府的政策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一般的微观消费模型，说明居民如何将收入和财富分配在不同的时期，并说明贴现率、利率率在解释总量消费不足原因中的作用（第一节），然后据此模型分析在考虑到我国独特预期方式时以及考虑到结构性缺陷如流动性约束后居民各期收入总和对现期消费的影响（第二节），第三节讨论基本模型以外的因素如消费信心在消费决策中的作用，第四节评估政府的一些影响消费的政策，最后第五节是一个小结，总结全文的基本观点。
一、总消费不足的行为基础
1.基本模型
消费者是理性的，他力求做到将所有的收入与财富在有生之年的不同阶段消费，以获得各时期总效用的最大。同时，同样数量的消费在现在和未来带给他的效用是不一样的，现在消费的效用要大于未来的消费；同样的消费，离现在越远则效用越小。这也就是说未来的消费在效用上存在折现问题。同时我们假定消费者从各个时期中所获得的总效用是可以分开并可以相加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上述消费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描述为：
其中Max代表“使……最大化”，s.t.代表“在……的约束下”。其他符号含义如下：
u——效用；
c——各期消费；
s——储蓄
r——利率或储蓄的收益率；
δ——贴现率；
t——时期；
T——生命的最后一期。
在这里，效用函数服从u′＞0，u″＜0，即效用随消费的增加而增加，但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贴现率δ＞－1。如果0＞δ＞－1， 则表明消费者更看中未来的消费；如果δ＞0， 则表明消费者更看重现在的消费。在约束条件（2）中，储蓄可以取负值，即s＜0， 这表明消费者可以借钱消费，或需要还以前借的钱。
解上述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这就是说，消费者在安排自己的消费时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满足。（3）或（3）’是消费者长期的最优消费路径。用这一模型分析我国的消费，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要说明的是当前的消费为什么启动不起来，因此需要关注模型中的C[,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当前的消费取决于贴现率和利息率，也取决于各期收入之和。
2.贴现率的作用
从（3）’中可以看到，贴现率越低，则当期消费越低。 这是因为，要满足条件（3）’，δ低时，
也应该低，而这可以通过提高u′（c[,0]）来实现。既然u″＜0，即边际效用递减，则c[,0]应该减少。这一原理也能很好地直观理解。我们知道，贴现率体现了消费者相对于现在对未来消费的评价，例如，如果δ＝10%，则表明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未来的消费，其效用要扣掉10%，只相当于现在消费的90%，消费者更看重现在的消费。反之，如果δ＝－10%，则表明消费者更看重未来的消费，同样数量的消费在未来所获得的满足要比现在多出10%来。因此贴现率的高低是决定着当期消费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显然，在我国，贴现率应该是较低的，人们愿意在消费上等待，以便在生活上越过越好，渐入佳境，因为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节俭一直是人们崇尚的美德，我国居民相对于其他国家消费者而言比较看重未来的消费。如下三个例子反映了这一特征。其一，有一个心理学实验反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行事方式：在吃一筐苹果时，很多人倾向于先吃小的或要坏的，然后吃大的或好的。其二，在九十年代上半期，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了银行利息率，而人们的银行存款仍然不见减少，其原因也在于，人们存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另一目的是为了预防突发事件，这在后面另有说明）。其三，在我国居民消费中，人们更愿意现在攒钱购买大件未来消费，即使在存在某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如向亲友告借等）的情况下也不愿意举债消费。既然看重未来消费，则相对说来现在消费较少而储蓄较多。低贴现率解释了我国储蓄率持续较高的原因。
3.利率变化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利率对当期消费的影响要比贴现率的影响复杂。表面上看， 在（3）’中，利率的降低应该是增加现期消费或近期消费的：r 的降低要求
提高，即u′（c [,0]）应该降低，而这又意味着c[,0]现期消费应该增加。直观的理解是：因为在利率降低时，现在减少储蓄以增加消费的代价——利息的损失——变小了，因而人们愿意增加现在消费替代未来消费。为了刺激消费、启动内需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我国在去年和今年采取了多次降息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正是基于对上述原理的理解而推出的。但事实证明并不奏效。那么原因何在呢？国内对此所做的大多数解释建立在预期之上：人们对未来经济形势信心不足，因而为预防而储蓄。但是，这一解释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降息能刺激当期消费，但是，这只是利率变动的替代效应。而另一方面，利率的降低还存在着收入效应，在存在储蓄且数量还不少时，收入效应对当期消费所起的作用正好同利率变动的替代作用相反：降低当期消费。当利率的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时，利率降低就是减少当期消费而不是增加它，——这正好与政府经济政策决策者的期望相反：降息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可能起到了负面影响，减少了当期消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从约束条件（2）中可以看到， 人们的消费不仅取决于现在和过去的收入，还取决于未来的收入——通过先借后还获得。假如居民的收入流量更多地集中于未来，因而现期消费要通过借钱维持时，则当利率降低时，未来收入的现值是增加的，因而现期消费将增加，——此时的利率降低影响当期消费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都是正的；假如反过来现期消费主要来自过去的收入流量，即消费者动用储蓄来维持现在的消费，或是消费者在现在是一个净储蓄者，则利率的降低会减少其收入，从而减少其现期消费；假如消费者的现期消费都来自现在的收入，则利率的降低不影响其收入，因而对其现期消费没有收入效应。在我国，人们基本上是净储蓄者，故降息的收入效应是减少现期的消费。再回到一阶条件（4）中，我们看到，当利率低时，现期消费还是可以很少， 而该条件仍然能得到满足，——只要未来消费也少就行了，而这可以通过利率变动引起收入减少来实现。
如果我们在不影响一般性的前提下引入一个特定的效用函数，则上述分析的结论就更为明确。例如我可以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在这个函数中，σ＞0，u′＝c[－σ]＞0，u″＝－σc[－σ－1]＜0，这符合人们的行为特征。该函数的另一个优点是， σ反映了人们由于利率或是贴现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在不同时期消费上的替代弹性，即
（5）是通过将（4）代入（1）中然后求最优解得出的， 因此反映了在实现消费者均衡时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一弹性概念的含义是，用百分比衡量的当利息率或贴现率的相对变化时所引起的消费在不同时期替代率的变化程度。显而易见的是，不同时期消费之间的替代取决于
1
消费的跨时期替代弹性─的大小、利息率r 和贴现率δ三个因素：
σ
消费的跨时期替代弹性越小，则用未来消费替代现期消费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既然σ＞0 则当贴现率降低时，人们倾向于用未来消费替代现在消费； 而随着利率r的降低，人们倾向于用现在消费替代未来消费。但是，该概念说明了不同时期消费的相对比例的变化，却不能说明某一期消费的绝对量是否增加。要得到这一答案，我们仍然需要将c[,t]解出来。将（4）代入（1）中并求解，我们获得安排最优消费路径的一阶条件为：
将一阶条件（5）和约束条件（2）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解得现期消费为：
其中a[,0]＝s[,－1]（1+r）。虽然从（5）中看到，当σ＞0时，利率变动会确然无疑地影响各期消费的替代，但对现期消费绝对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要取决于消费者寿命的长短和消费的跨时期替代弹性
值的大小以及利息率r 和贴现率δ的比较来确定。就利息率而言，
1
我们发觉─越大，则利息率降低越可能增加现期消费。（准确的关
σ
系可以通过求现期消费c[,0]对利息率r的偏导数
并判断其符号得出。）从这点来看，降息应该是能够刺激我国消费增加的。但是，这只是替代效应的一面，另一方面，a[,0] 也因利息率的降低而减少，从而又倾向于减少消费，这是收入效应的一面。当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时，就无论是对现期消费还是未来消费都同时起到了一种抑制作用。
4.消费的跨时期替代与利息率、贴现率的共同作用
1
上述（6 ）式的另一个推论是：消费的跨时期替代弹性─的大小也
σ
影响着现期消费，但影响也是不确定的，要取决于利息率r 与贴现率δ的比较。通过正式地求现期消费c[,0] 对消费的跨时期替代弹性倒数σ的偏导数
并判断其符号，我们有如下结论，这些结论归纳在下表中：
1 r与δ的比较对c[,0]的影响
σ越小或─越 r＞0 c[,0]越小
σ
大在不同条件 r＜δ c[,0]越大
下对c[,0]的影响
r＝δ c[,0]不受影响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消费的跨时期替代弹性越大，则当r 大于δ时，现期消费越小；反过来，当r小于δ时，现期消费又越大。 这一原因非常直观。贴现率意味着消费者将现在消费推迟一期时感受到的损失，而利息率代表对这种推迟消费的补偿。既然r 大于δ代表补偿大于损失
1
，则表示以未来的消费取代现在的消费是可取的。如果这时─很大
σ
1
，那就更应该减少现在消费；而如果─很小，用未来的消费替代现
σ
在消费的愿望就不是那么强烈了，则现期消费相对应该多一些。反过来，当r 小于δ时，推迟消费得不偿失，则替代弹性越大，推迟消费的损失越大，因而人们更倾向于现在消费。我们知道，我国居民消费的贴现率是很低的，因而尽管央行不断降息，但看起来还没有突破底线而致r小于δ，目前仍然是r大于δ；而另一方面，消费的跨时期替代弹性又很高，因而人们倾向于在现在更少地消费。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我国的高储蓄存在的原因。
二、预期、流动性约束与消费决策
本文第一节提出的模型从微观理性行为的角度说明了人们的消费决策过程和总消费的行为基础，并据此分析了贴现率和利息率在决定各期消费相对水平上所起的作用。此外，该模型也指出了各期收入对包括现期消费在内的各期消费绝对水平的影响，本节分析这一问题，说明我国现期消费为什么会低并难以启动。
根据上一节的模型，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从长期或一生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尽量使得各期消费相对平稳，从而短期收入的波动大部分反映在储蓄的变化上，对当期消费影响不大。换言之，消费是前定的，因而相对稳定，不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这是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得曼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结论。因此，在经济处于衰退时，消费只会稍稍有所下降。但是，用此假说显然不能解释我国去年和今年的消费不足。在这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和工人大量下岗，这些现象显然是周期性的、暂时的，按前述模型及其结论，消费应该不至于下降太多，而事实却决非这样，政府与企业虽使出浑身解数而仍然不能启动消费。那么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预期问题和流动性约束影响了各期收入的作用，修改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1.预期的作用与我国居民的预期特点
虽然人们确定从长期的角度把收入安排在不同时期的消费上，但未来的收入在现在不能确知，只能预期。因而预期的方式就成为决定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应该说，预期方式在我国因人而异，但大致存在着两种预期方式。一部分人只根据过去的收入及其变动趋势来判断未来的收入，预期时依靠直觉、利用少量的信息，这种预期比较原始和盲目，并且易于受到自己情绪和他人情绪的影响，我们可称之为简单预期，它类似于经济文献中的静态预期。另一部分人则尽可能利用一切信息，也尽力利用所掌握的关于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知识，然后审慎地进行预期，这种预期接近于理性预期。
我们这样划分预期是有根据的。我国居民本身就是不同质的，甚至理性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就算都是同样理性的，其具体的行事方式又各不一样。一部分人或者是非常适应市场经济，或者是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另一部分人则或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例如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或者是缺乏必要的知识。显然，前一部分人力求“聪明”正确地进行预期，如果预期失误，那就只能是信息不足所致；后一部分人在预期时有些原始、盲目、依靠直觉，从而受到情绪的影响。下面要说明，两部分居民虽然预期方式不同，但都促成了消费的波动，导致今年消费的减少。
2.简单预期与正常收入的估算
在进行消费决策时，消费者要在预期未来的基础上来确定今年的收入从一生的平均来看是多少，以据此进行消费决策，我们称该“平均”收入为正常收入，用y[n]来表示，它是建立在预期的基础上的。这相当于从一生来看的年平均收入；而如果预期如弗里德曼所声称的是适应性预期，则y[n]就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在现在的预期中考虑过去的预期，改正过去预期的错误。但是这似乎不适用于我国的一般消费者。他们在预期时往往并不考虑过去的预期是否失误，而更多考虑的是收入的变化趋势。例如农户的预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广大的农户而言，如果今年的价格太低，则认为明年的价格也一定低，这近似于静态预期。虽然这已经成为往事，农民在预期时不仅考虑到今年的价格，还考虑到以前的价格，考虑到价格趋势，但过去的预期有否失误、应不应该改进仍然是未考虑到的。因此，回到收入预期上，正常收入的确定可以由下式表示：
而t年的消费则是：
c[,t]＝ky[n][,t]+c[t][,t] （8）
将（7）代入（8）我们得到：
c[,t]＝kλy[,t]+（1－λ）y[,t－1]+c[t][,t]（9）
其中ky[n][,t]代表t年的正常消费，与正常收入有关；c[t][,t]为t 年的与收入无关的消费，或称偶然的、随机的消费，k由（3）式确定，或在假定一个如（4）式一样的特定效用函数时由（6）式确定，但在
1
数值上接近于─。λ是在预期时将过去的收入变化考虑到未来收入
T
预期中的一个系数，取决于人们的心理状态，也取决于过去的收入变动趋势，而这也是决定消费变动与否的关键。通常情况是，当收入降低时，如果对未来信心不足，则λ非常大，人们所认为的正常收入也大幅度下降，从而当期消费下降较多。这一点可以从（7）和（9）式中看到。那么为什么会悲观呢？按说中国的经济始终处于增长之中，虽然有小小的波动，但增长毕竟是趋势，因此，当收入降低时，λ的值不应该很大才对。但问题是，中国经济从长期来看虽然处于强劲的增长之中，但仍然是不成熟的、不十分稳定，因而人们不可能有很好的成熟的预期。而且，我国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市场经济生活也只有20来年的时间，人们的各种经济心理远远没有成熟，具有盲目性、朴素性，否则，也不会出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抢购。而且，在当时抢购的人群中，又有谁预料到今天的物价步步走低？
3.理性预期与消费决策
理性预期表明，个人的预期类似于经济模型的预期。同时，我们已知可以根据居民理性行为在收入和消费之间建立联系，这表明，对正常收入的预期可以导出对正常消费的预期。此外，预期本身是不确定性的结果。考虑到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确定性下消费决策来说明理性预期在现期消费决定中的作用。
不确定性下的多期消费优化问题应表示为：
其中E代表预期值。 获得最大满足的消费应该满足如下欧拉方程所代表的条件：
为了简单起见，在不影响一般性的条件下，假定效用函数为
这样在各期消费之间可以建立起联系来：
E[,t]〔c[,t+1]〕＝c[,t]
（14）
如果预期是理性的，则有：
c[,t+1]＝E[,t]〔c[,t+1]〕+ε[,t+1] （15）
其中ε为随机扰动，由于信息不足所导致，由在不同时期对以后各期收入预期的差决定。将（14）代入（15）就可得到：
c[,t+1]＝c[,t]+ε[,t+1] （16）
（16）同确定性下的消费路径相比多了一个由于信息不足造成的随机波动。
这样我们看到，当前我国消费的下降也和消费者的信息不足有关。假如关于未来的一系列收入的信息是可得到的，则随机变动可以变小甚至消失，也就没有象现在一样的消费下降。信息越不足则收入的变动引起的消费的波动越大。我们知道，消费者得不到足够的信息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
4.流动性约束的存在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是资本市场的完全性，人们可以借助于金融市场存钱以供将来消费用，也可以现在借钱将来偿还，因而即使目前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手头资金短缺，却仍然可以维持和以前一样的消费。但是这在我国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非常少的人能够按市场利率借到所需要的钱，大部分人甚至根本就借不到钱。这种情况叫做流动性约束，因为只涉及到现在，我们不妨称之为即时的流动性约束。虽然存在银行消费信贷，却停留在很小的范围内，不足以影响大局，因为其外部环境不存在：消费信贷所赖以存在的良好个人信用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因而只能是抵押贷款；而抵押贷款又缺乏作为抵押的标的，例如购房抵押贷款，如果房屋的产权名存实亡，那又如何作押呢？那么通过非正式金融渠道筹资如何呢？那就是农村的高利贷了，但恐怕没有人会为了消费的目的去借高利贷了。不过，流动性约束虽然存在，但不一定起作用，不一定对消费愿望构成实质限制。例如，当人们有存款时或现期收入高于其现在的消费愿望时就是如此。
但是，就算目前的流动性约束不起作用，也还可能存在未来的流动性约束影响到现在。例如，当人们预期到未来收入会因经济不景气而减少，而流动性约束将起作用，则人们会从现在开始增加储蓄以预防未来。这样，储蓄就起到一个类似于保险的作用，当期消费因此减少。另外还存在着观念上的流动性约束：人们基本上不愿意负债消费。
在我国，这三种流动性约束都存在着，但即时的流动性约束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未来的流动性约束和观念上的流动性约束。这样就又回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中去了：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于是经济不景气时收入降低，则消费也基本上同比例降低。
三、不确定性导致的信心和风险问题在消费决策中的作用
前面的模型指出了，消费者为了未来的消费而减少目前的消费以增加储蓄，一种独特的预期可以减少现在的消费。此外，因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消费者有可能面临消费支出的意外增加或是收入的突然减少，为了预防这些不测事件导致的不便，消费者也会将一部分钱储蓄起来。这种储蓄是预防性储蓄，是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居民保持大量储蓄的主要动因。如果预防性储蓄过多，则消费不旺，而这正是我国经济的特征。
相对于西方经济而言，我国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一直就更强一些。其原因从长期看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是一种长久的行为，“常将有时思无时”的古训概括了这一诉求预防性储蓄的文化。（它似乎和西方相对稳定的社会迥然不同，在稳定的社会中是另一种处世思想：人生苦短，及时享乐！）这种文化反映了人们求平稳、不希望冒风险的心理。
这种传统文化孕育出的预防性储蓄因当代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得到强化。我国各种经济关系体制远远没有最终理顺，市场经济尚未成熟，所以经济注定要处于变动之中，一切都是可变的、不固定的，变故随时在发生。福利分房逐渐消失，失业的威胁在周围环绕，单位不再是永远的依靠，公费医疗将成为历史，退休后的保障需要自己安排。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下，预防性储蓄要比成熟的西方经济更多一些。
至于近两年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导致消费减少，则和目前的具体经济形势有关。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国有企业的问题，由于经济周期的特定阶段，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进而影响到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看到其他工厂经营惨淡，看到周围的人纷纷下岗，也看到国外厂商在WTO门口对门外的中国虎视眈眈， 你能不增加一些储蓄以常将有时思无时吗？
不确定性除影响预防性储蓄外，还引起信心不足，导致或扩大消费与消费支出的不一致，最终促成消费不足。在人们的消费品中，既有非耐用品也有耐用品，基本上，在非耐用品上，购买与消费是同一的，要消费必须购买；但是，在耐用消费品上，购买是一次性支出，而消费却分布在随后的时期中。这样，刺激消费并不等于刺激了消费支出。尤其是在经济处于不景气中而又有好转的迹象时，或是当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时，人们的信心建立不起来，结果，即使当人们决定增加消费时，也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先加速对耐用品的使用而不是购买。而耐用品的消费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因而刺激消费支出比刺激消费要困难。
综上所述，不管是预防性储蓄，还是消费和消费支出的不一致，居民的信心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消费疲软而存款余额巨大，很大的原因在于居民的信心不足。信心不足起因于人们预期时的短视和当前的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加剧了不确定性，而短视则使居民不能正确判断未来，因此，就算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鼓励消费，并反复鼓动以加强信心，但人们仍然不信。这种短视有其客观依据：缺乏必要的信息，政策变动不可捉摸，经济变化总是出乎意料。
四、政府作用的评估
1.政府启动消费的降息政策
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启动内需的政策，如数次降息，发行公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如此等等。而刺激消费的政策则主要是降息，欲以此逼居民购买，但事实证明是失效的。正如我们在第一节所分析的，降息既产生替代效应也产生收入效应，就替代效应而言，当然是应该增加现期消费；但就收入效应而言，对于我国持有大量储蓄的居民而言，降息减少了他们的收入，当定期利率从10多个百分点降致2、3个百分点时，利息收入的减少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人们对未来消费的贴现率很低时，降息的替代效应是很小的，而收入效应就大了，因此，降息对现期消费的刺激不是很强劲。在考虑到影响现期消费的其他因素如流动性约束、信心不足等等时，则现期消费根本就不可能增加。采用失效的降息政策，其原因在于决策者的想当然，既缺乏完善的理论思考，没有深入考虑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又没有经济计量模型的定量分析来具体指导。此外，还没有考虑到，降息政策是一个宏观政策，而其赖以起作用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是缺乏的。
当然，要指出的是，在我国，降息的收入效应肯定是存在的，但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其作用大小却有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证实。
2.总消费与政府政策的行为基础
在第一节中提出的模型对于理解总消费和政府政策效果从一个侧面进行了解释。但并不完全。例如它没有考虑到在同一个时期存在着老人和年轻人，二者的消费与储蓄行为是不同的，而这会影响到当期的总消费和政府政策的设计。为了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我们打算借助于叠代模型进行分析。假定某期同时存在着年轻人和老年人，年轻人生活两段时期，年轻时工作挣钱以供自己和小孩消费之用以及储蓄起来供年老时用，老年人退休在家动用以前的储蓄来消费（假定全部用掉而不留遗产）。同时假定人口增长率为n。为分析方便起见， 假定年轻时的收入标准化为1；假定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 这满足边际效用大于零并递减的一般规律。于是，消费者的决策问题变成：
其中在消费c的右下脚标的第一个数字1代表年轻，2代表退休； 第二个数字t和t+1仍然代表时期。解该问题得到两期最优消费为：
（在这里，年轻时的消费决定中没有利率r的作用， 这是因为我们对效用函数形式所做的特定假设所致，这当然不现实，但不影响这里的分析，因为在这里不打算分析利率的作用。）从中我们发觉，t 期的总消费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为：
下面我们要据此分析政府的税收、公债、社会保障制度对当期总消费的影响，并希望据此就政府政策的设计提出建议。
社会保险制度。上述模型中的储蓄是一种延迟消费，因而类似于社会保险。但是，（19）式所代表的人均消费不一定最大，这取决于n和r的比较。如果n＞r，则
低于社会财力所允许的数量。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消费可能性不是（17），而是：
在这种情况下，用（20）取代（17），得到的最优消费应该是：
表明，当人口增长率大于利息率时，增加消费的办法是将年轻人起保险作用的储蓄直接由政府转给老年人，而不是让它存起来待退休后再使用。更现实一点说，当人口增长率超过保险性储蓄在社会中的实际增值能力（这大于利息率）时，政府就应采取如上所说的社会保险政策。反之则将保险性储蓄投入再生产让它增值。
3.税收政策
税收一般被认为是抑制消费的，但也不尽然。如果能够改变税收结构，则可以增加各期消费。例如，如果政府想维持总税收不变，则当人口增长率超过利息率时，即n＞r时，可以对老年人减税而将税收负担转移至年轻一代身上，这也就等于是将年轻人未来的税赋提前征收。这意味着，若每位老年人转移出的税收为T，则年轻人人均分摊为T／（1+n），因为人口在按n增长；另一方面，因为年轻时多缴纳了税负， 则年老后至少要象当年一样减免T数量的税赋，则其收入现值增加T／（1+r）。显然，当n＞r时，该人一生中的税赋现值会减少，从而其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各期消费也会增加。这表明，在税收不能减少时，可以通过在各代之间转移税赋而增加消费，因为人口是在增长的。
4.李嘉图等价定理不存在与公债政策的有效性
在私人消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举借公债筹措资金用于公共支出以增加总需求，是一个可取的措施。这可以将私人的闲置储蓄动员起来。而且，举债筹资要比税收筹资效果为好，因为对私人而言，公债是一笔财富，可以据此财富进行消费。税收减少私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消费，但公债不会。然而，巴罗重申了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目前的减税和公债意味着日后连本带利的税收，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无论是在税收还是在公债的条件下，一个人总收入的现值是相同的，从而总的约束条件不因公债和税收的不同而改变，从而消费也不因为由税收改为公债而增加。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前提是：当一个人的生命是无限期，从而税收一定会在他活着时向他走来；或者更为现实一些，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因为关心子孙后代而留有遗产，从而仍然象是无限期的寿命一样。
不过，我们认为，这一定理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直接纳税。那么对于那些纳税的人如农民、个体业主等来说又如何呢？第一，人们很可能因为人生的短暂而得以逃脱税收，来不及在有生之年被征收因公债而延迟的税收。即使税收在有生之年到来，也不一定要由自己承担，很可能是由其他人承担的。第二，就算要考虑到留遗产给下一代，似乎还没有人将今后的税收是否因为现在公债的庞大而增加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并据此确定遗产的大小。因此，不能将关心下一代简单地等同于将自己化身于下一代而出现无限期的寿命。更何况，对于很多人而言，由于收入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年轻人的收入越来越多于上一辈，留遗产的情况不能说非常普遍。第三，很多人对经济关系根本就考虑不到那么全面、深远。第四，纳税的人往往面临着流动性约束，因为经营资金的紧缺而限制了本想实现的消费开支，却又难以在金融市场上筹措。当以公债来减税时，人们的流动性约束无疑要放松，原本想进行而不能进行的消费得以实现。
5.一些政策建议
从第一节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经济政策不起作用的原因在于微观行为基础和外部环境。一般而言，财政政策更直接一些，货币政策要通过当事人的配合来起作用。因此，从短期来看，应该采用财政政策为主来启动内需。但从长期来看，则应注重改善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环境和引导个人的行为走向理性化。决策部门尤其应该做到的是：提高居民对政策决策的信心，及时充分提供给他们真实的信息。要做到前者，就应该保持经济活动、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有科学的研究体系并采取审慎的政策，坚持一定的政策规则而不是随时改动。消费者是理性的，若在政府正确的政策引导下和稳定的制度环境规范下，又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其经济行为与经济活动一定能既增进自己的利益，又使所有的当事人获益。而不会出现，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抑制消费，却因此阻碍了经济的好转，反而对自己不利。
五、小结
本文着眼于居民消费的行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总储蓄长期较高和现期在刺激消费政策环境下仍然居高不下的原因，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简单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当前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者的行为，而不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消费者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抑制消费，却因此阻碍了经济的好转，反而对自己不利，居民个人的理性行为导致宏观的集体结果不理性。这些行为植根于传统文化，受到中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变动时代这一特点的影响，并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中显现出来。其中信心、信息、观念、微观结构特征（流动性约束）和宏观经济形势是理解当前消费不足的关键。相应地，刺激消费的政策在短期应是着重财政政策，而长期则是增加政策的可信度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和提供给消费者充分的信息，以达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真正科学的完善的经济理论研究和先进的经济计量工具分析以及足够的、真实的数据是进行经济政策决策的科学基础，这样可以防止或减少类似于错误地依赖降息政策这样的政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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