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服务论文,城镇化论文,需求论文,农村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家庭金融服务是加快农村改革，聚焦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做好2015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均指出，要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创新“三农”金融服务，从而切实加强对“三农”发展的金融支持。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阶段。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步演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流转加速，使得农村家庭分化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农村家庭就业的非农化趋势明显，非农收入比重达78.3%，其中近一半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集中土地生产的部分农村家庭正转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较于传统城镇化，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规模、观念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新金融服务需求。在此背景下，弄清农村家庭不同金融服务需求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趋势，以及影响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的因素，对于有效地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实现新型城镇化中“人、地、资金”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针对农户借贷需求的结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做了较多研究。张杰(2004)[1]从农贷制度变迁的历史视角分析了农户农贷需求结构，认为，中国农村信贷市场长期以来是一种非生产性市场，因而农户受到正式信贷市场约束。高帆(2002)[2]认为，农业产业的自然和人为需求不足导致农户对正规借贷需求相对有限，产生需求型金融抑制。Nguyen(2007)、[3]黄祖辉(2007)[4]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户借贷需求影响因素发现，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户主年龄等农户禀赋特征，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等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及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王芳(2012)[5]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特征农户的金融需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曾学文(2009)[6]则发现，所处地区以及区域内金融市场特征等因素对农户金融服务的需求均存在显著影响。上述研究多集中于对农户借贷需求的分析。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农户长期受到信贷约束，[7]其正规借贷参与程度成为研究聚焦；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财产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家庭，不足以形成对其他配套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在于它能够带来切实相关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8]农村家庭传统单一的信贷、结算需求向结构性资金需求和现代化、多样化服务需求转变。[9]刘明轩(2015)[10]将农户分为“农场类”、“以农为辅小农”和“以农为主小农”3类，考察农户分化背景下对广义金融服务的需求，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户金融服务需求主要集中于借贷和保险服务，不同类型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程度和需求类型出现显著差异。 上述文献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有可研究空间。在分析决策上，一些研究以农民或农户为分析单位，忽视了当前农村家庭财产使用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重大经济事件由家庭集体决定的特征；在研究范围上，缺乏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多样化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的分类分析；在影响因素方面，忽略了对金融服务需求主体主观偏好和选择倾向的深入探讨。本文的调查问卷包含了农村家庭关于金融服务的主观偏好，考察的金融服务需求类型包含信贷及其他服务种类，试图从这两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1.研究对象界定 农民以户籍为判别标准；农户是以户籍登记为准、家庭拥有剩余控制权并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11]家庭的本质是同居共同财产的具有近亲血缘的社会共同体。[12]传统社会中，农户和农民家庭的概念重叠较多，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流动增加，农民家庭外延扩大，原有家庭概念已不能概括当下农村社会现实。[13] 本文讨论的农村家庭金融需求问题涉及围绕家庭生产经营、消费、支付、投资等财产使用活动而产生的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其决策单位应是共同财产的家庭。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上升，农户不再是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以农户的属性来解释生产经营等重大经济事务的分析策略不符合现实；同时，收入增长和社会流动增加促使农村家庭突破地域共居的限制，家庭成员特别是中青年人的消费、支付和投资的观念发生转变，应分层考察其属性特征。由于县域农村金融结合了“农村”的特点，包含政策、制度、改革等一切农村金融范式，因此，本文将考察对象定义为县域及以下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组成的、不局限于地域共居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但具有共同财产经济关系的农村家庭。 2.理论逻辑和变量设定 (1)非农收入与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 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主要包括3个层次：一是货币需求，这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二是信用需求，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在储蓄和支出之间的分配；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服务需求。可见，收入水平高低对金融服务需求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新型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绝对数和占比增加，缓解了农村家庭信贷约束，不需再为简单农业生产平衡日常生活支出进行借贷，同时使得农村家庭在生产和生活支出之余具备理财能力，以期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实现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此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家庭非农领域创业、土地流转集中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些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的服务需求。 (2)有限理性与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 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是最优化和均衡，因而强调约束的重要性。但人们需求的内涵十分宽泛，包括家庭内部各种关系、成员间和谐程度以及对物质的满意程度等，因此偏好、家庭生产技术与财力共同影响家庭经济行为。[14]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偏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又会在不同的参照下做出不同的评价与选择。经济理性人还会受到他人的意图行动及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也受决策时心理因素的制约。需求动机是行为主体的主观意向和客观条件共同作用及寻求平衡的结果，前者即“意愿”，是内在动因，影响动机的性质和程度；后者即“能力”，是外在条件，影响动机的产生和程度。[15]据此，本研究的理论逻辑是，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既受到家庭客观条件的限制，又同时受决策者主观意向影响，而其偏好和意愿会随新型城镇化这一环境参照物发生变化，农村家庭金融需求应修正为有限理性经济行为。 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农村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将影响其金融服务需求。非农收入越高，总资产多、更为富裕，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消费能力、投资理财能力越强。因此，预期非农收入与农村家庭信贷资金需求呈负相关，与投资理财需求呈正相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家庭非农领域创业等社会经济活动需要通过金融中介进行清算，预期与支付结算需求正相关。 假说2：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家庭的增收也影响其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偏好，农村家庭的内在动因影响其金融服务需求，并预期呈正相关，家庭内在动因越强，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越大。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8～10月笔者在江苏金湖县的问卷调查。该县近年来加大引领新型农村经济发展，围绕村级“四有一责”建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较好地推动了农村发展的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是苏北首批、淮安市唯一提前达到省定2015年建设标准的先进县，125个村实现村集体资产性经营收入5250万元。利用这一地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6份。样本覆盖涂沟、银集、前锋3个乡镇，分别代表高、中、低经济发展水平，各乡镇抽取两个行政村，入村采用等距抽样法。剔除特殊家庭样本后，受访家庭平均人口3.52人，其中，12户为种田承包大户，其余样本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8.76亩。 三、模型构建 1.模型选取 本文选用Logistic函数分析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影响因素，考察的农村金融服务包括信贷服务、支付结算服务和投资理财服务。影响农村家庭金融需求的内在动因即主观意向，决定需求的种类，包括保障基本生产生活、实现扩大生产经营、追求子女优质教育、追求便利生活条件、提升健康养老保障和实现财产升值空间等6项指标；农村家庭的客观条件是其金融需求的外在制约因素，决定需求的层次，包括家庭禀赋条件、社会及地区发展状况。根据影响效应预测分析，将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作为因变量，将主观意向和外在客观条件作为自变量，建立实证模型，即： 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f(内在动因，外部因素，其他因素) (1) 令因变量为Y，信贷资金、支付结算和投资理财3类金融服务需求则分别为
。将“有需求”定义为Y=1，“无需求”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并进行Logistic转换，模型基本形式为：
其中，
表示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的概率，i为农村家庭编号；
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k为影响因素编号；K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
为自变量，表示第i个农村家庭的第k种影响因素。
2.变量赋值及统计描述 遵循明确、有限、可测、有代表性的原则，笔者对因变量“
”进行赋值，回答“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从需求种类角度考察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的主观影响因素，采用Likerts5分量表测量和评估主观意向，从最负面情绪问起，如“实现扩大生产经营”，回答“很不重要”赋值为“1”，回答“不重要”赋值为“2”，以此类推；从需求层次角度考察客观影响因素，各自变量赋值和设定(见表1)。在变量测量时，首先以经济上共财而非地域共居作为农村家庭的计算标准，如父母在农村、子女在城镇居住但仍是家庭经济支柱的，视为一个家庭；而父母、子女虽然同居一地但经济财产上相互独立，则不视为一个家庭。其次，调查时通过问询“家庭年轻成员是否更愿意追求便利生活条件”、“他们如何看待家庭理财投资”等来测量家庭是否有相应的金融服务需求。 四、实证分析 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农村家庭基本实现了从单一信贷和货币需求向结算、理财、代理等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的转变，对各类金融服务由被动接受向主动诉求转变(见表2)，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满意度依次为支付结算服务、信贷资金服务和投资理财服务。
1.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在金融服务需求的意愿与行为方面，70.1%的农村家庭表示需要信贷资金，其中，39.8%为买房买车等消费性需求，30.3%为生产性需求。25.9%的农村家庭获得农商行贷款，与县农商行农户贷款30%的覆盖率基本吻合，这表明农村家庭部分潜在信贷需求受到约束。尽管农商行定位是支农支小、服务于“三农”，但为防止信用风险，对农村家庭贷款条件的审核仍相对谨慎，需要有效的抵质押物担保。在贷款金额方面，由于非农收入增加和农资补贴赊购等惠农政策，农村家庭基本不需要小额授信贷款，需要贷款的主要是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种养殖大户、个体工商户和农资经营户，贷款用途涉及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以及特色产业等领域。这与县农商行统计结果一致，贷款总户数减少，但单户贷款额增加。农村家庭消费信贷需求日益增长，住房按揭和汽车消费贷款约占县农商行贷款总额的60%以上。第二，87.8%的受访家庭希望获得便捷的支付结算服务，这表明农民生产经营投资、外出打工、生活消费、子女外出上学、医疗保健等交易需求持续增多。其中，传统柜面结算服务占59.3%，①银联卡、手机银行、自助ATM和网银的需求比例分别为61.3%、38.7%、34.3%和14.3%，资金交易量大、流动性强的家庭和年轻成员的需求更强烈。第三，有投资理财服务需求的家庭占比为79.8%，但75%为存款服务需求，保险需求为18.14%，而对债券、股票、基金和外汇等理财产品的需求比例均低于5%，理由是不太清楚或不知道这些金融产品，股票有风险不能买。 在金融服务需求的主观意向方面，76.8%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基本生产生活的保障不再是家庭关注的重点，仅23.2%的家庭认为重要，80%以上被调查家庭认为不需要为基本生活和简单农业生产而进行借贷。认为生产经营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占比71.6%，73.0%的农民家庭认为子女教育重要或很重要，68.6%的看重或非常看重生活品质的提高，71.6%的注重或特别注重健康养老保障，改善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等生活条件和提高消费档次的消费信贷需求较大，如办理按揭在城镇购房，申请助学贷款等。50.5%的认为财产增值重要或很重要，希望通过国债、基金、证券、保险等金融投资项目或者投资实体经济等渠道实现财富的增值(见表3)。在金融需求的外在因素方面，受访农村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平均为65%，而家庭生活支出占总支出平均为38%，表明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收入水平提高，且家庭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
2.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 依据前述研究假设，笔者建立了农村家庭金融需求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表4显示，3类金融需求模型的Prob＞chi2分别为0.0043、0.0322和0.0001，3个模型均是显著的，尤其是信贷资金和投资理财需求模型十分显著。就各个自变量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家庭住址与城镇距离、家庭社会关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模型Ⅰ中，非农收入比例与信贷资金需求显著负相关；模型Ⅱ和模型Ⅲ中，非农收入比例与支付结算和投资理财需求正相关，尽管模型Ⅱ这一关系未呈统计显著性。这说明非农收入的增加缓解了家庭信贷约束，增强了家庭消费和投资理财能力，由此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农村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影响其金融需求。进一步，模型Ⅰ按家庭资产高中低水平进行分组，重新回归后模型的显著性提高，结果显示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相对于低资产组家庭来说，高资产组家庭对信贷资金需求的log odds高出了1.723，与农村家庭非农领域创业和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程度高但满足程度较低的现实相符合。 其他影响因素中，家庭社会关系对农村家庭信贷资金需求和投资理财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家庭资金的融入融出活动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获得重要的金融信息，也会受到亲朋好友的意图行动及社会价值观的制约。年龄因素与支付结算需求呈负相关，反映中青年家庭成员的消费、支付和投资的观念和范围发生转变，越年轻，越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希望获得便捷的现代化电子结算服务。投资理财需求受到教育程度和家庭非农支出比例变量的正向影响，说明个体文化素质较高、非农支出规模较大的家庭，具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和能力，有助于整个家庭对理财等金融产品的认知和使用。家庭住址离城镇距离的远近，从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农村家庭对城镇经济、金融发展感知的机会和程度，该指标采集数据为实际距离里数，与信贷资金需求正相关，而与支付结算和投资理财需求显著负相关。
3.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根据前述分析，进一步分析农村家庭主观意向，验证在考虑到随新型城镇化这一环境参照物而变化的家庭偏好和意愿的情况下，对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效应。表5显示，3个金融需求模型的Prob＞chi2分别为0.0049、0.0000和0.0000，均十分显著并较之前模型有提升。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中，客观条件因素有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家庭住址与城镇距离、家庭社会关系、受教育程度，证实了本文的假说1，且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效应与前述模型结果相同。 总体模型的内在主观因素中，“实现扩大生产经营”显著正向影响信贷资金需求和支付结算需求。以往分户承包经营环境下，农户为维持传统农业生产或平滑基本生活消费而形成小额、短期的信贷需求。新型城镇化带来的非农收入增加，加上种粮补贴和农资经营部提供先赊账后结算的服务，农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和小额农业生产资料的零散资金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贷款不符合追求生存目的。与传统需求下降对应的是，在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条件下，种植大户形成较大数额、更高层次的信贷需求，如贷款购置大型农机设备、改善生产条件等成为需求主流；非农生产方面，市场化、产业化推动了以商贸、加工、运输等为主的融资需求，具有大额化与长期化特点，农村家庭生产经营的扩大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对便捷的电子支付结算提出更高要求。第二，“追求子女优质教育”与信贷资金需求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提高使得农民更有条件重视子女教育，农村家长普遍认为城镇的教育质量要优于农村，出于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以及农村撤点并校和学校教育基础设施缺失等原因，部分家庭倾向于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去上中小学、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由此产生了陪读支出、城镇购房方面的消费信贷需求。第三，“提升健康养老保障”与支付结算需求呈正相关且十分显著。我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医疗条件和养老保障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农民生大病重病时去城镇医院就诊，现金支付不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贴报销，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支付，这些都需要可以办理账户查询、转账汇款、缴费服务的现代化支付结算相配套。第四，“实现财产升值空间”显著正向影响投资理财需求。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下，农户既没有多余资金更缺少投资理财的信息知识。城镇化进程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水平，更带来农民职业、社会角色的变化，其行为方式、思想观念、教育程度等综合素质不断趋向城市居民经济特征，产生投资理财的支付意愿。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说2得到证实，偏好与限制共同影响金融需求，家庭偏好和意愿随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环境参照物而变化，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家庭的增收也影响其对金融服务的偏好，进而影响农村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对江苏省农村家庭的调研数据，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目前江苏农村家庭信贷资金需求倾向于非农领域创业、农业规模经营和大额消费用途，支付结算需求向现代化服务需求转变，投资理财需求趋向多样化综合需求。第二，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家庭的增收也影响其对金融服务的偏好，进而影响农村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在经济有限理性主导下，农村家庭金融服务需求受到其内在动因和外部客观条件的共同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有效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支撑新型城镇化中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建立服务于农村家庭新需求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提供“小而特”的多样化金融服务产品，实现对农村家庭金融服务的广覆盖。第二，加大对农村家庭的信贷资金支持力度，针对信贷资金需求的分化，应尽量满足农村家庭非农领域创业和新型农业规模经营的合理信贷需求，并通过改进担保方式，确定合理的贷款额度、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来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第三，鼓励创新适合农村家庭特点的消费信贷产品和金融理财产品，并结合电子银行产品功能效率的提高，拉动农村消费内需，满足富裕了的农村家庭的投资理财需求。第四，加大金融宣传力度，培养农村居民现代金融意识和能力，提高金融产品在农村的认知度和使用率，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个人信用体系，优化农村金融信用环境。 ①由于支付结算等中间服务和投资理财包含多项内容，因而在调查询问时，设为多选项，各项百分比之和不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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