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北农业经济探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经济论文,河北论文,汉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河北省在汉代封国赵、中山和燕国范围内。司马迁和班固对这一地区的经济作了粗线条的描述，赵和中山“地薄人众”[①]，上谷至辽乐“有渔盐枣栗之饶”[②]。但是，停留在这种认识上显然是不够的。两汉时期河北的农业经济在战国时期赵、中山、燕等诸侯国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由于资料的不足和零散，给研究汉代河北农业经济带来了诸多困难，但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笔者不揣浅陋，运用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汉代河北经济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所论容有未当，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汉代河北农业经济的条件和概况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当时的全国区分为四个经济区。它们是：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这是按自然区划的区分，也显示出各地经济的特征。碣石指现在河北省昌黎县北碣石山，龙门为现在陕西省韩城县和山西省河津县中间的龙门山。即由碣石起循燕山山脉南麓西南行，再越太行山，历渭水中游而至黄河岸上的龙门的广大区域。
《货殖列传》记载这一区域的特产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汉代的封国赵、中山全境和燕就在这个经济区域内。赵国（都今河北邯郸）、中山（都今河北定县）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从中山国再向北是燕地的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一般认为，“这个区域是一个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农业还比较粗放，比中原地区为落后，但畜牧业则比较发达。”[③]这是概而言之，从地理位置来看，赵和中山辖地，即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应属农区范围之内；今石家庄以北地区半农半牧的色彩渐浓，至涿郡、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则是以畜牧业为主了。
赵和中山地区经济总的特点是以种植业为主，战国时期，这里的农作物已经有禾、黍、稷、麦、稻、梁等[4]，至汉代农作物的种类进一步增多。西汉时期的农书《汜胜之书》记载了多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其中提到的大田作物有：禾、黍、稻、稗、枲、麻、豆、小豆、宿麦、旋麦、芋等，这些在河北地区均已有种植。其中麦就是小麦，到西汉时已经分有春种的旋麦和秋种的宿麦；禾是北方谷子，稷和粱都是北方谷子的别名；麻是麻类的总称，麻是雌雄分株的，枲是雄麻，苴是雌麻；菽是大豆；大麦、稻、黍、小豆与现在的作物同名；芋的块茎长在地下称大芋头；稗是饲料，碰到荒年人也可用来充饥。除种大田作物外，还种植果木、蔬菜、瓜类等多种作物。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地理志》，都说处于太行山东麓的赵和中山“地薄”，即土质较差，发展农业的条件不太好，这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地薄”应是笼统评价，实际上赵和中山并非尽是瘦薄之地，均有较宜耕作的自然条件。
从自然条件来看，赵国大部分地区为冲积性黄土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发展农业经济。中山国地处太行山东侧，属滹沱河冲积扇和山麓平原地带。东去即为大平原，地势低平，排水条件好，地下水源丰富，也是宜于耕作的地区。
从交通条件来看，秦始皇所修驰道中的一条，就是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经邯郸、中山而至于蓟的。由于紧靠太行山脉，又处于诸水的上游，地势高亢，不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比处于下游平原上的道路安全可靠。秦始皇修筑驰道的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但驰道的修成在客观上是会促进经济发展的。由秦迄于两汉，太行山东的经济都会一直很繁荣，固然有各自不同的因素，但无疑都受惠于这条道路的作用。邯郸还拥有漳水、滏水、沁水等舟楫之利，因而成为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史记·货殖列传》描绘了邯郸的盛况，“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商贾们“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致”，不仅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进一步沟通了这一地区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往来。待漳河岸上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北）兴起，已是东汉末叶的事情了。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结果，我国西汉时期的气候条件与现在相似，但平均气温比现在略高[⑤]。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竹子、柑桔等喜温植物分布的北界比现在偏北[⑥]。战国秦汉时期太行山东平原的自然条件并不完全和现在相同，由于这里土壤含盐碱较多，呈现白色。《禹贡》载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在九州中居中等（《禹贡》把九州的土壤分为九等，冀州为中中，即第五等）。土壤盐碱化和地面水分过多以及地下水位较浅有直接关系。
应该指出，太行山东平原的富庶地区只是接近太行山麓的部分，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靠近太行山附近的地区地势比中部和东部高，盐碱化的土壤也较为稀少。太行山由西往东，地形由陡至平，地下水位由深到浅，土壤含盐量也由低到高，盐碱化由无到有，由轻到重。
为了治理土壤的盐碱化，古代劳动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汉书·沟洫志》记载，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将漳水沿岸舄卤的瘠土改良为肥沃的膏壤，“以富魏之河内”。西门豹之后，史起引漳水灌邺，民歌之曰：“邺有贤令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兮生稻粱。”盐碱地得到了治理，变为可种植稻粱的良田。
华北大平原虽系下游冲积平原，地势低平，黄河下游易决善徙，但自战国时期人们开始在河边修筑堤防以后[⑦]，这一影响逐渐减少。华北平原的湖泊在两汉时期还是相当多的。后来陆续淤淀干涸，现在已经难以知道详细情况了。其中最大的一个为大陆泽，因为泽的面积广大，淤积较缓，七十年前坊间出版的地图所标的宁晋泊即其遗迹，如今也已不可复睹了。由于湖泊众多，气候湿润，森林也就易于生长。秦汉时巨鹿郡的得名就是因为当地有规模宏大的森林[⑧]。森林众多无疑是会影响农田面积的发展的。西汉时期，平原中部的经济才相继有所发展。
“燕地，……东有渔阳，左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⑨]燕国的都城在涿（今河北涿州），为汉代渤海、碣石之间的一个经济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史记》所说的燕仅指蓟而言，成书于《史记》之后的《盐铁论》在说到燕的都会时，则以涿蓟并称（见《通有篇》），说明涿在汉代已有新的发展。燕地的人们从事田畜，是兼营农业而还有一些畜牧，显出接近游牧地区的风光。司马迁称道燕国的出产是鱼盐栗枣，根本没有提到当地的粮食生产，看来那里的粮食生产不是主要的经济部门。
上谷至辽东一带地形多样，西部是山区，东部是渤海，中间是东北平原的南部和华北平原的北部。在这多变的地形影响下，经济也呈现出多样性。畜牧业比较发达，盛产马、牛、羊、旃、筋、角等畜产品：在一些地方也有一定的种植业，从事五谷的种植，同时人们还从事一些家庭手工业，织布帛以解决穿衣问题。以畜牧业为主，同时兼有种植业和手工业，是这一地区经济的主要特点。商品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上述畜产品和地方特产，就是作为商品用于市场交换的，“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⑩]。
中山国和燕地的农业虽然难有明显的成就，不过却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太行山东平原以燕国和中山的农业最为不好。因为其他地区可能还不如燕国和中山，只是司马迁没有详细提到而已。”(11)
二、汉代河北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和作用
汉代河北的铁农具种类较多，择其要分为翻土农具、中耕农具、收割农具和辅助农具四大类。现将河北出土的汉代铁农具分类介绍如下：
1.翻土农具
翻土用的农具现已出土的有犁、镢、锸、铲四种。
铁犁 在河北考古中汉代犁铧发现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超过了战国时期。考古所见最为普遍的是一种呈“V”形的铧，这是一种套在木叶上的铁铧口部分。这种犁铧虽然只能将田土耕松，但其翻地效率显然高于木犁、石犁和耒耜类农具。此外还发现一些全铁制的犁铧，这种犁铧呈三角形，一面鼓起，一面平。满城汉墓发现的一件犁铧，是大型铁铧中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一件，全器略呈三角形，刃部弧形，当中起脊，后部为三角形銎，平底。脊长32.5、底宽30厘米，重3.25公斤(12)。类似的大铁铧，过去在陕西省西安市及富平、蓝田、蒲城、长安、礼泉、咸阳、陇县等地曾有出土，犁铧的长宽多在30厘米以上，重9公斤左右，年代为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河北兴隆县发现的一件汉代铁铧，通长33.8、尾宽29.7高11.5、壁厚1厘米、重4.75公斤；全器略呈三角形，刃部弧形，后部为三角形銎，平底(13)。这件铁铧与满城汉墓刘胜妻窦绾墓出土的铁铧大小形制近似。在石家庄东岗头村汉墓出土的巨型犁铧，长41、宽46厘米，重21.5公斤(14)。石家庄市赵陵铺镇西汉墓出土铁铧2件，没有报导形制(15)。此外，在河北平泉、承德、滦平(16)、磁县讲武城城址(17)等地均曾出土过这种大型汉代铁铧。《盐铁论·水旱篇》记载，铁业官营之后，铁官鼓铸的铁器“大抵多为大器”。这种大型铁铧应即所谓“大器”。这种犁的用途尚有争论，有人认为，大型铁犁铧的出现是犁铧形制上的一大进步，它对提高耕作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8)；或以为这种全铁犁铧用于深耕、开沟等方面；张传玺先生认为，巨型犁铧可能是由数牛牵挽的开沟犁，即王祯《农书》所称“浚犁”。但在土质松软的田中，也可以用它窜垡、活地(19)。既然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说明这种全铁制的大型犁铧在当时是一种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
东汉时期犁铧发现的更多，说明这时牛耕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石家庄、保定等地都有犁铧发现。石家庄市东郊北宋村东汉墓出土的人字形铁犁，通长19.5、通宽11、厚2厘米(20)。东汉壁画墓、画像石墓中表现牛耕的画像很多，画像中的牛耕图都是二牛抬杠的形式，可见这种形式是汉代牛耕的主要形式。
铁镢 镢是一种有多种用途的生产工具，除了用于翻土外，还可以用作点播，也可作为修建窖穴、水利设施和建筑工程中的起土工具。汉代“铁犁牛耕虽获得很大程度的推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其它铁质翻土农具，尤其是镢和锸，这一时代可说是犁、镢、锸并用时代”(21)。铁镢从河北的满城到南部的邯郸均有出土，说明其使用范围很广泛。满城汉墓刘胜墓和窦绾墓共出土铁镢17件，刘胜墓出土15件，窦绾墓出土2件。器形基本相同。镢作楔形，两面刃，顶部有长方形銎。多数已残断。器形和巩县铁生沟（2）式镢相似，但较为宽扁；而和湖南长沙、衡阳战国墓中所出的一种器身较宽的镢也很近似。窦绾墓出土的一件，銎的口部饰凸弦纹两周，长11.5、宽6.4、銎5.5×1.5厘米。其器形、纹饰和河南临汝夏店汉代炼铁遗址所出的大型铁镢基本相同，和河北兴隆所出战国铁镢及其铸范的形式也极为相似，说明此种铁镢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22)。
在燕下都第23号遗址汉墓中出土铁镢一件。略呈扁平长方形，銎宽、刃窄，两面向刃部斜收缩，横剖面呈楔形。銎宽6.3、厚2.1、刃宽6.6厘米(23)。燕下都东汉墓填土中发现铁镢1件，已残，长方形，有銎。长17.7、宽7.2厘米(24)。邯郸市区古遗址亦有铁镢出土(25)。
满城汉墓出土镢内范共11件，可分为两型。
1型7件。作长楔形，上宽下窄，下端成V形或U形交角，又可分为三式：
1式5件。两侧上部有一长条形突起，下部有合范铸痕迹。
2式1件。两面中部稍鼓起，比1式更加厚重，但已残断。
3式1件。一面上部突起0.3厘米，在突起的下部中间有三角形凹槽，可能是浇铸口。长21.2厘米。
2型4件。作长条镢形，一面略作弧形，另一面上部有梯形浇铸口，两侧面上部突起。形状和河北兴隆所出战国铁镢内范大体相同。镢内范下端有经过加工磨制的痕迹，可能是被用作开凿墓室的工具而以后遗弃在墓内的。
铁锸 汉代的铁锸是从先秦时期的耜发展而来的。耜和锸的主要区别是有无踏脚横木。考古发掘所见的石耜、铜耜刃部较窄，安上木柄后，两边余地不多，难以踏脚，因而需要在木柄下部绑一根供踏脚用的横木。春秋战国时代，铁器逐渐推广。铁耜刃加宽变薄，以方肩为踏脚之处，踏脚横木取消。这样，耜实际上就变成锸了。汉代耜、锸已经合而为一。《说文·木部》：“耜，锸也，从木，吕声。”西汉时期，由于各地方言的不同，锸有各种名称。扬雄《方言》卷五说：锸，“赵、魏之间谓之喿（亦作锹）。”“锹”是锹的异体字，汉代已用其称呼农具，与“锸”同义。《汉书·王莽传》（上）有“负笼荷锸”之语，颜师古释锸为锹。
考古发掘所见两汉铁锸的形制，一为长方一字形平刃锸，套刃侧面作等腰三角形，上背有长形銎，可以纳锸身和装柄。河北阳原北关西汉墓出土这样的铁锸5件，形制大小都相同，体呈长方，体扁平，长14.8、宽7.7厘米，中空成銎，平刃(26)。在定县北庄、阳原三汾沟等汉墓中，也有长方一字形铁锸出土。考古所见一字形铁锸宽度不等，一般为13—14厘米，高度也不一致，锸刃上部厚约2厘米，坚固锐利，便于翻土、作垄和开沟。
另一种为凹字形铁刃锸，它和长方形平刃锸不同的是铁刃包住木锸身下部的三面，都成锋利的刃，而长方一字形锸则只包住木锸身下端，不及两侧。凹字形铁刃锸的铁刃比长方一字形锸锋利，使用效率要高。这种锸在昌黎汉墓、唐山东汉墓中也有发现。
铁锸的主要功用有二：一是翻地起土，即《诗经》〈小雅〉和〈周颂〉所言“载南亩”；一是兴修水利，即《周礼·考工记》所说“为沟洫”。汉代典籍有不少铁锸用于农田耕作和兴修水利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禹“身自持筑锸”。《淮南子·精神训》：“今夫徭者，揭镢锸，负笼土。”《汉书·沟洫志》：“举锸为云，决渠为雨”。同书《王莽传》（上）：“父子兄弟负笼荷锸。”是知锸确为汉代农田耕作和水利建设中最重要的起土工具之一。
铁铲 汉代始有铲的名称。《说文·金部》：铲，“一曰平铁”，但未说明用途。《释名·释用器》：“铲，平削也。”铲是从耜分化出来的农具，和耜是同一类起土农具。其形式可分为两种：一是椭圆銎，方肩，宽刃；二是长方銎，斜肩，狭刃。宽刃铁铲（宽10厘米以上）可以用作翻土。小型铁铲是除草中耕农具。《齐民要术》卷一：“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划。划柄长三尺，刃广二寸”。(27)
满城汉墓出土铁铲7件。器形相同。作膊形，圆肩，肩以下逐渐加宽，刃部平直，銎为长方形。合范铸成。铁铲在河北战国遗址、墓葬中就有出土，汉代的铁铲发现更多。满城汉墓所出铁铲器形和洛阳烧沟汉墓第四型铲差别较大，而同洛阳中州路（2）式铲、巩县铁生沟膊形直刃铲和陕西陇县“东二”铲等相类似。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十三）著录的汉代农器中，有两件铸出“中山”二字铭文的铲子，未注明质料，可能也是铁铲。其中一件铭文为隶体，位于右侧肩部；另一件铭文为篆体，分铸于銎的两侧。这两件带“中山”铭文的铲，应是铁业官营之后铸造的，所以铸出郡国名称。发掘出土的铁铲铭文多铸在銎上，在肩部铸出铭文的少见。今石家庄在汉代中山国境内，石家庄市北宋村东汉晚期墓里出土有铁铲实物(28)。
在磁县讲武城城址(29)、磁县下潘汪、邯郸市区古遗址等地亦有铁铲出土(30)。
铁铲也是一种有多种用途的生产工具，除用于翻土外，还用于水利兴修，铲土积肥、修建窖穴和房屋建筑等。
2.中耕农具
铁锄 锄也是一种多用途的农具，除了用于中耕除草外，还可以用来起垄做畦等。除铁锄外，小型铁铲（宽度10厘米以下）亦可用于中耕。
燕下都第23号遗址汉墓出土铁锄一件，长方銎，有肩，呈六角梅形状。宽28.9、长10.8、銎长2.1、宽1厘米(31)。磁县讲武城城址(32)、石家庄市赵陵铺镇东汉墓等地也出土有铁锄(33)。满城汉墓出土锄内范8件。范形略作长方形。一面平直；另一面下部斜杀似刃，上部当中有一凹槽，可能是浇铸口，两侧有左右对称的长条形突起各一。使用这种锄范铸出的应为长方形锄刃，称为“铁口锄”，也有称之为“锸”者，锄的上部为木质。铁口锄也是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使用的，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铁口锄达28件之多，可见当时使用之普遍。
3.收割农具
铁镰 农作物成熟后，用来收割的农具。出土铁镰见于武安县午汲古城5号汉墓(34)、燕下都第23号遗址等汉墓(35)。
4.辅助农具
农业生产中的辅助农具主要有斧、耙等。斧主要用于砍伐山林、开垦荒地，考古发现很普遍，此不详述。
铁耙 满城汉墓出土有二齿耙和三齿耙各一件。二齿耙或称“双齿镢”。顶部有方穿，二齿略作八字形，系单范铸成，通长20.5厘米。器形和巩县铁生沟所出双齿耙大体相同而稍有差别。巩县耙的双齿上宽下窄，齿端略向内敛，而此器的双齿则略作外敞。从使用观点看，双齿内敛更适合于深挖土地，所以前者的器形可能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当然也不排除地区性差别的因素。
三齿耙，或称“三齿镢”。顶部有长方形穿，三齿已残，单范铸成。汉代的三齿耙还在河北保定壁阳城、磁县讲城城址等地出土过。壁阳城耙属东汉时期农器，从器形观察，壁阳城耙与满城汉墓耙较为相似。
满城汉墓还发现三齿耙范1件。下部已残断，从残存的三条凹槽观察，似为三齿耙的铸范。但其形制和上述三齿耙不同，当为另一种三齿耙的铁范。
二齿耙和三齿耙都是西汉时期新出现的，是当时较为进步的农具，适用于深挖土地和打碎土块。
成套的铁农具在河北广阔的范围内出土，反映出汉代河北在农业生产上已普遍采用了深耦细作的技术，有了系统完善的铁农具，农业生产才能够“深耕易耨”(36)，“耕者且深，耨者熟云也”(37)，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也有利于汉代河北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冶铁业的进步对汉代河北农业发展的影响
汉代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和推广较之战国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与汉代冶铁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各处都会的形成时着重提到当地的物产。它指出赵和中山的人们会作巧治，所以那里多美物。所谓冶当指铁冶而言。汉武帝为了从盐铁商贾手中夺取手工业利益，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在产铁的郡国设置铁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共设铁官四十九处，在河北设铁官六处，约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太行山东麓产铁的地方不少，汉时在魏郡的武安（今河北武安县）、常山郡的都乡（今河北井陉县西），蒲吾（今河北平山县东南），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中山国的北平（今河北满城），右北平郡的夕阳（今河北滦县南）设有铁官；《后汉书·郡国志》告诉我们，东汉在河北又增加了泉州（今河北武清县西南）一处铁官。所以，汉代河北的冶铁业是比较发达的，赵和中山不过是其中两处最著名的地方。赵国的铁冶还在全国驰名，与宛（今河南南阳）、棠溪（今河南西平）等著名产铁地同享盛名。赵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了以冶铁致富的郭纵、卓氏等大铁商。在邯郸市区古遗址战国、汉文化层中，发现三处炼铁遗址（小量铁碴地点未计在内）。遗址周围有大量铁碴、红烧土，个别地点尚有木炭与矿石凝在一起。一号遗址在汉文化层内，残存炉壁长175厘米，附近有齿轮陶范，三角器形陶范及其他陶范残片。炉址周围有大量红烧土，应是一处铸造遗址(38)。汉武帝时，“赵国以冶铁为业，（赵）王数讼铁官事”(39)，足见铁业的兴废对赵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中山国的冶铁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了基础，中山桓公徙都灵寿后，中山国的冶铁技术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可能与灵寿附近出产铁矿石有直接关系。在灵寿城遗址内，官府手工业铸铜、铁器的作坊遗址很大，面积达五十多万平方米。从已发掘出土的铁器中，属于农业工具的镢、铲、锄、镰等占了大多数(40)。汉代中山国的冶铁继续发展，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农具，应该就是北平县的铁官铸造的，铁器中有数量颇多的农具铸范，也说明当地冶铸手工业的存在。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农具，有些是继承战国时期的器形，如铲、镢等；有些则是西汉时期新出现的农具，如二齿耙、三齿耙、大型犁铧等。
满城汉墓铁器金相分析结果表明：在铁镢中，有的经过可锻化热处理的可锻铸铁，具有较好的韧性：有的是白口铁和灰口铁混合组织，即麻口铁铸件；有的则是亚共晶白口铁铸件。铁铲也是可锻铸铁，韧性较好。铁犁铧的显微组织和锄内范相似，也是灰口铁铸件(41)。灰口铁在冶炼过程中需要较高的温度和较低的冷却速度，它具有硬度比白口铁低、脆性较小，耐磨和润滑性能良好等特点。由此可见，汉代河北的冶铁手工业在战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特别是灰口铁的出现标志着冶铁工艺的新发展。当然铁农具的铸造质量也是相当高的，无论在种类或质量上都较前有所发展和提高。《盐铁论·水旱》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由于农具的进步，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也便于采用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给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汉代河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四、家庭副业是农业经济的有力补充
《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战国以前，百姓“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这个记载反映了当时一般百姓以种植大田作物为主，种植蔬菜、瓜果、桑树及养蚕饲养家禽规模都不大，勉强维持家用，只有受人们尊敬的老人才能享有较好的生活。
这种状况到西汉时已有了较大的改观，《汉书·循史·龚遂传》记载：西汉宣帝时，龚遂为渤海太守，曾“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反映了农民利用房前屋后的小块宅地种植果树和蔬菜。两汉时期，绝大多数农民一般都从事小规模的园艺生产，把种植瓜果、蔬菜、饲养家畜作为副业，从事小规模经营，属于燕地的渤海郡有家庭副业，赵和中山国亦不应例外。随着生产的发展，地主阶级兼并土地，个别的经营规模也有所扩大。《史记·货殖列传》就记载着“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食租税的“素封”之人，他们的经营规模已相当可观，“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中千石鱼陂，山居千章材。……及名国万家之城，带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样的经营规模，肯定不完全是为自家食用，而是把多余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去出卖，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一般的庶民百姓对副食的享用也会较前代为多。
在河北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墓葬里有陶制家禽、家畜模型，这些出土模型反映了汉代家庭饲养业的发展，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家庭饲养业的繁荣景象。石家庄市赵陵铺镇东汉墓的随葬品中，有陶猪圈、陶鸭、陶鸡等(42)。燕下都汉墓发掘出陶猪圈2件；一为泥质黄陶，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有短墙及底，中有一四阿式顶的矮屋。另一为泥质灰陶，平面圆角长方形，有短墙及底，墙外并附有斜坡道，内置一两面有门的平顶屋，并轩有卧猪两只(43)。
涿鹿矾山五堡东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很多陶制家禽和家畜模型。陶圈3件，可复原，均为泥质灰陶，可分三型：
1型1件，总体平面呈长方形，正面两侧各有一长方形门。进门后沿着斜坡跑道至猪舍，猪舍为悬山顶建筑，一个略高另一低，圈墙均铺盖瓦顶，长0.25、宽0.33、高0.37米。
2型1件，长方形盒状，走道在圈外，沿着斜坡道向上可到猪舍，猪舍为悬山顶建筑，长0.32、宽0.2、高0.3米。
3型1件，方形盒状，走道在圈墙内，正面一侧有一小门。边长0.32，左右高0.1米。
出土的家禽模型有羊、猪、狗、鸡等。
羊4件 均系泥质灰陶，模制，皆为绵羊，作昂首翘尾状。
猪1件 泥质红陶，作丫立式，双目平视，吻部突出，耳尾残缺。
狗3件 均系泥质陶，形态各异：丫立、蹲卧、伏卧。
鸡8件 分雌雄两种，各4件(44)。
五、水利灌溉的发展
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虽然年降雨量并不少，大致在400—800毫米左右，但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常造成春旱夏涝。据统计，两汉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旱灾124次(45)，再加上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给种植业的发展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千百年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为了战胜干旱和水害曾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据《汉书》〈地理志〉和〈沟洫志〉的记载，战国时期河北著名的水利工程有：魏文侯及魏襄王时，邺令西门豹和史起分别引黄河水、漳河水溉邺地；他们改良土壤所采用引漳水灌溉的办法，也是太行山东兴修水利之最早见于记载的事迹。秦汉时期太行山东兴修水利不甚多见，仅有的数字也都是在靠近太行山的地方进行的。东汉鲁丕就以曾在赵国修渠灌溉，而为人们所称道。《后汉书》卷五十五《鲁恭传》附《鲁丕传》说：元和元年，鲁丕拜赵相，“修通灌溉，百姓殷富”。当然太行山东的水利事业并不只是这一点。东汉安帝时曾修理过西门豹所分漳水的支渠，并诏令河内、赵国等处“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既言修理旧渠，可见那些地方是早已有水利。当时水利事业荟集于太行山附近，那里的农业有所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后汉书》卷三十一《张堪传》：“建武初，拜渔阳太守。……乃于狐奴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狐奴在今北京顺义东北，是太行山麓之外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扩大了水浇地面积，有助于弥补干旱与河灾造成的损失。然而这些水利工程毕竟还是有限的，为了适应这个地区春旱多风的特点，人们广泛地采用了防旱保墒的耕作技术，从而保证并促进了汉代河北地区种植业的发展。
除了大型的水利工程之外，汉代在河北还利用井水灌溉，这些井灌水利工程修筑简便，耗费不大，在民间普遍存在。考古发现了许多汉代的水井模型、水井残址、陶水井等，反映了汉代井灌事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利用井水灌溉。灌溉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有力因素。汉武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寝，所以育五谷也(47)。”大概南方多水塘，北方多水井。汉代河北墓葬里用陶井模型随葬较普遍。例如，蠡县汉墓发现的一件陶井，井身呈束腰筒状，圈足，井口上立模制的鸟兽花卉井架，井架上有四阿式月井亭。附一水半斗。制作精致，造型优美。井口径20、高62厘米，已残(48)。燕下都东汉墓发现陶井亭1件，泥质黄陶。下面井筒已残失，只有一个人字形支架，上盖一个四阿式屋顶，残高15.9厘米(49)。这些陶井模型中有些带有水槽，显然是和灌溉有关，在随葬器物组合方面，井和仓、灶模型常组合在一起，灶为炊事用具，仓装粮食和农业生产有关，如燕下都东汉墓葬中，有陶井亭1件，陶仓2件，碓房1件，陶磨件1件。顺便指出，陶仓和陶仓楼在河北定县北庄、和涿鹿矾山五堡汉墓中也有发现，反映出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上事实说明，这些井既供人们饮食用水，也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用水。
结语
两汉时期，赵和中山靠近太行山东麓的地区均有较宜耕作的自然条件，农业经济较为繁荣。通过兴修水利，治理土壤的盐碱化，西汉时期太行山东平原中部的经济也相继发展起来。上谷至辽东畜牧业比较发达，涿郡则兼营农业和畜牧。农牧业之外，人们还种植果木、蔬菜、瓜果等作物，饲养家禽、家畜，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考古学资料向我们揭示：两汉时期由于河北冶铁业的进步，为河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成套的铁农具，在河北广阔的地域内出土，说明河北的农业生产已普遍地采用了深耕细作技术。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为以后我国北方统一文化面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注释：
①、②、⑨、《史记·货殖列传》。
③、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3页。
④、邢春民：《春秋战国时期邯郸经济的探视》，《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87页。
⑤、《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⑥、《史记·货殖列传》等。
⑦、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12月。谭文推断黄河堤防之作起于战国中叶，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
⑧、见《汉书》二十八《地理志·巨鹿郡》颜注引应勋说，“鹿，林之广大也”。
⑩、《汉书·地理志》下。
(11)、史念海：《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2页。
(12)、(22)、(41)、《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11、279—283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
(13)、(16)、李秀英：《兴隆县发现汉代铁犁铧》，《北方文物》1987年11月。
(14)、张志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8月。
(15)、(33)、(42)、《河北石家庄市赵陵铺镇古墓清理简报》，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1959年7月。
(17)、(28)、(32)、《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卢兆荫、张孝光：《满城汉墓农器刍议》，《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9)、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月。
(20)、(28)、《石家庄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1959年1月。
(2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75页。
(23)、(31)、(35)、《燕下都第23号遗址出土一批铜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文物》1982年8月。
(24)、(43)、(49)、《1964—1965年燕下都墓葬发掘报告》，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考古》1965年11月。
(25)、(30)、(38)、《河北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简报》，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考古》1980年3月。
(26)、《河北阳原北关汉墓发掘简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考古》1990年4月。
(27)、《一切经音义》卷九：“铲，今作划，铲削之也。”又卷十四：“划，古文铲。”
(34)、《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中的窑址》，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1959年7月。
(36)、《孟子·梁惠王》（上）。
(37)、《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39)、《汉书·张汤传》。
(4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陈应祺、李恩佳：《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
(44)、《河北涿鹿矾山五堡东汉墓清理简报》，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文物春秋》，1989年4月。
(45)、文焕然：《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0页。
(46)、《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47)、《汉书·沟洫志》。
(48)《蠡县汉墓发掘纪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物》198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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