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兼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07(2009)04-0027-05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理论结晶，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中国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邓小平理论的这种“特色”具体表现如下。
一、邓小平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着明显区别
建国初期，我国主要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61邓小平理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大突破，它除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等方面与苏联模式一致，表明它们所要建设的是同质的社会主义社会外，充分显示了它独具的中国特色。
在理论基础方面：从对社会所处阶段的判断看，邓小平理论认为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忽视了苏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的理解，认为苏联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从社会发展的动力看，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从宏观发展战略看，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循序渐进的“三步走”战略，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以在短时期内使经济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战略目标。
在经济方面：从所有制看，邓小平理论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化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排斥其他经济成分。从分配制度看，邓小平理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过于强调平等，甚至把搞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从运行机制上看，邓小平理论坚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主动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努力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并无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事实，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实行封闭的经济政策。从管理体制上看，邓小平理论坚持充分利用价格、利率、汇率、税收等经济杠杆，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实行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为主的管理方式。从经济结构看，邓小平理论提出要农、轻、重协调发展，强调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从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是强化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实施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的政策。
在政治方面：从领导体制看，邓小平理论主张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施民主的依法治国的管理体制，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个人集权，实施高度集中的人治为主的管理体制。从国家职能看，邓小平理论坚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民主法制的建设，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强调专政和国家的镇压职能，以残酷的暴力手段压制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从党政关系上看，邓小平理论坚持党政分开，更多地发挥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从党的建设看，邓小平理论坚持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进行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加强反腐败斗争，从严治党，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是教条地宣传马列主义、机械地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从对外政策看，邓小平理论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实施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大党主义倾向严重。
在文化方面：邓小平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促进文艺和学术的繁荣发展，支持和鼓励各行各业共同促进我国的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要求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资的主体，要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要求文化建设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力开展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努力学习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则实行中央严格的集中控制，强化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由国家统揽一切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处于严重的封闭状态。
二、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的结晶
邓小平基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曲折的历史经验，描绘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宏伟蓝图，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可以说，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这种对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必然使邓小平理论天然地带上中国特色的烙印。
邓小平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大胆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3
邓小平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随意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他说：“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1]202他反复告诫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搞社会主义，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2]312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137“四人帮”“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2]312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266同时，他还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78
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148-149他强调：“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149-150
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2]189“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2]144同时，他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333所以，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2]152他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1]155
邓小平提出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144
邓小平强调，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说：“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2]251“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2]252
三、邓小平理论是对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升华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同时它又是邓小平理论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为邓小平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特有的实践活动的理论升华，邓小平理论必然处处显示出它独有的中国特色。
如果说建国初期中国人尚不知道社会主义该如何建设、只能照搬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已经深刻认识到过去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50这种认识促使他勇敢地否定“文革”路线，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重新寻找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之路。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老祖宗书本上没有、他人也没有干过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因此，“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258-259尽管他还不能事先描绘出一幅完整的改革蓝图，但是他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只要能够有利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和增强国力，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形成新的认识。他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只有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实践、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所以，他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特别善于总结和提炼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发明。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民自发地突破农村“一大二公”模式、实行包产到户开始的。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肯定了广大农民的伟大创举，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以安徽省的肥西、凤阳县为例说明，“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2]315这有力地支持和指导了农村的改革。事实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
在农村发展的初期实践中，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的雇工问题，当时在全国相当震动。后来，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1]371实践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伤害到社会主义，而且还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1]238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正确道路，城市的改革也在实践中逐步深入，实践的深入促使我们改变了对商品经济的传统看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理论观点。邓小平认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91十四大则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精辟地论述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彻底突破。
四、邓小平理论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渗透到这个民族每一个人血液里的东西，任何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其思想更加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这种特色和风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邓小平理论的务实风格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佛道两家的“避世主义”思想的存在，但起主导作用的是面向现实社会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不以“彼岸世界”为归宿，不过多倚重思辨，而以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规范、改造为取向，往往表现为鲜明的伦理的政治的思想特色。比如，对“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刻意探索，直接为伦理教化、道德修养及治理社会和国家服务。邓小平理论则始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最现实的根本问题展开，构建起务实性和实践性鲜明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纵观邓小平理论的文本，对于纯粹理论范畴、理论体系的分析和建构似不多见，而较多出现的是对重大理论是非问题的直接断语。他多次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2]113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执两用中”的思想。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的运用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而对立统一的核心则是矛盾斗争性与矛盾统一性的关系问题。对此，冯友兰先生认为有两种解法：一种是西方人的解法：强调其对立面、矛盾性；一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法：强调其统一面、妥协性，这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的“执两用中”的思想中。所谓“执两用中”，就是在对峙的两端的关系中，以此之过济彼之不及，在彼此“和合”中求得“中”的效果。其精神实质是，强调避免片面性，以相互协调和补充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邓小平对辩证法的运用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比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争论”的思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等等，从中都不难看出“执两用中”这种传统文化思想的轨迹。
邓小平理论的小康理论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小康”文化思想。小康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小康文化思想源远流长，盛行千年而不衰。“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大雅·民劳》中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说人民非常劳累困苦，希望过上安逸的生活。“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在西汉成书的《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在这里，小康被描述为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和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后来到南宋时，洪迈在《夷坚甲志·五朗君》中指出：“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在这里的小康指一种经济上比较宽裕的生活状态。自从古代思想家们提出小康概念后，“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等词在中国古代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小康文化思想在中国民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把小康这个概念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之中，他说：“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54即“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1]109这样，“小康”这个古老的命题经过邓小平的现代诠释而洋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通过吸收了“小康”的文化传统而更具有民族特色和感召力、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
邓小平理论的祖国统一论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有着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意识和光荣传统，这就是大一统思想。这种意识在国家统一的时代得到强化，在国家分裂的时代得到激发，深深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拨乱反正的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邓小平便把祖国统一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当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邓小平指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170他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59为了稳妥地实现祖国的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不仅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开辟了坦途，也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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