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研究与“互文性”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当今最流行而使用又最混乱的文学批评“关键词”之一，它风头正健，大有取代传统的批评术语“影响”之趋势。毋庸置疑，“互文性”与“影响”之间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但是，互文性也的确给文学批评带来了一些新内容，提供了一些新视角。后者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互文性的定义自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这里主要是在“互文性”一词的创造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早期阐发者巴特(Roland Barthes)的意义上使用之。影响研究是历史实证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在文学史、比较文学等领域被广泛使用，并且成为比较文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本文中的“影响”主要以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为着眼点。
本文拟从语源分析、学术背景、中心着眼点、研究策略和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来对这两个批评概念进行辨异。
一、“以太流”与“编织物”
互文性与影响的区别通过对它们的语源分析便已初露端倪。关于“影响”，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经指出，该词最初的使用是指“受到来自天体的以太流的流入。这种以太流会影响人的性格和命运，改变尘世上的一切事物”(27)。日本学者大塚幸男对“影响”一词所作的词源考证更能说明问题。
根据《小罗伯尔》辞典及《法语大拉罗斯》辞书所释，具有影响含义的英文和法文influence（德语是Influenz）是由中世纪拉丁语influentia衍化而来的，因而在原本意义上，它包含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体之力”的意思。这种“力”，具有“神秘”的本质。而且，这一名词是由古典拉丁语的动词influere（流向、流出的意思）演变而成的，后转义为“主宰他者的精神的、理智的力量”（大塚幸男22-23）。
在中世纪拉丁语中，“influentia”意为“流向……”，它包含了星相学的含义，特指发源于星际或天空可以作用于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天体流。据哈罗德·布鲁姆考证，“在英语中，‘影响’一词在德莱顿的批评术语里是没有的。蒲柏也从来没有在我们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又过了两代人的时间，当柯勒律治在文学领域里使用这个词时，‘影响’才基本上具有了我们今日使用时的意义”(27)。也就是说，到18世纪，英语中“influence”一词才具有了我们现代使用的意义。
“互文性”的英语为“intertextuality”，法语为“intertextualité”，二者均来源于拉丁文的“intertexto”一词，前缀“inter”的意思为互相的、彼此之间的；后缀“texto”本意为织物、编织品，因此，该词的拉丁文原意即为纺织时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
从以上的语源学对比不难看出，影响更多的是强调一种个人魅力，甚至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克里斯玛的特质。由于它的“流向……”本义就决定了影响有一个落差，即由高到低、由先进到落后、由发达到不发达。影响重在结果，其过程是神秘的、不易觉察的；而互文性则强调一种经与纬的编织过程，线与线处于同一平面，一种民主平等、多元共生的观念寓于其中。另外，互文性强调编织和生成的过程，其产品并非关注的重点。
实际上，这两个词的中文译名也昭示了此种区别。“影响”的“影”，《集韵·梗韵》解作“景，物之阴影也。”“响”，《玉篇·音部》解作“应声也。”因此，不难看出，影、响是第二性的，是形的投映、声的回应，真可谓“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与西语的情形一样，汉语的“互文性”一词也与编织有关。“互”，《说文解字·竹部》解作“可以收绳者也”。“互”的意思，因绞绳时将绳子交错地收在一起，故引申为交错。“文”，《说文解字·文部》解作“文，错画也。”《释名》进一步解释说，“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成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可见，文的原初意义是指纺织品色彩交杂。总之，汉语译名“影响”、“互文性”从语源上分析，也包含有与西语原词大致相同的含义。
二、现代与后现代
分别考察影响与互文性产生的学术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影响研究滥觞于现代主义时期，互文性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中。从影响到互文性的嬗变正是晚近以来学界热烈讨论的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体现。
“现代”、“后现代”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逻辑的概念。此处，我们兼顾这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从时段上分析，“影响”一词现代意义的产生（18世纪中叶）和影响研究的成熟（19世纪）都发生于现代阶段；互文性（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时期。从精神内涵上考察，影响和互文性分别鲜明地体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髓。产生于现代时期的影响属逻辑学范式，通过实证分析，最后归纳出作家、作品的本质规律和必然联系，旨在贯彻一种建立在事实考据和科学推理上的理性精神。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互文性属现象学范式，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重写创造了一个变动不拘的开放的拓扑空间。原先影响研究传统下人们习惯的深度模式在互文性那里被解构了：现象的后面不一定有一个本质，偶然性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必然性，能指后面也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所指；中心也被互文性解构了：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被中心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
影响研究的滥觞和互文性概念的最先提出均发生于法国。19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三大成果——细胞的发现、对能量转化的认识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使人们对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影响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就是影响研究的产生。18世纪后期以来，欧洲文艺思想日益活跃，实证观念逐渐兴起。孟德斯鸠从自然与社会的存在出发，提出一种社会学的文学研究方式；《论文学》的作者史达尔夫人阐述了一种复合型的具有一定实证精神的理论；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文学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影响。在以上几种思潮的综合作用下，以祟尚实证，重视考据，追根溯源为特点的影响研究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
以现象学范式为旨归的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则要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型，西方20世纪的文本理论一反前期对文本确定性、自律性、客体化、科学化和中心化的诉求，转而追求文本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互动性、非线性、非中心化。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渗透到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在《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提出了深得后现代主义三昧的“互文性”这一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读起来至少是双声的”(The Kristeva Reader 37)。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互文性，其哲学基础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它彻底摧毁了作者的意图和对文本的封闭单一的解释，将文本置于浩瀚的互文本海洋，从而使它获得一种现象学范式的开放的多元的释义。
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伊哈布·哈桑绘制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比图表，深刻揭橥了影响与互文性这两个概念之间激烈的代际冲突(generational conflict)：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意图
游戏
等级
无序
中心
无中心
主从关系平行关系
生殖／阳物崇拜 多形的／两性同体
本源／原因
差异／痕迹
确定性 不确定性
……
……
（影响）（互文性）
(118-119)
影响和互文性迥然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哲学基础决定了它们二者的中心着眼点、研究策略和意识形态性也是大相径庭的。
三、作者中心与非个人化
从中心着眼点考察，影响研究强调作者中心(author-center)，互文性关注的则是非个人化领域(impersonal field)。从影响到互文性的嬗变勾勒出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作者的地位由中心到衰落，以致最后被逐步消解的演变轨迹。
影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评价性概念，是文学史家的重要工具(Clayton and Rothstein 5)。考斯特斯(Jan Brandt Corstius)在“影响的概念”一文中，如此定义影响：“影响就是他人创作的某一作品变成作者内在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成为作者创造性过程的重要因素”(179)。影响是以作者为中心的，无论是影响的放送，还是影响的接受都必须经过作者。影响的作者中心是与18世纪中期对于独创性和个人才能的大力推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在其名著《试论独创性作品》(1759)中，就把独创性看成是文学作品的成功关键和作者个人才能的真正体现。在这样的批评风气中，影响的应运而生也正是为了对作者独创性和个人才能的甄别和倡扬。长期以来，影响成为了衡量作家成就和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一名作家或一部作品愈有影响力，则证明该作家愈具独创性，该作品价值愈高。影响是与独创性相区别的。扬格将模仿分为两种：“模仿自然和模仿作家；我们称前者为独创，而将模仿一词限于后者”(82)。模仿他人——将他人的创作“变成作者内在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成为作者创造性过程的重要因素”——此即考斯特斯给影响下的定义。问题也由此而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截然将个人才能与本时期作家共用的意象、技法和观念等公共智慧清晰地区分开来。托多罗夫甚至宣称，“‘独创性’与‘影响’的说法常常是很欠斟酌的”。为此，他援引弗莱的话认为“独创性诗人和模仿性诗人的真正区别只在于前者更深刻地模仿”(111)。
从18世纪文学批评中作者的中心地位——将作品看作是作者独创性和个人才能的体现，到新批评提出“意图谬误”，作者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最后再到互文性，宣布“作者的死亡”，作为现代批评概念的“作者”走过了一条日益式微以至最后消亡的道路。
依据互文性的理论，文本与作者再也不是那种父与子的关系，文本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Barthes 146)。这里的多种写作是匿名的，它们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如果非要说出它们的作者，那只能说它们的作者是文化，是无迹可循的、已被阅读／重写过无数次的整个人类文化。
互文性理论将文本定位为没有引号的引语的“马赛克”（克里斯蒂娃语）、“编织物”（巴特语）。互文性将文本看作是没有主体的符号（作者已死），是能指游戏的空间。互文性处理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非个人化领域。巴特宣称，写作是“不及物的”(intransitive)，语言是非指涉性的(nonreferential)，在无休止的意指游戏中，文本的能指只是指向另一能指，如此不断延异，永远也到达不了所指。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之间相互指涉、相互混杂、相互冲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文本间的指涉、混杂和冲突，而非作者主体——在互文性理论家那里，作者早已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书写者”(modern scriptor)。“现代书写者”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词典”，它只进行“纯粹的誊写动作（而非表现动作）”(Barthes 146)。
四、实证研究与多元方法
影响研究是一种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重视事实材料的考据和钩沉。作为比较文学两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影响研究在长期的发展中根据影响的“经过路线”，以放送、传播、接受为关节点形成了几大研究模式：誉舆学（又称流传学，从放送者的角度研究）、渊源学（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媒介学（从媒介者的角度研究）。影响研究涉及的对象繁多而琐细，譬如作家日记、游记、创作手记和备忘录等第一手资料，作家的藏书目录、读书卡片，朋友、家属的回忆、介绍、书信，以及与作家作品有关的翻译、演出、评论、国际会议等等都是影响研究的对象。
影响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初创时期，法国学派提出的系统研究方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而且，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模式，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其方法论上存在的缺陷也一直为方家诟病。韦勒克在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名文中指出，影响研究“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注意翻译、游记、‘媒介’……然而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是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因果解释只能导致‘追溯到无限’”(23-24)。诚如韦勒克所指出的，影响研究所倡导的史料整理、书目勘定、资料汇编等工作并不能代替美学分析和文学史的全部工作。影响研究遵循严格的因果联系，这又不可避免地使文学研究走向一种决定论。还有，影响研究主要围绕作者展开，有意无意忽视了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活动，这不能不说是影响研究的一大片面之处。
互文性虽然提出的时间还很短，远未发展出象影响研究那样历史悠久、体系周密的研究方法。但是，互文性的研究思路要比囿于狭隘实证方法和严格因果联系的影响研究开阔得多，形成了以符号分析为主的多元研究方法。互文性把文本看成一个不断生成的符号过程，通过对其进行符号分析，来阐释文本的意义。克里斯蒂娃就明确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Kristeva,Revolution 59)。符号分析为文本理论提供了一新视角，但是互文性将文本的意义消解于无限的能指游戏中。其中的相对主义倾向和不可知论思想是应该加以批判的。另外，互文性还与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潮联姻，发展出了多姿多彩的研究方法。尽管其中的一些方法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作品和文学现象，但是毕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
与影响研究相比，互文性的可取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影响研究是一条线性的单向的路线，影响的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而且影响还需要有确凿的事实根据。至于交互影响，那可以看作是两次影响过程。互文性是非线性的开放的多向的，呈辐射状展开，所有的文本处于一个庞大的文本网系之中，它们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关系，更无需取得事实证据的支持。在互文性理论中，作者死亡，读者再生。只要是读者阅读时涉及到的文本，尽可以纳入互文本网系之中。以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与唐朝元稹的《莺莺传》为例。只能说《莺莺传》影响了《西厢记》（而且要有确凿证据），但绝对不能说《西厢记》影响了《莺莺传》，因为《西厢记》比《莺莺传》出现得晚。而互文性就不是这样了：《西厢记》和《莺莺传》互为互文本。《莺莺传》作为《西厢记》的前文本，无疑为《西厢记》的解读提供了参照；同时，《西厢记》的出现也丰富了人们对于《莺莺传》的理解。读者在对《西厢记》进行互文性解读时，可以激活古今中外所有与《西厢记》有关的文本，而无须顾及它们之间有无事实上的影响联系。
五、等级权威与民主平等
巴赫金指出，“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359)。因此，作为文学话语的影响和互文性也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文学研究方法，联系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哲学基础，我们可以看出它们背后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19世纪后期，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产生。法国学派创立的影响研究是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比较文学本来是倡导一种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意识，但是由于一些学者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祟，加之影响研究拘泥于作品的来源和影响等外部情况，许多学者的研究目的只是力图证明本国文学对别国文学的影响，从而说明本国文化比别国文化优越，这就与比较文学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因此，长期以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阴魂不散，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发达的大国，在文化上也取得了霸权。
当然，比较文学创建初期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影响研究。但是，影响从它的词源学来看，就带有浓重的等级权威意识和“征服”、“殖民”之意，而且，影响研究其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孳生某种中心和权威观念。从这一点讲，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和文化霸权的出现与影响研究有很大关系。
另外，影响研究作为文学史的一种常用方法，它又直接参与了经典的遴选。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最优秀的部分组成的。衡量经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它的影响力，看它能否经得起历史的筛选、是否拥有巨大的读者群、是否不断地被模仿、改写和续作。那么，一部作品影响力的大小谁说了算呢？决定一部作品是不是经典主要取决于这样三种人：“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拥有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王宁 217）。由是观之，从事经典遴选——一种影响力研究——的学术权威和批评家的种族、性别、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经典的内容。作为等级权威化身的经典背后同样充满了复杂的权力运作和种族、性别偏见。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经典主要是一些白种男性学者眼中的经典，难怪许多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作家和第三世界作家撰写的英语作品与经典无缘。
要之，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对于单个人来说，影响都凸现着一种精英意识和权威观念。相形之下，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互文性则彻底消解了等级权威观念，努力张扬一种民粹意识，积极倡导民主平等、多元共生的文本观。
饱受等级权威观念戗害的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旨在提倡一种民主平等的观念。互文性消解权威，取消经典，颠覆中心，所有的文本和平共处于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文本网系之中。在这一互文本网系中，没有种族、性别的偏见，更无雅俗、高下的区分，所有的文本都一律平等。各个文本之间不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处于同一平面的平等的互文本关系。因此，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同性恋理论者等都对互文性理论青睐有加，欲借互文性理论，为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性别、种族、社会群体争取平等的地位。
以上我们分五个方面对互文性和影响这对概念进行了辨析。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影响与互文性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代际冲突，但是在批评实践中，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万难将它们截然分开。以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为例。尽管书名中标示出“影响”二字，但是我们并不能凭此断言其中没有互文性思想。布鲁姆坚持作者中心，认为每一诗歌的作者作为迟来者都在向他们的前辈强者诗人作殊死搏斗。他还标举强者诗人的独创性和个人才能，并且以强者诗人为基准遴选出了范围狭窄的诗歌经典，这些都是影响研究的产物。同时，布鲁姆的互文性思想也昭然若揭：“一首诗的意义只能是另一首诗”（布鲁姆101），“批评是摸清一首诗通达另一首诗的隐蔽道路的艺术”（布鲁姆 102），“影响，在我看来意味着，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间的关系”（Bloom 3）。
综观从影响到互文性的嬗变，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延伸和拓展的趋势。属于文学研究范畴的影响主要涉及作者、作品以及传统之间的关系，互文性向文化研究拓展，将流行文化、社会风尚、意识形态以及个人无意识等统统纳入其研究领域。如此一来，固然打破了影响研究的狭隘格局，大大开拓了研究空间，形成了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但是，“一切皆互文”的无限泛化倾向以及由此对文学研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