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与报告文学的边缘的边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缘论文,报告文学论文,宏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1-0101-04
一、一种错觉与宏观叙事
这或许是错觉？在上世纪90年代后日渐萎靡的报告文学，在新世纪以来似有卷土重来的复兴之势。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刘继明的《梦之坝》、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杨黎光的《惊天铁案》、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以及在北京奥运会之后涌现出的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使得一度枯草凋零的报告文学的园地里又喜现了大树成荫、繁花似锦的新局面。难道说，报告文学在经历了一场世纪末的甜蜜蜕变之后，在新的世纪再生了激情勃发的活力和勇气？这会是真的吗？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今日的报告文学依然蛰伏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为什么在文学被完全边缘化的今天，报告文学更是被挤在于边缘的边缘动弹不得、呼吸困难，甚至被人宣称“恐龙已死”？
是的，当下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的确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名称的滥用。冯牧曾说：“有些论者常把报告文学这个概念，同文学史上古已有之的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功能文学体裁等同起来。我却始终认为，在人类的文学史上，报告文学是一种新兴的、年轻的、同在先进思想指导下的人民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文学样式，也可以说，报告文学，是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报道事业同时兴起又逐渐走向独立发展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①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这，是从外国语Report而新造的术语，大概，在外国字典上还没有这个生字。这种文学形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②报告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它得益于印刷业的发达、报刊业的兴起，出身于新闻，但比新闻走得更远，它要在新闻停止的地方前进，要在新闻沉默的时候发言，它的威力就在于它的深刻的批判性。新闻性和批判性是报告文学的立身之本。然而，现在很多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俨然漠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将“报告文学”装扮成一顶华丽高耸的帽子，竞相争戴。不仅是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扯起了报告文学的虎皮大旗，就连回忆录、口述史也冠以报告文学之名登堂入室。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的《2008中国报告文学年选》③编选的21篇“报告文学”中，如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多篇作品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就是在历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篇目中，也有很多实质上不是报告文学而是纪实文学的作品，如《恸问苍冥》、《温故戊戌年》、《东方大审判》、《远东朝鲜战争》、《长征》等。大量涌入报告文学的异质成分，一面给萎靡不振的报告文学造就了虚假的繁荣态势，一面稀释了报告文学应有的批判的浓度，既模糊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也损害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事实上，如今的“报告文学”已成了无所不包的非虚构性文学的杂耍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异质入侵的虚假繁荣比锢守本质的寂寥，更为可怕。
是的，当下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的确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还与当下报告文学的长篇多产有关，与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有关。宏大叙事的特点是高腔高调，以势夺人；多感叹号，多豪语宏论；宣传味浓，甚至有广告味。报告文学在其诞生之初，曾因它的及时、短小、灵活、尖锐，并极具战斗性，被誉为是文学的“轻骑兵”。但在这到处是虚高泡沫的消费时代，报告文学也如同用激素培植的蔬菜瓜果，迅速地“茁壮成长”起来，昔日的“轻骑兵”如今已俨然一副坦克、大炮的威武模样。宏大叙事的报告文学首先是规模上的巨大。例如，刘继明的《梦之坝》气势磅礴有51万字，杨黎光的《惊天铁案》洋洋洒洒有58万字。其次是空间上的辽阔。似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都走遍了全国，作品题目都赫然冠以“中国”为名，如《中国农民大迁徙》、《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中国婚姻质量报告》、《中国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等等。宏大叙事是一种叙事策略和报告方式，并不是说，报告文学就不能应用，问题是一旦成风，就会使报告文学变质变味。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用宏大叙事写出来的那些写高、大、全的英雄的小说。
造成这种宏大叙事的景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第一，报告文学作家们大多有一种“史诗”情结，力图以史家博大深远的眼光对某一重大题材进行全景式、纵深式的把握。这种情结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既是积极因素，也是负面因素。积极的一面是指，在“史诗”情结的激励下，报告文学作家更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聚焦和剖析社会重大问题。负面因素则是指，为追求“史诗”的恢宏场面，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在再现历史场景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即虚构的成分。但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不是诗歌，报告文学区别于其它文体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它的真实性。虚构、夸张和想象都是报告文学的致命伤。报告文学作家充当了无所不知的“上帝”的代言人。
第二，在这个几乎是“时新日异”的读图时代，在洪水般的视觉文化的冲击下，大众的眼睛疲惫而麻木，已是波澜不惊，被排挤在文化的边缘的边缘的报告文学更是失去了冲击力，报告文学作家们不得不以重兵出击的方式来寻求轰动效应，往往将数十个事例捆绑在一起，集中轰炸。但这种捆绑方式，束缚了每个个案的生长空间，阻止了批判可能到达的深度。如《中国农民大迁徙》和一些颂扬某地改革开放的作品，虽然报告的人物、事件非常之多，但都流于表层的现象描述，各方都要照顾，面面俱到，而少有深入的内在剖析，因此掩卷之后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少之又少。
第三，当符号能够转换成资本，当文字符号的累积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时，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们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品也就越写越长了，材料堆砌、结构松散、叙述拖沓等弊病也随之而来。例如，《梦之坝》报告三峡工程竟从“诺亚方舟”的圣经故事写起，写到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再写到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治水经验，写到“法兰西共和国宣告诞生”、“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攻占冬宫”、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英国人瓦特发明了双向运动蒸汽机”④……为了追求“全景式”的报告，这样的追本溯源恐怕是过犹不及。
二、宏大叙事与报告文学作家“自我”的失落
宏大叙事⑤一方面是指以长篇巨制的宏大规模来展示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剖析重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指在特定的某种先验意识的规约下以某种一贯的主题来统摄的对某一重大题材的主流叙事。从第一个层面来说，宏大叙事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挑战，是报告文学应该继承和坚守的传统，它曾经锻铸了报告文学介入现实、勇于担当的品质。报告文学关注现实、批判社会的文体特殊性，决定了其报告的对象通常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热情值得肯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正是报告文学担负了直击现实、揭露黑暗、针砭时政的重任。夏衍的《包身工》正是因其对包身工的悲惨生活的真实报告，因其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力度和深度，而成为报告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
然而，从第二个层面来说，被某种先验意识的规约的宏大叙事则是对报告文学的腐蚀。报告文学的批判性特质注定了报告文学不能成为某种先验意识的合谋，更不能成为某种主宰的形象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应是反权威的。所以基希才会说，报告文学是“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对于作家自身，也是一种容易招致危险的东西”⑥。它在危险就在于它独立在意识形态之外。上世纪80年代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危险之作。但进入90年代后，报告文学开始“居危思安”了，不仅投入了金钱的蜜罐，而且投入了某种先验意识的怀抱。恰恰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文艺政策已经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是，在小说、诗歌等其它文体越来越走向个人化叙事的今天，以社会批判为使命的报告文学，却拒绝个人化的抒写，在先验意识话语中重建宏大叙事的神话结构。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在小说中灭亡已久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如今又在报告文学的“英雄榜”中复活了；那在诗歌中早已黯然凋落的“百花齐放”的颂歌模式，如今又在报告文学的园地里争奇斗艳了……诚然，在当下的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我们不会再见到显现在十七年文学中那样统一而强硬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行进姿态，但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依然是一种强势的诱惑，也可能是一种隐匿的逼迫。无论是诱惑还是逼迫，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报告文学作家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我”的评判立场，也丧失了“自我”的批判意识，从而沦为一个地方的形象代言人、政策的鼓吹手，甚至是某企业、某单位的广告人。
被规约的宏大叙事具有颂歌化的显著特征。“共和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宣传主题，没有激动多少小说家和诗人，却让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进行一次次倾情奉献。这种倾情当然应该肯定，但是它奉献所产生的作品，横看竖看，面目可疑，不太像报告文学。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样的作品命名为通讯较好。报告文学若让这些作品唱主角，除非改写报告文学的定义，否则，报告文学的前途只有走向死胡同。现在，一些报告文学评论家，闭着眼为这些颂歌唱颂歌，真是叫雪上加霜，报告文学的边缘的边缘成了必然。
在一些长篇巨制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报告文学作家站在“代言人”的宏大立场上所进行的宏大叙事的过程，甚至只是将一种决策和行为进行合理合法化的过程。这种对于先验意识的迎合，或者说在先验意识规约下的报告文学写作，是以扼杀报告文学作家的“自我”为代价的。报告文学虽然报告的是社会现实，但应是报告文学作家融入“自我”的主体性写作。“自我”不是被权力招安、被金钱诱捕的“无我”，也不是远离漩涡、脱身事外的“超我”，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睿智与良心。一篇报告文学不管它报告的是什么，但如果其中没有融入作家的“自我”，那就没有透彻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但从报告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报告文学其实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而坚强的主体性。左联时期的阶级化、文革时期的颂歌化、九十年代的利益化……报告文学似乎比其它文体更容易被规训和收购。
三、宏大叙事的历史渊源与当代背景
缘于对意识形态的迎合，或臣服于某种意识的规约，颂歌化已是当前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显著特征。对这种颂歌化的宏大叙事，不仅报告文学作家们运用自如，读者们也显然并不陌生。的确，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端，颂就是重要文体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备。”⑦清方玉润则说：“颂之体始于商，而盛于周，鲁其末焉者耳。”⑧可见颂的起源几乎能追溯到政权的起源。对于颂的文体功用，《毛诗序》有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美盛德”是对颂的内容要求，“告于神明”则是颂的目的。因为颂文的这种特殊功用，在封建皇权的专制时代，颂一直是一种显要的文体。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一面是因为中央集权的大为加强，一面是因为汉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众多文人都成了“文学侍从”，创作当然也多以歌功颂德为主，又因不少文人是写赋的名家，颂、赋的文体界限变得模糊，颂文的篇幅大为增长。如傅毅的《西征颂》、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等。因为篇幅太长，刘勰甚至批评说：“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⑨认为班固和傅毅把颂写成了长篇的散文，过分的褒奖戕害了文体。
当下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的形成，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有直接的影响因素。上世纪80年代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作品应该是当代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源头。在历经了艰难的1980年代末期之后，1990年代的报告文学出现了分化局面，一面退回沉重的历史，一面迎向欢快的现实，但不管是追寻历史还是歌颂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规模上的日趋宏大则是一致的。如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金辉的《恸问苍冥》都在30万字以上，而1991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则以创刊以来前所未见的巨大篇幅推出了李存葆、王光明的报告文学《沂蒙九章》。可以说，是报告文学作家与杂志主编的合谋，共同促使了报告文学追求长度的畸形发展，而作品的长度与深度并不成正比。
各种奖项对长篇报告文学的推崇与厚爱，也是报告文学的催长剂。历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30篇获奖作品，绝大多数是长篇，仅有4、5个中篇⑩，而这些中篇还有的是长篇报告文学的节选或者原型。如梅洁的中篇报告文学《西部的倾诉》是其长篇报告文学《创世纪情愫》的节选，朱晓军的中篇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是其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的原型。与此同时，各种奖项对颂歌式报告文学的肯定和吹捧，也助长了报告文学的浮夸风。与长篇报告文学以绝对优势占据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比例相似的是，该奖将绝大多数桂冠戴在了“弘扬主旋律”的颂歌作品上。
阅读当下长篇巨制的颂歌化的报告文学作品，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汉代某些华丽而冗长的颂赋，也不由得让人想起刘勰“岂不褒过而谬体哉”的批评。如果说过长的体制、过分的褒奖对于颂这种特殊文体都是一种戕害，那么对于以新闻性和批判性为本质特征的报告文学来说，则不异于是一种致命的毒药了。
的确，当下报告文学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但现在还绝不是应该让报告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令人伤感的是，官商勾结的大大小小的黑煤窑，不顾国计民生的环境污染，种种假货的横行等等现场却很少见到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有论者说：“既然新闻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报告’了，既然现在读者已经可以通过新闻自己的‘报告’来认知‘新闻背后的东西’了，既然新闻自己的‘报告’更为及时和即时，既然读者在新闻的‘报告’中不会发生‘文体尴尬’和‘价值尴尬’，既然社会本身的发展就需要‘文体’的进一步‘分工细化’，那么报告文学的‘历史退出’，就是一种现实的必然选择。”(11)这实在是一种谬论。人们渴望着为他们鼓与呼的报告文学作品。鉴于此，我们说：报告文学的复兴在当下，这是真实的错觉；但报告文学的复兴在明天，这仍是迫切的希望。
注释：
①见冯牧给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所写的《序》，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②［日］川口浩：《报告文学论》，见张德明编《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5版，第266页。
③傅溪鹏编选：《2008中国报告文学年选》，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④刘继明：《梦之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⑤“宏大叙事”是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这一概念除了在“政治的解放叙事”和“哲学的思辨叙事”两个层面被运用外，“还常被看做一种以历史事件、社会实践为主要叙述对象，以相关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为叙事目的的叙事规范。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人以‘上帝’或‘代言人’的全知视角形式出现，以群体抽象为基础，强调意识形态。这类叙事在形式上往往追求题材的宏大、主体的一致和结构的完整，在内涵上侧重表现总体性、普遍性、宏观理论和共识”。参见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09页。
⑥［捷克］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见张德明编《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第276页。
⑦［梁］刘勰：《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69页。
⑧［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3-644页。
⑨［梁］刘勰：《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译注，第170页。
⑩这里没有使用确切的数字是因为，有些作品介于中、长篇之间，可勉强归为中篇，也可划入长篇。如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
(11)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