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史论文,精彩纷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7)01-0035-08
在过去三十年里，“文化转向”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在这一风气之下，文化与文化史的研究和写作大为盛行，它们几乎无所不包地囊括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在历史学领域，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当代史学新潮来势迅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以文化为方法和取向、以文化为内容和对象的研究著作的出版问世，这些新文化史著作一方面将许多传统的研究领域吸纳和包容其中，另一方面也开拓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其中不乏艰深专业、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更有无数通俗的文化史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忽如一夜春风来，在文化转向的风潮下，所有事物似乎都带上了某种文化的特性，都可以被冠以某种文化的名义，也都有了必要去考察它们作为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探究其中的奥妙深意。
各类新文化史论著的层出不穷，既体现了学术的活跃，也反映了出版的繁荣。本文即从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新文化史论著着手，讨论和分析（新）文化史的多样性这一特征，认识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开拓。
一、新文化史热
新文化史同之前的社会经济史相比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新文化史使历史学获得了比它在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读者，甚至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论著甫一问世，便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除了历史学家以外，还受到了无数普通读者的欢迎和追捧。许多新文化史家更在题材上极力拓展，以吸引读者的注意，从喜怒哀乐、身体发肤，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展开历史的演绎，文化史著作呈现出强烈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有学者指出，新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强调的不仅是文化建构在语言表述中的作用，还有它在社会和个人行为中的作用。虽然建立在人类学成果的基础上，但文化建构的研究者却将它们运用到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在内的复杂社会的现代演变上，从而探索了许多领域。”[1](p.B7)这些新领域包括：感官史、情绪史、疾病史和性史等。
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有过类似的总结，他依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将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如书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 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2](pp.25-26)
近几年来，在我国也出现了历史通俗化、历史文化化的倾向，对历史的解读和阐释也呈现出日益多元的趋势。此外，随着学术和出版的不断国际化，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当代西方史学主流和热点的新文化史著作也被大量介绍进来，在国内出版界已然形成一股西方文化史著作翻译出版的热潮，其中尤以最近两年为甚。如果要对今天西方学界层出不穷、积累三十年的各种新文化史著作做一个细致的梳理，恐难以完全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手头资料和自身眼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类的论著实在是太过纷乱繁杂。相对而言，国内对海外新文化史论著的同步翻译和引进正方兴未艾，虽不全面但已有小成。因此，本文就尝试对林林总总的这些被翻译成中文的（新）文化史著作加以考察，从中间接地认识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在题材和内容、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点。
国内出版界对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十年来成绩更为显著，许多经典著作都已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而当代的学术热点和前沿亦是重点之一。其中也包括国外史学的经典及前沿论著，新文化史作为西方史学中的一个热点领域，自然不会被遗漏。不过，国内的翻译出版又表现出一些自身特点：(1)新文化史类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出版主要集中在2000年后。国内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通常较其实际发展状况要相对滞后，因此早先的相关研究和译介仍多停留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即一般截止至七十年代前的发展状况。最近几年里，随着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日益充分和对外交往的频繁，眼界逐渐开拓并转向了新的潮流，新文化史在国外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又已相当成熟，也为适时的介绍和总结创造了条件。同时，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的了解大致始于1999年，①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了其后相关论著的陆续被翻译出版。而且由于对新文化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和认同的过程，再加上引进、翻译和出版的周期，一些比较重要的新文化史译著集中出现在最近两年里。(2)国内译著中往往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混杂。虽然对新文化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基本仍仅限于史学界，在出版中一般没有明确的区别，新旧文化史在出版社的计划中也无先后之别，因此在同一时期两种形式的文化史著作都有问世。在下文的分析中，属于传统部分的文化史，如通史性质的民族、国家、区域、时代等的文明史（文化史）就不在考察的范围之内。(3)新文化史著作中学术性与通俗性并存，后一类型的翻译出版反而更普遍。如前所及，通俗性和大众化是新文化史相对于大多数历史研究取向的一大特色，但在这种通俗性中也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文字生动、语言通俗又不失专业性和学术水准的文化史著作；另一方面是大量一味猎奇求异、媚俗逐利，甚至略显庸俗化的文化史，它们又被称作“另类的（或边缘的）”文化史著作。后一种类型由于市场的原因，甚至更加热销，翻译出版的数量也更多，一些雅俗共赏的新文化史研究论著甚至也常被包装成这种形式，以迎合普通读者的趣味。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还必须有所鉴别，要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对于那些过于简单的知识读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某些文化史问题作常识性、故事性介绍的图书，本文也不作赘述。
基于以上三点，以及参考伯克等人对新文化史类型的划分，本文也将通过对这些文化史著作进行简要的分类，然后分别予以介绍和评论。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自 2000年至今，被翻译出版的各类新文化史论著已约有百余种，其中还不包括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专著，一些相邻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也不在其列，也不包括上文中已排除了的通论性的文明（文化）史著作及一般的、通俗的知识读物。以下的分析主要根据这百余种著作展开，它们在整体质量上虽然参差不齐，所关注的问题、涉及的领域也千差万别，但恰恰说明了新文化史多样化的总体特征。
二、史学之文化转向
根据论著本身的内容旨趣、作者身份，以及出版社对图书的包装定位，大多数新文化史著作一般都有或重学术、或重通俗两种不同的倾向。当然这样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雅俗共赏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不过在一些书的引进中张冠李戴、雅俗不分的笑话也时有发生。
国内西方新文化史论著的引进始于对法国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著作的译介，如早在1997年，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名著《蒙塔尤》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②该书是西方史学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一部具有标志性的重要著作，也是国内新文化史中译的开端。《蒙塔尤》的影响很大，它令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但当时学界对新文化史的了解几乎还是空白，因此仅关注到了书中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及它在年鉴史学跳出布罗代尔时代“长时段”社会经济史研究局限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此后，又有一位年鉴史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著作《大地的钟声》③于2003年翻译出版。该书翻译出版后反响不大，译本中甚至将原作者的姓氏Corbin误拼作Corbm，虽则只是编辑中一个校对、排版的小疏忽，但也说明在出版之初对该书的认识不足，而事实上它正是一本非常典型的新文化史著作。科尔班是新一代法国史家中与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齐名的人物，擅长从人类的感官入手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即他所称的“感觉文化”(culture of sense)，有文化史研究者评价科尔班的研究特点称：“先从城市的味道，棉布的触觉，到如今乡镇的钟声，这样一路从嗅觉而触觉，以及听觉，可说捕捉感官成了这位史家的注册商标。”[3](p.145)科尔班早年的著作《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像》，即另辟蹊径地从嗅觉的角度讨论气味与19世纪法国城市建设中垃圾、污水处理问题之间的联系，气味作为一种符号象征不仅成为一种文化想像，更在实践当中影响到现实的生活。
在《大地的钟声》中，科尔班进一步将这种感官文化的历史考察移到了听觉上。教堂的钟和钟声曾经是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近世以后它的作用和对人们的影响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主题在过去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科尔班却把它看作是一个认识过去历史的“非常合适的研究对象”。他这样写道：19世纪乡村的钟声，在另一个时代别变成了噪音。人们曾用今天业已消失的情感系统去倾听，去欣赏它。这钟声表明了人们与世界，与神圣的另一种关系，表明了人存在于时空并感受时空的另一种方式。解读周围的音响环境也进入了个人和集体身份的构建的过程。钟声构成一种语言，建立了一种慢慢瓦解的交流系统，它有规律地调节个体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被遗忘的关系方式。它允许人们用各种今天已经消失的形式表达同在的欢腾与喜悦。[4](p.6)于是，他借助新的视角和方法发掘出了大量史料并加以重新阐释，向读者展现了一部丰富多彩的声音和听觉的感官文化史。
由于年鉴学派在当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中国的声望和影响，法国新文化史的翻译数量颇多，如弗朗索瓦·弗雷（Froncois Furet，又译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等。当然，来自其他国家的新文化史家的著作也不乏译作，如在2001年，通常被看作是西方新文化史开山之作的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被翻译出版。最近两年里，又有多部重要的、代表性的新文化史著作有了中译本出版，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的《夜间的战斗》，这些均是西方新文化史的名家名篇。④
其中达恩顿的《屠猫记》一书，堪称新文化史雅俗共赏这一特点的生动典范。这里所说的“雅”，是指其治史的严谨和专业，包括史料的选择、方法的运用，以及观点的论证和解释等。该书以原始的文本为基础，通过对史料的钩沉辨析，借助年鉴学派心态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人类学“厚描”的解释模式而展开了一项独特的文化史考察。作者坦言：本书所要研究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维方式。它试图不仅展示人们的所思所想，还有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构想世界，并赋予其意义、注入感情的。不过研究并没有遵循思想史的正途，而是走了在法国被称为心态史的这条蹊径。尽管在英语中它还没有一个相应的名称，但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史；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一种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5](p.3)
具体来说，达恩顿认为就像人类学家解读一个原始的文化并获知其意义一样，文化史家可以通过解读某个文本从而揭示其内在，这是其新文化史观中一个基本的原则。阅读达恩顿的作品，就像是跟随一位人类学家走进遥远荒凉的异域文化之中，去释读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文化符号与象征，由此开启出了历史学的另一个层面。
新文化史的“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文化史的讨论常常聚焦于普通人的文化生活，如达恩顿笔下的农民、印刷工人，金斯伯格笔下的异端磨坊主梅诺乔，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前述伯克书中所研究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他们所讨论的大众文化是那些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是非精英的、被统治阶级的“下里巴人”的文化，它们属于以手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各类普通人及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研究所借鉴和采用的也多是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方法。[6](pp.xi-xiii)因此可以说，新文化史家们是在文化史的领域中进一步践行了社会史家“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主张，同时颠覆了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预设。其次，新文化史不仅在专业的历史学家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也引起了普通读者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它纠正了六七十年代经济社会史过度专业化、缺乏可读性的缺憾。新文化史或历史学“文化转向”发生的背景，正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八十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7](p.62)新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吸引了来自不同社会层次的读者；而且，在写作上新文化史一改一般学术论著的晦涩艰深的时弊，以流畅生动的文字和叙述而引人入胜，如达恩顿就有意识地“不使用术语并且尽力以生动而直接的方式来写作。”[8](p.199)这一写作风格的转变与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提出的“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暗相契合，斯通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 [9](p.3)正是西方历史学潮流朝向新文化史的转变。有学者将这种文化史写作和叙述的模式总结为，“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0](p.166)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通俗性的特点，诸如《蒙塔尤》、《屠猫记》之类的著作得以在普通读者中大受欢迎，甚至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并引领起一股强大的史学潮流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⑤
三、形形色色的文化史
近年来中译的新文化史著作，题材各异、意趣不一，在此仅根据这些论著主要集中的领域及特点做一些粗略的归纳，大体将之分作四种类型：物质文化史，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身体和性的文化史，实践与表象的文化史。其中前三种依照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来分，后一种则主要是以其中文化的表现方式来论。这个划分只是根据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新）文化史著作在内容和题材上的主要特点进行的大致区分，其界线并不是明确而不可逾越的，它们相互之间常常有交叉和重叠的情况，并且还有一些著作由于一时难以归类而没能包括在这四种之内，如讨论交流和传播的文化史、以妇女史视角展开的文化史、艺术文化史、科学文化史等，受篇幅所限在此便不一一评述了。
1、物质文化史
传统的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思想、艺术、精神、习俗等非物质因素，而把实在的物质领域留给了经济史家等。然而，经济史家关注的只是这些物质作为产品、商品时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其它可计量的标的，并没有注意它们还有作为某种符号和象征的特点，以及除了实用功能之外，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文化需求。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一些文化史家开始尝试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具体事物。大多数物质文化的研究着力于传统的三大主题——衣、食、住，它们常常强调消费的历史和想像的功能，由于受到广告的作用而刺激了对商品的需求。[11](p.68)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琐碎物件，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下，都显现出其中特殊的文化意义。
物质文化史这一类著作在各类新文化史译著中所占的比例是较高的。以食为例，有总体而论的《食物的历史》，它以非常通俗优美的文字讲述了食物的发展史。在回顾相关研究史时，作者认为，同以往历史叙述的主角——战争、政治、金钱等相比，被民奉以为天的食物虽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关于它的历史却一直受到冷落。大多数的学术机构甚至对此视而不见。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者是业余爱好者和古文物研究者。对这些人而言，究竟从哪个方面进行研究也是众说纷纭。一些人研究营养学和疾病的关系，而对另一些不那么学究气的人而言，食物就是美味的代名词。经济历史学家将食物视为可以制造和交易的商品，所以他们对要送进嘴的食物不感兴趣。社会历史学家认为食物是阶级区别和阶级关系演变的一个标志。文化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食物滋养社会和个人的功能。政治历史学家则认为食物的分配和管理是权力的核心。环境历史学家人数虽少，但是影响力却在与日俱增。他们认为食物是各种存在的连接环节，是人类想要接力控制的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12](p.v)作者在书中正是要将食物的历史放回到世界历史的范畴里，探寻食物在历史上的文化意义。
此外，各种具体至微的食物或调味品都成了文化史的写作主题。⑥无独有偶，这些书中所写的食物，一般都是兼具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有关它们的各种逸闻趣事、历史资料相对较为丰富，它们与人类的日常饮食和社会生活又密不可分，进而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文化史家所要做的就是解读和诠释其中的意义。由食物衍伸开来，有研究者又从物质的食文化进一步拓展到了实践的食文化，即饮食文化史。⑦
除了“食”之外，有关“衣”的文化史也不乏译作。⑧服装同食物一样，既是生活的必需品，又可以成为一种奢侈的消费品，在许多社会中时尚更是文化的风向标。此外，饰物等与服装相关的物件，也具有同样的文化史价值。⑨“服饰史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文明的事情；它透露了它们的代码，”[13](p.5)这是以服饰文化史研究闻名的当代法国历史学家达尼埃尔·罗歇(Dauiel Roche)对服饰史的评价，他坚信从服装的制作、交易、穿着、品位等方面考察，可以比其他任何一种单个的商品，更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取向。
其他一些物质文化史著作内容涉及的也多是生活中常见和必需的物品，如书籍、工具、家具、燃料，甚至垃圾等等。⑩其中有关书籍的文化史考察尤其值得一提。书籍本身便具有多重的属性，它既是知识和思想传播的载体，又是作者写作和印刷技术的产品及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书籍及其内容的流传和接受还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因此书籍史的研究极受新文化史家青睐，罗杰.夏蒂埃、罗伯特·达恩顿等都对书籍史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在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中，他对书籍史作了明确的定义：书籍的历史首先构成经济史（生产条件、图书生产本身及其传播），也构成文化史和文化活动（文本的结构、接受、交流和适应性），因而也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社会等级的历史。书的‘历史学家领地’触及正在从根本上扩大的历史反思的所有方向。可以说，从根本上看，从此以后书籍的历史如同媒体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本身处于现代社会生活中心的媒体的历史。[14](p.5)从这个定义来看，作为文化史的书籍史，其讨论对象已经渐渐突破了传统纸质的、印刷的和平面的物质形式，而被概括为一种媒体，它的文化特性被进一步凸显。《书籍的历史》一书就展现了从文字的出现和书写开始，直到今天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与电子媒体，长达五千年的文字和书籍的历程，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文字与各个时期占据主导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范畴之间的关联，看到了文字作为一种文化中介和媒体的重要作用与功能。
2、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
这一种类型的划分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一般的身体疾病同时还可以归入身体史的范畴；而精神的疾病受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影响又往往被看成一种文化表象的历史，包括人类对疾病与死亡的态度和反应也常可归于此列；(11)此外，对疾病的治疗——医学，则又属于科学史的范畴；药物（包括毒品）同食物一样，也还可以纳入物质文化史中来考察。但在总体上，它们所讨论的内容还是可以一并归入“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
具体的、单一的身体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并不多见，历史学家似乎更关注那些历史上群体性的灾难——瘟疫。(12)较之个人的疾病，瘟疫对社会和文化的冲击无疑要巨大得多，瘟疫的文化史考察常常上起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大瘟疫，一直写到了近年来发生的SARS、禽流感等。在从医学史的角度描述瘟疫的发生和影响时，又更加强调了它们对普通人和文化的冲击，《疾病改变历史》一书的作者以“暴民癔症和大众暗示”的概念来解释历史上人类常常出现的群体性精神癫狂和丧失理性的现象，它们讲述的既是一部疾病和瘟疫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对抗疾病的精神史。
在医药方面，主要有各种药物、尤其是毒品的文化史。其中一类是总论性质的著作，如《医药文化史》等， (13)总论药与毒品演变、传播及影响。有意思的是，《医药文化史》一书德文的原题本是《医学史》，但由于书中强烈的文化史取向，如作者对医学与巫术、医学与迷信、医生的形象、医学的传播等题目的讨论；加之近年来出版和学界对文化史的日益重视，在翻译出版时，便被换成了新的书名，从中也可看到新文化史的风气在包括医学史在内的科学史研究中的强大影响。
另一类著作的内容则显得五花八门：有从烟草到可卡因的种种毒品文化史，(14)它们将毒品视为一种有着复杂社会问题和文化因素的物质形式，讨论它们作为文化象征的含义；还有关于毒瘾和幻觉的研究。(15)因为毒品具有的特殊性，对它们的吸食和成瘾产生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这在《上瘾五百年》一书中，作者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3、身体和性的文化史
作为一种兼具通俗性、大众化的史学形式，以身体史和性史为研究主题的新文化史著作在图书市场上有着一定的销量保证，因此似乎更多地受到出版社的青睐，他们也更乐于组织这方面著作的翻译。在书店里，即便像福柯的《性史》、《性经验史》等书也不乏普通读者的光顾，更何况书名直白、内容通俗，而且常常图文并茂的文化史。这类身体史还常常与性的主题相关；(16)此外，研究还衍伸到人体器官的种种官能，如哭泣甚至排气，(17)乃至人类对身体的清洁也有专门的研究。(18)性文化史方面的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福柯开创性的著作之外，较为严肃的著作还有《色情史》、《调情的历史》等，(19)以及一些所谓情爱史或风化史的出版物。(20)
身体史研究是西方新文化史极力开拓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最初由医学派衍生而来，同时结合了艺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取向，进行跨学科研究，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在这些研究中被看作是一种经验和符号而被解读。当然还不仅于此，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指出，“身体的历史不仅仅是对统计数字的反复探究，也不只是一套解读‘表象’的技巧。它要求去理解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15](p.236)当代史学中其它一些新的领域，如妇女史、同性恋史等，也对身体史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些特点在中文译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在《乳房的历史》一书中，女性主义的意识贯穿始终。作者写道：过去2500年里，“阴茎统治”主宰了整个西方文明，乳房文化史也难选脱此一架构。但是，乳房自有属于它的支配力量，它虽然建构于男性的幻想上，却也日益传出女性的需求与欲望。[16](p.8)作为一部文化史，作者尤其强调乳房在各类人观念中的想像、在不同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象征，这些都非常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身体文化史的特点。对此乳房的象征意义，书中有非常多的阐释，不妨稍加摘录一二，如乳房对于不同人所体现出的多重的意义：女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乳房，不仅是个人自我评价的指标，也是女人总体地位的象征。……对旁观者而言，乳房代表了不同的现实，因观者而异。它在婴儿眼中代表了食物、在男人眼中代表了性。医生眼中只看到乳房疾病，商人却看到了钞票。宗教领袖将它转化为性灵象征，政客要求它为国家主义的目标服务，精神分析学家者认为乳房是潜意识的中心，彷若它们是亘古不变的支柱。而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意义又会发生变化：某个特定的乳房意义会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支配我们对乳房的观感。中世纪末期，哺育的乳房首度成为基督教性灵滋养的象征，两百年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与诗人为乳房涂上闪亮的情色内涵，取代了原有的宗教意义。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则将乳房打造成公民权利的来源，至于20世纪末的美国，乳房不仅召唤了男女的性幻想，对多数女人而言，它也揭露了乳癌的真实面。归根结底，“乳房一直是（将来也会是）社会价值的标记。”[16](p.357,362)可以看到，建构在身体上的文化及其历史，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把打开新的认识空间和维度的钥匙。
在性文化史方面，法碧恩·卡斯塔-洛札兹(Fabienne Casta-Rosaz)《调情的历史》一书的情况就更有意思了。从对该书的引进出版来看，国内的出版社显然并没有太在意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将它归为“恋爱、家庭类”的通俗读物，封面、装帧上也刻意暗示其中情色方面的暧昧意味。但事实上，该书其实是一本相当严肃、专业的学术著作，原为作者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她的导师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阿兰·科尔班，因此它带有非常强烈的新一代法国新文化史研究的特点。书中写道，“对于研究人类感知、爱情行为及其体现的历史学家而言，调情这行为其实像面镜子般反映了一个时代：由清教徒时代的末尾跨入性革命的过渡期。”[17](p.15)作者把作为一种“表象和现实”的调情放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通过大量的回忆录、日记和传记资料揭开了一个个女性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将调情的出现看作是“法国妇女摆脱19世纪种种束缚的又一个标志。”[18](p.471)在作者的叙述中，调情既不是为卫道者所不齿的性的禁忌，也没有心理龌龊者妄想窥视的色情内容，而是一个合乎感情和理性的文化范畴。因此调情不仅有其历史，它还将自己写进了大历史里。……它反映出所有的矛盾、紧张与疑虑。因为调情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欲望与惊恐、觉醒与受挫、服从与违反的历史。它是男孩和女孩之间一部关于柔情与冲突的历史。调情的历程，是禁制之钳的松咬史，是欲望的解放史，更是对于性那绝难逃避的大恐惧的一次勇敢的面对。[17](p.16)
在人类社会中，性不仅是一个纯洁的医学问题和严肃的道德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关乎所有人的文化现象，性文化史的写作从福柯开始，已然得到了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的认可，尤其在新文化史中更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4、实践和表象的文化史
新文化史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实践与表象，所有的新文化史研究几乎都可以被包含在这两个范畴之下，罗杰·夏蒂埃便认为文化史就是一种介乎实践与表象之间的研究。(21)在这里，主要是指一些相对具体的文化的实践行为和抽象的文化的象征意义，正是通过实践的活动，文化表象中的意义才得以显现并可以被解读。如由书籍史衍伸而来的阅读史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通过作者与不同读者的阅读实践，文本中的意义被表现出来，而差异也随之产生，因为即使面对同一个文本，不同的读者、甚至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都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因此阅读的行为就是一个构建意义的过程。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开辟了新文化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前引达恩顿的《屠猫记》便是一部阅读史的杰作。(22)
除了阅读之外，对其他文化实践的研究译著也有不少，如前面提到的几种有关洗浴的文化史即可归入此列，还有像《流浪的历史》、《自杀的历史》等。(23)实践与表象之间，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在他关于人类洗浴和清洁的发展史里指出，清洗卫生的行为“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文化对即时感觉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反映了这些感觉的延伸。……以有规律的身体清洗为重的卫生观念体现了更大的认知差别和更强的自我约束意识。”[19](p.2-3)洗浴如果仅作为一种行为，并不具备文化内涵，但当洗浴同卫生、文明等目的和观念联系在一起时，它便具有了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洗浴的历史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史。
除了“实践”之外，“表象”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中心主题，伯克便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他对表象史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2](p.25)
1983年在美国创刊的《表象》(Representation)杂志，即把表象的问题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放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之下，其中历史的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法国，伏维尔把夏蒂埃1989年发表在《年鉴》杂志上的论文《作为表象的世界》看作是表象史的宣言书，文化史“通过人们形成的表象重构社会，这种表象既是社会的反映，同时也制约着社会。”[20](p.13)在此，表象史又成为了沟通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一座桥梁。
这类表象文化史的译作也有不少，(24)在此仅结合英文版原著就《搞笑：幽默文化史》一书稍作展开。该书原题本是《幽默文化史》，中译本添上了一个噱头的书名，这本是出版界在翻译过程中常用的做法，在本文所举的文化史译著中也多有这种现象，这样做或可画龙点睛，但也常常会画蛇添足，在这里，“搞笑”一词就大大地削弱了该书原有的学术性和严肃感，令读者产生错觉，不免令书变得庸俗化了。而事实上，该书是一个关于幽默文化的论文集，两位编者均是专业史家，(25)书中作者中包括了雅克·勒高夫(Jacque Le Goff)、阿伦·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彼得·伯克等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此外还有艺术史、文学史、古典文学、人种学以及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因此可以说是以历史学家为主结合其他学科对幽默文化进行的一次跨学科“会诊”。编者认为：把幽默看成钥匙，凭借它去解读过去时代的文化符码和文化感受；[21](p.1)把幽默看成钥匙，有助于理解某种特定的文化、某种特定的宗教，或者特定的行业团体。[21](pp.6-7)更进一步讲，幽默不仅是钥匙，它还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表象、一种文化的代码和符号，藉由对幽默和其他表象的研究，新文化史家又开辟出了文化史的一片新天地。
限于篇幅和分类的限制，文中所举不免挂一漏万，而且即便是未纳入本文考察范围内的史学理论和相关学科的整理总结、通俗类文化史知识读物，乃至近年来在国内史学界及在公共历史领域中对文化史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在新文化史或历史学“文化转向”这一总体的史学潮流作用和影响下的产物。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文化史著作，充分体现了当前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多样性的特点，须知道，以上所举的，还只是在国内已有翻译并被出版了的一小部分，不难想见在新文化史发源地的欧美史坛之繁荣景象。
总体而言，当前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既精彩纷呈，但又不免繁琐杂沓。新文化史的写作常常是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重，即使出自专业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之手，也多从人们日常熟知的主题入手，同时新文化史的通俗性也吸引了越来越多非专业作者踏入历史学的领地，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可以雅俗共赏、为人喜闻乐见的学科。而过分的标新立异也使一部分著作走上了欺世媚俗、庸俗无聊的另一极端，客观上给人造成了新文化史良莠不齐的负面印象，因此对各类（新）文化史著作有时还需区别地（甚至是鉴别地）去读、去看并加以研究。
注释：
①1999年9月，直接参与并领导新文化史运动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来华讲学，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专题讲座，介绍西方新文化史，不仅第一次将“新文化史”这一名称介绍到中国，而且“直接传播新文化史的各方面情况。”伯克在华期间在南京大学接受的访谈和为《历史教学问题》所撰的专稿更将新文化史进一步传播开来，由杨豫等采访、整理，题为《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的访谈纪要和伯克提供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一文，分别发表在2000年的《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教学问题》上，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反响。
②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觉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弗朗索瓦·傅勒（弗雷）：《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卡洛·金斯伯格：《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朱歌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中译类似有关大众文化史的论著还有：罗宾·布里吉斯：《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雷鹏、高永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克里斯多夫·曾罗夏松：《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王殿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如：马克·科尔兰斯基：《鳕鱼》，韩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马克·科尔兰斯基：《盐》，夏业良、丁伶青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皮埃尔·拉斯洛；《盐：生命的食量》，吴自选、胡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安德鲁·多尔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李蔚红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汤姆·斯丹迪奇：《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吴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
⑦如：希施费尔德：《欧洲饮食文化史：从石器时代至今的营养史》，吴裕康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罗伊·斯特朗：《欧洲宴会史》，陈法春、李晓霞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⑧如：瓦莱丽·斯蒂尔：《内衣：一部文化史》，师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普兰温·科斯格拉芙：《时装生活史·人类炫耀自我3500年》，龙靖遥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琼·娜：《服饰时尚800年：1200-2000年》，贺彤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劳丽·罗勒：《世界鞋史》，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南希·蔷：《鞋的风化史》，蒋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⑨如：哈特：《钻石的历史》，康怡等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吉尔伯特：《文身的历史》，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⑩如：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马克·彭德格拉斯特：《镜子的历史》，吴文忠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巴巴拉·弗里兹：《煤的历史》，时娜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卡特琳·德·西吉尔：《人类与垃圾的历史》，刘跃进、魏红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威托德·里布金斯基：《最大的小发明：螺丝与螺丝刀》，敦一夫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11)如米歇尔·伏维尔：《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1300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高凌瀚、蔡锦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如：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罗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唐纳德·霍普金斯：《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沈跃明、蒋广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如：伯恩特·卡尔格-德克尔：《医药文化史》，姚燕、周惠译，三联书店，2004年；罗伊·波特、米库拉什·泰希主编：《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鲁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14)如：伊恩·盖特莱：《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沙淘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迈克·米勒：《迷药》，东方出版社，2003年；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可卡因传奇》，余静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
(15)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6)如：戴维·M·弗里德曼：《男根文化史》，华龄出版社，2003年；玛莉莲·亚隆：《乳房的历史》，何颖怡译，华龄出版社，2001年；罗宾·布莱耶尔：《头发的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迈克·西姆斯：《亚当之脐：人体的自然和文化史》，九州出版社，2006年；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17)如：汤姆·卢茨：《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庄安祺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吉姆·道森：《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沈跃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拉波特：《屎的历史》，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雷伊：《疼痛的历史》，孙畅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朱莉·霍兰：《厕神：厕所的文明史》，许世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克劳斯·克莱默：《欧洲洗浴文化史》，江帆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费朗索瓦丝·德·博纳维尔：《沐浴的历史》，郭昌京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乔治·维伽雷罗：《洗浴的历史》，许宁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如：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法碧恩·卡斯塔-洛札兹：《调情的历史：纯真与堕落的游戏》，林长杰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20)如：爱德华·福柯斯著：《西方情爱史》（五卷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三卷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汉斯·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杜之、常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21)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
(22)此外还有：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23)如：若兹·库贝洛：《流浪的历史》，曹丹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乔治·米诺瓦：《自杀的历史》，李佶、林泉喜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尼罗普：《接吻的历史》，许德金译，华龄出版社，2002年；西莉亚·布朗奇菲尔德：《刑罚的故事》，郭建安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
(24)除前引伏维尔的《死亡文化史》之外，还有如：罗贝尔·穆尚布莱：《魔鬼的历史》，张庭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亚历山大·罗伯逊：《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胡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让·克洛德·布罗涅：《廉耻观的历史》，李玉民译，中信出版社， 2005年；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赵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简·布雷默、赫尔曼·茹登伯格编：《搞笑：幽默文化史》，北塔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5)这两位编者之前还曾组织过一次关于手势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另一部新文化史论集：A Cultural History of Gesture,Jan Bremmer & Herman Roodenburg,ed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标签：文化史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新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蒙塔尤论文; 屠猫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