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性批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巴尔特曾说过：“文学作品（作为作品的文学）的目的是使读者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文本的生产者”（注：巴尔特：《S/Z》，理查德·米勒译（伦敦，开普，1975），第4页。）。这样，巴尔特区别了两类读者：一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可读文本的被动消费者，一是接受写作文本挑战的积极意义的生产者。在此之前，布莱希特也曾对两类观众作了区别：一类是传统的“一般戏剧”的观众，另一类是他自己的“叙事剧”的警醒的、有意识的观众，他们主动参与评论舞台上戏剧所含有的矛盾。不过，尽管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形式的影响不容怀疑，但把观众或者读者视同消费者，却仍是我们这里社会的常识。
由此，把读者（或观念）同消费者作一比较也许是必要的：书籍当然可以说是商品，而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则更明确地将读者置于消费者的地位——一种构成取代商品价值观念的“精神”价值的消费者。毫无疑问，读者总是喜欢某些书而不喜欢另外一些书；可是，正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同步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了赋予某些文本以某种特殊价值的进程：它完全与娱乐无关，只是依靠存在于伟大艺术内部的神秘的、永恒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分配制度形式，具有隐匿生产过程的作用。那些具有精美形态的商品是从其它商品中被显示出来的，而不是从制造它们的工厂流水线上被看到的；参加生产的劳动者是不被人了解的，生产过程本身不是被神秘化就是被忽视了。
类似的隐匿也出现在常规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不是被视为一种建构，一种过程的结果，而是当作文本所描绘的社会的自然反映或作者主体性的自发流露。常规批评所强调的不是文本的制作而是它所表达的真实或它的表达。生产过程被称为创作，是一种难解的神秘现象，被看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而非工作。其结果，则是常规批评总是无限敬畏地注视着那些已完成的作品，以为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作家天才的体现。
如此一来，便造成了作者与读者连成一气的幻觉：文本成了一条无形的线，从作者的主体性延伸向读者的主体性。印在书封上的知名的、声誉显赫的作家大名是触发读者想象力的保证，就像产品的商标是商品质量的保证一样。不过，产品上的商标只印有老板或公司的名称，而不出现制造产品的工人的名字。与此相仿佛，作者的名字也只是使人想起某些既定的本质、特殊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而不是从语言和文学的可行意义系统生产出一部可理解的小说的劳动。对这方面的忽视——对生产模式本身、对作品中材料和安排的忽视——导致了一种其本身最终不是生产性的文学批评。表现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最终只是寄生于文学，而没有能够与文学拉开距离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过程来发挥作用。评论专栏和文学研究部门的功能就如同消费者协会，其主要目的是写出报道，建议读者做最经济的（精神上的）买卖；并附带一些详细说明，诸如有关短期时事性效益和长期的智力投资之间的区别之类。文本的价值常常被视为普遍的、永恒的、文本自身所固有的，而阅读过程就是神秘地将这种实质传给读者；表现为非理论的、中性的和客观的批评则被视为促进了这一传递过程；公正地建议和帮助读者从商品中（经过自由选择）获得最大的利益。
阿尔都塞曾指出，意识形态的任务是掩饰自身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中所起的作用；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说明常规批评困窘乏力的根据；它所掩饰和模糊的东西总是多于其所揭示的部分；批评在压抑文学文本生产过程和条件时，也压抑了自身在帮助形成一个隶属于现存社会组织的“自由地工作”的自主主体世界的作用。
古典现实主义文本的策略是将读者从文本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去重新认识（错误地认识）他或她已“知道”的东西，而他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中的神话和意义系统所再现的经验是我们社会里通常表达的方式。相反，科学的批评却与文本中相关的意象拉开距离，分析作为原始材料的话语和制作文本的生产过程，因而它在文本中认出的不是“知识”而是意识形态本身，包括它所有的不一致和偏见。为了逃避这一情形，意识形态便需要有一种迟钝的、非生产性的批评作为文本的同盟以保证读者的消费者地位。因为如果读者不明白文本的生产过程，被它的商标所迷惑，先入为主地相信了它的价值评价，那么，读者当然就不会做任何生产那些实际构成文学文本矛盾的工作，批评工业便可以就《格列佛游记》、《冬天的童话》这类文本说出它的（单一）意义。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一种新的写作模式，而且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坚持要寻找到文本的多义性而不论文本怎样“节俭”，并且拒绝古典现实主义形式建构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可理解性位置的伪优势。作为读者和批评家，我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去寻找文本的生产过程：构成文本的话语组织和粉碎文本中意识形态的不连贯、矛盾的策略和技巧。拒绝再生产文本伪知识的批评形式，将会提供有关文学作品的真知识。这种批评并不只是否定作为消费品的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从而将一种文学审查形式强加给我们社会中仍居支配地位的写作模式，而是要突出文本的矛盾以重新阅读文本。这种批评在文学作品中所发现的，是一种新的可理解的对象：它生产文本。
二
消费性批评似已越来越不适应20世纪产生的有关语言与世界的新的理解方式。只不过是由于一直孤立地将文学概念本身当作一个自足完整的研究领域来对待，表现现实主义才得以延续如此之久。或许，我们只有紧闭文学系大门以抵挡外部世界的理论挑战，才有可能继续无视当今已经出现的、从根本上摧毁了感知世界与文本的传统关系方式的“哥白尼式”革命。
拉康曾多次提请人们注意：弗洛依德曾把对自己学说的批判性接受与16世纪对哥白尼学说的接受情况进行比较。拉康证明：弗洛依德对人的修正与哥白尼对宇宙的修正一样；弗洛依德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是“人类的真正中心在由整个人文主义传统所指定的位置上已经找不到了”（注：拉康：《文集》，爱伦·谢里顿译（伦敦，塔维斯托科，1977），第114页。）。弗洛依德通过向作为自由人文主义基础的笛卡尔主义、自由意识主体确立个体性的观念、向杰出个体的超常头脑的挑战，又进一步向自由人文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在取代哲学上的自我（“我思故我在”：意识就是自我验证的根据）的同时，弗洛依德其实对“使得现代人在不能确定他自身，甚至在不相信他已懂得去反对自恋陷阱时仍如此坚信自身存在的这种幻想”（注：拉康：《文集》，爱伦·谢里顿译（伦敦，塔维斯托科，1977），第165页。）提出了怀疑。
不过，如果仅就弗洛依德的著作本身而言，它并不具有能同哥白尼学说相当的那种社会反响。相反，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已被具有维护现存社会组织作用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轻易地利用了。事实上，拉康对于弗洛依德的重新阅读，才构成了一个真正哥白尼式革命的基础。拉康一直拒绝那种建立在本能基础上的准生物理论的人性概念，而坚定地主张主体是建构在符号系列中的。主体在言说，但这只是就语言允许生产意义而言的，其中包括了主体对自身认同的意义，即主体性本身。无意识不是一个生物性本能冲动的贮藏室，而是一种结构，同主体性一样地产生于进入符号系列的那一瞬间，是在话语主体（叙述的我）与表述主体（言说的我）之间的裂隙中生产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也是被结构的；它的话语——隐喻和转喻——出现在梦中，出现在玩笑和语误中，威胁着自我表面上所具有的自主性，并且暗底里破坏了符号系列中仿佛固定的主体位置。欲望，即不满足的经验，就是主体在意识与无意识因意义的割裂而互相区分所形成的状态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固定、不满足，所以人类不是一个统一体，也并非自主的，它只是一个过程，并永远处在建构之中，永远矛盾，永远等待着变化。
由此，语言学上的变革，人与能指关系的任何一种变动，都“更改了航船的起航点而改变了整个的历史进程”（注：拉康：《文集》，爱伦·谢里顿译（伦敦，塔维斯托科，1977），第174页。）。这种对于世界之不固定、宇宙允许无穷运动的发现，便构成了拉康归功于弗洛依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这场革命涉及到各个领域，不只是人的科学而已，人的命运、政治、形而上学、文学、艺术、广告、宣传，通过这些甚至涉及到经济。可以说，每一桩事情都受到了影响。”（注：拉康：《文集》，爱伦·谢里顿译（伦敦，塔维斯托科，1977），第174页。）在文学方面，哥白尼式革命包含了对作者的废黜：作者曾经在消费性批评中作为文本性质的解释和来源而居于支配性地位，可是，实际上，作者的主体性本身也是由语言建构的，它“仅仅是一本现成的字典，所有的词都只有用其它词才能加以说明，如此循环往复。”因而，作者并不能“表达”一个唯一的、超越一切的主体性，他实际上只是把很多相互交织的片断装配起来以构成文本，“作者只能模仿一种总是先前曾经有过的、但是绝非创新的姿态，他唯一的能力就是去组装写作，用另外的部分来取代这一部分，而他本身却绝不会固定在任何一个部分上。”（注：巴尔特：《形象·音乐·文本》，斯蒂芬·西斯译（伦敦，方塔那，1977），第146页。）作者这一文学绝对主体的“死亡”，意味着文本在从背后赋予它意义的权威中被解放出来。而随文本从单一、单义的阅读限制中的解脱，它便成了便利于读者生产的、多义的、矛盾的、可改变的。就像拉康的主体一样，文本也是不确定的，是一个过程。“结构可以（像长袜上的线一样）从任一点任一层抽开，没有东西来限制。写作的空间十分广泛而不必囿于一端；写作中无止境地安排出一种意义；又无止境地使之消失，贯穿着一种有系统地意义的免除。正是以这种方式，文学（从现在起最好称之为写作）通过拒绝为文本（和文本的世界）指定一个‘秘密’，一个最终的意义，从而使人们得以自由地进行可称作为反神学的那种活动。这种活动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拒绝固定意义最终便是拒绝上帝及其本质——理性、科学和法则。”（注：巴尔特：《形象·音乐·文本》，斯蒂芬·西斯译（伦敦，方塔那，1977），第147页）在《S/Z》中，巴尔特就自由地阐释了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中“节俭的多重性”，十分广泛而不是囿于一端地涉及了巴尔扎克小说中被发现的多重声音的程度。巴尔扎克已然放弃了全部的控制权：意义由读者生产而不是由*
者准备好的现成消费品。
但是，也许只有马歇雷才开始了修正文学文本的工作。在马歇雷看来，正是作品中所缺少的成份，它的沉默，它所没能说出来的东西，构成了文本相反的证据、一种威胁和摧毁有意设计的反设计：作品的无意识是在它进入文学形式的那一刻，在设计与系统表述之间的裂隙中建构的。文本是意识形态意义的载体，但这只是就文学形式允许生产意义而言的。借用拉康的说法：文本在言说，然而是由于文学形式使它成为一个文本。
在作品中，最终表现出来的是历史，而不是作为作品的背景，也不是作为它的原因，而是像意识形态和虚构一样，是作为作品存在的条件；“于是，这就不是引进一个从外部附加于作品的历史解释的问题了。相反，我们必须显示出作品内部的一种分裂：这就是它的无意识，如果它真的拥有这么一种无意识的话，——这种无意识就是历史，历史在其边界之外活动，侵蚀着那些边界：这才使我们有可能从受历史背景影响而产生的作品，追寻到各种复杂历史因素本身。这里，仍然不是以无意识再次重复作品的问题；而是揭示那些恰恰不是文本所表现的那些姿态中的问题。”（注：马歇雷：《文学生产理论》，吉佛里·沃尔译（伦敦，劳德里奇和斯根·保罗，1978），第94页。）于是，批评的任务就是确定文本中未说出的东西，并修正文本以生产出真正的历史知识。
不过，倘若说弗洛依德修正了个体，马克思修正了历史，那么，最终却是索绪尔对语言的修正才使得我所提到的后来一系列工作成为可能。索绪尔在揭示语言是一种并无确定意义的差异系统时，已经隐含了对曾经统治西方哲学的那种“形而上的存在”的质疑。符号所具有的表示意义的可能，不是对世界而是对意义系统的符号网络中存在的相互间的差异而言的。通过语言的差异，“产生了一个特定语言的意义世界，这个特定语言中，世界万物才得到安置……是字词的世界产生了物的世界。”（注：拉康：《文集》，爱伦·谢里顿译（伦敦，塔维斯托科，1977），第65页。）这样，我们就不能再把能指理解为在它之前便有一个早已存在的真实、一种意义、一个所指的存在。形而上存在的时代已经完结了，随之而去的则是所有建立在单一、无异议的、哥白尼以前的中心基础上的分析、说明和阐释的方式。
三
马歇雷主要关心的文学生产过程，是作者对文本的生产，是运用文学生产的有效手段对意识形态的原初材料的改造。在马歇雷的著作中，首要的新因素是对文学生产方式的分析；作为神秘天才的作者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制作者，他运用已经确定的生产手段和按部就班的方法来改造既有的原始材料。批评就是提供这种生产方式的知识并最终提供历史知识的科学。
可是，在马歇雷的阿尔都塞式的问题中，科学也是一种生产知识的实践，正是在这一点上，马歇雷的理论暗含着某些比他在重新阅读某些特定文本时所暗示的更为激进的东西：作为知识对象的文本不能与既定的、作为经验对象的、所谓“实际存在”的文本相混淆；真正实际存在的文本，将是批评知识的最终对象，它从来就不曾是既定的而是逐渐发现。“这意味着严格的知识必须严防经验主义的所有形式，因为任何理性研究的对象都不会事先存在，而是由思想产生的。”“认知的过程不是像聆听一个已经完成的话语……它是精心制作一种新的话语，是对沉默的一种表达。”（注：马歇雷：《文学生产理论》，吉佛里·沃尔译（伦敦，劳德里奇和斯根·保罗，1978），5-6页。）在生产文本知识中，批评积极地改造了文本中既定的东西。作为一种科学实践，批评不是一种认识过程而是生产意义的工作。批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同盟，不再寄生于既定的文学文本，而要去建构自己的对象，并生产作品。其结果就是：作者丧失了对文本的所有权威，“作者写作的作品不再是批评家阐释的那个作品”（注：拉康：《〈失窃的信〉讨论会》，《耶鲁法国研究》第48期，第58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作者和批评家的明显不同的实践分别体现了具有相对自主关系的明显不同的话语。
巴尔特在宣布作者死亡的同时，则采取了比马歇雷所暗示的更为激进的立场。巴尔特在阅读《萨拉西那》或拉康在阅读爱德加·爱伦·坡的《失窃的信》时，他们关心的只是马歇雷所说的两种不同实践中的第二种。巴尔扎克或坡所进行的生产过程在这里几乎无涉：巴尔特和拉康所关心的范围是一个纯粹的批评实践；是通过阅读文本的工作来生产意义；在这种工作中，文本成为批评家改造的原始材料了。
可是，这样一个改造过程又是怎样完成的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其中存在着一种危险：这种新的批评实践很可能跃入主观主义，回到对意义生产的不断翻新的个人追寻中去；或是陷入相对主义，确认文本的意义只是它在既定社会组织中“显而易见”地表明了任何东西而已。实际上，巴尔特在阅读《萨拉西那》时，曾采用现有的多种知识形式来改造它；他使用了后索绪尔语言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生产意义，而巴尔扎克及其同时代的读者却未必会生产或领悟这种意义。因此，即便我们不愿否认《S/Z》中的巨大独创性，我们也不能回到把巴尔特对《萨拉西那》的重新阅读完全归功于作者个人才华的观点上去；如果那样的话，只会把巴尔特本人视为哥白尼式革命之前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天才”。相反，《萨拉西那》的意义能在20世纪被生产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被写出来的而不是被读出来，它运用的是20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知识。
这一知识乃是推论性的、无主体的，即它体现在独立于读者和批评家个人愿望、爱好、或个人“天才”的话语之中。使用这些话语生产的批评实践也是无主体的。意义的可能性不是被那些聪明地（且是偏执地）拒绝“显而易见”的阅读的超常天才所发现，相反，它们游回在文本、意识形态和读者之间，而读者的主体性也是推论地建构起来并在一系列话语中被置换。如此，作者和读者就不再表现为主体之间交流过程中对称的两极，批评实践被视为一种建构使文本可被理解的不同立场的过程。文本只有从交流模式的机械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阅读过程中的生产。
可以看到，马歇雷式的阅读提供了一种历史知识，尽管是历史的无意识；而巴尔特和拉康的阅读则显然是关于现在和为了现在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历史是通过现在和由现在被感知的，它由现在的分析工具所生产并通过与现在的关系来进行解释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这种差异又是本质的：这一改造过程并不承认历史的作用，而是以一种更加彻底的方式将文本用于现在。对此，若是要举一个使文本的原始材料可能改造的例子，参见拉康的《〈失窃的信〉讨论会》也许会有启发。
爱德加·爱伦·坡的《失窃的信》是早期的一个相当简单的侦探小说。而拉康却将坡的这部小说作为精神分析的寓言、同时也当作有关意义活动过程的知识来源来加以阅读的，拉康的这种极为彻底的阅读将有说服力地证明原来的文本被他加以改造（生产）的程度。
拉康的阅读阐发了"Letter"这个词的双重意义——既可以指书信也可指字母。作为字母，尽管它本身没有意义，但却构成了语言中的差异单位，音素借助差异就可能产生意义。当拉康把这封给王后的信描绘成“一种契约符号”时，这封信的存在就“把她置于一种与构成她的忠诚相差异的符号链上”（注：拉康：《〈失窃的信〉讨论会》，《耶鲁法国研究》第48期，第58页。）；词汇唤起了拉康自己的无意识理论，无意识是与语言一样被结构的，它从主体性、从建构于且认同于由符号系列构成的差异系统的意识本身中分离出来。这封被置换的信，就是自我中意识主体与无意识分离的证据。正是意识话语中这种（被置换的）无意识能指的反复坚持，才构成了梦和语误中被抑制的成份的回复。它们的意义不可能有意识地被承认，就像王后“持有的那封信不可能公开合法化”一样。在拉康阅读的第一个层次上，迪潘（侦探）是一个分析者，他识别出被置换的能指并使物归原处，但由于他本人卷入这一转移与反转移的循环中，所以自己也受困于这一分析过程。
这个故事揭示了主体在符号系列中建构的实质。在离题作一种词源探索时，拉康发现：偷窃(purloin)一词是置于一边(put aside)的意思，因而“我们所涉及的就只是相当简单的关于一封被挪了地方的信”（注：拉康：《〈失窃的信〉讨论会》，《耶鲁法国研究》第48期，第59页。），这封信虽经数番周折之后又回到了原处，但还是离开过它的位置。由此，在拉康看来，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自我与意义的关系寓言。“这意义就在于：能指的置换确定主体，这是在他们的行为、命运、取舍、盲目性、结局和祸福中确定的而他们的性格或性别、天赋和社会所赋予的条件都不予考虑。这意义还在于：无论是否自愿，每一件事都可能被视为心理学的材料，所有一切都将遵循能指的道路”（注：拉康：《〈失窃的信〉讨论会》，《耶鲁法国研究》第48期，第60页。）。每一个掌握这封失窃的信的人，都必然地依次重复这一表明意义链既能约束又带有盲目性的符号位置。部长因为掌握了这封信而取得了对王后的控制权，而这封为他建构了角色的信又背叛了他：他逐渐处于王后当初的位置，当迪潘设计拿走了这封信时，他的处境就像故事开头王后看到他偷走这封信时一样。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在拉康的阅读中，故事还提供了虚构性质的知识。拉康论证道：正因为虚构似乎在创造着自己的法则，所以它最充分地证明了符号系列的规律，这些规律实际上是它自身可能性的条件，因为它们是主体性可能存在的条件。表现为虚构的小说不仅使读者能够分析它，而且提供了一种既是它自己的、也是读者（矛盾的）建构法则的知识，虽然这一知识是被置换了的。
四
是把文学看作研究历史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马歇雷），抑或把它看成把握现实的最有用的方法（巴尔特和拉康）？或者这二者并无区别？没有历史的知识，没有作为历史进程之一部分的现实的知识，就无法把握现实。然而，从文本的历史特征去理解文本，毕竟同那种将文本从历史束缚中解脱出来而当作现实作品阅读大不相同。
如我曾说过的，意义循环于文本、意识形态和读者之间，批评的工作是释放出可能的意义。马歇雷和拉康的阅读实践并不处于对抗状态，只不过在赋予文本一个单一权威意义的老框架中他们才显得是对抗的。一个充分的批评实践包括这两种阅读模式，但又承认它们间的差异，并且了解在某一特定情况下该实践哪种方法。
我由衷地建议，批评最好不再从其它知识领域里独立出来。新的批评实践要求我们涉及从那些同自足的文学批评理论或实践无关的领域中获取来的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概念。由语言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传统边界再也守不住了；虽然世界上出现的这种令人生畏的现象本身将如何发展，这一点还不会马上明朗起来。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最终的、确定的意义，没有超越一切的所指，因此，也就没有最后的、完全一致的对各学科的划分。
哥白尼的革命只是对宇宙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开端；其后的工作则是由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继续下去的，并且这一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完成，新的批评实践也还没有构成一个业已完全无懈可击的体系。这一事实正是新的批评实践之生命力的源泉和证明。它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退却的理由，相反，它们要求我们继续去解决新的理解形式所不可避免地存在的问题，去生产一种充分适合这些理解形式的批评实践而非回避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发展中必然出现的困难。
【译自Catherine Belsey,CRITICAL PRACTICE (Methuen & Co,London and New York,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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