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大调整趋势中把握当前宏观经济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走势论文,大调整论文,趋势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2000以来的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在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拐点论”，认为2000年是上轮周期与下一轮周期的拐点，由此经济将进入到新的一轮快速增长轨道。这种观点有两层政策含义：一层政策含义就是前期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与经济增长内在回升的要求已经重叠，经济已重新回到了自发性快速增长状态，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淡出”，或从2001起要逐步“淡出”；另一层政策含义是，由于新的自发性快速增长过程已来临，那么，过去那种与经济增长上升过程相伴随的通货膨胀现象必然会发生，从而提出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必要的紧缩，如要提高利率和减少货币供应量等。其中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意识到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放慢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因此，经济出现重要转机后的政策选择是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的反弹。我们则持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还远没有进入到新的增长周期，2000年经济增长仅是出现了转机，而未出现真正的转折。因为“九五”以来的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结构大调整，在结构大调整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经济持续加速过程，是否进入到新的增长周期，主要看结构大调整是否显见成效，否则，在年度间出现的经济增长明显回升，一般都只能认为是一次强劲反弹。认识到这种经济增长大趋势，再结合到今年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略低于去年，为7.5%左右。在我们看来，积极财政政策及稳健的货币政策须继续坚持，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有两个，一个是“保底”，使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之上，如6-7%，这一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上反映得最为明显；另一个作用就是为结构大调整和深化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总之，我们的观点的政策含义是，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是：在满足了经济增长率的“底线”以后，宏观政策主要是如何保证和促进结构大调整过程和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
一、结构大调整趋势制约经济增长的空间
（一）未来5－10年内，我国经济增长主基调是结构大调整
考察发达国家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增长过程，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长周期现象的存在。即一个完整的长期增长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经济增长加速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经济增长调整阶段，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长期增长过程，按照周期理论可称第一阶段为加速周期，第二阶段为调整周期。两个周期持续的时间大致都为15-20年，两者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库兹涅茨周期。其不同点为：在加速周期中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地加快，往往到结束前达到顶峰，实际上中间包括二个或三个小周期，5-8年不等，后面小周期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前面小周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即经济增长是加速进行的。相反，调整周期一般为减速周期，也包括二到三个小周期，但后一个小周期比前一个小周期平均增长速度要小，因此是减速周期，但确定其为调整周期或减速周期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标志，即加速周期的年平均增速明显大于调整周期的年平均增速。这是长期增长的一般过程。形成这两种不同周期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或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加速周期，结构调整在新技术、新组织或制度创新的作用下顺利推进并逐步加快，新的主导部门形成并加速发展，最终取代了旧的主导部门。而在调整周期，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力量仍是加速周期的主导性力量，但它的作用已开始减退，甚至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时新的主导部门已经开始萌动，正在积极地酝酿之中，但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大，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等这一新的主导部门快速增长并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时，经济便进入了下一个新的加速期。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史表明，大的经济危机一般都发生在调整周期。但在调整周期中必然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一般来讲，大萧条是结构调整失败的产物，由于结构调整未顺利完成或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并最终导致了经济大危机的爆发。1929年的大萧条是这样，90年代日本的经济持续萧条是这样，韩国、东南亚的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相反，顺利地完成了结构大调整任务的国家能避免发生经济大危机，就像90年代以来的美国一样。尽管一般的经济衰退很难避免，但大危机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
实际上我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过程在“九五”初期就已开始。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轨迹与国际上十分相似。1978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开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市场化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逐步进入加速增长过程。从1978年开始，到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87%。其中分两个阶段，1989年前和1989年后，1978-1989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67%；1989－1996年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0.45%，即呈现加速过程。1989-1991年经过一次短期性的结构调整过程，经济增长率出现暂时性的下滑。从经济结构上讲，1989年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农村改革而带来的农业的繁荣和轻工业的持续高速发展，解决的是“吃饱”和满足人们“穿”和“一般用品”的需要。1989年后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得力于石化、电力、钢铁、家用电器、电子通信业的高速发展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但到了1996年后，经济增长的原有动力逐渐减弱，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大调整。即在小康向相对富裕阶段过渡时期，工业化的深化表现为重化工业化的特征，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一些新型的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逐渐普及，它们主要是汽车、住房和电子通信类产品等（我们称之为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工业结构的升级必然表现为这些消费品生产量的大幅增长及其质量、服务水平的明显提高；否则，便会出现工业或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严重扭曲。
“九五”开始，这种基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大调整过程已逐步展开，但进展缓慢。在需求上的表现就是传统工业品的市场已经或接近饱和，而新的高价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空调器、高档电子产品、住宅等的消费在稳定增长，但未进入加速期，其占全部消费品总额的比重仍然偏低。如我国城镇居民人均GDP已超过120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似时期比较，我国交通消费占全部消费总额的比重平均要偏低2-3个百分点，一些大城市更是严重偏低，如上海市人均GDP目前达到4000美元，但它的千人占有小汽车量仅不到20辆，仅相当于韩国1986年在人均GDP刚超过1500美元时的水平。这些决定小康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的关键性的新的主导型消费品不能普及，便严重阻碍了工业结构升级换代（没有强劲的需求拉动）及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压力大，工资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的空间。从供给结构调整看，汽车制造业仍然处于很幼稚的阶段，汽车国内销售价格是国际价格的一倍以上；而住宅消费由于受到住房二级市场发育不完善及成本过高的影响，其价格过于昂贵，普通老百姓“望房兴叹”；农村仍然较为落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放慢，这使得他们对一般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增长缓慢，如目前农村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消费大大滞后于城镇相似时期的消费水平。
总之，中国正面临一个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都需要大调整的新时期，其表现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空间受结构大调整过程的制约，不会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现象，但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将收窄，由此，我们将这种增长过程称为“调整型增长”。
（二）为什么2000年未形成真正的“拐点”？
正是认识到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结构大调整过程的约束这一趋势，对2000年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在2000年年中有一个总体判断，即在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已得到有效抑制，但宏观经济指标的转好主要是受短期有利因素的刺激，而不是受自发性的内在因素的推动，因而经济增长的回升主要是恢复性的，出现了“重要转机”，但并未出现“拐点性变化”，特别是经济并未出现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因此，千万不能放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否则，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反复，甚至可能使启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前功尽弃。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比较符合实际。之所以还未形成真正的“拐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中长期趋势看，经济增长继续处于结构大调整之中，新的加速增长过程一时难以出现。1999年GDP增长降到7.1%，2000年却明显回升到8%，由此认为7.1%是上轮周期的“谷底”，并认为2001年或以后几年经济增长将高于8%，这一判断显然是根据短期周期理论进行的，没有考虑结构大调整的影响。对“拐点论”，我们的疑问是，在有效需求不足还难以根本消除的情况下，短期周期（像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之间那样的短周期波动）是否存在？特别是，如果我们认为结构大调整和改革攻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并认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极大地依赖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那么，很显然结构大调整和新的体制创新过程才刚刚开始，只有在它们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可能加速。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长期加速增长过程在1995-1996年前后已经结束，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过程必须要在结构调整和改革攻坚取得突破性进展后才会出现。因此，“拐点论”所说的“拐点”最多只是结构大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一次反弹。
第二，“拐点论”认为过去7年的增长调整过长了，应该出现新的增长周期，这在我国似乎有现实根据，但从世界经验看，根据不足，或缺乏理论支持。近的来说，日本1991年以来经历了持续9年多的萧条，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萧条，这种长期调整过程还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石油危机，那时日本经济增长由10%左右的高增长回落到5%的中速增长，再回落到3%，直到90年代维持了近10年之久的不足1%的增长。远的看，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原因就是增长率的下降或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处于一次级别很大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现在我国经济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大一轮的结构调整过程中。用短周期理论来判断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在过去也许适用，但自1996年后我国面临的内外宏观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却不大适用。
第三，从需求上讲，新的加速增长过程必然要有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推动，就目前来讲，缺乏新的主流性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我们认为，推动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力量将是“汽车”、“住房”和“电子通讯”等的消费和投资的高速增长。目前，除“电子通讯”的投资和消费已进入了加速增长过程外，其它两个仅是潜在的消费和投资热点，估计它们要取得主导型作用还需要至少5年左右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向上推动力不足，或者难以持续向上推动。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双重作用
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关键看两点，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防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以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方面的作用，即通常人们讲的反周期作用，或可以认为起“保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积极财政政策要为结构大调整和体制创新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近三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扭转经济增长率连续7年的下滑局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三大需求方面看，在现阶段，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和出口，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经济环境，属于我们难以控制的因素，因此，投资的增长尤为重要。近几年的宏观经济运行表明，民间投资的内在增长动力不足问题还未根本改变，整个投资增长对国债的依赖度很大，如果没有大量的国债项目作为支撑，投资增长将会继续低迷。
尽管如此，当前社会上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议论很多。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现在已进入到新的增长周期，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使命至少可以暂时“逐步淡出”；另一观点也不同意再搞积极财政政策。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民间投资上不来的重要原因，即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我们认为，2000年宏观经济出现的重要转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谓“重要转机”的意义就在于此。但从200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经济运行看，如果不保持相当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回升可能出现反复，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至少要再坚持2年。
（一）积极财政政策如果现在“淡出”，经济回升可能出现反复
首先，如果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GDP增长可能至少会下调2个百分点。据测算，1998年国债投资带动当年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则带动2个百分点，2000年估计为1.7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那么近三年的GDP增长率是6.3%、5.1%和6.3%（2000年GDP增长率按8.0%算）。如果经济增长仅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加快结构调整和深化体制改革就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加快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在短期内会造成就业机会的减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的情况下，对社会稳定会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尽管2000年社会需求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需求回升缺乏持续动力。近期投资、出口的双双回落及消费的平稳增长，都表明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2000年进入第四季度后，投资增长率出现了一定下滑，前3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12.9%，而10月下降为10.8%，11月份却陡降为6.7%。分析起来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季度性波动因素；二是外需增长率的下降，带动了沿海开放地区的与出口相关的投资增长下降；三是国内民间投资继续恢复增长有相当的难度。出口在四季度也在明显回落，前3季度出口增长33.1%，从二季度始出口已降到了20%至占25%之间，11月第一次降到20%以下，为13.8%，12月份已降到10%以下(8.5%)，其中一般贸易早一个月降到10%以下，这既有1999年基数较高的原因，更有美国经济降温和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的外部原因。在消费上，尽管2000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如网络消费热、旅游热等，但这都是局部性消费热点，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还处于酝酿之中。预计2001年三大需求增长率会出现自然回落的态势，不过，除出口可能回落较大外，其他需求回落幅度将很小。因此，要巩固和发展目前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必须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要汲取日本在扩大内需政策上缺乏连续性而遭失败的教训，不能轻易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从1991年开始，日本经济步入长期衰退，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失业人数连年增加，企业效益不断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政府曾在90年代中期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当经济增长刚有好转，他们就放松这一政策，结果前功尽弃，使得后来为重新启动经济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最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要看到其在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上，而且要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功效在于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近几年的经验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当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没有积极财政政策为其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要想取得显著成效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讲，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坚持几年。
（二）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主要原因不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无疑，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短期性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民间投资的积极跟进和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增长动力必然不足。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都不大，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民间投资不愿跟进的问题并不会有什么改观，甚至可能更糟。近几年以增发国债为主的政府投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抑制民间投资增长的原因。因为：
第一，国债投资主要投资到基础设施上，这在理论上讲，可能降低民间投资的成本，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应该是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目前我国投资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配合。
第二，民间投资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体制上的和政策上的。浙江吉利汽车开了一个民间资本进入汽车工业的先河，但我国的许多已经有一定实力的民间企业一直受到较强的行业进入壁垒的限制，不能进入那些机会多、利润率高的行业。汽车工业、通讯、石油开采等是受体制性和政策性限制最大的几个主要行业。而发展的趋势表明，这些行业将是决定我国未来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认为，放松管制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只要那些低效的政府管制行为仍然存在，民间投资的增长就难以真正启动。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反映了当前经济缺乏全面激活民间投资增长的条件。总体来讲，民间投资尽管2000年有所恢复，但恢复性不强，因此，总体上民间投资不足问题依然没有改变。而且民间投资在区域间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2000年以来沿海地区民间投资恢复较快，这主要是受外部需求拉动的；相反，内地的民间投资却持续低迷。在民间投资缺乏内在推动力的情况下，放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大幅度降低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从而使经济增长继续下调。
三、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
（一）经济增长率将会出现小幅调整
去年底我们估计今年经济增长率为7.5%左右，是当时国内最保守的估计，现在看来，许多人在逐步开始认同这一预测。从需求看，今年的需求增长将会比去年有一定程度的放慢，其中主要是出口需求增长将明显减缓。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尽管其内在动力仍然不足，但估计仍然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具体的增长指标为：
1.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对经济的有利影响将减弱，以及经济增长的内循环未真正启动，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2000年有所下降，估计在7.5%左右。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2.2%、10%和8%。
2.工业增长。工业增长率大致为10%，其中纺织服装等我国出口优势行业在“入世”后会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将会受到一定冲击。
3.物价水平。估计2001年消费品价格将增长不超过2%。其中粮价会出现由负增长变为正增长。
4.需求增长。投资增长率为10%，消费增长率为8-9%，出口为5%左右，进口为10%左右。
（二）受国内政策潜力及国际经济的影响，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去年底我们预测今年出口可增长5-10%（这是当时最悲观的预测），这实际上还有一个前提，即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了硬着陆，那么出口增长将在5%以下。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受美国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很大。因此如何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至关重要。
综合考虑影响我国的出口因素，我们现在认为，今年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增长大概在5%左右，比我们去年底的预测有所下调。原因有：一是去年出口基数太高，在月平均27.8%的出口增长基数上要继续实现二位数的增长是极其困难的。二是美国经济的大幅回调会明显对我国出口造成压力。美国经济大幅回调已是事实，去年第四季度为1.4%，今年一季度估计为1%，全年肯定会降到2-3%之间。目前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量占全部出口增量贡献率在20%以上，美国经济下调2个百分点，将会对我国出口产生较明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另外，日本及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今年也会放慢，也会对我国出口形成一定的冲击。
（三）目前甚至整个”十五”期间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较大
去年物价回升及需求的大幅增长，使许多人担心今年会发生通货膨胀。我们一直认为，在经济处于结构大调整时期，通货紧缩的压力大于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紧缩是影响“十五’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这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存在是对应的。今年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不能小视。
首先，去年以来的物价上升，主要是对过去两年多以来物价跌幅过深的一次超跌反弹，同时也是受外部输入型价格上涨的推动，主要是受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的影响。今年1月份，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涨了1.5%，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去年下半年又提高一些公共产品价格有关，如水、电、气等价格都有所上调，且石油价格的上涨比下调快。再有，就是受春节消费趋旺的影响，蔬菜等价格出现了较明显的上涨，等。因此，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而在有效需求不足及绝大部分工业品和农产品仍处于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这种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不可能具有持久性。
其次，物价上升缺乏国内需求持续性回升的驱动。去年消费增长有一部分是由新的消费品需求增长的结果，如电子通讯类产品需求增长较快，网络热反映了人们对新经济的认同和热忱，旅游热则反映了人们对服务和休闲的需求增长，但目前来讲，除通讯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大外，其他消费热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有待长期性的挖掘。在消费增长上，远没有形成若干个起主导性作用的消费热点。在现阶段，刺激消费需求的重点应该是刺激汽车、住房和通讯产品的广泛普及，因为各国经验表明，在重化工业化阶段，推动经济的主要需求动力在于这些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大众化。其对消费增长及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爆发性和持久性的。随着这些新的主导型消费品的普及，即使它们的价格长期来讲可能是下降的，但会刺激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只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时，通货紧缩现象才会最终消失，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也才会转移到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培育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小，而通货紧缩的压力则相对较大。
三是核心通货膨胀率仍然为负。在我国粮价仍然居于我国价格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可以认为粮价指数的上升便是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到去年底我国粮价仍然有10%的跌幅，今年初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我国粮食的长期性生产能力（即供给）完全能满足社会需要。现在人们特别是农民对粮价的担心不是它会涨多少，而是担心它是否长期处于跌势，这对农民收入增长极为不利，并最终会抑制农村需求的增长。我们认为，粮价波动将长期保持在2%以下，从而不会对经济形成较强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即使把石油价格与粮价一起作为核心价格，核心通货膨胀率也不会高。
四、2001年经济政策取向
积极财政政策使2000年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都出现了重要转机，2001年要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不动摇，而且应该“比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这主要是指配套的政策要更加积极地与财政政策配合。这种“更加积极的政策”主要体现在：
一要实施更为积极的结构调整政策，在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和结构升级上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讲，经济增长回升对淘汰落后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形成了压力。要坚决防止淘汰了的落后和过剩的生产能力死灰复燃。“十五”经济发展的主线是结构调整，任务相当艰巨，不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形势，顺利完成经济结构升级，未来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不足。
二是大力发展及有效规范资本市场，加快国企改革。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是增长7%，还是8%上。要加快国企改革，重塑经济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要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重点是发挥两个机制的作用，一是在规范和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拓展我国企业的生存空间。要利用好资本市场，使更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上市，逐步使国有资本证券化。二是要充分抓住即将加入"WTO"的机遇，继续加快引进外资，主动与跨国公司走融合、互动发展的路子，合资的优势在于引进规范的管理体制，同时也有利于建立合理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三是要在培育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上更为积极。要尽快出台鼓励汽车消费的新政策，在居民购车和使用方面进一步清理抑制消费的政策和规定，大幅度降低汽车价格，加快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努力培育住房二级市场，加快住房补贴的发放，使住房消费尽快成为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提高信息化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信息产品的消费。
四是在放松政府管制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要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是放松政府对行业和企业的管制，加入"WTO"后，最大的挑战是体制上的不适应，政府职能的转换能否顺利完成至关重要，即政府从直接干预企业的活动中大面积“退出”。要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对策，要大面积地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让民间资本积极参与竞争，为民间企业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要加快打破国家垄断部门的“独占”或“寡占”局面，要使国家垄断部门资本结构多元化，支持和引导具备资质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资，促进社会投资的稳定回升；对那些本属于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垄断部门（如汽车行业），减少或彻底放松资本准入限制，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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