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伤痕文学”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伤痕论文,发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新时期开始40周年。1976年，毛泽东离世和“四人帮”被捕，成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政治事件，历史发生了重要转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6年也成为伤痕文学的重要起点。当代中国处于一种完全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陈若曦以其亲身经历描写“文革”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尹县长》之名结集出版，《尹县长》被认为揭露了“文革”真相，替神秘的中国朝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户，从而在国际上发生了巨大影响，掀起了“陈若曦旋风”。这也是“文革”给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 一、“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难题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毛泽东闻讯十分悲痛，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它充分显示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孤独、忧惧和伤感的内心世界。1992年，王力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的诗是有针对性的，有所指的。他那时已经认识到自己在新中国成立犯了不少大错误，特别是像‘大跃进’那样的大错误。可惜罗荣桓早已不能参加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了。如果还有他，就可能避免或减轻错误。而现在他又过早去世了，所以毛泽东才有那样的感慨。”① “文革”的灾难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不像“大跃进”那样是位于社会底层的几千万农民的苦难，而是中国最上层的精英社会被摧毁。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在访谈中回忆，1976年“四人帮”被捕前夕，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有“千刀万剐”一说。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临死前忏悔：“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②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心情，充满了失败的预感。“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普遍而强烈的怀疑、否定和反抗：“(1967年)3月18日，部分‘联动’分子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在北京一○一中学里，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在这前前后后，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等标语在北京不少学校里散见，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③“文革”以彻底失败告终。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标志，“文革”事实上就已经宣告失败和基本结束了。1971年《“571工程”纪要》已经全面和彻底否定了“文革”：“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剥削”，并且提出，“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④事实上，林彪事件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逐渐官复原职。 对于同一个时代的描述和记忆可能千差万别。经过“历史加工厂”和“记忆的审查”，“历史”才到达我们。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掌握历史，谁讲述历史，谁能够讲述历史，是一个问题。 许多人将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视为一个别出心裁的臆造。实际上，它起源于毛泽东对于“大跃进”历史灾难的反思，是毛泽东长期反复思考的问题。⑤有人梳理了毛泽东的这一思考过程：“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干部作风问题时，曾多次谈到‘死官僚主义者’这样一个概念。1963年9月，《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中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1964年7月《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提出了‘特权阶层’等概念。……1965年1月通过的《二十三条》中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在两报一刊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至1975年，终于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判断，经过国内国外几次往返循环，不断升级，越来越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普遍的意义。”⑥这也是当代世界的一个思想焦点。放眼全球，毛泽东的思考就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一课题下，凝结了许多人的思考。1957年，南斯拉夫仅次于南共领袖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密洛凡·德热拉斯(或译米洛万·吉拉斯)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也并非突发奇想，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一书第五章“工业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比较的看法”呈现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概念家族和思想谱系，以及一个从麦克金斯基和米歇尔斯到德热拉斯的漫长的思想脉络。⑦如果将毛泽东有关“文革”的思想放到这一脉络之中，那么，“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式登上世界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国民政权——“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解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与此同时，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陷入了明显的衰退和危机。1973年，1944年建立的已经长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和开始解除对中国的全面封锁的机会，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 《回首“文革”》一书罕见地收录了陈东林两篇讨论“文革”时期经济的文章。尽管作者立足于正确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立场，但他对“文革”经济数据的客观陈述打破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笼统的传说。他在《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一文中指出，1971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⑧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一文中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毛泽东发动‘文革’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促进经济建设是他发动‘大革命’良好的动机之一。其次，毛泽东利用‘文革’促生产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方式是完全错误的，造成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损失。再次，即使如此，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仍然努力维持生产的进行，并提出了一些值得肯定的经济思想和措施。”⑨陈东林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文革”，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归结为“促生产”和发展经济，这一结论出人意料。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世纪70年代过去，即将迎来撒切尔—里根时代，迎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来到一个所谓“历史终结”的时刻。可是，1970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充满了另一种历史憧憬。与旧世界的中心和霸权的衰落相对照，中国正位于“经济起飞”的跑道上。顾准在1970年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看来当前中心，已经明显无疑的是经济。五七干校，理工大学，教育革命，斗批改，整党建党，只能慢慢来，但这些都不会也不能影响经济跃进。其实，经济建设也确是唯一的中心。”⑩1971年，顾准在《新生日记》中断言：“这显然是中国在经济上雄飞世界的开始……”(11)“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飞跃是决定无疑的了。”(12)站在那个时代的最高峰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顾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了巨大的预感：“亚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愈来愈强盛……而这个亚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20世纪的末期，都代替西欧北美成为世界的中心。”(13)全世界只有梁漱溟准确地预见了苏联的必然崩溃，在那个时代，整个世界只有顾准一个人如此清晰和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崛起的景象。即使在顾准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的今天，许多人可能仍然不敢相信顾准超前的历史预见：“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自从我国打败日本以后，我国客观上即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我所说的客观上即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云云，是指积一百年的斗争，中国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要雄飞世界，迎击外敌入侵云云，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不免是对自己的菲薄。”“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不仅英法，而且美苏日本都将沦为瑞典。”(14)早在1968年，顾准就预见了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与美国的历史性衰落：“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拥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15)他用戏谑的笔调充分表达了一种历史豪情：“当然，共产主义是有它自己的病症的。只要它能够解决农业和小生产问题，解决民主化问题，它必将更人道、更公平、发展更快，——让Detroit吃马肉。”(16)这成了惊人的历史预言。胡适曾将美国文明称为汽车文明。底特律作为世界闻名的汽车城是美国文明的象征。不到半个世纪，2013年12月3日，由于底特律市符合联邦破产法第9章的相关规定，获得了申请破产的资格，并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历史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看到、认识和理解它。顾准无限超前的历史预言，我们要真正读懂它，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事实积累。毛泽东是站在那个时代思想高峰上的孤独者，那个时代最勇敢和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顾准是他思想上几乎唯一的同行者。顾准和毛泽东思考的出发点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都是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体制的反思。 1956年，在国际“解冻”的气候下，毛泽东发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1957年“反右”，民主空间消失，招致了1958年“大跃进”的灾难。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17)针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和直接民主。通过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顾准指出，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古代城邦，而不能应用于广土众民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方案，提出了关于民主的不同思考。 “文革”是现代性的巨大困境，是无解的毛泽东难题。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说：“文化憎恶恶臭，因为它发出恶臭——正如布莱希特用华丽的词句所说的那样，因为它的大厦是用狗粪建造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18)美国学者德里克将“文革”称为毛泽东对现代性的绝望抗争。“文革”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高峰，也是他的巨大失败。 二、“新时期”与“伤痕文学”的发生 “新时期”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十一大文件。1977年8月，在十一大报告中，华国锋宣布：“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第2版在“新时期总任务”专栏发表了谢立的文章《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有关新时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上述的一种是，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中共十一大宣布结束“文革”，明确宣告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它体现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粉碎‘四人帮’以后，以一九七七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为标志，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20)当今主流的观点则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的开端。例如，1991年出版的马良春和李福田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人们习惯于把这十多年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21) “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然后移用到文学分期上来。1978年6月5日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最早使用了“新时期文艺”这一概念。(22)据蒋守谦《“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23)一文的考据，“新时期文学”这一说法的形成是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刘白羽的开幕词中：“在我们的大会上，要继续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祝辞》……明确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工作的新任务”。(24)真正明确、完整地使用“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文艺报》1980年第2期发表的张炯的《新时期文学的又一可喜收获》一文。 文学新时期与政治新时期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政治新时期，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当然，新时期的政治离不开新时期文学的支援。蔡翔曾经指出：“1976年以后开始的文学创作被特地划定出来，而着意命名为新时期。然而所谓的‘新时期’有其特指的政治文化的时间含义，概要地说，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其主要的文化背景，对传统体制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和解构，并培养出一代文化精英。”(25) 1976年清明节，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发生了针对“四人帮”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和天安门事件。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的作品都与揭批“四人帮”运动有关。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与鲁迅《狂人日记》“救救孩子”遥相呼应。1978年11月8日，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这种对“四人帮”和“文革”的揭露和批判成为当时文学的主题。《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发表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进一步推进到“大跃进”。后来出现了大量类似的作品，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等，被称为“反思文学”。 首先，伤痕文学率先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写悲剧这一长期的文学禁忌。1978年，杜清源和李振玉在话剧《于无声处》的评论中指出：“在这些成功的作品中，有些作者，恰恰是运用悲剧形式，来揭示那些受‘四人帮’迫害造成精神上的‘创伤’，显示人物心中的痛苦、内疚和冤屈”。“社会主义时代能否写悲剧，或者说，运用悲剧体裁和手法，来反映文化大革命，是否会损害社会主义制度，不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在当前还有争议。有些作者在运用悲剧形式时，还不免有些疑虑和余悸。”(26)常征将《于无声处》和《伤痕》等作品称为新悲剧，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了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悲剧，提出了一个写社会主义时期悲剧文学的问题”。(27) 其次，更重要的是，它逐渐突破了1942年毛泽东“讲话”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的规范与界限。何西来和蔡葵在评论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时提到，有人将《班主任》视为“问题小说”“暴露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他们努力在《班主任》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之间划出界线：“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是代表作，这是一种专门‘暴露’革命人民的‘暴露文学’。……‘暴露’人民的，才是‘暴露文学’；暴露反动派暴露敌人的则是革命文学。‘四人帮’是人民的大敌，对于他们以及他们在人民中遗留的恶劣影响，难道不应该暴露、不应该清除吗？……《班主任》以及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都是用对‘四人帮’的批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实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的。”(28)伤痕文学一开始并没有突破原有的歌颂与暴露的规范与界线，仍然遵循“讲话”根据敌/我的不同关系而选择和运用歌颂/暴露的不同方式的原则，“四人帮”已被宣布为敌人，于是成了批判与暴露的对象。 1978年12月，周扬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新解释了“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为“伤痕文学”进行了辩护：“在人民内部、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利用职权，专横跋扈，瞒上欺下，蛮不讲理，他们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无情地加以暴露和抨击的对象。”(29) 后来逐渐突破毛泽东“讲话”划定的歌颂/暴露的政治界线，从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出发来肯定暴露和批判的合理性。因此，新时期初期“伤痕文学”潮流的形成与当时“现实主义复归”和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它对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的、单纯的“颂歌”传统构成了有力挑战。1978年11月21日上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工人俱乐部举行的有关《于无声处》的座谈会上，冯牧在发言中将《班主任》等短篇小说称为“伤痕文学”，并且从文学真实性的原理出发，对其加以肯定，认为贬之为“暴露文学”是错误的。(30)陈荒煤表达了下述观点：“我们过去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往往强调一条，叫作是否以歌颂光明为主。不根据作家写的是什么题材和主题，也不考虑生活本身存在的矛盾如何，更不分析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笼统地要求作品只准歌颂，不准暴露，只准写光明，不准写黑暗。我认为，创作应该从生活出发，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该歌颂什么就歌颂什么，该暴露的就应该暴露。”(31) 《河北文艺》1979年6月号发表了李剑充满政治投机意味的《“歌德”与“缺德”》一文。在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历史灾难之后，它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厌恶和反感，遭到了文艺界一致的鄙视和唾弃。在《“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一文中，阎纲指出：“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还是‘暴露文学’、‘伤痕文学’、‘感伤文学’？是‘向前看的文学’，还是‘向后看的文学’？干文艺这一行的人到底是‘歌德’，还是‘缺德’？看来，一场为繁荣文艺创作而兴起的‘放’和‘争’的新局面正在酝酿之中。”(32)1979年8月27日，在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下，《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以深入批判《纪要》为旗帜，肯定“伤痕文学”的合法性：“这批作品大胆地接触生活中的矛盾，真实地揭示了林彪、‘四人帮’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巨大危害，揭露了他们制造现代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罪恶，有力地支持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引导人民更深刻地去认识和思考林彪、‘四人帮’造成这场民族大灾难的根源，从而有利于激发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但是，就在文艺战线取得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的时候，竟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也归罪给文艺界起了‘带头羊’的作用，甚至指责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是从‘十八世纪文学的染缸”里受过污染的，是要‘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33) 刘心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之父”，是新时期文学的领跑者，《班主任》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他不断提出新的文学表达的主题，继《班主任》之后，1978年，他又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相继引起了轰动。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初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同时，整个新时期文学延续了伤痕文学的历史预设和思维逻辑。在伤痕文学有关“文革”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后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文学现象与文学潮流展开了新的叙述与想象。它们分享了共同的历史记忆，构建了相同的叙事与价值。 三、《尹县长》与“伤痕文学”的起源 出生于台湾省的作家陈若曦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奠基人。(34)梁若梅在《陈若曦创作论》中称陈若曦的《尹县长》“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否定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是我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奠基作”。(35) 196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陈若曦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她的丈夫甚至把10月18日——他们抵达上海的这天作为自己的生日，“取新生活开始的意思”。(36)他们以为从此获得了解放与自由，然而，慢慢发现，自由的内容十分贫瘠。陈若曦从美国寄回来的文学书籍受到的待遇是，“以上书籍均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特予没收。”甚至连台湾出版的《台湾风土志》也在没收之列。针对这种封闭禁锢的愚民政策，陈若曦质问：“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自己领土上的知识还要封锁不成？”(37) 1973年，陈若曦带着失望和幻灭的情绪离开内地，取道香港，居留加拿大。1974年11月，她以大陆“文革”的经历为基础，创作了短篇小说《尹县长》，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第107期，后来，又相继创作了一系列“文革”题材的作品。1976年2月，台北《中央日报》转载了《尹县长》，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推出“陈若曦作品专栏”，引起轰动。1976年3月，她有关“文革”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以《尹县长》为书名由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1978年出版了《文革杂忆》，称“文革是一场浩劫”。(38)1978年6月，殷张兰熙、葛浩文合译的小说集《尹县长及其他文化大革命短篇小说》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行。同年，《尹县长》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书卷奖。韦克曼有关《尹县长》的书评《中国大陆的真相——评陈若曦〈尹县长〉及其他》在《联合报》1978年7月5-8日刊出。1979年，竹内实翻译的《尹县长》日文版由东京朝日新闻社印行。同年，《尹县长》德文版由汉堡克诺出版社印行。1980年出版法文、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等五种译本。 1977年，白先勇有关《尹县长》的评论将陈若曦的《尹县长》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他把陈若曦的《尹县长》视为乌托邦的追求与幻灭：“陈若曦却身经炼狱，更有切肤之痛。幸亏陈若曦会写作，可以把目击到文革这场大劫难，作一个记录，向历史作证。”“其实人世沧桑，江山依旧，只是陈若曦未到大陆前，满怀着追求乌托邦的理想，到了大陆，却目击到‘文化大革命’那一场人类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悲剧，无怪乎日月无光，江山变色了。我的学生问陈若曦离开大陆的原因，她回答：‘像一种宗教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仰。’”(39)陈芳明也说：“她只是要证明社会主义的理想国是未曾诞生的。人的生命被损害了，意志被折断了，乌托邦的追逐终究归于徒然。”(40)评论家一致称道陈若曦的《尹县长》“为历史作证”，其创作风格被称为写实主义，《尹县长》甚至被视为报告文学。恰在此时，与陈若曦的个人体验同步，世界历史发生了重要转向。全球左翼运动从高潮跌落，人们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因此，陈若曦的幻灭具有时代典型意义。 陈若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叙述和描写了文革。白先勇指出，《尹县长》中六篇小说的主角，大致可分为两类：老干部及知识分子。陈若曦以这两种人为主角，因为“文革”期间，这两个阶级所受的灾害最大。“《尹县长》集中最成功的几篇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已经超越了政治报道的范围，变成阐释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其说服力。” 吕正惠认为，陈若曦在大陆始终是个“外来者”和“异乡客”，没有融入其中，因此，她不能以大陆人物的观点写出令人信服的小说。(41)刘绍铭在《联合报》1977年6月28日发表的《与陈若曦聊天》称，她坦承由于接触到的以知识分子较多，所以只是替知识分子发言。陈若曦的写作关怀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这两类人物，吕正惠将此归结为陈若曦是外来者、异乡客这一原因。然而，后来大陆的伤痕文学基本上没有越出陈若曦奠基的主题和题材范围，所使用的创作资源和创作方法也基本相同。不仅如此，后来大陆伤痕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所调用的理论资源也同样不离白先勇等人的“人性”话语。杜清源和李振玉在有关话剧《于无声处》的评论中说：“剧中充满着‘亲子之爱’和‘男女之情’。但是渗透在人物之中的这种‘人性’和‘人情’，又是具有那么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信念和爱憎。”(42)最初将人性吸收到阶级性之中，最终则以人性否定和代替了阶级话语。对于大陆伤痕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来说，陈若曦创作的《尹县长》以及围绕《尹县长》所产生的评论具有先锋和示范的意义。 四、“革命形式主义” 陈若曦在《文革杂忆》中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称为“革命形式主义”。(43)陈若曦离开中国大陆不久，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罗兰·巴特和法国属于毛主义的《原样》(Tel Qluel又译《太凯尔》《如是》)杂志社一行到中国访问，罗兰·巴特的旅行经验成了陈若曦所谓“革命形式主义”(与德热拉斯《新阶级》中的“形式主义”叠印在一起)的一个注释。所到之处，官方安排的演出节目都是“在马路上捡钱的故事”，“她们的微笑是航空小姐们的微笑”。(44)“人群平静、放松。没有任何的歇斯底里。但同时也没有色情表现，没有‘欢乐’。没有任何的古怪，任何的惊喜，任何的浪漫。”(45)“负责人对数字非常清楚。他很会讲话，很会构筑他的发言，很会讲得明白，无修饰，但带有与之相适的政治砖块。他是一位言说家。”(46)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政治砖块”，它用来比喻和描写官僚政客刻板的套话。他惊叹这个国家严密的、高度合理化的管理：“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47)“偶遇事件、皱痕、不可思议之事少见。”(48)“没有任何偶遇事件、皱痕，没有任何俳句。细微差别何在？乏味吗？就没有细微差别吗？一周以来，我没有写作的激情，没有写作的快乐。枯燥，乏味。”(49)罗兰·巴特在观看了五一表演以后评论道：“一次令人失望的‘五一’，平淡无奇，既没有英雄气势，也没有革命色彩，可怕地缺乏诗意。”“在这个国家，只有政治说得上是文本，也就是说，只有政治说得上是能指——不管怎么说，没有艺术!”(50)他在日记中写道：“所有这些记录，大概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51)1974年5月3日，罗兰·巴特一行参观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是他们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最长的一章。他这样描述负责接待的哲学教授：“非常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来自于马克思全集，都来自于《圣经》，他是出色的教士。他完全能讲授笛卡尔主义!”罗兰·巴特眼中的北京大学像是东正教会：“这便是纯粹的教理问答的世界。”“在这一切之中，最为古怪的，并非是中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达到了彻底的程度。”“这所大学：超正统，超彻底，超教理说教，因此，实际上是先锋派，但不是以我们的词义来理解的先锋派!”罗兰·巴特写下了如下评注：“这所发起‘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认为是最富有智慧话语的大学，完全是空空荡荡的，寂静的。”(52)正是在北京大学这个知识的集散地，集中地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假模假样和极端的反知识态度。在“革命形式主义”后面，权力自行其是。他这样描述他对一位公社干部的观感：“公社负责人有些让人担心：他在气派上真像是一位领导人、一位老板——大概他是有权力的。”(53)干部/老板的身份容易转换，二者具有相同的本质。 一面是越来越高昂同时也越来越空洞的革命高调，一面是越来越普遍的权力腐败。林彪的自我爆炸就像一个乐队在演奏高潮中琴弦突然绷断。“文革”后期，“走后门”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1972年5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指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54)1974年2月20日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使用既冠冕堂皇又玩世不恭的语言，对群众极其不满的以“走后门”为代表的特权腐败置之不顾，却用“地对空”导弹去攻击相距两千多年的孔子：“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击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55)运动就是一切。这充分说明这一套革命布道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修辞和语言游戏。“文革”从制造刘少奇政治冤案到“走后门”成为日常生活，使一种特定的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发展起来。 这个处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全面封锁下的国家走向了自我锁闭。罗兰·巴特在《中国行日记》中写道：“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信息的完全封闭，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最为惊人的是，这种封闭是成功的，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他逗留的时间长短和条件如何，都不能成功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这种封闭。特定的重要性，后果是难以估计的，我不认为是好的。任何关于中国的书籍，都只不过是外向观察的。”(56)1972年，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访问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遭到“四人帮”的愤怒谴责和猛烈批判。这部纪录片直到2004年11月25日才在由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纪念安东尼奥尼贡献的影展上在中国正式上映。1980年，当安东尼奥尼获得阿尔齐吉纳迪奥奖的时候，罗兰·巴特写了《亲爱的安东尼奥尼……》的文章，是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有关中国的影片使他产生了中国之行的愿望。他在文中说：“艺术家没有权力，但他与真实有着某种关系。”(57) 五、新时期与新启蒙 刘心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之父”，《班主任》成为一个新纪元。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同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班主任》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历史批判和否定的声音。在老师/学生和启蒙者/愚昧者二元对立的权力等级的结构中，《班主任》中的“张老师”鲜明地以启蒙者的身份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和中心地位。 在当时关于《班主任》的评论中，许多评论者异常敏锐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谢惠敏这个新的典型上，《班主任》最独特的发现和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谢惠敏描绘为愚昧的典型。何西来和蔡葵在《艺术家的责任和勇气——从〈班主任〉谈起》的评论中指出：“在我国文学创作中，出现这样的艺术典型，还是第一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谢惠敏身上的愚昧和教条，是‘四人帮’整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产物。这种性格特点不仅青少年学生中有，社会上其他领域中也有。谢惠敏式的人物总是把‘四人帮’的教条奉为神明，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拿这些教条来律己，也用以衡人。他们开口‘阶级斗争’，闭口‘路线斗争’，事无巨细都要‘上纲上线’，实际上却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政治术语的真正意思。而可悲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做这一切的时候，竟还真诚地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58)陈恭敏在《“伤痕”文学小议》中称赞作者没有停留在勾勒宋宝琦这一“畸形儿”的人物形象上，而是把笔锋深入到更严峻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典型——谢惠敏，深刻写出了那种“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渗进并玷污了”年幼单纯的一代心灵的“帮毒”。(59)王纪人在《复苏期的文学潮流》中认为，《班主任》之所以受到广泛的重视，是因为它率先提出不仅要挽救像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而且要挽救“左”得出奇、纯若修女的谢惠敏，他们是蒙昧主义养育出来的一对精神畸形儿。(60) 《班主任》这篇小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小说中大量罗列书名。在《班主任》里提到的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我们也发现了几乎同样的排列书名的现象。在《青春之歌》里，一开始，余永泽通过有关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海涅、拜伦、曹雪芹、杜甫、鲁迅、冯沅君以及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解放等知识征服了林道静。林道静接受余永泽提供的五四启蒙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知识成为她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的结局就像鲁迅《伤逝》的结局一样，是爱情的死亡和否定。就在这时，在林道静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另一个男人和革命英雄卢嘉川。林道静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是在与卢嘉川相遇以后，卢嘉川给她带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61)卢嘉川借给她革命书籍，将她带人了一个陌生的、激动人心的世界：“晚上，道静伏在桌上静静地读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做着笔记，加着圈点，疲乏的时候，她就拿起高尔基的《母亲》。她时时被那里面澎湃着的、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无限热情激荡着，震撼着，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满足。可是余永泽呢？他局促在小屋里，百无聊赖，正好拾起他最近一年正在钻研的‘国故’来。”(62)在新的革命知识面前，曾经使林道静激动和兴奋的余永泽黯然失色。她觉得那个置国家、民族危难于不顾，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去寻求个人前途的余永泽自私、平庸。林道静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知识更新与思想转向：通过对五四启蒙主义/个人主义知识的批判与否定进入到新的革命阶段。 如果将“新时期文学经典”《班主任》与“当代文学经典”《青春之歌》对照起来阅读，很有意思。《青春之歌》被称为“成长小说”，所谓“成长”无疑是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而林道静又是通过知识的不断更新而获得“成长”的。小说中三个不同的男人带给她不同的知识，也带领她经历了不同的“成长”阶段。北大学生余永泽带给她的是个人解放和爱情等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知识，共产党员卢嘉川和江华带给她的则是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的知识。我们将《班主任》和《青春之歌》对照，发现《班主任》中的人物经历了一个“逆成长”的过程。那些在《青春之歌》里被否定和超越的知识在《班主任》中重新焕发了光彩，重新获得了生命。知识的意义在新时期发生了逆转：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愚昧的象征的谢惠敏，就是站在路的尽头、完成了“成长”、已经成熟的林道静。在《班主任》重新讲述五四的启蒙故事时，谢惠敏进入了新的启蒙的循环，她重新接受爱情的启蒙，而余永泽重获被卢嘉川篡夺的启蒙位置。 《班主任》通过将谢惠敏描述为愚昧这一叙述策略完成了对“四人帮”和“文革”的彻底否定。新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将“文革”表述为封建专制主义。“新启蒙之父”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成为“新启蒙”的一个著名论断。李泽厚通过“救亡压倒启蒙”的表述策略，从“未完成的启蒙”出发建立了“新启蒙”的合法性。黎澍在他主编的《历史研究》杂志上树立起反封建的旗帜，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高潮。1988年10月，《新启蒙》丛刊在“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中创刊。金观涛在《说“启蒙”》一文中说：“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继续。原因很简单，因为反封建的任务未完成。”(63) 六、“为文艺正名” 这个时代将自己命名为“新时期”，将刚刚过去的时代命名为愚昧的时代，建立了“新启蒙”的权威，迎来了一个“新启蒙”的时代，一个批判的批判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新启蒙之父”李泽厚将他献给这个时代的著作题为《批判哲学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以神话代替了知识的时代。 《老子》开篇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64)名开启了一个纷繁复杂、丰富多样的世界。孔子提出“正名”，董仲舒主张“深察名号”。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用尖厉的声音道出：“主人有赐名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语言的来源理解为统治者威权的表达：他们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们用声音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下烙印，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将其立即据为己有。”(65)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争名夺利的历史，亦即权力所书写的历史。五四时期，胡适提出“打倒名教”，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中国的政治、经济、道德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同时，重新定义了文学，使用了新的语言，形成了新的文化。正如五四一样，“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同样刷新了政治、经济、道德的面貌，同时对文学重新进行了界定。新时期对于文学的重新界定被描绘为“文学回到自身”和“文学向内转”，否定传统的“文学工具论”，建立了新的“文学本体论”。 新时期“文学回到自身”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一)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79年1月9日以“文化部方鸣”名义发表了文化部理论组《学习周总理，发扬艺术民主》的文章，称周恩来的讲话是对毛泽东“讲话”的“发展”，并提出了“艺术民主”、“创作自由”和“文艺的客观规律”等命题。 (二)《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否定“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强调“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66) (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将经典文献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呼应了当时“创作自由”的要求。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祝辞，做出了“创作自由”的承诺。 在新时期初期，文学具有神话色彩，后来构造了一个纯文学的神话。为了适应纯文学神话，《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被生吞活剥成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开会讨论这一新的翻译的时候，17位与会专家一致反对。Лнтература通常给出两种释义，其一是文学，其二是书籍，文献。(67)但是，均没有出版物的含义。反过来，在《汉俄词典》，中查阅文学这个词，得到的答案是Лнтература。(68)将Лнтература译为出版物，就像一个学英文的学生将literature翻为出版物一样，那是会被老师打屁股的。将Лнтература译为出版物，代替原来的文学，无疑是一种曲译。十分荒诞的是，一方面《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被翻译成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却又仍然被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书里。我们都知道指鹿为马这个典故。从逻辑上来说，鹿既然被指为马，就应该赶到马厩里去。 一个时代的知识革新从来不是独立地发生的，知识不是孤立的、片断的，而是系统的、整体的、互相联系的。如果对这一时期的知识稍加发掘与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一次明显的知识断裂和一个相同的地质层。在文学领域“为文艺正名”以及对列宁的经典文献《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重新“翻译”的同时，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知识领域也同时发生了一次知识的革命，原来的核心概念遭到质疑和颠覆，并且重新铸造出新的概念。例如，在政治学领域，“人民”这一概念遭到质疑，被认为是一个抽象和空洞的概念，在法学领域发生了“资产阶级权利”代替“资产阶级法权”的“拨乱反正”行动，在经济学领域，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第2版发表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文章发表后，陈中绳发表了《关于废除“法权”译名的建议》，宣称：“多年来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时，总是把德语‘das recht’或俄语‘право’译成‘法权’。不懂外语的汉语读者看了‘法权’这个生造出来的词，往往不知所云而只能各执一端，各是所是。这个译名已经成了汉语读者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障碍了。因此我们认为，全面废除‘法权’这个译名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69) 1958年9月15日，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在上海《解放》第6期上发表，毛泽东令《人民日报》转载，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1975年，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发表了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形成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70)胡乔木说：“贝特兰讲，张春桥文章虽然不完全对，但讲出一个道理。打倒‘四人帮’后，没有一篇文章对张的文章作过系统的批判。张春桥好像继承了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说马克思怎么讲的，列宁怎么讲的，然后讲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这样就摆出一个道理来。”(71)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相对于封建特权来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张春桥的文章作为一种纯粹的理论游戏，在逻辑上是自洽的，看不出什么破绽，但在历史上是反动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72) “法权”这个概念被污名化，被视为一个邪恶的名词，把它与极左政治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陈忠诚的叙述，他在1951年就对“法权”这一译名提出质疑，并将自己的有关论文寄给了当时法律教学的权威机构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学院院刊发表论文讨论，“50年代后期，人民大学逐渐地使‘法权’从有关教科书、课程和教研室名称中隐退”，“‘法权’一词逐渐从法学教学中消失了”。(73)按照这一叙述，在法学教学领域和意识形态机构中，“法权”早已被“权利”这一翻译驱逐出去和基本上消灭了。仅仅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中，即仅仅只有在对经典还残存着起码的尊重的学术性翻译中，法权这一译名才得以保留。因此，“法权”与“权利”两种译名之间的“路线斗争”根本就不存在，事实是，法权这个译名像美国的印第安人一样待在他们有限的保留地里。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一出颠倒的、荒唐的、低级的人间喜剧。反过来，将法权的发明权归之于“四人帮”，同样是一种可怕的无知，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废除一个名词，取消人们必要的知识视野，更是一种知识的喜剧。正如陈中绳在《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法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所指出的，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六法》一书中，早就把相当于俄语“право”的法语“dorit”一词译成“法权”了。现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王国维称之为“第二之佛教时代”。严复可以称得上现代的玄奘。西方现代的许多名词是由严复翻译和厘定的，严复曾经将这种充满了艰辛的翻译过程形容为“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严复曾经为Right的翻译绞尽脑汁。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描述道：“唯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如上章‘爰得我所’，其义正同，叠引《管子》‘孤寡老弱，不失其职，使者以闻’，又《管子》‘法天地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等语。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申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何则，生人之初，固有直而无权无利故也”。(74)严复并不认为将Right翻译为权利切近的当，严密无间，相反，他认为，权利是十分勉强的甚至有害的翻译。严复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中将Right翻译成法权：“立宪要点，其所以异于专制者，以下议院独有财政赋税之权，非国民所允诺，毫厘之利，不得横取，此谓囊橐法权Right of Purse云云。”(75)根据同一年严复《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一文，法权这一译名并非中国人“生造出来”的，而是像许多现代外来语一样，是来自日本的翻译，同时，在严复看来，法权和权利两可：“案‘治外法权’四字名词，始于日本。其云治外，犹云化外；其云法权，即权利也。”(76) 更重要的是，天赋权利的思想本身具有历史性，属于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时代。林喆认为：“黑格尔的法权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国这样的伦理社会中是生长不出如此的权利学说和国家学说的。”(77)其实，在西方，法律权利也同样不是天然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和自然法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18世纪是自然人的世纪。19世纪，自然法和天赋人权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在边沁看来，权利乃是法律权利，没有离开法律的权利。权利是法律的产儿。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权利这一概念，我们往往将它与“天赋权利”、“天然权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的根据是自然法。“用中国话讲，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则，或天法。”然而，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即便有什么超越于法定权利的权利，也必须寄身于实在法，并通过国家法律来享有和实现，正如边沁所说，‘在我看来，权利乃法律之子……自然权利乃是无父之子。’”(78) 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打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为维持其统治服务。权利概念以及权利话语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崛起联系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以及法治代替神权这一历史变化过程联系在一起。恩格斯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中描述了权利诞生的历史过程：“到十七世纪时宗教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英国飘过，过了不到五十年，新的世界观就不带任何掩饰地在法国出现了，这就是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当时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法权要求而进行，——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79)恩格斯还指出，“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在纲领中用法权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80) 正如不可能仅仅用“革命”“共产主义”这类名词就能建造纯粹的黄金时代一样，也不可能只要有了“权利”这个名词，就能造成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恰恰相反，正如英国当代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所有这些都是极度真实的。法律权利会与极端的剥削、残酷与不公正相容。”(81)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名义下，“按劳分配”受到集中批判和声讨。“文革”结束后，对所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诋毁和攻击成了知识界的时尚和资产阶级文化英雄们的集体作业。不论是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神圣口号，还是以建设“资产阶级权利”的神圣名义，“劳动”都遭到当代文化英雄们的敌视和否定。正如“文革”的极“左”英雄阉割了马克思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极右英雄也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不肖子孙。“劳动价值论”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祖宗亚当·斯密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发现和基本思想。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现代资产阶级的圣经《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一开头便写着：“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82)英国小说之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创造了鲁滨孙这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在鲁滨孙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冒险、勤劳、节俭等性格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性格特点。《鲁滨孙漂流记》被马克思视为资本主义创世的寓言。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文明成果的重要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重要历史贡献是，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剩余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的知识掮客将自己装扮成为文化英雄，当他们朝马克思抡起知识的镢头的时候，却不小心挖了自己的祖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来源。为什么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英雄们如此恐惧和敌视劳动价值论，甚至不惜挖掉自己的祖坟呢？这确实值得我们讨论和深思。与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同，不是鲁滨孙式的辛勤的汗水结晶出财富，而是空手套白狼，才是当代资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创业神话和财富本质。 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核心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一座知识的大厦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些虚假的概念之上。任何概念、事物都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都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任何将事物绝对化的企图都是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知识活动的重要目的是，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是客观地呈现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具体过程，使事物历史化和相对化，使其重新回到历史的脉络之中，确定其历史的位置。 七、知识神话或“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班主任》这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堆砌书名。小说专门描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石红家里的书架，不厌其烦地展示了书架上的图书，从而构建了知识话语，确立了知识权力。 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中，作者借老久之口对时代发出了有力的质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是荣誉，为什么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知识成了罪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突飞猛进，为什么我们这里科学家像罪犯一样横遭囚禁？”(83)在《公开的情书》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看来，科学不仅是力量之源，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也是一切价值的标准。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已经代替宗教，成为信仰，它无所不能。“你问我为什么比你坚强，那是因为我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使人坚强。去年夏天，我决定用现代科学对我过去的哲学思想作一番清算，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天气里，我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写一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清算总结。天空发出了闪光和轰响。伟大的自然把雷电的力灌注到我的笔端。”(84)对美好、崇高、神圣的科学与爱情的热情赞颂成为这部中篇小说的主题和基调。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献给科学和爱情的“公开的情书”。 新时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价值得到确认。知识分子的专家身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尊崇，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以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新时期初期形成了一个集中和不遗余力地赞美和颂扬知识分子的现象，形成了崇拜知识的潮流，表征了一个“知识时代”的到来。季红真指出：“小说正面人物的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良知的人们，负载着作家们的主要审美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作品中占压倒优势。……这种审美理想表达了人们对极‘左’政治下思想文化专制的反拨。尊重科学，尊重文化，尊重理性，尊重人，成为作家们普遍的呼声。一直发展到一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动辄大谈科学艺术，趣味也格外高雅，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证明有思想，成为一种时尚。”(85)“知识”与“科学”成了新时期文人一种最重要的、势不可挡的“格调”、“品味”和“时尚”。不再是“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时代的本质被表述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在《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在信中这样说明他对真真产生爱情的原因：“当我知道你开始看量子力学、仿生学、控制论等和你教学工作无关的书籍时(老嘎在一封信中讲的)，我高兴极了，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你。”(86)20世纪50年代，劳动是爱情的基础，劳动赢得爱情；到了70年代，不再是劳动，而是知识，成了爱情的“催化剂”。在70年代，知识被人格化了，知识带来爱情。哪怕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仅仅只要对方拥有先进的知识，就会发生爱情。由于知识的照耀，那些缺乏男性魅力的男人也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刘富道的短篇小说《眼镜》中，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陈昆被描绘为具有献身精神的崇高和完美的受难者形象和膜拜对象。尽管知识分子受到当时社会的压抑、排斥和打击，魏荣却决定献身于这个代表着真正的力量与价值的貌不惊人的男人。在小说中，眼镜成了知识的象征符号，也成为爱情的媒介。 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作品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以后，当时有人质疑，《班主任》里的三个学生，两个出身于劳动群众家庭的学生都被写成有缺陷的、愚昧的，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则被描写为健康的、进步的。(87)这样一种描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叙述法则。知识分子不仅散发着知识的力量与科学的光芒，而且放射出道德与理想的光芒。1980年1月，在《收获》第1期发表的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中，知识分子形象达到了完美的顶点。小说主人公中年女医生陆文婷成为知识分子的典型，被当时的评论家命名为“社会主义新人”。陆文婷参加工作后，仍然不放弃专业学习，经常熬夜翻译国外医学资料。在医院里，她将病人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除了紧张的工作，她还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在家里，她是一位重视家庭的好妻子。小说充分刻画了陆文婷的刻苦、美丽、温情与诗意，在专业工作上，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医术高明，任劳任怨；在道德上，她坦荡无私，自我牺牲。她接近于无限完美。 新时期被视为五四的一个重述，但是，新时期与五四有着重要的区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将五四表述为“人的发现”，而新时期新启蒙知识分子则将五四这种“人的发现”表述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发现与崛起，新时期一个最基本的叙述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神话及其与大众之间的等级对立，从而造成“精英”这一概念在“新启蒙”时代的时髦和流行。这种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对立的叙述由1989年5月《文艺报》刊登的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一文而登峰造极。他声称，“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独立宣言”，“五四”时代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第一次伟大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中工农的地位取代了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性地位已经完全失落”。“新时期”在确立了“现代化”的目标之后，以“人的现代化”之名，知识分子通过启蒙的叙事重建了自己的主体和中心地位。与这种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相应的是，中国的农民像美国历史上的黑人一样很长时间里仅仅只有四分之一选举权。 “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叙事，新时期转变成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叙述。在“伤痕文学”尤其是“改革文学”中，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男主人公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抛弃从前所爱的女性的故事情节，有的研究者视之为自古以来反复出现的“痴心女子负心汉”模式的复现。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章永璘与马缨花的故事、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故事颇为典型。《人生》通过描写高加林的“个人奋斗”成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男主人公高加林抛弃女主人公刘巧珍的情节被赋予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战略意义和进步意义。高加林因为有知识，无论是农村少女，还是城市姑娘，都倾心于他。而农村姑娘刘巧珍尽管外表漂亮，性格贤惠，但是因为没有文化而充满了自卑。“她决心要选择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名义，路遥将高加林在封建道德中始乱终弃的故事置于新的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的规划之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次替小说的主人公高高举起了“个人奋斗”的旗帜，并将这面旗帜插在了时代的高地上。19世纪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和巴尔扎克《高老头》等小说中拉斯蒂涅式的“向上爬”的人物在“个人奋斗”的旗帜下得到赞颂与美化。 如果我们采用陈寅恪以史证诗的方式，路遥的悲剧并非80年代“新启蒙”所提炼出来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主题，而是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的故事。唐人传奇元微之的《莺莺传》中的张生是高加林这类人物的原型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道：“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88)而陈寅恪《读莺莺传》采用以史证诗的方式，指出莺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张生的选择以及爱情的结局。莺莺出身低贱，元微之始乱终弃，正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但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89) 八、“伤痕文学”与人性话语 新时期提出了“回归人性”的口号。“回归人性”这一说法假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人性的存在；然而，事实上，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人性概念。不仅不同的时代存在着不同的人性概念，而且即使在同一时代也存在着不同的人性概念。在中国古代儒家内部就存在着荀子的人性恶和孟子的人性善两种对立的人性观。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所接受的是卢梭的自然人性论，接受了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则极力反对这种浪漫主义的自然人性论。新时期“回归人性”的主张，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人性”，而是重新选择了另一种不同的人性概念，从而实际上重新定义了人性。 卢新华的《伤痕》将革命和人性对立起来。“文革”结束后，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文革”是反人性的。新时期在重新定义人性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宣称“文革”践踏了人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先锋文学甚至成为“人性恶的证明”。按照先锋文学对于人性的想象，“文革”的暴力和恶恰恰是人性的释放和证明，而非反人性。 在对“文革”“大同”理想的否定中，新时期提出了“小康”的目标。“大同”与“小康”二者都源自儒家重要的典籍《礼记》。“小康”乃相对于“大同”而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90)在有关“小康”的论述里，不再是“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私与自利具有了合理性。“小康”与“大同”不仅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而且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性想象。而公/私的对立构成了“大同”/“小康”两种不同的社会的分野。 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个人”“自我”和“权利”的觉醒与“小康”对于社会的重新想象与规划有关，新时期对人性的重新描绘是与中国当代政治从“大同”向“小康”这种社会理想目标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种“小康”的视景里，“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家族想象、家族伦理、家族叙述重新兴起。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李锐的《旧址》为代表，在新时期出现了“家族小说”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与显著的文学表达。根据《礼记》对“大同”和“小康”的不同描述，家族叙述重新兴起的线索和道理一目了然。 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情境构成鲜明对照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60年代结束，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于东方，重新确立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当代文学主题先行、典型化、形象思维、史诗性、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宏大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民族国家确立之后，新的个人的全面书写才真正成为可能。也因此，“当代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转换也才成为可能。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由现实主义转变为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契机与历史条件。20世纪70年代，人性话语兴起，以个人情感和欲望对抗和消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90年代，“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女性写作”和“欲望叙事”沿着这一逻辑和脉络进一步展开。 新时期，刘心武最早提出了“爱情的位置”的问题。张洁以《爱，是不能忘记的》高举起“爱情”神圣的旗帜，《爱，是不能忘记的》被视为新时期“爱至上”的神话。然而，随着新时期的进展，对新时期初期被神话化了的“爱情”逐步产生了痛苦的觉悟，认识到了“爱情”残酷的真相，并且最终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摧毁和抛弃了“爱情”的神话(池莉《不谈爱情》)，乃至转变为无情的诅咒和尽情地嘲笑(朱文在《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宣告：“啊，爱情，你真像一泡屎。”)。 九、“伤痕文学”的文学史叙述 起初，“伤痕文学”像当时的“朦胧诗”以及西方的“印象派”“野兽派”等命名一样乃是一种恶谥。“伤痕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另类书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一次重要突破。 最早使用“伤痕文学”这一概念的是陈恭敏评论《班主任》和《伤痕》的《“伤痕”文学小议》一文。他指出，因为《伤痕》不同于以往的描写，被人视为“暴露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加以指责，斥为异端。他认为《伤痕》的讨论使文艺打破了“四人帮”的桎梏和传统模式的规范与束缚。(91)《人民文学》1978年10月举办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79年4月号公布了评选结果，选出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25篇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作协副主席沙汀说：“《班主任》和《伤痕》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而且同类题材的作品相继出现，同时还被称之为‘伤痕’文学。”(92)作协副主席陈荒煤说：“这次评选的作品中，特别引起广大青年读者强烈反映的，是一些揭露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罪行的作品。无论是出自善意的忧虑、怀疑，还是由于其他原因给予各种非难，称之为‘暴露文学’、‘伤痕文学’，但大量读者的评选证明，这些作品是反映了我们一个特定时代的悲剧，是时代的烙印、时代的脚迹，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是无法否定的。”(93)《乔厂长上任记》这类后来评论界和文学史称为“改革文学”的作品，在当时也被归入更为宽泛的“伤痕文学”的范围。㈣ 由于伤痕文学是一种恶谥，因此，伤痕文学阵营很长时期内都拒绝这一命名。1979年11月，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首先是短篇小说和话剧，发扬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描绘了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的尖锐斗争以及在那些灾难年月发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描绘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长征路上涌现的先进人物，揭露了障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种种阻力和弊端。……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95)直到1981年，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中，周扬仍然拒绝“伤痕文学”这一命名：“我们不赞成尽写所谓‘伤痕’。但是写了‘伤痕’的作品并不就是所谓‘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更不等于宣扬感伤主义的文学”。(96) 《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5期发表的王振铎的《的确出现了一个新流派——从“歌德”与“缺德”谈到“伤痕文学”》首次正面使用了“伤痕文学”这一概念：“‘伤痕文学’四个字虽是一些人加给这类文艺作品的贬称，倒也反映了这类作品的某些特征。”他指出，从题材来看，这类作品描写“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造成的创伤，主要使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认为伤痕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97)《外语教学》1981年第2期译载了德国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的《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译者杨慧将西德的“废墟文学”与中国的“伤痕文学”加以比较，认为颇有相同之处。(98) 1981年5月，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吴丰兴的专著《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吴丰兴将伤痕文学这一概念追溯到1979年7月3日在美国旧金山大学举行的一个中共文学讨论会上许芥昱的论述：“自1976年10月以后，文学作品方面以短篇小说最为活跃，最引起大家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就是‘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锋头……我把这一批还继续不断受人注意、讨论的文学，称为‘伤痕文学’，取意于受到伤害的诉苦文学，这里又有一层意义，我只能说受伤、诉苦，是因为它们还没有提出一个解决之道，没有一篇作品指出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没有一篇敢彻底分析受苦的根源，只控诉四人帮就算完事。”(99)吴丰兴“伤痕文学”的定义是：“所谓‘伤痕文学’，系指在中国大陆，以反映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人民身、心创伤的严重性，并且指出疗治创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一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而言。”吴丰兴的伤痕文学概念涵盖了包括控诉“四人帮”在内的十类题材：一、怀人感伤类，二、爱情悲剧类，三、亲子悲剧类，四、“四人帮”思想流毒类，如刘心武的《班主任》，五、追思老干部类，六、知识分子的遭遇类，七、揭露黑暗暴政类，如王亚平《神圣的使命》，八、人民命运的隐患类，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九、暴露“四化”阻力类，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十、批判特权作风类，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100) “伤痕文学”在新时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创作潮流和写作规范，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阐释规范。在伤痕文学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描绘为“四人帮”和“文革”的“受害者”。而在同一时期刘克的《飞天》、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李克威的《女贼》等作品中，老干部和官僚特权却往往被描写成了加害者，这些作品因此不能被纳入流行的“伤痕文学”的范围，而被归入“有争议的作品”。与伤痕文学几乎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朦胧诗”，与伤痕文学在许多方面重叠，它们都以“文革”为题材，并且共同分享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主题，但“朦胧诗”也从未被伤痕文学接纳。同时，《第十个弹孔》《神圣的使命》《将军吟》《布礼》等属于伤痕文学，而《将军，不能这样做》则为伤痕文学所拒绝。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8期。诗人在小序中写道：“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李拔在《文学评论》发表《诗人，应该这样说——读〈将军，不能这样做〉有感》：“挥笔开篇，作者就在自己的诗笺上以短小有力的序言，严肃地诉说了新长征中一个许多人敢怒不敢言，或者只敢在私下小声嘀咕而不敢在作品中大胆抒写的‘新的课题’。这是多么令人心痛而为难的历史课题啊。”(101)叶文福因为《将军，不能这样做》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在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活动中，《将军，不能这样做》被推选为一等奖第一名。1981年5月5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白羽致信评委会要求取消其一等奖第一名的评选结果，称“此诗发表后不久，即受到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1981年5月14日，朱子奇、邹荻帆和吴家瑾在以《诗刊》编辑部名义发出的申诉信中说：“有不少同志包括搞朗诵和美术的同志认为，如果为群众所公认的好诗《将军》不予评奖，这次评奖就毫无意义，建议取消。有同志说，如不评《将军》，《诗刊》何以面对广大读者。还有同志认为，评不评《将军》，不是对一首诗的评价问题，而是是否捍卫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问题。”(102)在普遍的赞誉中，周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首诗是好诗，就是那个小序，我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距离太近了。你假如稍微朦胧一点就好了，诗是好的，谁也不敢说它不好，但是诗和政治是两回事，你触到了政治的痛处了。”(103)当时，“朦胧诗”因为“朦胧”而遭诟病和非议，而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则因为不够“朦胧”而蒙难。 在通常的叙述中，从“文革”到改革是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断裂。随着改革时代的进展，“新启蒙之父”李泽厚提出了“告别革命”。他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祛除革命的仪式。按照李泽厚的思维方式，改革与革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文革”的词典里也不会有改革这个词。其实，革命与改革并非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在“文革”的最后高潮中，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发表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被认为登峰造极的极“左”奇文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改革”的身影：“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也并非斩钉截铁地决裂。《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著名的《为文艺正名》曾经指出：“群众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一部分作品的反映是：政治上是反对‘四人帮’的，艺术上是模仿‘四人帮’的。”(104)包括“新时期文学之父”刘心武在内的许多伤痕文学作家其实都曾经活跃在文革文学的文坛上，是从“文革”文学翻着筋斗过来的。 2015年12月25日 注释： ①王力：《王力反思录》上册，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②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另见叶永烈《出没风波里》，第358页。 ③高阜、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④《“571工程”纪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第650-657页。 ⑤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省，独出心裁，花样翻新，将右派的标准由6条扩大为12条，31472人被打成右派，敢讲真话的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导致大跃进时期安徽一省非正常死亡400多万人，见尹曙生：《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大饥荒期间，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数次到安徽调查，都被曾希圣严密封锁。1960年2月，饥荒和死亡最严重的时候，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到安徽调查，曾希圣设“家宴”款待，不仅安徽饿死人的真相被隐瞒，而且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因受蒙骗而对曾希圣给予赞赏，见江鲲池：《邓小平与曾希圣》，《党史纵览》2004年第6期。这一千古罪人在“文革”后被吹捧为农村改革的先驱，见江鲲池：《曾希圣：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百年潮》2000年第9期。 ⑥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⑦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增订版)，张华青等译，竺乾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谈论内部出版物“黄皮书”“灰皮书”的文章很多，但鲜有人提及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作为内部出版物，1963年2月一次印数达14.1万册，其印刷量之大要令今天许多畅销书汗颜。进入新时期后，这本书没有完全被遗忘，台北“中央”日报社1979年、北京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都出版过此书。 (8)陈东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草”》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458页。 (9)陈东林：《“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3页。 (10)(11)(12)(13)(14)顾准：《新生日记》(1969-1971)，《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第302页，第304页，第301页，第329页。 (15)(16)顾准：《西方经济学笔记》，《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第326页。 (17)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 (18)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19)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第1版。 (20)《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21)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第8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2-6043页。 (22)《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人民日报》1978年6月8日第5版。 (23)蒋守谦：《“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作家报》1995年5月20日。 (24)《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25)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6)杜清源、李振玉：《悲壮的颂歌，战斗的艺术——赞话剧〈于无声处〉》，《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27)常征：《试议新悲剧文学的特点》，《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 (28)西来、蔡葵：《艺术家的责任和勇气——从〈班主任〉谈起》，《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29)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2月3日第2版。 (30)《惊雷的回响——本刊编辑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先后召开话剧〈于无声处〉座谈会》，《人民戏剧》1978年12月。 (31)《在京的部分作家和业余作者在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创作必须回到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第4版。 (32)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第3版。 (33)《出席〈文艺报〉、〈文学评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指出：深入批判(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第4版。 (34)《陈若曦自选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97页。 (35)梁若梅：《陈若曦创作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页。 (36)(37)(38)(43)陈若曦：《文革杂忆》，第一集，洪范书店，1978年版，第51页，第21页，第58页，第42页。 (39)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陈若曦：《尹县长》，远景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2页。 (40)陈芳明：《陈若曦的回归与再回归》，《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45·陈若曦》，“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年版，第269页。 (41)吕正惠：《徘徊回归线：陈若曦小说中的政治三角关系》，《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45·陈若曦》，“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年版，第189页。 (42)杜清源、李振玉：《悲壮的颂歌，战斗的艺术——赞话剧〈于无声处〉》，《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44)(45)(46)(47)(48)(49)(50)(51)(52)(53)(56)(57)[法]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中国行日记》，[法]安娜·埃施伯格·皮埃罗(Anne Herschberg Pierrot)整理、注释，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第260页，第278页，第147页，第104页，第116-117页，第270页，第93页，第278-299页，第144页，第257页，第304页。 (54)《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第700页。 (55)《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第123页。“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等语是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来信上的批示，有其具体语境，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这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呵护，有其具体语境。如果将此普遍化，甚至当作真理，就十分荒谬了。 (58)西来、蔡葵：《艺术家的责任和勇气——从〈班主任〉谈起》，《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59)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1978年第12期。 (60)王纪人：《复苏期的文学潮流》，《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1期。 (61)(62)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7页，第123-124页。 (63)金观涛：《说“启蒙”》，《新启蒙》第4期，1989年4月。 (64)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 (65)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页。 (66)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0日第1版。 (67)北京时代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刘泽荣主编的《俄汉新辞典》，Лнтература列出了两个释义：①文学，文艺。②书籍，图书，文献。商务印书馆2008年出版的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大俄汉词典》(修订版)列出了两个释义：①文学。②关于某一学科或专题的书籍，文献，参考书。③著作，著述；文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的辽宁大学外语系编写的《新俄汉词典》颠倒了释义的次序：①书籍，图书；著作，专著；文献。②文学；文学作品。但是，没有任何一部辞书中Лнтература的释义包含了出版物。 (68)上海外国语学院《汉俄词典》编写组编：《汉俄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51页。 (69)陈中绳：《关于废除“法权”译名的建议》，《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70)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256页。1958年，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第7版。张春桥没有主经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神话。资产阶级法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它也像所有在历史中存在的事物一样，不是绝对的，不可能永世长存。1975年，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说：“‘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见《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第1版。 (7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3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页。 (73)陈忠诚、邵爱红：《“法权”还是“权利”之争》，《法学》1999年第6期。 (74)严复：《与梁启超书》二，王轼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9页。 (75)严复：《政治讲义》，王轼主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2页。 (76)严复：《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9页。 (77)林喆：《权利的法哲学——黑格尔法权哲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78)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2-323页。 (79)(80)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6页，第568页。 (8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页。 (8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页。此书另一个常见但不恰当的译名是《国富论》，严复更简练而又确切传神的译名是《原富》。 (83)(84)(86)靳凡：《公开的情书》，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第120页。 (85)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第43页。 (87)刘心武：《生活的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8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89)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6页。 (90)朱彬：《礼记训纂》，饶钦农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1-333页。 (91)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1978年第12期。 (92)沙汀：《祝贺与希望》，《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93)陈荒煤：《衷心的祝贺》，《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94)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第3版。 (95)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第2版。 (96)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81年第4期。 (97)王振铎：《的确出现了一个新流派——从“歌德”与“缺德”谈到“伤痕文学》，《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5期。 (98)杨慧：《译后》，见海因利希·伯尔《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杨慧译，《外语教学》1981年第2期。 (99)《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转引自吴丰兴：《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4-5页。 (100)吴丰兴：《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4-5页。系作者1980年政治大学东亚所的硕士论文《“文革”后中国大陆“伤痕文学”之初探》。 (101)李拔：《诗人，应该这样说——读〈将军，不能这样做有感〉》，《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102)亚思明、徐庆全：《〈将军，不能这样做〉评奖始末》，《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103)叶文福：《我是这方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株骄傲》，《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5期。 (104)《为文艺正名》，《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标签：伤痕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革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粉碎四人帮论文; 陈若曦论文; 班主任论文; 顾准论文; 尹县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