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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06-10-29。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1-7852(2007)03-0095-05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出现在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明中部地区的区域发展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至此，中国完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形成，即通过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那么，为什么中部地区不是“开发”、不是“振兴”而是“崛起”？中部地区的主要区域问题是什么？它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区域问题到底有何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探寻和解答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它既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中部地区的区域问题、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出发点和根本所在。
1 中部地区的区域问题是发展迟滞——“迟滞病”
现在许多学者对中部地区区域问题的说法是“中部塌陷”、“相对地位下滑”，特别是“中部塌陷”的说法非常流行，那么，“中部塌陷”是区域问题吗？中部地区的区域问题如何表述较为准确？下面的分析将给予回答。
1.1 中部地区的概况
研究中部地区的区域问题，首先要明确中部地区的范围。“七五”计划把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其中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9省区。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划入西部地区；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东北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区域。至此，中国目前形成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四大区域格局。这样，“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所指的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6个省，面积102.7×10[4]km[2]，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0.7％；2003年人口3631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1％；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6304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9％。它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也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
1.2 对“中部塌陷”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并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原有基础的作用，承接了世界高梯度地区(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转移过来的产业与技术，经济率先实现起飞。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投入的增加，使西部的发展速度也超过了中部。在2000年到2003年间，东、中、西部地区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29％、10.53％、11.89％。这样，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差距则缩小，使得中部地区在全国的相对地位下降。这反映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5％。但中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一直高于西部地区。有些学者把中部地区这种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东部和西部、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份额下降的现象称为“中部塌陷”。其实，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些区域快些，有些区域慢些。增长速度快的区域所占份额上升，增长速度慢的区域所占份额下降是必然现象，这不是什么区域问题。现实的背景是国家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地区都被忽视，而2003年国家又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再一次被忽视。因此，我认为“中部塌陷”的说法不是对中部区域问题的表述，其作用在于呼唤中央政府对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关注和重视，他们希望能像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一样，把“中部崛起”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中部六省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大区域单元，其区域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下面对其进行分析。
1.3 中部地区的区域问题分析
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区域的发展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存在从年轻(youth)、到成熟(maturity)、再到老年(old age)的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面临着不同的区域问题——区域病。根据世界主要国家的区域经济实践，区域问题可以分为落后病、膨胀病和萧条病3种类型。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面临的主要区域问题不同，即所患的区域病并不一样。落后病是有史以来经济从未发达过的区域所患的区域病；膨胀病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且速度较高的区域所患的区域病；萧条病是经济曾一度独领风骚但由于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调整不及时而陷入困境的区域所患的区域病[1]。由于区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同一个区域来说，落后病、膨胀病和萧条病会在同一个区域的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对于一个面积较大的区域来说，落后病、膨胀病和萧条病在同一时段都会同时存在，即区域病表现为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的现象。就目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现实来说，西部地区的主要区域问题是落后病，东北等老工业地区的主要区域问题是萧条病，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则膨胀病突出。那么中部六省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大区域单元，其区域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从中部六省区内部来看，落后病、膨胀病和萧条病等区域问题在区域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从全国整体来看，与其他三大区域相比，则中部六省区上述问题都不十分突出。
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中部地区，其区域问题的主要症结在哪？除了上述的落后病、膨胀病和萧条病三大类型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区域病呢？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到中期阶段，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当于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说的“起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从区域发展阶段来说，中部六省区已经处于上述阶段，但现实的情况则表现为经济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处于低层次。由于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东部地区该转移的产业没有像原先预期的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得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迟缓，经济发展受阻。因此，笔者认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区域问题是发展迟滞，迟滞病就是中部地区的区域病。
迟滞病即发展迟滞，是指区域经济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起飞阶段，但由于发展进程受阻，发展缓慢，使得区域发展的曲线被拉长、拉平，区域发展的时间被大大延长。通俗地说，迟滞病就是区域在该快速发展的阶段而没有出现快速发展，就像人在青少年时期该快长身体而没有快长一样，像是患了“侏儒病”。
中部的发展迟滞不仅是中部自身“该长不长”、“该快长而不快长”的问题，还关系到全国的整体发展。如果中部地区的发展迟滞问题不解决，不能实现经济起飞，那么不仅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东部地区的发展甚至全国的发展都将受影响。因此，无论从中部自身来说，还是从全国整体来看，发展迟滞是中部六省区域问题的综合症结。
由于中部地区的区域问题是发展迟滞——迟滞病，不是西部地区处于落后状态需要“开发”的问题，也不是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产业老化需要“振兴”的问题。中部地区作为区域整体要解决的是发展的速度、强度和质量问题，这是“崛起”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央政府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根源。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既要开发西部又要振兴东北，中央政府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来支持中部；另外，中国作为WTO的成员，普惠制是制定区域政策的基本取向，中央不太可能给予中部特殊的优惠政策。因此，中部地区应该认真对待自身的区域病，追根溯源，分析使区域经济发展迟滞的制约因素，对症下药，找出医治迟滞病的良方。
2 区域发展迟滞的制约因素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取决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安排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内生的变量，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区域自生发展的能力和发展的水平，并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结构变动、技术进步等要素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它们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因素。从中部地区的情况看，制约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因素既有外部的原因(如区域战略与政策的边缘化)，也有中部自身的原因。各种因素往往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迟滞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2.1 区域投资环境
区域投资环境是影响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状况、区域市场化程度以及制度、文化等内容。资源、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是不可缺乏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将各种要素组织起来的力量，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把它称为“粘合剂”。“粘合剂”来自于企业家和管理者才能，而企业家和管理者只有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中才能孕育和成长。有学者认为中部地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而资本缺乏。其实中部不是缺乏资本，中部每年有大量资金净流出，中部缺乏的是良好的投资环境。正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如东部地区，才使得中部的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大量流向东部。只有投资环境好了，投资能获得较高的回报，才能吸引大量的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入。发展要素的缺乏，可以看作是诱导机制的缺乏[2]。
中部六省的基础设施尽管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东部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中部六省的铁路、公路里程不到全国的25％，邮电业务量只占全国的16.5％，而东部地区则在60％以上[3]。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的不足，加之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不高，冒险精神缺乏，市场化程度低等因素严重制约了中部区域经济的发展。
2.2 产业结构水平
当一个区域投入的生产要素一定时，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部门，经济总产出水平就会提高。从产业结构来看，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第一产业就业和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低度化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结构层次明显低于全国整体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中部地区整体上一、三产业比重高，而第二产业比重低，说明工业化进程严重滞后[3]。中部六省均为全国农业大省，多年来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的趋势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工业内部结构偏向重工业，但重工业的层次和产品质量较低，竞争力不强。由于中部地区长期是东部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工业中大多数属于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薄弱，产品附加值低，增值能力弱，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以电子、信息、金融、科技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工业化程度偏低，而较低的工业化程度难以形成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的要素传递网络，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松散，辐射能力较差。这种产业结构的低度化，不仅使中部地区大量的高附加值流向东部地区，而且也严重阻碍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2.3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既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同时也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部六省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城市体系结构不合理，缺乏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辐射能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目前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湖北的武汉市，还没有一个中心城市进入全国城市竞争力的前10位。中部六省的城市化率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山西省(35.08％)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7.7％)1.69个百分点；而最低的河南省只有24.4％[3]。由于首位城市规模偏小，造成中部城市发展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4]；而由地改市形成的一些中等城市，规模相差不大，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缺乏合理的定位，使得中部城市的功能结构不合理，行政中心的特征突出[3]。中部六省的城市化水平低，缺乏可以统领区域经济发展的超大城市，城镇体系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2.4 区域对外开放程度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资本、技术、知识、信息和产品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性加强。区域是全球的一个部分，开放是其基本的特性。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的大小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根据刘卫东等学者的分析，目前中部六省的经济全球化系数(全球化系数是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经济全球化程度通过外资和外贸的总量水平指标加权综合)在0.5～1.0，经济全球化程度处于全国的第三层次，即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5]。中部六省的经济开放度不高，经济的封闭性突出，外贸依存度过低，吸引外资的数量有限，将进一步制约中部地区的发展。
3 区域发展迟滞的对策建议
目前中部地区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拓中部地区大市场，发展大流通。国家要从政策、资金、重大建设布局等方面给予支持。”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和精神，结合制约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因素，提出以下解除中部地区发展迟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对策建议。
3.1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加快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中部地区大交通、大流通的格局，进一步发挥中部的区位优势，把中部建成东西南北的交通、信息、产品、物资、金融等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的汇集和扩散中心。这可借鉴东部地区的经验，东部地区就是充分利用了沿海的区位优势而加快了开放和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中部地区也应该充分发挥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而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3.2 调整产业结构，培育产业增长极
区域经济的发展总是由一些增长速度快、产值和就业所占比重高、关联效应强的增长极产业带动的。区域增长极产业应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利用产业之间的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侧向关联效应，通过增长极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是改善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结构水平，更应该注重三大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中部地区应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变农业大区为农副产品加工生产大区，把中部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禽、蛋、奶专业化生产带；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具有优势的制造业，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增加附加价值，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着力发展以汽车和大型装备为主的机械工业[5]。
3.3 加快城市化发展，培育区域增长极
城市是区域的中心，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中部地区应以现有的大城市为中心，依托长江和京广线、京九线、陇海线等干线通道，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核，完善城市体系，构建区域增长极系统。可考虑把武汉建设成为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郑州、长沙、南昌、合肥和太原等省会城市为区域二级增长极，其他大中城市为三级增长极，小城市和中心城镇为四级增长极，形成等级有序的区域增长极体系。各增长极之间通过产业、市场的纽带建立密切的联系，形成核心增长极与梯级发展网络。区域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也是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把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密切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建立新型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的生产基地，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3.4 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罗斯托认为，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中部地区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加快地方政府自身改革，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激活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空间[6]。
3.5 加强区域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区域对外开放既包括对区外的开放也包括对国外的开放。一方面，中部地区应发挥位居大陆中部的地理位置优势，加强与兄弟省、市、区的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特别要积极开展与“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京津塘”等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应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充分利用中国作为WTO成员的条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