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思考
盛思鑫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际合作中心，北京 100050)
摘 要： 将“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论拓展至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分析中，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大维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从安全维度来看，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游牧民族，东南亚并非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从文化维度来看，东南亚除越南外，与中华文化的亲缘性较弱，受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东南亚与古代中国在经贸维度上也有较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更深。在地理维度上，中原的农耕王朝缺乏向沿海地区拓展的积极性，而且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不重视东南亚的传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认真思考。应综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务实稳妥地在东南亚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好东南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东南亚；中国-东南亚关系；差序格局；朝贡贸易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与东南亚(1) 有关东南亚地区历史称谓的考证研究，可参见邱炫煜：《中国海洋发展史上“东南亚”名词溯源的研究》，见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第311-329页。 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1]与中国西面、北面和东面的地区相比，古代和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征战是非常少的，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也十分有限。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主要与贸易有关。[2]但即便在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领域，东南亚的重要性长期也比不上中国西面、北面或东面的地区。尽管近现代中国沿海疆域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东南亚所仰赖的主要是在国际海路运输中占据的重要地理位置。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中，东南亚更被看重的也仅是其转口贸易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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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东南亚及华人华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重视。[3]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构成打击，由此中国与东南亚的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关系发生显著变化。[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21世纪以来更加重视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呈现相对衰落的发展态势[5]，自此开始推动战略重心“东移”以实现“亚太再平衡”。作为应对，有学者建议中国采取“西进”战略以推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与向西开放[6]；也有学者更具体地提出中国应充分利用高铁来恢复和实现“陆权”战略[7]。在这样的战略考虑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大国关系以及周边关系中都很难被突显出来。对此，当代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及东盟并无派驻部长级的大使便是一个较好的佐证。
如何理解古代中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都不太重视东南亚？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近年提出陆海统筹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提升了东南亚在中国经略周边和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然而，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实现开放新格局的阻碍不容轻视。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并且鉴于学界对“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思考不多，本文试图回答这个“为什么”。通过拓展社会学的“差序格局”理论，本文构建了包括安全、文化、经贸、地理等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系统地阐释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力求更好地理解背后的传统与动因。这对当前有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思考，也将有所裨益。
二、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理论视角
有关中国古代的外交，过去主要是国内的历史学家以及海外的汉学家们比较感兴趣。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注重研究古代中国的外交哲学，尤其关注这种哲学对当今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影响。就古代中国的外交体系而言，现有研究可归纳概括为如下四种理论视角。
第一种是“内外服”之辨，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研究。一般而言，“内服”以商王或周天子为核心，包括他们直接能控制的地理范围内的王室贵族和臣僚百官，其中享有相同的教化与文化认同是内服的重要特征。(2) 有观点认为内服仅包括王畿之地，此说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页；但也有观点认为内外服仅指“邦族种姓之分”，内服即邦内，此说可参考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亦有观点在论及商朝的内服时将王畿和王邦混同，强调商王对内服的直接控制，此说参见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从地理上来说，“外服”通常指内服之外的封建诸侯国或异民族地区(3) 就外服而言，《尚书》有五服之论，《周礼》有九服之说，其中最外者分别称“荒服”和 “藩服”，但是每一服的区分以及地理范围的大小较为模糊。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56页。有关商周时期的封建诸侯和被征服的外邦族方国均属于外服的情况，参见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他们在《礼记》中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8]受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商王或周天子一般只能对外服地区进行间接统治，内外服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和军事联盟[9]，外服需定期向商王或周天子朝拜纳贡，但在统治和文化上均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10]从历史来看，“内外服”的概念对汉唐的“羁縻”之策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有较大影响。[11]在内外服的划分中，周朝对血缘邦族和地理因素比较强调，秦汉以后则更强调政治制度和文化相似度。“内外”的确是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重要基础，但现有研究对何时何者为“内”或“外”缺乏清晰的认识。
第二种是中国中心论，是费正清和许倬云等海外汉学家对秦朝之后古代中国世界秩序观的理解与概括。[12]这一理论基于下列前提：无论是从客观实际还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古代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生产方式都要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因此，古代中国是而且应当是世界秩序的核心，至少是同时代东亚地区的中心。更具体地说，古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大体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多圈层等级结构：最内圈是汉字圈，包括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群岛等文化相同的属国；其次是内亚圈，主要包括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政权；再次是外圈，如东南亚、南亚以及欧洲等重洋远隔的地区。[13]尽管这种“中心-外围”的结构似乎与古代中国强盛时的情况比较相符，但实际上汉、唐和宋等朝代也并不缺乏平等对待异民族政权的案例，更不用说古代中国经常被游牧民族打败的史实。[14]此外，僵化地划定中心之外各圈层的地理范围也不利于理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第三种是朝贡体系理论，主要着眼于古代中国强盛时期的对外关系。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建构朝贡体系(或称之为“华夷秩序”)的努力始于汉代，兴于隋唐，盛极明清，[15]其中的异民族政权也常被称为“藩属”或“臣国”，他们通常需要接受古代中国皇帝的委任和册封，使用中国的历法和年号(奉正朔)，并定期携礼按仪轨朝觐天子。[16]王赓武指出，朝贡体系的核心是中国人以“德”为基础的优越感，异民族政权对这种优越感的认同往往取决于中国的军事和物质力量。[17]从古代中国的角度来看，主动将一些异民族政权纳入到朝贡体系，常常是基于经略周边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此外并不直接谋求拥有更多朝贡国(4) 但是明朝永乐帝是个例外，他曾派遣郑和等使节远航海外，努力将朝贡关系发展成包含更多国家的世界性秩序。参见王赓武：《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69页。 ，因为朝贡国家数量的多寡主要与“政德”和“天命”的盛衰有关。尽管朝贡体系内其他国家对儒家这些传统观念的接受程度不一，但是这些国家的确可从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中获得贸易特权以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利益[18]，这也是朝贡体制维持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朝贡体系理论有助于理解古代中国国际影响力变化的过程，但无法解释中国如何与朝贡体系之外的国家打交道，如处在古代中国朝贡体系边缘地带的日本，就不太适用于朝贡体系理论。即便是朝贡体系内的国家，朝贡理论也很难解释古代中国外交体系重点和非重点地区的形成及其变化原因。
第四种是“天下”秩序观。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一些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努力用中国历史的“天下”传统来解释或理解当代中国的世界观。(5) 参见柯岚安：《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9-130页。这些学者包括有王赓武、赵汀阳、许纪霖、郑永年等，本文引用了他们的有关作品。 通常来说，天下是领有天命(6) 在古代的意识形态中，“天下”与“天命”和“天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天命只能授予居住于“中国”的王者，在他得到正统之后才成为天子。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4页。 的天子治下的疆域，中国相比天下而言是一个更为狭小的概念。[19]从历史来看，天下所指称的地理空间不是无限和固定的，它从先秦到汉朝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最终包括四海和九州方圆万里的范围，覆盖了中国以及周边与中国有分封或朝贡关系的蛮夷狄戎国家。[20]在汉之后的朝代，总有一些国家无法被中国纳入朝贡体系，那些国家在历史的语境中并不属于当时天下的范畴。[21]从天下的概念出发，中国无疑是天下的核心，朝贡制度则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处理与其他异民族政权关系的基本方式，并且朝贡体系的扩张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中国通过主动的武力征服来实现，天下的形成被理解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7) 参见郑永年：《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第49、59页。尽管天下这一概念十分强调中国的文明、道德与礼仪对其他异民族地区的教化和影响，但是却并不包含文化征服异民族的企图，反倒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兼容性。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78-80页。 根据“示无外”的文化传统，古代中国力求平等对待天下体系内的一切外国，并将他们一律看成是要比中国地位低的政权。[22]天下秩序观的缺陷显而易见：不仅无法解释中国不少朝代必须平等对待敌国甚至被迫接受“臣”的不平等地位,而且也无法解释那些地处偏远以及努力逃离天下体系的政权和民众。另外，天下秩序包含了古代中国对理想化之国际伦理的诸多想象，对天下体系内的外国一视同仁也与历史实际不相符。
上述内外服之辨、中国中心论、朝贡体系理论和天下秩序观四种理论视角，在解释中国古代的外交体系时都各有局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没能将中国的国内秩序与外交关系统合在一个理论框架内。不过，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古代中国的家庭人伦和社会关系构成其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更进一步说，外交关系只是国内秩序的向外反映。[23]换言之，古代中国的国内秩序和外交关系具有较强的同构性。有鉴于此，本文引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进行拓展，作为考察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一个新视角。
在解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时，费孝通创造了“差序格局”一词，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圈层结构，不同圈层离中心的远近，代表疏亲程度的不同或贱贵差等的次序。[24]一般而言，他人在这个圈层结构中的位置需综合考虑三个维度：伦理、情感和利益。[25]伦理对情感和利益有规范性的影响，在差序格局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情感和利益反过来也会加强或削弱伦理关系，而且情感和利益这两个维度之间还可能相互影响。从这三个维度的关系来看，差序格局中的自我相对于他人，事实上存在着某种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关系，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于观察具体的交换内容以及这种交换关系的强弱与对等性。在此意义上，差序格局也可视为中国人应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例如，父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在这一伦理关系背后，父慈子孝便意味着“慈”是父亲的义务，子女“孝”则是父亲的权利。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权利与义务恰好相反。“慈”和“孝”当然都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从培养子女和孝养父母的角度而言，父子之间自然也会有现实的利益。父子之间的亲密程度取决于他们在伦理基础上的情感及利益的综合交换关系。
就历史而言，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的确也经常用这种人伦的思维去称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兄弟之邦、父子之国和友邦等，南宋与金的关系还一度曾以“侄叔”相称。[26]此外，和亲政策作为古代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也体现了人伦的思维方式。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实则也是强调个体应从人道出发由内向外推及政事治平的道理原则。[27]古代中国的皇帝既是个体的人，同时也是可以代表国家社稷的“天子”。因此皇帝从个体的世界观出发考虑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外交关系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前述个体“差序格局”思维的影响。这种家庭、国政和外交思维的统合性有助于实现儒家经典《礼记》中的治理理想，即“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圣人之治”。[28]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的外交体系也可被看成是以天子为中心的一个圈层结构。但是天子个体层面的伦理、情感和利益考量，在国家对外关系层面的内涵表现必然有所不同。
从伦理的维度来说，《孟子》中有“保民而王”[29]的说法，唐朝柳宗元指出：“天子之孝，在于保安社稷、司牧烝黎。”[30]这意味着，天子在对外关系领域最大的伦理即是要保证百姓和国家的安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会发生天命转移的情况，天子因此将不再配称“天帝之子”。换言之，安全问题事关古代中国的根本利益，也在对外关系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常常是决定国家间“伦理”规范的关键(如以小事大或师出有名)。此外，古代中国的儒家文化属内敛型而非扩张型，一般较少主动进攻他国，所谓平天下之要在治国，治国之要在齐家，齐家之要在修身，修身之要在诚意正心、格物致知。[31]换句话说，古代中国通常并不谋求将自身的文化规范通过武力强加于别国，但重视修内治而使远方四夷“闻风向化，稽首来朝”[32]，并且这被视为天子德行广大的重要表现。
在安全维度之外，其他三个影响古代中国外交关系的维度包括：文化维度(熟悉并接受中国经典和礼仪的程度)、经贸维度(经贸往来的重要性)以及地理维度(综合的地理条件(8) 人口与地理的综合条件指的是人口数量、民族构成、人口的生产力、异民族地区与中国都城间的距离、土地的自然情况、是否与中国接壤以及交通的可及性等。 )。文化维度对应个体差序格局中的情感维度，因为古代中国天子对周边国家中熟悉和遵从中华文化礼仪者常常青睐有加(9)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在给高丽王的上谕中，盛赞朝鲜熟悉中国的历史和经典并与中国保持文化上的亲近。参见Mote, Frederick W. and Twitchett, Denis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ume 7,“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165.，否则便视之为蛮夷未化之地。经贸维度和地理维度则更接近个体差序格局中的利益维度，事关天子在对外关系中的贡物、人口和土地等重要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中，伦理和情感是摆在首要位置的，利益特别是经济上的利益相对而言是较为次要的。孔子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从天子考虑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说，安全和文化方面的价值要高于经贸、人口和土地等方面的经济利益。
和个体的差序格局类似，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差序格局背后所反映的也是与周边政权间的交换关系，包括的形式有：互酬形式的赠与和回礼(如朝贡关系)、文化上的遵从以交换安全方面的保障(如藩属关系)、经贸体系中的商品交换(如边境互市与市舶贸易)，(10) 有关这些类型的交换关系，可参见柄谷行人：《帝国的结构：中心、周边、亚周边》，林晖钧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42-48页。 等等。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四个维度的相互影响集中体现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古代中国对这四个维度的统筹考量是外交定位与决策的主要依据，并根据情势的变化动态调整对外关系。不难想见，随着历史的发展，周边地区或异民族政权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上的位置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且随着一些政权退出这个圈层结构，另一些可能也会进入这个圈层结构。
在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中，以中国为中心指的是一种“自我”的视角以及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它不仅吸收了前述四种外交体系理论视角的解释力，而且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看待中国和异民族政权孰优孰劣问题，避免了中国中心论、朝贡体系理论和天下秩序观所强调的刻板印象，即古代中国倾向于认为自身总是优于异民族政权。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视角还超越了仅依据文化、经贸或地理因素来考虑问题的局限，其基于安全、文化、经贸、人口与地理等多维度的综合分析，有利于拓宽中国经略周边的比较视野，更有利于研究某一周边区域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变化的情况。
根据这样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并结合秦朝以来的中国古代史进行考察，和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异民族地区相比，东南亚在古代中国的外交圈层结构中，总体上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尽管其中的今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大陆地区相比较而言，常常拥有更高的外交优先级，但是他们始终和古代中国的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异民族政权无法相提并论。下面将运用前述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理论，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个维度出发，深入探讨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
如图7所示，切片厚度与感官评分之间无显著性关系。当冷冻时间和切片厚度分别小于3 h和4 mm时，样品标准化综合得分增加。说明一定的冷冻时间和切片厚度利于产品品质的形成，从而间接增加样品的标准化综合得分。
三、东南亚不是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
从外交体系差序格局的安全维度来看，古代中国不太重视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长期没有形成可与中国匹敌的强大政权，加上东南亚又有较强的逃避中央集权的传统，[34]因此来自东南亚的安全威胁一直较小。这使得古代中国在地缘安全上不可能将东南亚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有关秦朝以来古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有观点认为“中国自古之边患，常从北方而来”[35]，钱穆也基本认同这种说法，并将之解释成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国农业文化间的长期冲突。[36]这样的概括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免有些笼统，不利于分析比较东南亚在中国古代经略周边中的地位。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十八册《中国历代战争史》是十分详尽和权威的中国古代战争通史，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东南亚史》的研究，较系统地梳理了秦朝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主要的边疆战争(见表1)。从地理方位来看，古代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例如汉朝时的匈奴)、西北方(如隋唐时的突厥)和东方(如隋唐时的高句丽和明朝时的日本)的异民族政权，很少有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从古代中国边疆战争的频次来看，东南亚也要远远低于其他边疆地区。
表1 秦朝至清朝中期中国主要的边疆战争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主要依据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8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尼古拉斯·塔林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Twitchett, Denis & Fairbank, John K.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ume 1, 3, 5, 6, 7, 8, 9, 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从历史来看，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元朝为界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元朝以前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围绕今越南地区；元朝及以后与东南亚的战争范围有所扩大，但也主要限于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地区，并且越南仍旧是重要的交战方。具体来说，秦朝及西汉所爆发的与越南的战争，主要是力图将越南地区纳入到中国版图：秦朝在越南地区设置象郡；汉武帝在越南地区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11) 参见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关于两汉时期对于交趾地区的郡县统治，参见陈国保：《汉代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秦朝的象郡也被认为包括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但此说在学界有不少争议。 东汉时期以及隋唐两朝与越南的战争，均属于中国内部平叛性质，并不同于传统的边疆战争。五代十国时期，越南地区(时称安南)才真正独立并与中国保持外臣藩属关系。北宋神宗时，安南入侵今天的广西地区，尽管北宋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一半以上的军士因不适应热带气候而死于高温和疟疾。[37]北宋之后，越南逐渐稳固了自身相对于中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在军事防御方面建立起优势。元朝忽必烈为了迫使东南亚的一些王国朝贡而发起对今缅甸、越南和印尼地区三次远征，但是蒙古军队遭遇顽强抵抗，军事行动很难谈得上成功。[38]元成宗时期逐渐放弃武力征伐手段，转而在东南亚采用建立朝贡体系的办法。[39]明、清两朝也曾与今越南和缅甸地区发生过战争，主要原因涉及中国在该地区的朝贡秩序或边疆稳定。例如，清朝1789年的征安南之战(12) 对此一战争更具体的背景分析可参见张宝林：《中越关系中的干涉与朝贡，1788—1790》，见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168页。 ，起因可归结为传统的朝贡秩序遭到破坏，清政府试图通过战争来维护天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尊严并履行对传统朝贡国的安全同盟义务。这与北部、西北部或东部异民族政权威胁或攻击古代中国而引发的战争有本质区别。就此而言，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旨在维护区域秩序，而并非意在干涉或吞并东南亚各国。[40]
社会现实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再造。这意味着历史和文化传统虽不会简单重复，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也绝不可小觑。[84]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理论视角，有助于分析和解释古代中国为什么不重视东南亚地区，也可用于分析和解释古代中国与其他周边地区的关系演变以及重视程度的不同，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分析和解释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而言，本文至少可提供如下四点启示供参考。
恶嘴攻击与串谋攻击都是从信任模型的间接信任入手,提供不正常的推荐信任数据。在本实验中,共同邻居节点只提供虚假的推荐信任,而不发动其他攻击。设置0.1到0.4的恶意推荐率,分别迭代 1 000 次,观察恶嘴攻击与串谋攻击对间接信任的影响与各模型的防御能力。
总体而言，强盛时期的古代中国是帮助东南亚各国维护本国秩序的重要域外力量，同时对东南亚各政权间的和平共处发挥着平衡作用。显而易见，东南亚对古代中国的安全需要，远远超过它对中国所能形成的安全威胁。即便是在古代中国衰落时，东南亚的政权也较少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也多数局限于中南半岛北部的陆地政权，但也几乎从未形成全国性的安全威胁，东南亚海岛区域的政权则更少与古代中国发生冲突。这一方面是东南亚诸政权作为小国或弱国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也与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有关。综合考虑，古代中国在经略周边时的确没有充足的理由在安全领域重视东南亚地区。
四、东南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限
在中国古代的外交关系体系中，文化维度和经贸维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古代中国的角度来看，文化因素，特别是周边国家在政治文化方面对中华传统的认同与尊崇，要比经贸联系的紧密程度显得更为重要。在强盛时期，古代中国更多地依据文化维度对周边国家进行外交优先级排序，与外国的经贸关系则是此一排序的附属性安排，皇帝们并不十分在意这种经贸关系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收益或经济压力。简言之，文化上的亲缘性决定了周边国家能否与古代中国建立藩属外交关系，以及在这一藩属体系中的地位，进而也会影响双方的经贸关系。
但是，古代中国并没有主动对外输出自己政治文化与价值观的传统，也从未向西方那样有过“文明征服”的进程，[45]它所持续追求的是中华文化对异域国家的潜移默化[46]，通过柔远徕外和厚往薄来，希望达到外夷慕化与万国来朝的效果。这种对周边国家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象征着古代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政德与天命正统，而且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也有实际的功用，特别是当周边国家的国王接受古代中国皇帝的“敕封”时，这些国家便被纳入到古代中国的藩属体系。作为藩属国，一项重要的义务是向中国的皇帝进贡，所谓“四夷慕化，贡其方贿”，[47]但同时藩属国借此也可获得一项重要权利，即与中国开展朝贡或非官方的贸易。
从历史传统来看，古代中国有很强的文化自信与优越感，蛮夷狄戎的文化被视为是较低等的，除非他们向中原地区学习和模仿，并成为这个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48]在古代中国较为强盛的时期，周边地区获得中原政权的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便是修习和践行儒家文化。由于礼仪是和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礼仪的等级也可部分看出古代中国藩属外交体系中各周边地区受重视的程度。(14) 有关清朝对待非汉族群的礼仪差等，可参见张永江：《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有关朝觐礼仪的论述，可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秦汉之后的强盛朝代对待蛮夷狄戎的礼仪，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周朝的分封制度，重视敕封、朝觐、进贡和赏赐等礼仪[49]正是分封制度(15) 有关西周的分封制度，可参见杨宽：《西周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和藩属外交的重要共同特征。此外，和亲是促进文化交流以及改善或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手段，古代中国曾与北面、西面的异民族政权和亲，而这一重要的外交政策手段罕见用于东南亚地区，侧面也反映了东南亚不受重视。
[2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1-28页。
尽管东南亚地区与古代中国通过陆路的交往远较海路要早，但是由于国力变化、地理距离与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藩属关系直到唐朝才全面建立。在唐宋明清等朝代，古代中国注重维系与东南亚的外交关系有国内政治上的考虑，即皇帝们大多热衷于谋求藩属国承认中国为寰宇之中心以及他本人继承皇位的合法性，[52]如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便带有这种意图。[53]换言之，藩属国的数量和大小事关古代中国皇帝的颜面，对于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是一种重要支撑。
在东南亚范围内，由于越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本身即属于中国，这个国家对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染和承袭要远超其他国家。[54]以此来看，越南是古代中国外交体系中最受重视的东南亚国家。但是，越南在古代中国外交体系中的地位总体上不如朝鲜。中南半岛的其他政权(如暹罗和缅甸等)在中国藩属体系中的排位要低于越南，[55]他们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儒家文化要更深。东南亚的海岛地区政权在古代中国藩属体系中的地位则更低，因为伊斯兰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要更显著(16) 有关印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征服半岛地区和海岛地区的差异，参见黄云静：《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早期传播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且较难与儒家文化相容。
五、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不对称性
从经贸维度来看，东南亚地区的政权加入古代中国的藩属外交体系，除了安全上的利益之外，也能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56]但古代中国 “厚往薄来”以及不重视商业的文化传统，使得其与东南亚政权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不对称的，大多数时候后者对前者的依赖要深得多。通常来说，和古代中国之间存在藩属关系的东南亚政权可以定期遣使朝贡，并获得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权利。与中国没有藩属关系的外国也可以申请来华朝贡，如果获批则也可在中国进行合法的贸易活动。(17) 有关朝贡与贸易间的关系，可参见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8-69页。 另外，古代中国的皇帝也会派遣使团往各藩属国，或宣布新王朝的建立并督促藩属国的国君遣使进贡，或吊唁藩属国国王去世并为其继任者加冕背书。在这些情况下，中国所派出的使团也被允许与藩属国从事一些贸易而作为出使的激励。[57]
在主要借由陆路交通的历史时期，古代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朝贡贸易因路途遥远和运力所限，一般只具有象征意义。晚唐之前，东南亚在贸易线路上的重要性仍远不及朝鲜半岛和日本。[58]但随着宋朝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大发展，东南亚海路在朝贡贸易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59]尽管民间贸易在宋元明清与东南亚经贸往来中所占的比重常常更大[60]，但是朝贡贸易这种官方贸易形式更能反映出古代中国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61]总体而言，藩属国在古代中国藩属外交体系中的地位，和他们被允许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频次是高度相关的，或者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一项附属性的制度安排。
本文假设，鉴于古代经学、诗学并无明确界限，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经权之辨当具有某种借鉴意义。经权之辨旨在指导人们面对具体事物和情境时，做出具体抉择，二者辩证统一。经乃根本指导思想和原则；权是方法论角度的通便做法，是对经的必要解释。翻译活动未尝不是如此。
北宋时期，来华朝贡次数较多的政权有高丽(朝鲜，61次)(18) 高丽朝贡北宋的次数统计参考了陈慧：《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东疆学刊》2009年第26卷第3期，第100-102页。但需要注意的是，北宋时期高丽至中国的朝贡频率曾受辽和金的影响而一度放缓甚至断绝，如宋真宗和宋徽宗两朝计50年高丽都未正式朝贡过北宋，但北宋对于“联丽抗辽”十分重视，可参见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9-270页；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36-37页。 、交趾(越南北部，75次)、占城(越南中南部，55次)、大食(阿拉伯地区，43次)(19) 参见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0-245、308-311页。此书对于高丽朝贡北宋的次数统计没有考虑同一年多次朝贡的情况。 等。相较于中南半岛的东南亚政权，宋代中国与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来往较少，唯有与印尼(时称三佛齐)的贸易关系较密切。两宋时期，印尼朝贡中国计有20余次。[62]元朝时，高丽通过联姻成为蒙古帝国系统中地位尊贵的驸马之国[63]，其朝贡待遇非东南亚的藩属国可以相提并论。有明一代，朝鲜是来中国朝贡次数最多的国家(一年三贡)，其次是琉球(两年一贡)，再次才可排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其中越南地区的政权(安南和占城)在明朝时朝贡中国的次数总计146次，远高于东南亚地区排在第二位的暹罗(76次)。[64]以航海活动比较活跃的明朝永乐年间为例，占城在东南亚七个主要国家中，接待中国派出使团的数量是最多的(14个)，派往中国的朝贡使团数量也高居第二(18个)，暹罗(泰国)派往中国的使团数量则是最多的(21个)，中国派往暹罗的使团数量也不低(11个)。[65]清代继承并拓展了明朝的藩属外交体系，将更多的周边国家纳入到朝贡贸易系统中。从清代规定的藩属国各国的贡期来看，朝鲜被允许一年四贡，一直是频次最高的。安南(越南)其次，一般三年一贡，乾隆和嘉庆两朝曾被改为两年一贡，但仍和朝鲜的朝贡频次有很大的差距。暹罗(泰国)在清初也是三年一贡，后在道光年间被改为四年一贡。[66]接待和派出使团的多少以及贡期上的差异，部分反映了清代中国对安南的重视要高于暹罗，但和朝鲜相比要逊色得多。
[23]郑永年：《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页。
从货物贸易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出口到东南亚的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而东南亚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香料、宝石和象牙等非日常生活必需品。[67]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多数时期维持着贸易顺差，东南亚各国对古代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较大。如果与对西面和北面的贸易相比，古代中国对与东南亚的贸易重视程度的确不太高，一则古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本身并不鼓励商业性的贸易活动，二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与西北面游牧社会间的贸易互补性较强，前者需要后者提供的马匹和铁器等安全必需品，而后者则需要前者提供粮食和丝绸这类生活必需品。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农业模式与中国的经济形态较为相同，只有当东南亚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小于中国国境内的运输成本时，贸易才具有经济意义。[68]此外，对古代中国而言，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替代和补充性质的，和那种不可或缺的互补性贸易无法相提并论。
六、地理维度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中，地理维度的重要性虽说不如前述三个维度，但也不能忽视。地理因素一方面对古代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构成现实制约，同时也会对差序格局中的安全维度、文化维度和经贸维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古代中国的传统来说，的确有不太重视沿海地区的倾向，通常会更加重视陆地。[69]个中缘由除了前面所论安全威胁方面的考虑之外，其实也与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有较大关系。简言之，古代中国的政权基本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多数时候十分缺乏管理和探索海洋的兴趣。[70]综合起来，中国西面和北面的异民族政权在古代时，因其土地与我接壤而较容易受到重视。尽管东南亚地区有越南和缅甸等国与我陆地接壤，但从地理性质上讲，东南亚与中国西面和北面相比，海洋地区的特性比较明显，[71]明清两朝甚至通过海禁严格限制古代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海洋地区的来往。虽然自宋朝开始，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间的海上经贸往来变得较为活跃，但是这些大多属于民间贸易的范畴，并不能用来说明官方对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视程度，更何况古代中国对这类贸易原本就不太支持。总体而言，古代中国对内亚地区的重视程度的确明显超过海洋地区。[72]
在上述的传统下，东南亚地区不太可能受到古代中国的重视。不过，东南亚海陆两分的差异性有助于理解东南亚不同区域受重视程度的差异。东南亚在地理上大体可分为半岛区和岛屿区。[73]半岛区即中南半岛(包括马来半岛)，山地和高原较多，是与古代中国接壤的大陆区域；岛屿区主要是指中南半岛以南的海岛区域。唐宋以前，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东南亚的海岛区基本不在古代中国的视野里；[74]中南半岛北部(主要是今越南北部)的大陆地区比较容易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更受古代中国的重视，而中南半岛南部及西面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更大。[75]唐宋之后，海上贸易的繁荣提高了东南亚海岛区域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作为海洋贸易中心的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受到重视，但除了元、明两朝的一些时期[76]，古代中国认为海岛地区的重要性也只是体现在不那么重要的贸易方面[77]。以14世纪前后为界，此前的印度教和佛教以及此后的伊斯兰教，他们较儒家文化而言，对海岛区域的影响更深。[78]综合来看，在东南亚这一区域内部，古代中国对半岛区域较海岛区域更为重视，在半岛区域，则更重视与古代中国接壤的北部地区。
孩子对父母和自己的亲密关系不满意，所以会逆反，比如父母要他好好读书，越说他越不读。只有和孩子结成彼此非常信赖的共情关系，父母的引导才会顺利地实现。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是条隐蔽的信息链，虽是潜在的，却是重要的。比如你在公司和老板说话，表面上是在和老板汇报相应工作，实际上你内心是在期待老板对你的态度、对你关注的方式。
从地理距离上来说，离古代中国首都越近以及交通越便利的周边国家，越有条件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展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政治互动，因而受到重视的概率就会比较高。由于古代中国的都城大多设在黄河以北，东南亚和中国西面、北面及东面相比，距离中国首都比较远，在地理上并不具备受到重视的较好条件。南宋定都杭州时期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例证，当时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政治中心的地理距离较以往有所缩短，加之南宋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较为发达，因而中国可以比较便利地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各国加强联系并开展朝贡贸易。[79]同一时期，南宋与高丽(朝鲜)的关系却较为疏远，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高丽与其临近的金国也建立了朝贡关系，[80]而南宋当时又面临着来自金国的安全威胁。宋朝以后的元明清时期，尽管航海技术的发达便利了东南亚地区来华朝贡以及外交关系的发展，但受制于前面所论的安全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以及此一时期中国政治中心大多数时候在北京，东南亚在南宋时期较受重视的情形很难再现。
此外，从移民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主要有三种类型：戍边移民、灾难移民与贸易移民。(20) 三种移民类型的划分主要参考了两本书对东南亚华人的分析：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戍边移民主要指的是向与中国接壤的越南、老挝和缅甸三国边境地区强制性地分派流放人员或士兵及其家属，其目的在于稳疆拓土或增加税源；灾难移民主要是指为逃避战乱、疾病或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移民；贸易移民的形成则主要是因从事非官方贸易而流寓海外，而且贸易移民是东南亚早期移民的主要类型。[81]由于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将人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是历朝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汉朝直至唐代，古代中国移民东南亚的人数较少。唯有宋元时期，朝廷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较为鼓励华商和水手出海贸易，并且对流逸海外的华人并不如前朝那样加以严控或重罚，古代中国在东南亚沿海及海岛地区的贸易移民由此显著增多。但明朝初年实施海禁政策后，明清两朝大体将海外流民视为祸患而加以招抚或征讨，且将定居海外的移民都视为贱逆。[82]从传统中国的乡土观念来看，任何类型的移民都很难构成重视东南亚地区的理由，反倒是提供了轻视甚至是贬低这一地区的可能性。[83]就土地本身的特点和价值而言，东南亚的山地和丘陵地区较多，适于古代中国传统农业种植的土地并不多，而且开垦的难度也较大。这些地理相关的因素使得东南亚总体上不那么受古代中国的重视。
七、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示
综上所述，从“差序格局”视角中的安全维度、文化维度、经贸维度以及地理维度来看，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并非古代中国经略周边的重点，在东南亚地区范围内仅有越南相对比较受古代中国的重视，但其受重视的程度要明显低于古代中国北面、西面和东面的许多政权，如本文作为对比而提及较多的朝鲜。
长期以来，越南地区是古代中国经略东南亚的重中之重。从公元前214年秦朝南征百越开始，直至清朝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其间越南总计有1187年在中国的郡县治下，另计有992年是中国的藩属国。[41]历史证明，相比将越南地区纳入到中国版图，与其维持较疏远的藩属关系是更为适宜的选择。[42]值得注意的是，自五代时起，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就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在亚洲历史上绝无仅有。(13) 参见王赓武：《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对中国与东南亚间国际关系的文化史思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4年秋季刊。也有研究认为中越今天的边界形成于北宋时期，参见尼古拉斯·塔林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王士录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从陆地进入东南亚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是古代中国人为躲避战争或压迫而向南逃亡的一条重要线路，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多山地形也为南逃隐藏提供了便利。[43]事实上，为避免惹怒实力相对较强的古代中国，东南亚的本地政权也极少为这些南逃的中国人提供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庇护。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明朝永历帝曾被清兵追杀逃往西南交界的缅甸，但缅甸最终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将他交给清政府处置。[44]
首先，既然中国有不太重视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一传统在当今的中国-东南亚关系中是否仍在发挥影响？考虑到东南亚对中国的重要性日渐提升，但是中国历来对东南亚的关注和影响比较少，如果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依旧存在，那么势必将不利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我们要如何破除古代中国不太重视东南亚的传统？对历史心态的调整和对东南亚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重视，应是正确且有效的途径之一。
其次，以前述差序格局理论的四维度来检讨当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情形与古代相比的确已有很多不同。举例来说，在安全方面，古代中国在较长的时期内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域外大国，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在这一地区，美国和日本也是重要大国，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增加了区域发展和稳定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管理各种风险和冲突(特别是南海问题)的成本，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需要积极应对与小心调整。此外，当前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特点呈现为越来越强的产业链嵌套与产业内分工趋势，目前东南亚既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又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且出口额与进口额均远超中东欧、南亚、中亚和西亚北非等其他“一带一路”地区。[85]东南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高，中国的海外拓展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东南亚。
近年来，国内医务工作者越来越重视协同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疾病认知程度的影响，但相关问题研究很少。有研究表明，目前对老年人疾病患者造成严重影响的关键因素不仅在于经济方面,也在于家庭对老年疾病患者重视低下,更多缺乏家庭与医院相互交流、沟通与协作[13]。协同护理给予老年冠心病患者、家属及护工提供冠心病相关的疾病知识和护理知识,同时使家属和护工了解老年冠心病患者真实所需,进而帮助老年冠心病患者提高护理质量。Craig等[14]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协同护理模式对于医疗保健服务领域的重要性。
再次，由于中国很长时期内不十分重视东南亚，而且东南亚地区也有逃离中国影响的传统，如果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推进过程中，中国过多地依赖政府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那么将难以避免地会遭到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猜疑、不信任以及双多边关系的反复。采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方式以及更多地依靠当地主流社会，可以部分地减少东南亚国家的焦虑。但是，如何把握好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如何讲好现代中国故事，如何利用文化交流增进与东南亚的互信以及消除误解与分歧，依旧任重而道远。
最后，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地理因素在地缘政治经济中的权重，而东南亚与中国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近。从新时代中国陆海统筹和全面开放的发展格局来看，尽管我们从陆上和海上都可以在东南亚地区有所作为，但是在“陆”和“海”的优先发展次序上，仍需分阶段和分领域地有所侧重。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而言，不仅需要处理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而且也要协调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这些都需要思考如何充分发挥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
[20]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72页。
注释：
[1]尼古拉斯·塔林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3、125-126页。
[10]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341页；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3]王望波：《东南亚华商对华投资分析》，《当代亚太》2006年第4期。
[4]贺圣达：《中国-东南亚关系60年回顾》，《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
最后，进行模型的经济学验证，常数a0等于11 025.12，即在碳交易金额和地区生产总值均为0的情况下，二氧化碳的自发排放数量为11 025.12万吨，符合假设；系数a1等于-2.72×10-5，即碳交易金额与碳排放数量成反比，以1990年为基期核算的碳交易金额对碳排放数量的影响系数为-2.72×10-5，符合假设；系数a2等于0.009 7，即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数量成正比，以1990年为基期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数量的影响系数为0.009 7，符合假设。
[5]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邵杜罔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6]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2018年9月3日。
式中，X—样品中砷元素形态含量，mg／kg；c—测得样液中砷元素形态含量，ng／mL；c0—空白溶液中砷元素形态含量的浓度，ng／mL；V—试样定容体积，mL；f—稀释倍数；m—试样质量，g。
[7]高柏：《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8]贾太宏译注：《礼记》，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年，第166-167页。
[9]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王赓武：《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对中国与东南亚间国际关系的文化史思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4年秋季刊。
[11]杨联陞：《国史探微：宏观视野下的微观考察》，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1-14页; 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125页。
[12]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0页。
[13][16][42]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9、12页。
[14]杨联陞：《国史探微：宏观视野下的微观考察》，第1-3页。
1149 Advances in drug therapy of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15]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7]王赓武：《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55页。
UPLC-MS/MS法同时测定人血浆中卡马西平、文拉法辛、罗格列酮和硝苯地平的浓度 …………………… 王 伟等（2）：194
[18][68][72]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60-76、67-68、74页。
[19][53][70]王赓武：《更新中国》，黄涛译，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5、19、39页。
医养结合的养老设施应该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日照条件，老年人喜欢晒太阳，因此要保证老年人的休息厅、起居室、疗养区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日照。在保证日照的同时还要保证每日日照的时间达到3h以上，尤其是在冬天，老年人的体质减弱，而阳光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还可以起到消炎杀毒的作用。对于拥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难免会有外出的需要，养老设施应该构建安全的通行结构，来保证老年人安全出行。
[谨以此文缅怀已逝的新加坡东亚研究所黄朝翰教授(John Wong Chiu Hon, 1937—2018 )以及他曾给予笔者的研究指导。诚挚感谢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陈树志博士后、社会学系王伶鑫博士后、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赵力涛资深研究员的帮助和批评。本文后期的修改完善从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那里获益良多，在此谨致谢忱。本文文责自负]
[21]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37页。
[22][65]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56、53页。
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堪称千古一帝，其书法也非常高妙。一次，唐太宗正在临摹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字，写“戬”字时，正好看见虞世南走来，他便只写个“晋”旁，让虞世南补上“戈”部。第二天，唐太宗把字拿给魏徵看，想听听他的意见。魏徵看后说：“圣上之作，唯‘戈’法似虞世南。”
在古代中国周边，朝鲜历来对中国的历史和经典掌握得比较好[50]，对中国文化也较为认同和推崇，因而大多数时候能在藩属外交体系中占据很高的地位，[51]这部分也与古朝鲜显赫的文化传统有关：商朝灭亡前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移居朝鲜并受周朝分封，周武王姬发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的问答后被收入《尚书·洪范篇》。相比之下，东南亚则没有朝鲜那样显赫的文化传统以提高他们在藩属外交体系中的地位。
[25]陈俊杰、陈震：《“差序格局”再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
公式(5)中，当S≤τ时，产业创新速度的弹性系数为θ2，当S＞τ时，产业创新速度的弹性系数为θ1，所以它本质上是产业创新速度的两段函数。这里仅以单门槛效应为例进行说明，实际情况中会存在多个门槛的可能，需引入更多的虚拟变量。
[26][37]Twitchett, Denis & Smith, Paul J.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ume 5, Part One: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19, 468.
[27]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十卷·原本大学微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28]鄂尔泰、朱轼、甘汝来、张廷玉等编撰：《日讲——〈礼记〉解义》上，李孝国等今注，北京：中国书店，2016年，第401页。
[29][31][32]库勒纳、叶方蔼等编撰：《日讲——〈四书〉解义》下，李孝国等今注，北京：中国书店，2016年，第11-12、3-5、34页。
[30]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6页。
[3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43页; 宋光宇：《论语心解》，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27页。
[34][43]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73-176页。
[35]罗家伦：《序黄麟书先生秦皇长城考》，1972年。转引自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59页。
[36]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74页。
[38]Franke, Herbert and Twitchett, Denis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85, 487.
[39][56][59]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9、549-550、454页。
[40][45][49][54][55][61]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陈昌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34、42，71-72，62，75，137页。
[41]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44][50]Mote, Frederick W. and Twitchett, Denis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706-707, 165-166.
[46]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80页。
[4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
[48]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48页。
[51]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第73页；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23页。
[52]王赓武：《明代对外关系：东南亚》，《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2页。
[57]伍庆玲：《朝贡贸易制度论》，《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
[58]陆威仪：《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张晓东、冯世明译，见卜正民编：《哈佛中国史》第3卷，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4、137页。
[60]王赓武：《中国历史上的“公营”与“私营”贸易》，《中国与海外华人》，第140页。
[62]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63][79]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下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第472、435页
[64][70]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修订版，第61-65、37-38页。
[66]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79页。
[67]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第557页；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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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id China Traditionally Downplay Southeast Asia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the 21 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HENG Si-x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o the account of ancient China’s diplomatic system,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the reason “why China traditionally downplayed Southeast Asia” may be achieved from four aspects: security, culture, economy and trade, and geography. Firstly, compared with the nomadic areas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China, Southeast Asia was not the major security threat to ancient China. Secondly, except for the Vietnam area, there were limited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latter was more influenced by Hindu and Islamic cultures than Chinese culture. Thirdly, as for the dimension of economy and trade, Southeast Asia relatively relied on China,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Last but not least,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ancient China lacked interest in exploring coastal areas due to its dependency on land and farming, and Southeast Asia was also far away from most Chinese emperors. In China’s effort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argues for more attention to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China’s tradition of downplaying Southeast Asia. China must attach mu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ecome pragmatic and prudent when pushing forwar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f China does this, Southeast Asia will play an ac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China’s opening-up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 Southeast Asia,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ributary trade
收稿日期： 2019-05-06
作者简介： 盛思鑫，男，湖南常德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厦门市“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图分类号： K207；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5-0109-14
[责任编辑：陈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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