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视域中的新闻失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媒介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9；G21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3.013
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第一块理论基石。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以后，新闻真实性原则很快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1]。但新闻失实又几乎从未离开过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成为新闻传播中的痼疾和顽症。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党报纸勃兴，新闻造假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以至新闻失实泛滥成灾，严重干扰和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新闻界有识之士遂愤而抨击，希图通过营造一个对新闻失实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环境，以规制和引导新闻传播事业回到真实性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对新闻失实的批评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中着力甚多的一个热点。
一、中国现代媒介对新闻失实的批评
以新闻失实为媒介批评客体，其直接导因当然是新闻失实的发生并产生了社会危害，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梁启超是中国对新闻失实较早进行批评的一个报人。1896年，他编辑《时务报》伊始，即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专题新闻学论文，详细地列举了当时报刊存在的五大弊端，其中即有以新闻真实性为着眼点的批评：“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灰，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2]这表面上是在对新闻失实的原因进行探讨，其实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是对当时普遍存在于新闻界不良弊端的声讨和批判。从新闻采访方式的专业角度，对新闻失实进行原因追索，说明梁启超已经注意到新闻失实的产生与新闻采访方式之间的关联性。经过时间的推移，梁启超对新闻的认识不断有所深化，1917年1月12日，他在北京报界的一次讲演中，开始从反映论的角度批评新闻失实：
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事物物，无不影射于报纸，欲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徜恍，不可辨别，无以名之。请以电影为喻，电影馆林立，互相竞争，制造影片之人，惟日求新奇以炫人目，骤观之，俨若真有其境，真有其事其人，实则皆制造影片之人，臆想假造，未可遽认为事实者也。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蜃楼海市，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实际上之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3]
作为一个满怀政治抱负，对报界寄予殷切希望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面对久治不愈的新闻失实，虽难免有些悲观苍凉的无奈之感，但他仍对未来有十足的信心，坚信新闻失实不过为新闻传播中的逆流现象，认为只要报界中坚人物，力矫其弊，必有挽回之日。
在中国新闻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报纸从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转型，报纸对本报专电重视有加，专电的有无及多少成为衡量报纸实力的一个象征，一些财力和人力比较薄弱的报纸，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筹码，遂玩起了“制造电报”的障眼法。这种把戏起初有所奏效，各报心照不宣纷纷加以仿效，民国以降的几年间，愈演愈烈，但也很快为人们所揭破，遭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谴责和不耻：
就余所见所闻，吾国报社，往往有因电稿缺乏，又恐阅者轻其缺乏电稿，于是有造电之事，或将通信原稿，化繁为简，即不然，而本诸原意，改易数字，或从他处消息，略加揣测，为模棱语，注以时刻地点，即作本社专电。尤可噱者，明为造电，而故阙衍数字，注曰“电码不明”，以委过电局。偶因造电员未到，或到而未造，则于专电栏中，注曰“本日专电未到”，以反证其原有专电。此等作伪，不必聪明之士，即可识破，久之而真实之专电，及其评论记事，亦均不能见信于人，是诚诈而愚者也。况以造电之工夫，从事新闻记事，其价值固不减于专电，又何苦为此自欺欺人之拙事哉？吾甚望吾庄严可贵之报界，应速革此陋习也。[4]
熟悉国内外新闻界情况的任白涛也指出，“制造电报为各国报界之通弊，然恐未有甚于我国者”[5]。昔之读者，虽可一时瞒过，今则稍具常识者，几已无不知其真相。明知读者之不可再欺，而仍欺之，是非欺读者，乃自欺耳。且因为惯造伪电，即便实在专电，亦为读者所忽视。这对媒体形象造成巨大伤害。“狼来了”的教训，媒介不可不自我省惕戒惧。
谣言是新闻失实的一种恶劣形态，批驳谣言就成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常见任务。“我们常听人骂中国新闻记者无程度，专会造谣”[6]。鲁迅先生曾经是一些报刊经常造谣的对象，饱受谣言之苦：“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失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呀这些话。”[7]作为一个对时代有着强烈批判意识的社会病理学家，鲁迅对谣言有着细致入微的剖析和认识。在长期和资产阶级报纸打交道，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以后，鲁迅给出对当时新闻界一个总的印象式评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8]国民党当局为了从舆论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报纸和他们所间接控制的报纸，为了欺骗更多的读者，常常“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9]154。
由于造谣是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本性，因此，鲁迅总结自己看报的两条经验并向读者推荐。一是打折扣，对于报上那些以危言耸听，以美词动听，经过粉饰的夸大和装腔文章，鲁迅主张对其内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对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来。二是在《推背图》一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从反面来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并拈出实例道：“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一，××军在××血战，杀敌××××人。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交涉。”[9]91事情的真相与此恰恰相反。这种痛苦的经验非鲁迅一人所有，同时代很多人都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例如陈子展在1933年3月13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正面文章反面看》。其中大意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赵超构1936年1月23日，也曾在一篇时评中，借读者之口对新闻失实表达过类似的批评：“一个老看报的人说：有些报纸上辟过的谣言，竟也会变成事实，去年报上刊载一节新闻，说‘内蒙异动说完全不确’，我当时就疑心局面不免有些异样。果然！现在报上已登载内蒙独立的消息了。谁能说中国报纸没有信用！只要你能从侧面推断，有的消息比外国报纸还准确！”[10]409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性情绪表达，是社会对新闻失实的共同谴责和控诉，新闻界无法抗拒这种具有强烈否定色彩的媒介批评。人们在批评新闻失实的同时，不禁要追问和反思：新闻失实固然让人痛恨不已，但导致新闻失实的终极性社会原因何在？
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过程中，一部分新闻失实现象的产生，与一度流行的“有闻必录”论不无关联，对此类新闻观念的批评和清理就成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从理论上对“有闻必录”论进行检讨和批判的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理论的奠基人徐宝璜：
报纸有闻必录，此吾国报纸之一极普通之口头禅，且常引为护身符者也，其实绝无意义。因若信一二人之传说，而不详加调查，证其确否，径视为事实而登载之，将致常登以讹传讹之消息，且有时于不知不觉成为他人播谣之机械，此亦为以伪乱真，又乌乎可？即假定所闻者全为事实，亦不能尽行登载，因事实之非新鲜或非阅者所注意者，仍无新闻之价值。若“必录”新闻，则报纸之新闻，与街谈巷议无别矣。况新闻纸之篇幅有限，又安能“必录”新闻之全部耶？然吾国报纸，则恒引此不通之六字为护身符，对于所登之新闻，纵使错误，亦不负责任，因按“有闻必录”之原则，本无调查所闻确否之必要也。甚有于此六字之下，为达不正当之目的起见，登载消息，攻击他人之私德，不留余地者。此为吾国新闻界幼稚之明证，亦一亟应纠正之事也。[11]
徐宝璜对“有闻必录”的批判，相当准确地抓住了事物的要害和本质，此后他还在其它许多场合对“有闻必录”论反复进行批评，并得到了著名记者邵飘萍、林仲易等一批人的桴鼓相应。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社会上对“有闻必录”弊端的认识逐渐清晰和深化，其社会生存空间大大受到挤压，鲁迅等社会知名人士不断加入到批评“有闻必录”的行列中。鲁迅指出：“‘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12]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有闻必录”口号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虽然“有闻必录”论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活动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完全绝迹，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闻界公开坚持“有闻必录”的报刊越来越少了，再以“有闻必录”来作为挡箭牌或标榜者往往会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有闻必录”具有了贬义色彩，往往与不负责任、新闻失实联系起来。在社会与新闻界对“有闻必录”口号的态度转变中，媒介批评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对新闻失实原因的分析
对新闻失实原因进行追问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从作者和编辑等把关人角度，探讨他们在哪些主、客观因素的主导下而导致有意或无意的新闻失实，属于一种微观的新闻业务性批评；另一种是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探讨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新闻传播不得不然而造成的新闻失实，属于一种宏观的社会学批评，具有某种社会批判色彩。当然这两种批评形式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中，并非泾渭分明不相往来，而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交叠。
刘家鉘认为，新闻失实不单是编辑的责任，因为新闻的采集，虽有时候是由编辑自己去作，但他的工作只占新闻传播中的极小部分；至于大部分，都是根据各方面采集来的材料，加以去取罢了。各方面所采集来的材料，倘若是有不尽确实的时候，编辑因此便会弄出不确实的新闻来。但是无论哪一方面的采集新闻，都是以供给编辑的材料为目的，至于是否发表，完全是编辑的自由，所以由社会上一般看报的人看来，这种责任仍然要编辑完全负担；因为和社会上直接生关系的，实在只有编辑。所以刘家鉘在文章中，重点从编辑学的角度讨论了新闻记者提供的材料本是确实的，编辑怎样还会弄出不确实的新闻来？他认为造成这种新闻失实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有意的新闻失实。这里边又有被动和主动之分。前者是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实在没有绝对的能够言论自由的地方，所以当编辑的人，虽然得着确实的新闻，有时候竟因为某种势力的压迫，只得把它搁下来；有时竟连搁下来都办不到，便只好昧着良心造谣了。这种迫不得已造成的新闻失实确实有几分可以让人体谅和同情的成分。至于编辑自动造成的新闻失实，也不可一概目之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其中也可分成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所谓善意的新闻失实，是指编辑虽然得着了很确实的新闻，但是若发表之后，立刻可以使社会或者国家发生很大的危险，所以比较下来的结果，觉得发表反不如不发表，不发表反不如造几句谣；因此便本着良心的主张，自动的弄一条不确实的新闻给人看。这种“好心”造谣的结果，有时确能收到比较好的社会效益。所谓恶意的新闻失实，纯粹是编辑的道德低下所致，“所以在作的时候，不能不拿造谣来作武器；在目的已达的时候，又不能不拿造谣来作报酬；所以他的新闻便差不多没有确实的时候”[13]。这种造谣纯粹是某种不道德行为的手段。
第二种是无意造成的新闻失实。编辑处理新闻的时候，无意之间也可以造成新闻失实，社会危害程度同有意造谣差不多；因为编辑既不是出于故意，其所导致的结果，断不会完全错误了。但是这种无意的失实，比有意的失实更难免除，所以当编辑的人更应该特别注意。要免除有意的失实，只要消极地不做这种事就行；至于要免除无意的失实，就是加了十二分的注意，有时还是免不了。这种不确实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种：从判断而来的不确实，从整理而来的不确实，从文字而来的不确实。例如，“近来北京的报纸，很有几家闹特别花样的把一件很简单的新闻，加上若干议论，使他异常之长，表示自己的特别。其实这种办法，往往把新闻的真相埋没了；因为所谓议论，只是编辑这个新闻人的见解，是否还有斟酌的余地，现在把他硬加进去，看的人容易为他所限。无论谁看报，断没有去把他细细分析的，所以最容易把这种议论和事实看作一片，不去自己斟酌，无意中便把事实的真相弄错了。”[13]以这种编辑方法处理新闻，诚然不能说他就有什么恶意，但编辑方法的不妥，确是新闻失实的一大根源。
作为一个著名记者，邵飘萍“每以亲历所得，研求新闻所以失实之原因”[14]84。他参照自己的从业经验，从新闻采访的角度条举出新闻失实的原因有如下六个方面：“（一）新闻记者活动之疏解。（二）新闻记者缺学力经验。（三）被访问者错误之答复。（四）官僚政客之欺蒙记者。（五）不良记者之欺蒙读者。（六）时间与环境之已变更。”[14]85徐宝璜除了从“有闻必录”观念方面探讨新闻失实原因外，认为以下两种原因也不可小视：第一种原因为探听错误，此种多半为访员之错误，并非存心，间亦消息不确实，再加以推测，更有千里之谬矣。第二种则是有意捏造。有意捏造之新闻又有两类：“一为对于仇己之攻击，一为代某派之宣传”[15]。他对新闻失实原因的追索开始超越微观的业务范围而具有宏观的品质。
宏观的社会学批评侧重以联系的眼光，挖掘和解释由于系统的受控性而造成新闻失实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终极原因。这方面的媒介批评以个案批评居多，即对某一具体的失实新闻进行分析，以消除其社会影响。这类批评文本在理路上与西方传媒批判学派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构成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主流，也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思维和理论高度。邵力子、鲁迅、瞿秋白、张友渔、夏衍、赵超构、柯灵、恽逸群等都有这方面的媒介批评文本存世。邵力子《谣言的由来》即是以谣言为客体的一篇媒介批评力作：
列宁和托罗斯基冲突的话，欧美报纸登载过的，总计起来，不下数十次，其实全是谣言，不值一笑。我们常听人骂中国新闻记者无程度，专会造谣。欧美新闻记者的程度又怎样呢，我以为这不仅关于新闻记者程度问题，更关于社会组织问题。立在资本主义之下，偶然听到能使资本家快心的话，便不问真伪，立刻振笔疾书，再加上些附会粉饰，不必立意造谣而谣已成了，何况还有故意制造的呢？[6]
谣言传播与新闻传播者的主观需要具有直接关系。美国著名政论家、舆论学者李普曼1920年曾调查发现，《纽约时报》援引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事件和暴行都是没影儿的事，该报登载布尔什维克政权行将垮台的消息竟达91次之多，6次报道列宁逝世。他据此指出：“关于俄国的报道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人们所读到的并不是事实，只不过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东西罢了。在记者和编辑们的眼里，新闻检查官和宣传负责人就是他们的希望和担忧。”[16]李氏这一结论在新闻界颇受推崇，广为人知。几乎与此同时，邵力子在《谣言的由来》中，得出了与李普曼完全相同的结论。
张友渔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修养的学者，他对新闻失实原因的分析显示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所具有的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他认为新闻失实的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不可靠的消息，为什么登在报纸上呢？第一，我们知道报纸本身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它的背后，常站着一种阶级的势力，至少也站着党派的势力；因而它所登载的消息，不能不渗透过这种阶级意识和党派意识的作用，隐蔽了或改变了它的真像。尤其在国家这东西没有死灭的今日，国际间的消息，受国家思想的影响，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第二，报纸本身纵然不愿登载不可靠的消息，但因为受政治的或社会的各种力量的压迫，常使你不得登载可靠的消息。第三，纵然没有以上二种原因，而要使所登载的消息完全正确，也不容易。人类的知识有限，世间的事象无穷，自非全知全能，谁能把所有的消息，都一见便断定为真为假呢？[17]
他指出：前两种原因在阶级社会中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第三种原因所造成的新闻失实，则是应该也能够避免的。报纸的编者，虽然不能断定一切消息的可靠或不可靠，但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力求能够判断消息的真伪，因而发表自己认为是可靠的消息。常常登载可靠消息的报纸，可以博得社会的信任，不但对社会有所贡献，在报纸自身，也是很有利益的。纵然是某一阶级或某一党派的机关报，在和它的阶级或党派的利益没有妨碍的范围内，也应该注意这一事。至于阶级性或党派性比较不明显的营业性报纸，则更要注意和坚守新闻的真实性，以防止新闻失实的发生。他以天津《益世报》一则失实新闻为例，说明只要编辑保持头脑冷静，仔细推敲，一些失实新闻是可以避免的。
1932年11月13日，北平各报曾登载，日本军用飞机6架，及军舰2艘，被苏俄军队击毁的消息。各报大抵都表示着怀疑的态度，有的在标题上加以“据传”二字，有的在标题下，附以“疑问号”。但是有些读报的人们，不注意这“据传”二字或“疑问号”，便兴高采烈，谓苏俄已给日本吃苦头了。午后，天津《益世报》到北平，关于同一消息，竟和北平各报的态度，大不相同。它的见解，却和那些盲目高兴的读者一样，把这一消息，作为“要闻版”第一条新闻，用大字标题登了出来。不料，第二天，苏俄塔斯社即证明这是一条失实新闻。天津《益世报》向以感言、真实著称，这次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疏失？张友渔认为完全是感情蒙蔽了编辑的眼睛：天津《益世报》的所以失败，完全由于一时的感情作用。我们受日本的欺凌，自己不能抵抗，很希望别人能给日本一种教训。因而一听到苏俄击毁日本的飞机和军舰，便很高兴地说：“日本显然示弱于俄”；且奚落他，为什么“凌辱甚矣！何竟不闻膺惩声？”感情用事，在新闻记者是最大的忌讳。假使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能够平心静气，加以思索，则决不至得到这种失败的结果。张友渔的批评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理论分析与实例解剖相结合，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量。
三、对新闻失实治理的建议
造成新闻失实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其治理“药方”也就因症而异。在对具体失实新闻进行批评之后，批评主体往往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和建议。大致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1925年8月，上海一度盛传江浙备战谣言，对于种种报告，多数报纸皆大刊特刊。于虚渺之战争谣传，莫不绘声绘影，铺张扬厉，一若惟恐不能证明其为事实者，遂至谣言日益繁兴，一般人民，备受惊恐，宁杭两路之挈家避难者，络绎于道。后事实真相豁露，备战之说，乃知多不可靠。当时也有真实的消息，但报纸得之后断然视为未可置信，或则摒弃而勿载，或则仅刊于隐蔽之处，而于战事谣言，则刊于新闻最前之位置。“吾人对于报纸登载此项谣传，不敢竟谓其有意挑拨是非，然于其报告不忠实之罪，亦不敢为之轻卸。中国报界向有一种规避责任之托词，即‘有闻必录’之口头禅是已。吾人以为此有闻必录四字，实与新闻记者之责任违背。新闻记者之职务，不仅在纪载所闻而已，其尤要者，乃在乎探讯证明新闻之真伪，以报告于社会。”[18]显然，这是新闻记者潜意识中存在着某种报道框架和责任缺失使然。新闻记者增强社会责任感，是杜绝新闻失实的必要条件之一。新闻记者必须从新闻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以为新闻记者最需要有责任心，不但发表意见，言必由衷；便是报告新闻，也须有真知灼见。否则对职务为不忠，对社会为不信，对报馆为不义”[19]1041。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失实新闻就会屡屡在新闻从业人员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堂而皇之地出笼。
第二，倡导客观性原则限制主观偏见。新闻失实一部分是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主观性过强造成的。因此，治理这一部分新闻失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倡导客观性原则，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自我限制主观倾向的外溢，使新闻报道能与事实的本来面目相符，而不任意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打扮，扭曲事实。客观报道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尽量撇开各种党派、集团的利益考量，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上观察和衡量事实。李大钊寄语道：“我现在更希望诸位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也特别注意。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20]新闻媒介的主要职能是传播信息，人们最想了解的正是周围世界发生的客观变化，至于事实本身有什么意义，这是进一步思索的问题。“舆论之发生，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于报馆之探报。因采访之不周，或来虚伪之记载，视听既淆，判断易误。舆论之根据已不确实，其不足以表现国民之真正意志，盖无待论。”[19]1035新闻工作者把个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读者，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中，人们对客观报道情有独钟，主要就是因为在堵截新闻失实方面，客观报道是有效的，被视为新闻传播中的科学方法，“消息要不确实了，社会里的人何苦要去知道他？若又琐屑不堪，与公众无多大的关系，那末又有什么价值要去传布他？但是若要能够合乎这些条件，在采取和编辑消息的方面，应该有些特别的本领和道德。第一，应用科学的方法，取客观的态度，不尚主观，重事实，而不添加私意或其他的有作用的意思”[21]。这是为了实现新闻真实性而做出的一种理论选择。
第三，注重辟谣工作。新闻媒体要担负起辟谣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新闻家对于社会而应尽。虽然近来谣言太多，几有辟不胜辟之势，谣言太无价值，更有不值一辟之势，然明知有些人故意造谣，故意利用谣言来骂人，而听他一味胡说，淆惑社会的视听，总觉问心有些不安”[22]。陈独秀因为宣传社会主义，所以被人别有用心地诬指为主张非孝、共妻。邵力子诘问：陈独秀的著作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面，有据可查，他的言论，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和朋友，也都曾听见过，试问哪一处有过非孝、共妻的主张？哪一个曾听见他讲过这些话？
这个谣言的来源，今天本报的广东通信，说得很明白，原来是先从香港电传到上海，再从上海递解回广州，这种造谣的方法，真太巧妙了。上海几家报纸，起初为香港访员所误，还不足怪，到了后来，总应常考查考查在广州的真实情形，却不料就此以讹传讹，并利用作骂人的好题目。我不敢说诸君没良心，我总要奉劝诸君多培养些常识。在这种地方，我不能不佩服申报馆。《申报》对于这件事，始终没有为造谣者所利用，也始终不借这种谣言来反对新思潮，真不愧为大报的态度。我自己，觉得因此得一教训，就是造谣者的手段越离奇，辟谣者的责任越重大。[22]
造谣者传播谣言时往往要遮掩其主体故意性，一般的方法是在交代新闻来源时使其复杂化或模糊化，以达到鱼目混珠的预期传播效果，并在谣言一旦被识破之后推卸责任。作者以在报界资格老、影响大、相对比较独立的《申报》没有传播谣言的事例，雄辩地证明谣言并不难识破，传播谣言的背后往往是为了某种利益，敦促媒体洁身自好，不可沦为某些社会势力利用的工具，提醒人们：媒体辟谣，是维护新闻真实性和媒体社会公信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媒体辟谣，必须打破对外国媒体的迷信。近现代中国的新闻通讯事业比较落后，由此导致了中国媒体往往乐于转载或转译外国新闻媒体上有关的中国报道。这在扩大中国新闻媒体的消息来源渠道、丰富传播内容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闻转载或转译活动，如果不留心就会落入别人设计好的舆论陷阱。邵力子曾经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国人迷信外国媒体的原因：
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期，全国报纸慑于淫威，多不敢明白抨击，惟有译登外国人的评论一法。这在当时本已显出国民没有敢言的勇气，但万想不到时过境迁，而这种风气反是变本加厉。有野心的军阀或官僚，也看到这一点，于是利用舆论的计划，有时竟推及于外国报纸。利用一外国报纸，其效力可胜于利用七八中国报纸。因为一外国报纸替他说话，七八中国报纸自能译出登载。所以外国通讯社和报馆的主笔访员，都会做什么巡阅使、督军的顾问。一千元或八百元的薪水很是常事。[23]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古今如此，中外亦然！但既然拿人钱财，报道的时候也就必然会言不由衷。既然确定外国媒体报道的不实与荒谬，那么，中国新闻界要想获得进步，就必须尽到谣言鉴别的责任，对于外国人谬误的论调，不但摒绝不载，还须要痛加纠正！
第四，改革社会政治体制。新闻传播是社会的产物，新闻失实也是社会的产物，从源头上治理新闻失实，往往也必须从社会政治体制上来追索原因，然后方可对症下药。赵超构1934年7月15日曾就报纸言论环境发过一番感慨：
报纸说话最难说。其难说之处，非在说之难，而在说者对于一切事物，均处于不可不说，亦不太说之间故。为说者个人福利计，有许多事宜若不说为愈者，则昧心之痛，歉疚无已。如求一吐之快，则前有梳，后有篦，欲说之语，破碎支离；幸而能免于梳免于篦矣，卒亦不免于一斫一剃。我人之所以能于沸暑中偷一日之凉者，因未昧心而受大刀阔斧之赐也。我人之所以战战兢兢者，以未能于“不可不说与不可太说”之间，发现折衷之途径也。然则究如何而后可？大抵报人言论，有如巨石下之草木，虽受重压，无由直伸，终亦欣欣向荣，向阳光发展。我人亦惟于黑暗重压之下，尽量发展我人之生机而已！苟当局竞靳此罅穴而不与，是真吴稚晖先生所谓“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何典世界矣！[10]70
所谓“何典世界”，当然是黑暗世界的另一种说法，社会必须给新闻界一个敢说真话的环境，新闻失实才会减少。换言之，如果要减少或消灭新闻失实，则改革钳制新闻媒体不能说真话，只能讲假话的社会政治体制就势在必行！
收稿日期：200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