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寿在“异形路灯”中的新发现问题知识及其学术价值_学术价值论文

新发现的《歧路灯》张廷绶题识及其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路论文,新发现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张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自问世以来，长期以钞本形式流传。自清乾隆四十二年《歧路灯》问世，至上世纪20年代《歧路灯》出现石印本的二百余年间，直接记录《歧路灯》接受与流传情况的史料极为少见，这与《歧路灯》的流传范围、流播方式不无关系。1924年，民国学者徐玉诺搜集“《歧路灯》脱稿前后时人对于作者之评语”，抄录乾嘉时期学者对《歧路灯》的评论，仅得二条。①除此之外，清中期以降学者对《歧路灯》的直接评论，便仅有“乾隆庚子过录题识”(存河南图书馆藏“豫图本”及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歧路灯》，栾星推测此题识为乾隆四十五年李海观弟子所作②)、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歧路灯》韩文山题识，以及《中州珠玉录》等文献的零星记载；道光、咸丰朝之后的材料则寥寥无几。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出现冯友兰、冯沅君、郭绍虞、朱自清等一批知名学者的研究论文、序跋，使《歧路灯》研究成为学界热点。

      因此，囿于现有材料，学界对《歧路灯》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播情况基本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对《歧路灯》稿本下落、李海观传奇剧作品等问题的推测，尚未发现可信的文献材料进行佐证。笔者在研读《歧路灯》期间，有幸得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歧路灯》。由于此本保存了清人张廷绶题识，本文暂且称其为“张廷绶题识本”。在目前的《歧路灯》研究中，此本既未被学界发现、重视，亦未被纳入《歧路灯》的版本系统。张廷绶题识本是存世不多的《歧路灯》清代钞本，张廷绶题识是《歧路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新见材料，可为《歧路灯》研究史上若干问题提供重要佐证。

      

      图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廷绶题识本《歧路灯》书影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廷绶题识本《歧路灯》概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廷绶题识本《歧路灯》百零七回，不分卷，二十册。全书首有清人张廷绶题识，为《歧路灯》存世诸本所未见；次《家训谆言》八十则；次李海观《歧路灯序》，序后题署“乾隆四十二年七夕之次日绿园老人题于新邑之东皋书舍”；次《歧路灯目录》，目次抄至百零七回，然正文第五十八回后径接第六十回，故正文实抄至百零八回，《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古典小说戏曲目录》皆录为百回本，误。③次正文，卷端无作者题署，正文部分半叶抄九行，行约二十字。末册末页有“商字上头加客字，本乡莫讲浚财源”小字，盖出自《歧路灯》第六十九回《厅檐下兵丁气短杯酒间门客畅谈》回末诗；今检该回回末佚此二句，当为装订讹误。全书无评点。无钤印。

      在全书章节和文字上，张廷绶题识本与存世的吕寸田评本、晚清钞本甲、安定筱斋钞本呈现出较大相似性，当属《歧路灯》传世钞本之甲本系统，④而不同于以豫图本、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下文简称“上图本”)为代表的《歧路灯》传世钞本之乙本系统。与豫图本、上图本相比，张廷绶题识本无“乾隆庚子过录题识”，无以第九回《柏永龄明君臣大义谭孝移动父子至情》为代表的大量情节文字，末二回作《朝廷锡功官极贵家室循礼后自昌》、《薛姑娘合卺成礼谭太史衣锦荣归》。此外，全书在文字上亦与豫图本、上图本文字差异较大。囿于篇幅，异文不可一一详列。⑤

      全书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保存了清人张廷绶的题识，今录其识语全文如下：⑥

      此宝封李绿园先生所手著也。先生讳海观，世居邑之鱼山侧。簪缨继世，代有闻人。先生以名孝廉出宰印江，性情高迈峭直，不合流俗。未期年，解组归来，优游林下，以著书自娱者垂三十年。《歧路灯》一书于是乎成。殆先生殁，哲嗣观察公蘧、广文公葛，筮仕远方，将稿本携之任所，故得观者绝少。

      予姑丈名于滦，为观察公子，于道光辛卯(按：道光十一年，1831)年始出原本，示先君子，其后流传渐广。同里杨君澄波，邑巨室也，司铎长葛时欲寿之枣梨，公诸同好，先君子力为怂恿，后家业凌替，因而中止。非是书之大不幸乎！

      夫人之生子，莫不愿其聪明，然为聪明所误，若谭绍闻者，如先生所云，非良心不泯、族人提拔，势不至家败人亡不止。吁！可不惧哉！倘案有是书，俾朝夕观览，即匪类相引诱，而心有所惕，或不至随波逐流。故此书实救才士之良药，渡幼学之宝筏也。颍川张明经晋庵，家有其书，银子豫妹倩见而好焉，手自钞录数册，并假毛生舜卿代钞数册，遂成全璧，什袭藏之。予于辛酉岁(按：咸丰十一年，1861)课诸甥读，暇时批阅数过，谨志其颠末如此。

      先生别有《东郭记》传奇四卷，将叔季人情、炎凉时态描写尽致。予与枫江姻叔同馆于尉邑刘氏，仅一见之故，传世者愈罕云。

      蓬池张廷绶器兹甫书于问天精舍。

      张廷绶题识的价值，首先在于明确了其传抄底本、抄写者和抄写时间，对于考察该钞本的文献价值至关重要。在传抄底本方面，张廷绶自称“颍川张明经晋庵，家有其书，银子豫妹倩见而好焉，手自钞录数册，并假毛生舜卿代钞数册，遂成全璧……”“颍川张明经晋庵”生平无考，但仍可据此推知，张廷绶题识本的传抄底本为一颍川传写本，经由张晋庵旧藏，是一晚出传本。在抄写者方面，此本由“银子豫妹倩”、“毛生舜卿”二人抄出。银、毛二人生平失考，二人既是《歧路灯》的传抄者，又是《歧路灯》的早期读者，身份较为特殊。在抄写时间上，张廷绶“于辛酉岁课诸甥读，暇时批阅数过”，“辛酉岁”当指咸丰十一年(1861年)，可知此本抄写时间不晚于此年。综上所述，张廷绶题识本是传抄于咸丰年间的、较为晚出的《歧路灯》钞本。尽管由于较为晚出、校勘价值并不大，但是，在《歧路灯》存世诸钞本中，安定筱斋钞本抄写者身份不详，豫图本抄写时间具有争议，⑦其余存世钞本的抄写者、抄写时间均不详。张廷绶题识本堪具有明确抄写时间、抄写底本和抄写者，殊为难得。

      今考张廷绶，生平事迹不详。据张廷绶题识自称“蓬池张廷绶器兹甫”，可知张廷绶字器兹，蓬池(今河南尉氏)人，生活时代约在咸丰朝前后。今考《中州艺文录》、《中州诗钞》、《元明清中州艺文简目》、《中州文献总录》⑧等相关史料，均未见张廷绶别集或诗作。在这一时期的方志中，亦未见张廷绶传记或科举铨选记录。⑨因此，或许正如张廷绶自称“课诸甥读”，张廷绶极有可能是咸丰朝前后河南尉氏的一位科举失意、以教书为业的读书人，未曾在方志史料、文学史料中留下记载，是情理之中的。

      尽管张廷绶本人的生平事迹可考者寥寥，但是，在题识中，张廷绶揭示了自己的重要身份——“予姑丈名于滦，为观察公子。”可知张廷绶之姑丈，即为李绿园孙、太学生李于滦。据张廷绶自称，张父与李于滦、杨澄波(淮)都有密切交游。因此，张廷绶本人见证了《歧路灯》在咸丰朝前后的流传，其题识具有极高可信度和权威性，可为现今《歧路灯》研究中若干推测、争议提供佐证。下文将逐一细述。

      二、“《歧路灯》稿本亡于杨淮”说佐证

      由于《歧路灯》存世诸钞本间多有章节、文字差异，李海观《歧路灯》稿本下落历来颇受学界关注。关于宝丰李氏后裔藏书的流散，目前学界有两种重要推测。其一，上世纪20年代，诗人、学者徐玉诺曾推测“……又先生长孙于黄[潢]有女配张虎头次子仲虎，晚年无子，所有重要书籍都藏张家，或者不能找不到一些记载。看将来吧。”⑩徐玉诺构建了宝丰李氏书籍流散“李海观—李于潢—张虎头(丙瑛)”的传承关系，将关注点聚焦于河南画家张丙瑛。其二，上世纪80年代，栾星认为“嘉庆二十一年李蘧死后，李氏开始败落，至道光年间先辈书稿渐渐散失外流”，并作出如下推测：

      “杨淮为道光间河南藏书家之一，尤其注意搜集清代河南闻人诗文集，且尽在桑梓，绿园诗文手稿流入淮手，全有可能。由杨淮在绿园小传中对《歧路灯》所作评语，也可看出他曾详细读过这部书。只是‘待梓’，是他说了一句空话，他并未刊行它。杨淮之后，手稿何去，已再查不到踪迹。手稿之亡，或即亡失在杨淮手里。”(11)

      栾星将宝丰李氏藏书流散线索引至河南学者杨淮，其“《歧路灯》稿本亡于杨淮”的推测，长期以来在学界通行。究其证据，主要为杨淮《中州诗钞》卷十四“李海观传”：“(李海观)又著《歧路灯》一书……醒世之书也。稿流传归淮家，待梓。”(12)除此之外，并无时人记述可资考证。

      张廷绶题识的重要价值之一，便是详细记述了杨淮计划刊行《歧路灯》的过程，为“《歧路灯》稿本下落”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可信的佐证，极大地填补了史料上的空白，并提供了如下重要细节：

      其一，李蘧去世后，《歧路灯》稿本曾保存于李海观孙、李蘧子李于滦之手。事实上，徐玉诺称李于潢为李海观长孙，实误(已被栾星指出(13))。另据笔者考证，李于潢女为张虎头(丙煐)长媳，所配为长子翊严，而非次子翊敬。(14)更为重要的是，李于潢本人为庶子，(15)李蘧死后，《歧路灯》稿本并非存于李于潢之手，亦未曾随李蘧之死而流散，而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完好保存于李于滦手中，李于滦曾于道光十一年将《歧路灯》稿本出示张廷绶父亲，是这一事实的铁证。

      其二，杨淮计划刊行《歧路灯》的时间段为“司铎长葛”前后。张廷绶题识称“同里杨君澄波”，即河南宝丰著名藏书家、《中州诗钞》编纂者杨淮。杨淮“司铎长葛”的具体时期失考，然据杨淮自称“淮幼服庭训，少通韵语，及长，忝膺司铎之任，身列末僚，报称无方……”(16)及后代史家考证“及冠，即入庠补廪，曾任长葛儒学训导，道光十九年(1839年)，复任密县儒学训导”(17)，可知杨淮初任长葛学官，复任密县学官，任长葛学官应早于道光十九年。杨淮所纂《中州诗钞》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三年(据杨淮自序及张祥河等序所署时间)，但杨淮自称“淮枕葄饮馈其间，八阅寒暑，去糟粕，存精华，厘为三十二卷”(18)，可知杨淮编纂《中州诗钞》始于道光十五年前后，甚至更早。由此可推测杨淮得见《歧路灯》稿本的重要时间段：道光十一年之后，而不晚于道光十九年出任密县学官。此时《歧路灯》稿本仍完好存世，或仍为李于滦所有，或已归杨淮所藏，但尚未付梓。

      其三，杨淮放弃刊行《歧路灯》的原因在于家道中落，此后《歧路灯》稿本下落不明。栾星认为，“只是‘待梓’，是他说了一句空话，他并未刊行它”。从张廷绶题识可知，杨淮未曾刊行《歧路灯》的根本原因，在于“后家业凌替，因而中止”。清人李方诗称“宝丰杨君澄波氏，词源倒泻巫峡水。家藏玉海三万轴，交遍两河知名士。不惜千金购遗书，诗草束与牛腰比。”(19)“不惜千金购遗书”，似乎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杨淮家道中落的原因。随着杨淮家业凌替，《歧路灯》稿本亦不知所踪。张廷绶姑丈李于滦是《歧路灯》稿本的保管者，张廷绶的父亲曾大力怂恿支持杨淮刊行《歧路灯》，二人对于此事原委当知之甚详。事实上，张廷绶作为李于滦的侄子，自己尚未亲见《歧路灯》稿本，如果杨淮家业凌替后，《歧路灯》稿本尚且存世，那么张廷绶不应毫不知晓、只字未提。

      张廷绶题识的发现，可为“《歧路灯》稿本亡于杨淮”说提供可信佐证。尽管栾星囿于材料，所推测的细节与张廷绶的记述有不符之处，但总体而言，《歧路灯》稿本之下落，与杨淮有极大关系，这一点已可以得到证实。上世纪20年代，徐玉诺曾前往河南寻访杨氏后裔，称“诺与杨家无瓜葛，且其家现已无人，只留三世孀妇，与世绝缘，无法搜求。年来杨庄频遭兵火，玉碎瓦中，正不可料”(20)《歧路灯》稿本存佚，至今仍不可预期。

      三、“李海观作《东郭传奇》”说佐证

      清人杨淮《中州诗钞》卷十四“李海观传”著录李海观著作，有《拾捃录》、《绿园诗稿》、《绿园文集》，以及《歧路灯》四种(21)；今考李海观著作见于方志者，主要有如下著录：《(道光)宝丰县志》著录《绿园诗稿》、《说黔》共4卷，《拾菌录》12卷、《歧路灯》20卷(22)；《(民国)中州艺文录》录《拾捃录》16卷、《歧路灯》26卷、《绿园文集》、《绿园诗集》4种。(23)

      在以上著录之外，学界长期存在“李海观作《东郭传奇》”的推测。上世纪20年代，徐玉诺曾亲往河南一带探访李氏后裔，在其寄给冯友兰的书信《〈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中，徐玉诺提及：

      幸喜此次与[于]李先生家得读四谈抄本(《谈大学》、《谈中庸》、《谈文》、《谈诗》；豫西一带塾师喜为传抄演唱)、《东郭传奇》残版(去年去信曾说起《东郭传奇》，疑非出李先生手，此时已确信为李先生所作。唯先生不谙填词，调极简单；但词白尖俏挖苦，可与傅青主《骄其妻妾曲》比美)。(24)

      由于史志、艺文志失载，《东郭传奇》长期以来不为学界所知。徐玉诺本人亦曾“疑非出李先生手”；加之徐玉诺得到《东郭传奇》残版后，全书下落不明，栾星在撰写《李绿园传》时，对此书亦未曾听闻，(25)直到上世纪80年代，栾星方从李海观后裔李春林处得知《东郭传奇》的存在：

      八二年我到宝丰访问，才由李春林口中得知绿园著作尚有《东郭传》及《破山斧》两种。惟所写何事，什么体裁，皆说不清了。后接到他的来信，《东郭传》已询得一点眉目，是由鲁山县张官营刘寨一位年逾八十的退休教师张孝裕那里探听来的。张幼年见过它，名《东郭传奇》，是个戏曲脚本，演《孟子》第八篇故事。……既而查到玉诺致冯友兰函，两相印证，知张的记忆无误。(26)

      徐玉诺、栾星两位学者所见、所闻，使《东郭传奇》得以进入《歧路灯》研究者视野，为后人研究李海观生平著作提供重要线索，堪称居功甚伟。然而，目前学界“李海观作《东郭传奇》”说的所有证据，均建立在民国以来学者口耳相传的基础上，未见方志、艺文志的相关记载；且徐玉诺所得“《东郭传奇》残版”亦下落不明，因此《东郭传奇》的卷帙、风貌极为模糊。特别是，两位学者所见所闻，虽可大致“两相印证”，然退休教师张孝裕对《东郭传奇》的描述仍然颇有疑点。首先，在地域上，鲁山教师张孝裕幼年所见，是否即为宝丰李氏所藏《东郭传奇》？其次，在时间上，张幼年所见《东郭传奇》与徐玉诺“由春林的爷爷李炆手中拿走了这两部书”(27)孰为先后？特别是，明清以来戏曲以《东郭记》、《东郭传奇》为名者甚夥，(28)甚至民国初年仍有以《东郭传奇》为名敷演“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者，(29)徐玉诺所闻“可与傅青主《骄其妻妾曲》比美”者，其内容是否即为“齐人有一妻一妾”？

      所幸的是，张廷绶题识的发现，恰好可为“李海观作《东郭传奇》”一说提供有力证据。作为李海观孙子李于滦的侄子，张廷绶本人曾亲见《东郭记》传奇，并确切记录其卷帙为四卷本。另一方面，张廷绶称“馆于尉邑刘氏”之时得观《东郭记》，尉邑刘氏已不可考，但张廷绶所见，当非宝丰李氏后裔所存稿本(即徐玉诺所谓“李海观后裔李炆所藏原本”)，而是一个流传至尉氏县的传钞本。尽管如此，《东郭传奇》的流播情况并不如《歧路灯》之广，是毫无疑问的。张廷绶称其“仅一见之故”、“传世者愈罕”，无疑说明此时《东郭传奇》已为世所罕见。对于李海观三代之后的子侄后辈尚且如此，《东郭传奇》的传本之少、流传范围之狭隘，已可窥得一斑。

      张廷绶题识的发现，在相关史料失载李海观《东郭传奇》的情况下，为“李海观作《东郭传奇》”说提供了重要证据。李海观曾有《东郭记》传奇四卷传世，可被视为可信事实。令人遗憾的是，张廷绶未曾详细记录《东郭记》传奇的内容，仅称“将叔季人情、炎凉时态描写尽致”。然今考“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意在讽刺齐人“求富贵利达”而恬不知耻的丑态(如傅山《骄其妻妾曲》讥讽时人“对人前把面皮抓，背地里把良心坏”(30))，似与张廷绶“叔季人情、炎凉时态”之描述不甚相符，因无进一步佐证，姑且存疑。

      在题识中，张廷绶明确了《歧路灯》的普适教育意义，将全书提升到“救才士之良药，渡幼学之宝筏”的高度，这无疑是对全书教育意义和写作意图的精准把握，与杨淮《中州诗钞》称《歧路灯》为“醒世之书”的评价较为一致。然而，囿于篇幅，张廷绶题识并未在文学层面上过多论及《歧路灯》的文学特点，堪称憾事。

      在《歧路灯》存世钞本已极为少见的情况下，传世钞本的发现在《歧路灯》版本研究中至关重要。张廷绶题识本作为咸丰朝传抄的《歧路灯》钞本，本身即具有一定的版本意义。同时，张廷绶题识具有不言而喻的文献史料价值：在题识者身份上，张廷绶本人身为李海观孙李于滦侄子，且其父与李于滦、杨淮等人关系密切，张廷绶所撰题识具有较高可信度。在题识时间上，张廷绶题识上承乾嘉时期吕寸田、杨淮等评论，下接民国学者《小说考证》、“朴社排印本《歧路灯》”序跋，填补了咸丰朝前后《歧路灯》评点的空白。在题识内容上，张廷绶题识提供了《歧路灯》稿本下落、《东郭记》传奇等重要信息，为民国初年以来几代学者的推测提供了可靠佐证。因此，张廷绶题识是新发现的《歧路灯》重要史料。然而，张廷绶题识本迄今尚未进入《歧路灯》研究者的视野，这与其极高的史料价值颇不相符，理应受到《歧路灯》研究者的重视。

      ①详见徐玉诺《墙角消夏琐记(其一)》，载《歧路灯论丛》(二)，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第277页。此二条评语为：其一、杨淮《中州诗钞》卷十四“李海观传”，其二、《中州诗钞》所录吕寸田《赠李孔堂诗》，且后者与《歧路灯》小说文本关系并不密切。

      ②栾星编著：《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01—102页。本文所谓“豫图本”，即栾星所谓“乾隆庚子过录本”，今存河南省图书馆，残存四十一回。栾星据“乾隆庚子过录题识”判断豫图本抄成于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并命名为“乾隆庚子过录本”[栾星《校勘说明——代跋》，载李海现著、栾星点校《歧路灯》(下册)，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第1018页]。然而，随着更多《歧路灯》钞本的发现，豫图本并非唯一保留“乾隆庚子过录题识”的钞本。亦有学者据笔迹、纸张等因素，判断“乾隆庚子过录本”并非抄成于乾隆四十五年(王冰《〈歧路灯〉版本考论》，载《求索》2012年7月)为避免影响钞本性质判断，本文暂且命名为“豫图本”。

      ③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歧路灯》一百回，钞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侯忠义、张其苏、徐伏莲编《北京大学图书馆古典小说戏曲目录》著录“《秘本歧路灯》一百回，钞本，十二册”，1992年版，第117页。

      ④关于吕寸田评本《歧路灯》概况及《歧路灯》甲本系统版本特点，参见拙作《新发现的吕寸田评本〈歧路灯〉及其学术价值》，载《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⑤关于《歧路灯》存世诸本版本系统及其划分依据，笔者另撰《〈歧路灯〉版本系统划分新探》一文，待刊。

      ⑥本文所引张廷绶题识，皆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廷绶题识本《歧路灯》，原文不分段，标点为笔者所加，下不另注。

      ⑦详见王冰《〈歧路灯〉版本考论》，《求索》2012年第7期。

      ⑧李敏修辑录、申畅总校补、李宗泉等主编《中州艺文录校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杨淮辑，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郑州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元明清中州艺文简目(征求意见稿)》，1984年版。吕友仁主编《中州文献总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⑨有清一代对于河南尉氏地区的史料递修，如《(顺治)河南通志》、《(康熙)河南通志》、《(雍正)河南通志》、《(乾隆)续河南通志》、《(顺治)尉氏县志》、《(道光)尉氏县志》等等，涉及咸丰朝前后时期的史料并不丰富，本文依据邓本章主编《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人物志·贡举之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尉氏县历代进士、举人表”[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尉氏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尉氏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版]，初步断定张廷绶本人未曾在这一时期的科举铨选中及第或中举。

      ⑩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载《〈歧路灯〉论丛(二)》，第274页。

      (11)栾星：《〈歧路灯〉及其流传》，载《〈歧路灯〉论丛(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87—188页。

      (12)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一四，第341页。

      (13)栾星：《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期。

      (14)张丙煐《观两斋诗钞》(清咸丰三年刊本)卷末题署“男翊严、敬、国、庄校订”，推知张丙煐四子分别为张翊严、张翊敬、张翊国、张翊庄。同书卷上《国儿于五月中旬别余津门……除夕随余返里以诗志喜》诗“家国足离乱，弱稚各奔逃”句自注：“时黄河没后，年荒民乱……长媳李归宁宝丰，次子翊敬侨居汴省”，所称长媳宝丰李氏，当即为李于潢女，由此可知，李于潢女为张丙煐长子张翊严妻，而非次子张翊敬妻。

      (15)吴秀玉引李春林著《李于潢》，见《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第二章《李绿园评传》，第26页。

      (16)杨淮《国朝中州诗钞序》，载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首。

      (17)宝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宝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768—769页。

      (18)杨淮：《国朝中州诗钞序》，见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首。

      (19)李方：《中州诗钞书后》，载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卷二七，第653—654页。

      (20)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载《〈歧路灯〉论丛(二)》，第274页。

      (21)杨淮《中州诗钞》卷一四《李海现传》：“著有《拾捃录》、《绿园诗稿》，《绿园文集》。又著《歧路灯》一书，历二十年，凡数十万言。”杨淮辑；张中良、申少春校勘《中州诗钞》，第341页。

      (22)《(道光)宝丰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撰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页。

      (23)李敏修辑录、申畅总校补、李宗泉等主编《中州艺文录校补》卷二七，第507页。

      (24)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载《〈歧路灯〉论丛(二)》，第271页。

      (25)栾星：“绿园别撰《东郭传奇》，或以其为俗曲之故，郡邑书目不载。我在写《李绿园传》时犹未闻。”栾星《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期。

      (26)栾星：《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

      (27)栾星：《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

      (28)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东郭记”条考证甚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29)如题名飞鸿子《东郭传奇》敷演“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1914年9—10月间刊载于《好白相》第六期、第七期；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第一章《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辨》录其本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30)傅山：《骄其妻妾曲·尾声》，载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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