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对地窄物贫——对我国基本国情的重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我国论文,基本国情论文,窄物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得经人们开发、利用后，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因此，评价自然资源，诚然要注意它的绝对数量，但更应注意它以下情况：（1）质量；（2）时空分布及其组合状况；（3）开发利用的技术可能性和经济合理性；（4）人均占有量；（5）满足社会当前和未来需要的程度。然而，若从上列诸方面对我国自然资源加以综合考察，人们马上可以看到，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应予改写。
一、中国相对地窄
我国国土总面积约144亿亩（960万平方公里），绝对量小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3位；但按12亿人口平均，每人只有12亩， 不足世界人均约37亩的1／3〔1〕，与俄罗斯、加拿大等“地大”国家相比， 则显得更为狭窄。
我国北、西、南三面为世界最大大陆——欧亚大陆——环绕，国土大部远离海洋，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 单位面积产水量即径流深度仅280毫米〔2〕，不仅大大低于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其他各国国土的平均径流深度，而且比包括南极洲这一世界降水最少大洲在内的全球陆地315毫米的平均径流深度还少35毫米〔3〕。我国境内多山，高原、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27%，平原仅占11.98%〔4〕，平均海拔达1500多米， 比全球陆地平均海拔高出将近1倍〔5〕。由于重重高山阻隔，从太平洋来的东南季风和从印度洋来的西南季风很难深入西北内陆，全国国土总面积中竟有1／3是沙漠、戈壁和高寒荒漠，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比重高达53%〔6〕。我国地形、 地貌和气候的上述特点，国土中土地资源整体质量较差，使我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历来受到巨大阻碍，迫使我国耕作制度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就不得不逐渐由休闲制向轮作制过渡；至东汉，又不得不向土地利用的深度进军，率先实行精耕细作。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马世骏等专家的考证研究，8世纪中叶盛唐时，即公元755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4.3亿亩，此后直到1850年的1000多年间，尽管一再受到人口激增的压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耕亦满”，但耕地面积不仅未能增加，反而有所减少〔7〕。以后从1873年到满清灭亡的30多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也没有任何增加〔8〕。1916年，即我国实行今亩制之初，全国有耕地15.0997亿亩， 1949年却减为14.6822亿亩〔9〕；进入50年代，大规模毁林开垦，围湖造田，耕地面积一度虽扩至16.7745亿亩，但随后即大幅锐减， 到1993年末只有14.465亿亩〔10〕，与盛唐时的耕地面积大致相等。从755 年到清末，嗣后又从1916年至1993年的历史说明，我国因受土地资源质量的限制，耕地面积的扩大客观上有个很难逾越的自然界限。诚然，关于我国耕地面积的统计，历代历朝可能多有不实，但即使按本文作者见到的极为乐观的估算，最多也只有20.89亿亩〔11〕， 绝对数量不仅仍然大大少于美国的28亿亩，而且比国土面积不到我国1／3的印度还少4 亿多亩〔12〕。按人口平均，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的2／5，世界平均水平3.7亩的46%，美国10.7亩的1／6，加拿大25.5 亩的1／15〔13〕，在国土面积大于10万平方公里的76 个国家中居倒数第8位〔14〕。事实如此，我国只能说：相对于人口数量， 我国是个耕地面积相当窄小的国家。
我国农垦历史久远，凡可开垦的土地几乎都已开垦，迄今耕地后备资源寥寥无几，以致即使假定今后仍可继续毁林、毁草开荒，可垦为农田的国土也只有2亿亩左右〔15〕。就是说，我国的后备耕地资源， 充其量不到现有耕地面积的1／7。这又与世界范围内的耕地后备资源，几乎相等于现有耕地总面积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16〕。可以预言，即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相对窄小的局面也很难改变。
下面，让我们再看看我国林地和草地的情况：我国现有森林面积1.2863亿公顷，占世界森林总面积28亿公顷的4.6%；我国森林覆盖率仅13.4%，大大低于世界平均29.6%的水平，与美国31.3%、日本66.7% 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1位。按人口平均，我国人均林地面积仅1.6亩，只及世界人均6.5亩的24%，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6位。 我国人均草地面积仅3.9亩，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3%〔17〕。由此，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相对于人口数量，我国还是个林地、草地面积都显得相当窄小的国家。
我国耕地、林地、草地的数量如此，其质量又如何呢？
一般而言，人们常以是否高产、稳产，作为评定耕地质量优劣的综合性指标。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等专家的调查，在我国的耕地中，优质良田只占22%，中低产田占了78%〔18〕。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结果则显示，我国耕地表土流失量早已超过新土壤的形成量，相当部分耕地肥力正在下降。
我国林地质量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其表现是：首先，我国林分（包括防护林、用材林、薪炭林、特用林）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仅72立方米〔19〕，比世界平均水平80立方米约低10%〔20〕。其次，我国林分综合生长率只有2.88%，林分每公顷生长量仅2.16立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3立方米以上的水平〔21〕。再次， 我国原始植被已基本不复存在，现有林区大部已演替成天然次生林，相当部分已变成低价残次林分，林木稀疏，林相残败。还有，最近10多年来，我国森林覆盖率虽缓缓有所提高，但据第三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全国森林蓄积量却未能相应增加，森林质量呈下降态势。
我国质量较好的草甸草原约6亿亩，只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18.2 %，亩产鲜草100公斤以下质量低劣的荒漠草场、高寒草场占70%以上。 我国草地整体质量低下还有两个须加注意之处：一是放牧期间单位面积所能放牧牲畜头数即载畜量很低，大约只及原苏联的28.4%，美国的19.4%，新西兰的8.3%〔22〕；二是其面积虽远大于我国耕地面积， 居全国已利用的土地资源首位，但所生产的肉产量至今不足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的1／10，每百亩草原平均肉产量只及美国的1／20，新西兰的1／30〔23〕。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草原约有1／3业已退化，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退化速率继续扩大。〔24〕
质量问题同时也是个数量问题。我国耕地、林地、草地整体质量较差，可以而且应当视同无形中给我国耕地、林地、草地的数量打了个某种折扣。因此，如将质量这一极其重要的指标加进来考察，我国相对地窄的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
关于我国相对地窄的表现，我们还要指出以下事实：在我国历史上，一方面，耕地因受特殊地形、地貌和气候制约难以扩大，另一方面，人口又无节制地不断增加，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到清代中、晚期，农村中已积累了大量过剩劳动力，由此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流民阶层，社会长期动荡不定。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均耕地、林地、草地面积的再度缩小，农村过剩劳动力也急剧增加，目前至少已逾1.4亿〔25〕，且早已形成到处汹涌澎湃的民工潮。 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酷现实是：我国相对地窄，已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且已是个丝毫容不得稍加疏忽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相对物贫
这里所说的“物”，其内涵、外延与人们常说的“地大物博”中的“物”相同，主要指能源资源、水资源、森林蓄积量和作为冶金、化工工业原料来源的矿产资源（各种水中生物再生速度快，世界公海面积又极其辽阔，故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的渔业资源，限于篇幅，本文略而不论）。与我国土地、耕地、林地、草地的情形一样，我国上列自然资源绝对量虽大，但相对量却又是一番景象。
先看矿产资源情况：我国现已找到有用矿藏160多种， 探明了储量的约150种，按其中较为重要的45种探明储量的潜在价值估算对比， 我国仅次于原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 我国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居世界第80位〔26〕。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只能说，我国是个相对贫矿国。
除人均占有量少以外，我国矿产资源还有个显著特点，即多种矿物往往混杂组合，伴生、共生矿床多。例如，我国储量居世界首位的矾矿，91%分散于其它矿种之中，以钒为主的钒矿床只占9%〔27〕。 再如著名的湖南桃林铅锌矿，是由方铅矿、闪锌矿、黄铅矿、石英、萤石、重晶石等许多矿物共生而成。江西漂塘钨锡矿中则伴生有60多种矿物。从理论上说，伴生、共生矿似乎一矿可相当几个矿，但因有关分选、冶炼技术许多尚在研究试验之中，多年来不仅分选、冶炼困难，而且还造成了许多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我国1986年抽查1845个综合性矿山的结果是，3／4的矿山综合利用率尚不到2.5%〔28〕， 伴生、共生矿的回收率极低。这说明，从开发、利用的角度看，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我国相当部分矿种资源的估算，至少应将其理论储量扣除50%。正因为如此，若将我国多伴生、共生矿床的特点加进来考察，我国相对贫矿的问题，就更不容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国矿产资源另一更为显著的特点是：矿种贫多富少。以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铁矿资源为例，我国平均品位只有34%，中、贫矿比重占95%以上〔29〕，可直接炼铁的高炉富矿和含铁量50%以上可直接炼钢的平炉富矿所占比重只有1%〔30〕，富铁矿奇缺， 以致出现以下现象：（1）我国铁矿资源储量号称居世界第3位，但每年仍需大量进口；（2）从表面上看，我国目前人均拥有铁矿储量达40多吨，数量似乎不少，但实际不到14吨，若按1977年世界人均钢材消耗量计算，最多开采57年就将全部采光挖尽〔31〕。国民经济中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铜矿，赞比亚平均品位为3.5%，扎伊尔则将含铜量6%的铜矿列作中等品位，含铜量2.3%的均作为低品位对待；我国铜矿， 探明储量虽仅次于智利和美国，居世界第3位，但含铜量大多只有0.4%，超过2%的不到1／10，致使我国有关部门只得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含铜量只要达到1%即为富铜矿〔32〕。其它如锡、磷、铝土、锰铁矿等等矿床， 我国也是含杂质多，大多品位较低。以平均品位衡量对比，我国无疑是地地道道的贫矿国。
钾是农作物营养三大重要成份之一，我国耕地缺钾的占1／4以上，农民盼钾肥如望云霓，但我国偏偏钾肥原料奇缺，全国氯化钾储量只占世界钾盐总储量的千分之一。与钾盐资源奇缺类似，我国铬、铍、铪、鉫、铯等资源绝对量也很少，金刚石达到宝石级的资源则至今尚未发现新矿床〔33〕。我国以上矿种资源绝对量甚少，虽然对我国矿产资源总体绝对量较大构不成明显影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相对贫矿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能源资源，如把煤、石油、天然气、水力都折成标准煤加总，约占全球储量的1／10， 有人认为是世界能源资源大国之一；但按人口占有量计算，我国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原苏联的1／7， 美国的1／10〔34〕人均石油储量，我国则为世界平均值的1／8；天然气更低，仅及1／20〔35〕。即使以我国绝对量位居世界之首的水力资源而论，我国人均每年为1900度，也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每年2260度的水平。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已是石油净进口国〔36〕。据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的专家预测，我国若按现有能源生产和消耗弹性系数计算，要实现年均约8%的经济增长速度，“九五”期间能源供需差率将达20%以上，到2000年则将出现4000万吨标准煤的缺口〔37〕。 另据有人计算，如按美国1979年的人均耗能水平，我国石油资源储量到2012年就将全部耗尽〔38〕。因此，不论从相对世界人均水平看，还是从相对于当前和未来社会需要看，我国都是一个能源资源短缺的国家。
在人类历史上，18世纪以前，能源利用以薪柴为主，本世纪初以煤为主，60年代以来已进入“石油时代”，以油、气为主。“石油时代”迎来后，西方国家经济随即进入“黄金时代”，其科技和生产力均获得了新的惊人发展。然而，我国能源资源的情况是：若以水力资源按资源量200年的累计发电量计算，则在全国能源资源的全部预测储量中， 煤占93.6%，水力占3.8%，油只占2.25%，气更低，仅占0.35%〔39〕。我国能源资源的这一低质结构，决定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能把煤放在第1位。可我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85 %以上偏集于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经济发达的江南和东南沿海10个省市只占1.7%〔40〕，煤炭地区产需矛盾突出，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局面一时很难改变，铁路运输不堪重负。在我国已探明的石油资源中，相当部分原油的轻质油含量低，含腊、硫量较高，整体质量不佳；青海冷湖等西北内陆油田和海底石油质量虽好，但开采成本大，经济合理性差。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虽居世界各国之冠，但大部集中在西部大江大河中上游，开发利用技术要求高，成本大，且离负荷中心较远；我国南方的水力资源，虽然开发的经济技术条件较好，离负荷中心较近，但开发利用却要淹没大片肥沃良田，需要安置大批移民，同样问题多多。可见，我国能源资源不但相对贫乏，而且实际加以开发利用还会矛盾重重。
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我国现有活立木总蓄积量108.68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93.1亿立方米〔41〕，均居世界第7位； 但人均森林蓄积量仅7.76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56立方米的16%， 与印尼的107立方米、巴西的377立方米、加拿大的840立方米相比，差距更为悬殊〔42〕。我国用材林比重虽然偏大，其蓄积量占到全国林分总蓄积量的84%，绝对量约有77亿立方米，其中，成熟、过熟林蓄积量约47.5亿立方米，但约有1／3即14亿立方米属西藏林区，分布于横断山脉西部和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近期内尚无条件加以开发利用，因而在估算我国可采伐的成熟过熟用材林蓄积量时，至少目前应将它的大部分予以扣除〔43〕。考虑到长江、怒江、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等河流均发源于包括西藏林区在内的西南林区，故为保证长江流域等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今后估算我国可采伐的成熟、过熟用材林蓄积量时，不但应将西藏林区加以扣除，而且还应将整个西南林区及其它类似林区都加以扣除。这样，我国实际可采伐的成熟、过熟用材林蓄积量，最多不超过23亿立方米〔44〕，人均不足2立方米， 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无论是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还是相对于社会需要，我国都是个森林蓄积量相对贫乏的国家。
水是生命三要素之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尽管我国拥有27115亿立方米径流量〔45〕，绝对数居世界第5位，但人均径流量，我国仅226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量的1／4，与欧洲国家和其他重要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径流量是最低的，已被有关国际组织列入世界12个贫水国的名单之中〔46〕。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每年缺水300多亿立方米， 年均受旱面积多达3.6亿亩，农村每年都有几千万人为吃水发愁。 农村、农业和农民用水困难，城市和工业用水同样困难。据查，近几年来，全国617个城市中，缺水的已达300多个；32个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竟有30个为缺水所困扰〔47〕。内陆城市缺水，沿海城市也缺水，如旅大市就因缺水，来此的外国油轮有时不得不到新加坡去上水。更有甚者，我国连大江大河里也缺水，以致自70年代以来，黄河下游差不多年年断流，淮河干流蚌埠以下河段也曾一再断流。由于地表水匮乏，迫使辽宁、山西、河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只得长期过量开采地下水，致使有关地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已形成大片大片水位下降漏斗，后果相当严重。我国到处闹水荒，既说明我国是个贫水国，又说明在衡量一国自然资源丰度时，人均占有量等相对量比其绝对量更具现实意义。
把以上情况汇总，需要我们冷静地正视的问题是：我国既是相对贫矿、贫水国，又是能源资源和森林蓄积量相对缺乏的国家。一句话：中国相对物贫。
三、对“中国地大物博”论必须重新认识
我国自近代教育制度诞生以来，国人乍进小学，即被灌输以“中国地大物博”的国情教育。然而，从本文前列国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地大物博”论在评价我国自然资源时，第一撇开了其数量与质量的对比关系，第二撇开了其空间分布和组合状况，第三撇开了其绝对量与我国人口数量的对比关系，第四撇开了其开发利用中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第五撇开了其数量与我国社会需要量的对比关系，因而思想方法片面，所得结论不科学，与我国自然资源长期普遍紧缺的现实也格格不入。
无可否认，“中国地大物博”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早在1840年，腐朽的满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媚外思潮随之泛起。从那以后，一些爱国的中国人便企图通过对人们从小就施以“中国地大物博”的教育，培植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激起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历史上看，这种教育也确曾鼓舞了一些爱国者为拯救“可爱的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奋起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但是，历史上曾对人民起过一定的教育意义是一回事，其理论不科学又是一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崭新任务随即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但是，5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自然资源破坏、浪费严重，细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地大物博”论对人们思想的长期误导，以致不少人心目中有一种错觉，似乎我国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珍惜、爱护自然资源的全民意识至今仍相当薄弱。事实说明，当国家已获得独立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后，“中国地大物博”论就不仅已失去其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终因它的非科学性，变成了一种纯粹只能麻痹人们思想的有害无益的盲目说教。
至于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在此则有必要举出以下事实；日本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极度贫乏，人均国土面积不足我国1／2，国土总面积则不足我国1／24。可是，日本人民并未因此失去爱国热情， 大和民族也未因此失去民族自豪感，相反，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后，举国上下，自强不息，二战后又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起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新日本，目前已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经济大国。在“地窄物贫”的基础上一跃成为超级经济大国，这正是日本人民和大和民族值得自豪之处。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近几年来可引为自豪的也恰恰是：国土面积虽只占世界7%，但却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近1／4 人口的温饱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对于已翻身作主人的中国人民来说，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相对地窄物贫，不仅丝毫无损于中华民族的光辉，相反，却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能激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和应有的民族自豪感。
现在，党中央已描绘出了我国今后15年的宏伟蓝图。然而，从我国相对地窄物贫的实际状况看，如我们继续沿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那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党中央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自然资源、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如此矛盾，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只能是：下决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如下重要指示：“我们对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要重新认识，尤其是对资源的人均水平很低，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国情教育，并且要从小开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