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献资源建设六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六十年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虽然经历过曲折，但其发展成就仍然是巨大的。作为图书馆事业组成部分的文献资源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回顾60年来文献资源建设的发展历程，总结其间实践与理论研究成果，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未来文献资源建设的发展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两个30年
新中国的60年，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大体可以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是对发展道路艰辛探索的30年，后30年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高歌猛进的30年。作为国家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及其文献资源建设，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的，其发展历程，也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文献资源建设随社会变革曲折起伏；后30年，则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文献资源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两个30年又可以分为若干阶段：
1.1 1949—1965年，扬帆起航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之时，政府将图书馆事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通过对原有的图书馆进行大力改造，确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调整藏书成分，扩充藏书资源，使图书馆藏书成为国家财富，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利用。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遂成为各类型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指导方针。1957年国务院批准颁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对图书情报部门的藏书建设做出明确部署。全国各系统图书馆加强了横向联系与协作，在图书协调采购、图书调拨、统一编目、联合目录、馆际互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藏书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科技情报部门和档案部门的文献收藏也有较大规模的增长[1]。50年代末，受当时“大跃进”的影响，一些图书馆盲目追求数量，提出了过高的发展读者、流通图书、建立农村图书室的“指标”，使图书馆的发展超越了当时客观经济所能给予的条件，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浮夸作风，造成了图书丢失和损害，致使藏书发展遭受到一定的挫折和损失。1962年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文献资源建设在新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2 1966—1978年，历尽劫难
十年“文革”动乱，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受到重创，图书情报事业遭遇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出版业发展萧条，图书馆事业发展停顿，无数的古籍与珍贵书刊资料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毒草”遭到损毁，图书馆的收藏除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外，其他得到保存和使用的图书很少，文献资源建设不仅停滞，而且是大大倒退了。1977－1978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文革”的错误，但图书馆事业和文献资源建设还是没有恢复元气。
1.3 1979—1991年，恢复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经历了十年动乱磨难图书馆事业及其文献资源建设得到恢复性发展。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迈入一个新纪元。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指出“图书资料是一种国家资源，必须统筹安排，把它们组织起来才能合理使用”，对文献资源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82年8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和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图书馆藏书建设专题学术讨论会”，积极推动了藏书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1984年9月，“全国高校图书馆藏书建设研讨会”在大连召开，会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藏书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通过规划和协调建立全国性保障体制的问题，且首次提出了文献资源和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1984年，肖自力撰文《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和高校图书馆的使命》，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3]。1986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南宁召开“全国文献资源布局学术讨论会”，讨论了我国文献资源布局的可行性模式问题，产生了我国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研究的一批重要成果[4]。1987年10月，文化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等15个部委联合成立了“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下设文献资源专业组，其职责是调查研究全国文献资源布局与开发利用现状，了解各系统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需要协调的共性问题，组织落实文献采购协调、编制联合目录、开展馆际互借等具体协作项目。从1988年至1990年，该委员会组织了以掌握我国文献资源积累的完备程度和支持研究决策能力为目的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堪称史无前例。
1.4 1992—1999年，震荡变革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社会各领域，这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固然也是机遇，但大潮初来，对图书馆来说更多的是挑战。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误读，对GDP的片面追求，使得许多政府决策者、部门管理者忽视了文化的发展。这无疑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文献资源建设出现书价上涨，经费不足，新入藏文献数量不断下降的困境。这种困境成为众多学者判断我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低谷”的佐证[5]。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进入中国并迅速延伸，数字资源类型与数量快速增长，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结构悄然发生变化，文献资源建设面临着新的转机。
1.5 1999—2009年，空前繁荣
1998年底，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国家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再度受到政府与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投入的大幅度增加，各类型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重现繁荣的局面。进入21世纪，国家将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并启动了一系列的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工程。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文献资源建设的内容、方式、手段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文献资源建设融入信息资源建设的广阔领域，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1999年初，在国家图书馆的倡议下，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105个图书情报单位签署了《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建立以国家级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为主导，地区级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为基础的全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而1998年11月启动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实施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保障系统（CASHL）”等一系列项目，以及许多地区或系统的图书馆联盟的建立，标志着近年来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活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 实践进展
60年来，特别近20年来，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文献资源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保障能力大大增强
据统计，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建国初期仅有藏书1600万册，1979年发展到18620万册，2007年已达到52053万册[6]；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建国初期仅有藏书794万册，1981年发展到19362万册，1988年达到34500万册。目前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确定的生均藏书标准测算，全国高校图书馆藏书总量应已超过10亿册。科学院系统图书馆1949年仅有藏书63万册，1979年藏书总量超过1000万册，1988年已达到3067万册[7]。目前应已超过5000万册。我国文献资源保障能力已大大增强。
对一个国家来说，文献保障能力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诚然，在网络环境下文献资源的“获得”并不一定要本馆“拥有”。然而，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却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有的专家指出，从信息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能满足自己需求的较完备的文献收藏。尽管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但国家仍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单位。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完全依赖从国外利用电子文献传递或网络来满足需求是不可靠的。对于知识、信息这样的基础性、战略性的资源，自己拥有才有可靠的保障。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化信息的长期保存仍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加上黑客、病毒的侵扰，使得信息安全问题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已建立了有效的文献保障体制，并没有因为网络环境的出现及电子传递的发展而放弃对于文献资源保障能力的追求。[8]
2.2 文献资源建设的方式、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人文社会环境的显著变化，带来了文献资源建设从内容、方式到技术手段的革命性变化。
首先，文献资源采集从实体馆藏到虚拟馆藏，文献资源建设内容更加丰富。在网络环境下，文献资源建设不仅包括购买各种实体文献，而且包括购买各种虚拟文献。这种购买也不仅是获得文献的所有权，也包括购买文献信息使用权，甚至仅仅是购买了某种服务。因此，文献资源建设实质上已经演变成为信息资源建设。
其次，文献采访实现了从手工作业到自动化操作的转变，文献资源建设技术手段更加先进。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的发展使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的应用迅速普及，文献采访工作中传统的印刷型征订目录和手工查重、邮寄订单的方式逐渐让位于电子型的选书目录，文献选择的范围和渠道大大拓宽。随着Web2.0理念和技术的普及，图书馆还可以通过网络收集书目信息提供给用户，用户也可以将自己的需求信息通过网络提供给图书馆。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文献采访的工作效率，而且真正体现了文献资源建设以读者为本的理念。
再次，文献资源采集从单个图书馆自行采购的传统操作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一定区域或组织系统内多家图书馆联合协作集团采购，文献采集模式走向多元化。集团采购由于获得商家更多优惠，大大降低了文献资源建设的成本，通过协调又尽可能地避免了重复浪费，同时发挥集团优势从多个不同角度选择和评价文献，也大大提高了文献资源建设的质量。
2.3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重大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界始终致力于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这一崇高目标，而且在不同时期都有实践成果问世，近10年来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
2.3.1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启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进程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起源于起步于1957年。是年9月，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下称《方案》）。《方案》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立图书小组，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地质部、北京图书馆的代表和若干图书馆专家组成，负责全国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图书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根据《方案》首先进行两项工作：建立全国和地方的中心图书馆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组织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实施《方案》开展的工作还有：外文书刊采购的分工与协调、复本图书的调拨、图书集中编目、培养图书馆在职干部、组织参观交流活动[9]。《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进程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2.3.2 “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为新时期文献资源建设的奠基
改革开放以后，文献资源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活动也得以恢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对我国新时期文献资源建设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全国范围的文献资源调查，共调查了我国不同类型的486家图书情报单位的文献资源状况，评估了1800多个研究级学科的文献收藏，近万名图书情报工作者参加了调查工作[10]。在调查基础上建立的全国文献资源数据库和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用户评议数据库，为我国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和资源共享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次全国性的、跨系统的大规模文献资源调查和评估，不仅摸清了当时我国大部分图书情报单位的文献资源状况，而且推动了我国各地区文献资源布局的协作协调和整体建设，为新时期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3.3 系列恢弘工程构筑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环境的形成，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各种系统的或地区性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程陆续启动并成功运行，构筑了我国强有力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1）CALIS和CAD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是我国最早启动的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经过第一期、第二期工程的建设，现已初步建成以CERNET为依托，由“全国中心－地区中心－成员馆”三级构成，集协调采购、联机合作编目、公共检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电子资源导航、网上参考咨询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学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图书馆项目（CADLIS）则是CALIS二期工程与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简称CADAL）两个专题项目的有机结合，是“211工程”建设的三大公共服务体系之一。其目标不仅要汇聚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教育与科研文献信息资源，整合各类数字化服务手段，同时要成为依托CERNET面向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信息设施，支撑所有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并通过组织成员馆共建和大力推广建设成果，极大地促进高校图书馆乃至整个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11]。
（2）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是由国务院批准、科技部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级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于2000年6月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9个基础较好、实力较强的在京信息机构共同建设。NSTL按照“统一采购、规范加工、联合上网、资源共享”的原则进行书刊资料的加工，以虚拟中心为共建共享组织的核心，以理、工、农、医类9家科技信息机构为主体，采集、收藏和开发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开通NSTL网络服务系统，为科技创新提供文献信息保障。目前，该系统已发展成为目前中国最大和最有权威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网站之一[12]。
（3）CASH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是教育部根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文献资源建设的需要引进专项经费于2004年建立的。其宗旨是组织若干所具有学科优势、文献资源优势和服务条件优势的高等学校图书馆，有计划、有系统地引进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借助现代化的服务手段，为全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提供高水平的文献保障，也是全国性的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期刊保障体系[13]。
（4）CSDL。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2001年12月正式启动，通过近几年的努力，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以数字资源为主的文献资源联合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了基于网络的集成服务与联合服务体系，有效提高了我国科学院系统的文献信息保障能力。其中联合服务系统包括了“文献传递读者系统”、“文献传递管理系统”、“联合编目服务系统”、“联合采购服务系统”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科学院网上文献信息共享系统在新时期的拓展和完善。
（5）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覆盖文化部直属系统的2675个公共图书馆，390个群众艺术馆，2907个文化馆，42024个文化站，2217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和59312个图书室，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群众文化网络。它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对各种优秀的社会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扩大网上中华文化信息资源的存储、传播和利用，实现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除了上述国家级的工程外，各地区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也取得重要进展。在北京，以首都图书馆为中心馆，市内10个区级图书馆为分中心馆，以统一的“智慧2000数字图书馆系统”为技术平台、连接30个街道、乡镇图书馆，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图书信息资源服务网络。在上海，由60多家大学、科研以及公共等系统的各类图书馆组成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系统，已建成了该地区图书馆简介数据库、书目查询数据库、期刊查询系统、资源导航、特色数据库以及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用户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得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及服务。此外，在江苏、天津、河南、河北、广东等许多省、市，也建成了本省市的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总之，对近年来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活动，用“如火如荼”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
2.4 商业性数字资源成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劲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数字信息生产商纷纷涌现，商业性数据库竞相问世。1996年，清华同方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问世，全文数据库成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一个亮点。此后发展成为中国知网（CNKI），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建设知识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平台，为全社会资源共享、数字化学习和知识创新提供资源条件。作为国内最早的中文信息资源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之一，万方数据积累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将海量的、类型齐全的数据资源加工、制作成各类数据库，构成了万方数据向各类用户提供数据服务的基础，万方数据服务系统主要分为文摘数据服务和全文数据服务[14]。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源于1989年创建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覆盖了我国目前出版的绝大多数中文期刊。体现了中文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建设水平。此外，作为数字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子图书，目前在我国已有超星、书生之家和方正Apabi等颇有影响力的电子图书数据库系统。商业性数据库中包含着大量高质量的学术信息资源，与图书馆既竞争又合作，已成为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3 理论创新
新中国60年的文献资源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创新。文献资源建设的实践推动着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又指导着实践的发展。
3.1 藏书建设观念的更新
20世纪50年代，图书馆界使用的是“藏书建设”这一术语，这是符合当时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的。当人们的观念局限在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工作诸过程的内容和技术方法”这个层次时，对藏书建设的研究，也就必然被束缚在藏书自身的状况上。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改变传统观念。人们将图书馆和社会信息活动联系起来，将图书馆的活动看成是对社会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于是，藏书建设研究作为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观念的更新。这种观念的更新，体现在藏书发展的研究方面，就是由单纯对藏书数量、质量的关注，转变为对藏书利用效率和对用户需求满足程度的追求[15]。这一观念的转变既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3.2 藏书结构理论
藏书结构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文献资源建设研究领域的一大重要的理论成果。肖自力先生首次将美国的藏书等级结构理论引入我国，并针对国内图书馆的现状和条件，参照美国图书馆的做法，拟出了一个“五级藏书结构”方案[16]，在图书馆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藏书结构也因此成为藏书建设研究的热点。研究藏书结构，就是把藏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要素，即各部分知识载体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实现整体的特定功能。它要求人们不仅要注意提高单个要素即各种藏书本身的素质，更要注意藏书的整体结构，根据图书馆的任务和读者需求，对藏书结构进行整体设计，整体控制，形成具有较强的整体功能的藏书体系。藏书结构理论的研究，对完善藏书体系，提高藏书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3.3 藏书发展政策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图书馆界积极研究和制定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不少成果。而我国图书馆则很少制定和研究藏书发展政策。1994年汪冰撰文对这一现状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了若干建议[17]。1998年，肖希明撰文提出藏书发展政策应该是一个体系，它包括了图书选择与采访政策、经费分配政策、藏书发展纲要的制定、藏书管理政策、合作藏书发展政策、馆际互借与资源共享政策、藏书保护政策和藏书剔除政策等几个方面[18]。肖希明的专著《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研究》中，则系统论述了我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04年，钟建法撰文分析了复合图书馆时代馆藏发展工作的显著变化，对馆藏发展政策的目的、内容、特征、功能、制定、修订和研究意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9]。2005－2007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组织专家研究制订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政策编制指南》，旨在为国内高等学校图书馆编制文献资源发展政策提供一份指导性文件。藏书发展政策研究对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不仅为文献资源建设提供宏观指导，而且使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摆脱了凭经验办事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3.4 宏观文献资源布局理论
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与宏观调控，长期处于一种分散、无序、各自为政的状态，重复浪费，分布不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献数量急剧增长，文献需求复杂多样，面对日益尖锐的文献需求与提供利用的矛盾，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在宏观层面上整体规划文献资源的布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献资源布局逐渐成为我国图书情报界广泛关注的焦点。1986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南宁召开了“全国文献资源布局学术研讨会”，汇聚有关专家，探讨我国文献资源整体布局的若干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兹恒专门就我国图书情报资源整体布局的原则进行系统论述[20]；李修宇、吉士云、马鸿相探讨了我国文献资源布局的模式问题；张学华提出了我国文献资源布局的完备性问题，以及众多学者对文献资源布局的意义、原则、目标、模式、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1]。这次会议的理论成果对此后多年我国文献资源布局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91年，林申清、张学华运用系统理论，对我国文献资源布局进行设计[22]；1994年吴慰慈提出我国文献资源布局三级保障体制[23]。1996年崔慕岳、代根兴在纪念“南宁会议”十周年之际，撰文分析了文献资源布局工作的现状，并就文献资源布局的组织提出了建议[24]。宏观文献资源布局理论的研究无疑对我国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5 文献资源建设概念的嬗变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图书馆界普遍使用“藏书建设”这一专业术语，其含义则从最初仅仅作为藏书采访的同义词，到后来界定为“研究符合图书馆任务与读者需求，系统地建立、发展、规划、组织藏书体系全过程的理论[25]，”藏书建设已形成内涵明确而完整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藏书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是文献类型更加复杂，非“藏书”所能涵盖；其次是合作藏书与资源共享活动广泛开展，“藏书建设”概念无法确切反映这一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于是，专家学者提出了“文献资源建设”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藏书建设的局限，从建立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视角与高度，将各类文献收藏视为一种社会资源来加以审视和研究，将馆际协作、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和资源共享、建立联合目录报导体系等一系列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带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此，有学者评价说：“文献资源建设概念的提出及研究领域的形成，是中国图书馆学家首次用自己的概念创立研究领域，并且没有一个术语如此科学地包容了这一领域的问题，在这个领域，中国站到了世界的前列。”[26]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信息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网络的迅速发展，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基础，已不局限于馆藏的物理形态的文献，数字化信息迅速地涌入图书馆，人们获取信息的载体形态、获取方式、传递手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人们意识到文献资源建设有必要突破原来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加以丰富和发展。于是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便应运而生。代根兴、吴晞等学者先后撰文提出用信息资源建设取代文献资源建设的观点，成为信息资源建设理论嬗变的先声[27]。高波、吴慰慈深入分析了从文献资源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理论嬗变的必然性，系统阐述了有关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及信息资源理论体系的观点[28]。应该说，概念的嬗变，并非人为拔高理论，而是理论创新的成果，反映了随着时代发展信息资源建设内涵的深刻变化。
3.6 “拥有”与“存取”研究
在网络环境中，信息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图书馆能够便捷地借助网络来获取本馆以外的信息资源，资源共享成为现实。这种发展变化带给人们对信息资源建设模式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国内图书馆界开始讨论“拥有”还是“存取”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在向电子图书馆发展的过渡阶段，使用权和存取能力将比本馆实际拥有显得更为重要，存取的质量很可能成为评价馆藏发展质量与成效的关键性标准”[29]。认为“存取模式的图书馆更符合时代的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30]。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华东师大信息学系联合课题组提出应该以文献资源的可获知性（Accessibility）和可获得能力（Availability）取代原有的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文献保障率，实际上也是主张以“存取”取代“拥有”来构建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模式[31]。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将拥有和存取对立起来去争论哪一个更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存取与拥有是互相辅助、长期共存、缺一不可和互动的关系[32]。事实上，图书馆不能孤立地决定是采取“拥有”还是“存取”的藏书发展模式，应根据各自的性质、任务、读者需求、资料类型及经济情况等因素，来处理好拥有与存取的关系，将拥有与存取的问题置于资源共建共享的大背景中去考虑[33]。应该说，“拥有”和“存取”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藏书策略问题，而且是新的信息环境中资源建设的理念问题。
3.7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尽管学界业界对于“存取”和“拥有”的关系问题还存有争议，但是，面对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几乎没有人否定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性。数字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信息资源的主体，也是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开展信息服务最重要的资源基础。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不仅是图书馆十分重视的业务活动，也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特别关注的课题。有关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馆藏资源数字化还是数字资源馆藏化？有些研究者认为馆藏资源数字化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内容，但理性的声音是“图书馆应以‘社会资源馆藏化’为主要职能，部分馆藏进行数字化转换只是一种补充行为，‘馆藏资源数字化’不宜成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更不宜作为一种口号提出来。”[34]“图书馆界的主要任务是把社会上数字的与非数字的无序信息资源进行有序整合，用科学方法组成一个知识系统，图书馆的读者（用户）既可从书目数据库查找书刊资料线索而获得原书、原刊，也可直接检索数字对象库，获得多媒体资料。[35]”②数据库建设。数据库建设是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核心内容，而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重点。关于特色数据库的选题、统筹规划、质量保证、标准化、知识产权保护、共建共享等，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③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组织。网络信息资源极为丰富且数据类型繁多，而图书馆对它的开发利用还有限。对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组织研究，主要集中在网上信息资源开发的模式、途径、内容、标准，以及数字资源的整合等问题。[36]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数字信息资源建设进行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3.8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研究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是在宏观文献资源布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技术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较之此前的宏观文献资源布局，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的不同。一是共建共享的资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文献，而是扩大到电子文献，乃至网络虚拟信息资源；二是共建共享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协调采购，而是有效地集成了各种资源和服务，特别注重对资源的便捷获取；三是各种资源共建、共知、共享都建立在网络这个技术平台上，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37]。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就是要以社会信息需求为依据，充分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和各种形式的信息服务，使之形成有序的系统，从而为全社会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要素不仅包括实现传统的文献协调布局，还涵盖了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体系建设、书目信息网络建设、信息传递系统建设、信息技术平台建设等要素。我国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同时对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践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3.9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保障机制研究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建设有赖于建立强有力的保障机制。2000年以来，随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日益活跃与深入开展，对保障机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业界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保障机制的研究比较具体，涉及管理、法制、经费、技术等领域。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系统的建设、运行和最佳整体效益的发挥，首先有赖于建立健全的组织保障机制，改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其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现是一个需要多机构、多行业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机制来协调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职责，规范各方行为。第三，经费是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建设的重要条件，而光靠政府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建立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多方筹集资金。第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涉及不同的成员单位，那么每个成员单位的投入与获益如何平衡，必须建立相应的利益平衡机制。第五，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必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网络环境为业务平台，因此相应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保障机制必不可少，包括建立有效的书目控制系统、全面执行标准化和加强数据库和通信网络建设。保障机制研究成为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 问题透视
60年来，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其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4.1 文献信息资源总量仍不够丰富，结构性贫乏依然存在
从整体上看，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分散、无序，各自为政的状态，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缺乏统一规划与控制，表现为文献信息资源总量不足，结构性贫乏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全国人均占有藏书量少——据统计，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占有量仅0.39册，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2册的标准；学科覆盖面窄——我国馆藏文献资源还未能覆盖所有学科和主题，有很多学科或文献类型仍处于极其薄弱甚至空白的状态；引入外文文献品种少——我国每年引进的图书种数占世界出版量（种）的10％左右，科技期刊只占世界期刊出版量（种）的5％左右[38]；重复浪费现象严重——在文献资源数量，特别是品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又存在着大量重复浪费。各图书情报机构独家经营，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缺少协调与合作，结果导致文献数量增加，而文献信息量却没有同步增长，造成大量的浪费。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资源建设的重复现象还没有消除，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大量重复的现象已经出现。
4.2 资源分布很不平衡，“信息鸿沟”严重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分布不均，由于不同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越发达的地区，文献收藏单位越多，文献资源拥有量也越大。我国文献资源富集程度呈东、中、西部逐级减少的阶梯分布格局，以及城市与乡村间差异分布形式。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带来不同社会群体间信息公共获取的不平衡状态，“信息鸿沟”现象严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文献信息资源贫乏，无法满足读者用户的信息需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本来为缩小“信息鸿沟”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不同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技术、设备的巨大差距，使得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水平和用户利用效果在不同区域、机构和群体之间的差异程度加剧，原来的信息鸿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甚至相差悬殊。
4.3 技术环境有待改善，标准化程度低
主要体现在网络信息资源利用方面。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要实现若干数字化信息资源之间数据的频繁交换，并满足大量用户的远程访问与检索，必须依赖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主干网。目前，我国通讯网络主干线路带宽过窄，信息传递速度慢，这种网络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信息资源建设的建设与发展。
标准化程度低也是影响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许多图书馆在自动化、网络化建设过程中，不论是图书馆管理系统的选择，还是网络建设标准，多是各自为政，缺少整体统一标准规范，存在着各信息资源建设单位自主选择数字化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标准的混乱现象，不仅用户检索界面、检索语言和管理系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大量的数据库及电子出版物结构本身也不兼容，各系统之间难以相互沟通、相互应用。
4.4 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投入不足，制度保障有待加强
一方面，由于文献出版量日益激增，受国家和地方财力的限制，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经费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短缺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和利用的矛盾仍很突出，文献资源购置和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的建设都迫切地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在我国，决策部门存在“重硬轻软”的倾向，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轻信息资源建设，无论是政府还社会，都存在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我国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领域的法规和制度还很不完善，呼唤多年的《图书馆法》至今尚未出台，对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布局、经费等问题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各系统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性文件来调节，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有限。这也是文献信息资源建设难以取得更大突破的重要原因。
5 发展路向
5.1 文献资源建设的结构模式向复合化方向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的形成，使数字信息资源的涌现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印刷型文献资源与数字化信息资源共同构成了当今图书馆赖以提供服务的资源体系。毫无疑问，图书馆仍然要重视印刷型文献的收藏，但是也必然从单一的、有物理形态的馆藏结构模式转向现实馆藏与虚拟馆藏并存的模式，从单纯追求对文献资源的“拥有”转向关注各类信息资源的“存取”，而选择是“拥有”还是“存取”的标准是图书馆在用户需要文献信息资源的时候，能否方便快捷地向用户提供使用。对大多数图书馆来说，不是要建立保障性的“库存”，而是建设有保障性的“供应链”。
5.2 图书馆联盟将在文献资源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数字环境下，单个图书馆依赖本馆馆藏满足读者需求的时代已经过去，读者到图书馆已不仅仅是为了查找本馆馆藏，单个图书馆独立建设馆藏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图书馆联盟在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方面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多图书馆通过图书馆联盟的资源共建共享活动得到了实惠，参与共建共享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广大读者和用户通过资源共享获得了便利，满足了文献信息需求。今后，图书馆联盟将在文献资源的协调采集、联机联合编目、馆际互借与电子文献传递、数据库建设和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3 传统的馆际合作模式将转向新的多元化合作模式
传统的图书馆合作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单边纵向的合作，即同一系统内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一种放大了的、封闭式的内部合作形式。而现代信息资源建设在网络环境下，所谋求的是纵横网络化的共建与共享。因此，要使信息资源建设向全新的多元化合作建设模式转化，一是参与者的多元化，不仅是图书馆之间的合作，还可以是图书馆与企业、个人、行政机构、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二是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不仅有国家拨款，还可以有企事业单位投资、私人投资、民间集资等；三是开放式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在进行信息资源建设决策时，将不只是考虑国家宏观决策方向，同时还要关心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及投资者的意向和需求。
5.4 更加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信息资源采集、整理加工、存取利用上应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十分普遍，而且会越来越深入。从发展趋势来看，近两年出现的Web2.0技术，包括博客（Blog）、简易聚合（RSS）、Web服务（Web Service）、维客（Wiki）等，以开放透明、去中心化、共同参与、自我组织、交流互动、社会共享为特色，这不仅给图书馆服务而且给图书馆资源建设带来重要影响。Web2.0环境中，信息资源的构建方式发生了变化，读者不但是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者，而且是信息资源的评价与创造者。Web2.0技术在信息资源建设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如利用RSS将文献采访工作的最新消息推送给读者；利用Blog营造文献采访人员与读者的双向交流空间，采访人员可以利用Blog为某些有特殊需要的读者提供专门的书目信息，读者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也可在Blog上直接提交，使采访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利用wiki可以丰富采访信息源，读者既能很好地利用图书馆已有的图书资源，又能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提供给图书馆。总之，Web2.0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信息资源建设的效率，而且使信息资源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5.5 完善信息资源建设的政策法律环境
信息资源建设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但信息资源建设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活动，它更有赖于国家信息政策和法律的保障。在信息政策方面，近几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制定的《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等，都是指导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在信息法律法规方面，我国已经制定的《著作权法》、《标准化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等等，都对规范和促进信息资源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可喜的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进程已经启动，它将为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应该指出的是，信息资源建设涉及许多方面的政策和法律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两部法律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理论，对分散的信息资源建设政策法律进行协调，使之相互联系，构建一个功能互补、和谐协调的政策法律体系，从而为信息资源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
收稿日期：2009－06－15
编发：王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