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中国同声传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中国论文,同声传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成就。由此，在联合国的中国翻译家们也揭开了他们人生功业的新篇章，他们在同中国代表团的并肩战斗生活中，为中国国际声誉的提高，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而含辛茹苦，尽职尽力，并同中国外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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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相逢，赤子扬眉吐气 壮举感人，汉语显示尊严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大会和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后，中国代表团首先接触的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中国同声传译。他们和从事笔译的中国职员组成了中国科，当时人数在200人左右。中国科人员原都是联合国聘用的，科长是颇有学者风度的范家曾先生。他圆圆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双眼透着精明能干。
中国科设在联合国秘书处28层大楼内。穿着西服革履的中年人和着装随便的年轻人穿梭于走廊，显得十分忙碌。他们时而讲几句汉语，时而又夹杂几句英语。两位身着旗袍的女士笑吟吟地招呼我们坐下。我打量一下房间，只见有的墙上贴着周总理像，有的则挂着中国山水画的仿制品，桌上放着的，既有咖啡杯又有宜兴出产的紫砂茶壶，屋角则堆着几摞一人高的联合国文件。范科长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印象最深的一句是：“你们来了可好了，我们有好多好多事情可做了。”这时向范科长请示工作的男女译员，都用好奇的目光看了看我和其他一位来自北京的代表团工作人员。
范先生和这些炎黄子孙长期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不得不为窃据中国合法席位的“台湾”代表服务。但是无论从口译或笔译的角度来讲，他们并没有发挥固有的专长，而是长期置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台湾“代表”出席大会和各种会议，并不使用汉语，而是无一例外地使用英语。至于联大的各种文件，译成中文的更为数甚微。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大各种会议后，要求把中文同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一样作为五种同等的工作语言对待，在各种会议上正式使用：与此同时还要求把所有联大文件包括决议在内都译成中文，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满足，也使中国科的口、笔译们从此得到了发挥才学的机会。由于历年来，联合国没有译成中文的文件数量过大，因而由中国代表团出面作了分工：当前的文件由中国科承担，历史性文件的翻译工作则由中国对外翻译公司承担。
此举立刻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重视，《纽约时报》撰文表示：“这是中国代表团维护汉语尊严的令人钦佩的正确行动”，并专门为此发表一篇采访中国科科长范家曾的长文。范先生是早年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抗战爆发后来美国求学，几经转折，到了联合国担任同声传译。范先生个子不高，但风度翩翩，不时露出坦诚的微笑，给人以学者风度的印象。他在采访中说，他觉得中国代表团来了之后，中国科有了发挥专长的机会。但要为代表团服务好，必须在汉语上下功夫，熟悉大陆的汉语表达方法，掌握新的语汇才能做到。关于这一点范先生的确讲得很实在。当时我们听中国同声传译的翻译时，他们用的汉语表达方式确同大陆很不一样，譬如“评估形势”、“检讨工作”、“估量境况”、“对某国采取的行动表示痛惜”等等，陈楚大使听了以后，连连摇头表示费解。为此，陈大使亲自找了范先生，要求他们在语言和行文表达上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多看看《人民日报》和代表团的发言稿，使译文逐步改进，使中国代表团听得懂。范先生果然身体力行，在他担任同声传译时，不光语言新鲜，而且逐步同大陆使用的表达方式缩短了距离。到我离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时，同声传译们使用的语言已经是相当生动活泼了。范先生和同声传译熊先生告诉我，他们经常钻研《人民日报》，研究文章的语言，还看了不少中国近代小说，并幽默地说，现在的译文没有什么旧的痕迹了吧！
语言翻译用词的接近，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当时中国科的口、笔译先生们有不少人对代表团仍疑虑重重，有的敬而远之，有不少人怕丢掉饭碗。除了乔团长亲自做报告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外，代表团亲近他们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了解到，有些人出席了我们的“十·一”国庆节招待会以后，又赶到其亲人所在的某些“南美驻在国”去出席或共同主持国民党势力举办的“双十节招待会”，我们公开态度十分明确：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私下则细致周到地讲道理，等候他们理解，而不轻易地去指责他们。久而久之，他们看到国家的强大，慢慢就理解了我们的正确态度。中国科内还有一些台湾国民党显要的亲戚，如沈昌焕先生胞弟就在中国科担任笔译，我们照样以礼相待。时间一长，他们觉得我们坦诚正直，态度就慢慢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在联大不畏权势，不怕苏美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而是有理有利有节地直言批评揭露，使他们倍感兴奋。不少同声传译同我们私下聊天时说，听中国代表的发言，不光语言新鲜，而且内容精彩，有一股民族正气渗透其间，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感到后台硬了，可以抬起头挺起胸过日子了。
不辞劳苦，并肩战斗共风雨几代传译，精诚合作谱新章
中国同声传译们不但要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各种委员会会议，而且还常年奔赴世界各地为各种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服务。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不久，安理会为加强会议效果，决定直接赴第三世界的埃塞俄比亚和巴拿马讨论非殖民化问题和拉美问题。黄华大使出席了上述会议，同声传译范先生、熊先生也赶去为会议作翻译。两次会议唇枪舌战的场面不少，两位传译不停地为会议工作，弄得口干唇燥，加之埃塞俄比亚在海拔2000多英尺以上，晚上都休息得不好。几天会议下来，他们两位已脸色憔悴，疲惫不堪了。巴拿马那次会议更是紧张，且不说要把黄华大使的发言、答辩正确地传达出来，而且更要传神。尽管巴拿马风景如画，这两位传译却连会场、旅馆都没有离开过一步。想出去喘口气，飞机已准备朝纽约方向起飞了。
我随非殖特委会代表张先生去了一趟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几内亚等国，会议主席坦桑大使隆里姆把这次会议安排得十分紧凑，五天会议跑了七个国家。那次同声传译何女士和朱先生随同前往。紧张的日程把何女士累得直不起腰，尽管朱先生体魄健壮，近50多岁的人看不到一丝白发，但也连声叫忙叫累了。等到临近登上返回纽约的飞机时，大家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讲了。当时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刚下过雨，跑道很滑，在我们之前就发生过一次空难事故，可勇敢的驾驶员还照飞不误，使大家紧张了好一阵子，信教的不断划着十字，何女士和朱先生也打起精神和我们谈笑，希望上苍保佑我们安全，才暂时驱散了他们的疲劳。就在他们回到纽约不久，非殖特委会又在挪威的奥斯陆召开特别会议，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上机时脸上露出的既无可奈何又十分调皮的微笑。
对中国同声传译来说，不但要参加众多的会议，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各种会议的特定词汇，这是很难胜任的差事。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有的国家代表常常脱离讲话稿讲几句本国俏皮的谚语，有的代表兴致一来引上《圣经》里的某段话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段对话，这都要求中国同声传译正确地翻译出来。英语首当其冲，英译不准确，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就译不下去，汉译也同样。至于联合国的一委、二委、三委、四委、五委、和特别委员会使用的词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环保、海洋甚至宗教、民族、妇幼、预算等各个领域，无一遗漏地都必须准确地传入中国代表的耳中。中国传译对我说，这就要求他们平时什么书都要浏览一番，什么词汇都要懂一些，以备随时应急，不出差错。我在代表团几年工作期间，出席过二委、三委、四委、五委、特别委员会以及安理会会议，有时也听到了中国同声传译的翻译，觉得他们绝大多数译得贴切、流畅，心里不禁升起对他们的钦佩之情。有时看见他们走出工作室，他们额上总是汗津津的。尽管联合国各种会议室都是恒温，可对他们来说，还是紧张非凡的。
中国同声传译每次两人一班，要把某一场会议从头顶到结束。一般的会议两至三小时，也有几十分钟的。按部就班的讨论还好说，有时插上来来回回的答辩，那种情况就会使会议出现曲折，听者紧张，译者更紧张，不准有一处漏译，错译更是不允许的。弄不好，轻者遭训斥，重者卷行李走人。
我的几位中国同声传译朋友告诉我，他们每隔10-15分钟换替一次，以便调节、休息，每10-15分钟所翻译的含量约汉语2000字左右。中国代表每讲完一句话，他们译的句子就得同时用英语讲出来。有时代表边讲他们边译，没有任何思考、喘息的机会；而且还要十分注意用语的分寸，轻一点重一点都不行。所以，每10-15分钟下来，他们说大脑就感到疲劳，一场几小时的会议顶下来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我熟识的几位同声传译可以说是代表了几代人。前面提及的范家曾先生可算是中国第一代同声传译，经过几十年的含辛茹苦，不断提高中英两种语言的水平，才有当时的造诣，当上了联合国秘书处中国科科长。我与范先生结识时，他年近四十，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我问他考上联合国的经过时，他微笑着回答，联合国待遇比较优厚，可条件苛刻。要考上联合国职员，必须懂两种外语（汉语除外），还要会速记。他是经过口语、速记、汉语考试以及当面测试国际知识、联合国知识，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了一段时间，才踏进联合国大门的。随后从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学习提高，才被委任为科长。到科长的头衔安在了自己的头上时，已年近四十了。
比范家曾先生稍年轻一些的何女士可算是第二代。她也是南方人，长得秀丽端庄，颇有大家闺秀的气度。她一头短发，两眼炯炯有神，不化妆，有一股自然美。由于她在国内长期找不到工作，由亲戚出资来美国求学，研读文史专业。尽管有大学证书，可她在美国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最后奋力苦读才考上了同声传译。她谦虚地表示，自己与范先生相比差了一截，但只要努力，一定能做好工作。她和我们相处很熟，非洲会议和奥斯陆会议她都参加了，为我们尽心翻译。一开始，她还满口地叫我们“张代表”、，“吴先生”，但时间一长，她觉得我们没有架子，就叫我们“老张”、“小吴”了。
原国民党党政显要熊式辉的儿子小熊（我们这样称呼他，他很高兴）和他的夫人廖端丽小姐更年轻一些。小熊英语水平很不错，许多重要会议，如安理会等都是由他作同声传译，而且很快熟悉了我们的语言。范先生对他信任放心，他经常和代表团的翻译过家鼎切磋翻译，态度恳切。熊先生当时蓄了长发，人长得很高，说话简练，从不噜嗦，有一股阳刚之气。他当时还是独身，后来爱上了刚考上联合国不久的廖端丽，两人喜结良缘。在举行婚礼时，陈楚大使和代表团一些外交官都出席了。陈大使诙谐地和他们开玩笑，说按国内婚礼说法，应该祝你们早生贵子，可你们工作太忙、这句话就免了吧。大家听后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同廖端丽同时考入联合国当同声传译的还有余珍珠小姐。她长得娇小可爱，待人恳切，很能博得人们的好感。她早年跟随父母来到香港，以后到了美国，学的是比较文学，夫君学的是尖端科学。在多次国庆招待会上，我和她夫君见过面。人也是十分精干的样子，学业十分出色。可长期找不到工作，余珍珠小姐凭其丰富的知识，熟练娴熟的英法两种外语技巧，被中国科录用。她很长时间为非殖特委会作同声传译，反应十分敏捷，语音音色柔美，很快博得代表团的赞扬。不久前，我从一本杂志上获知，她已离开联合国中国科，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天津作家冯骥才访美时，由余珍珠小姐担任翻译。冯骥才对其英法两种语言才能十分钦佩，特别是在译时，既正确又贴切，既有文采又有气度，感到是少有的人才。当然，对余珍珠小姐的精明能干，冯也印象颇深。我在此遥祝她和她的先生幸福如意。
此后，我国也开始培养国内的同声传译，这些同声传译是继范先生、何女士、余珍珠之后又一代中国翻译人员。
尽兴畅饮，欢聚春宵情更切 友谊长存，两岸本是一家亲
时间一长，我们和范先生、何女士、熊先生等中国同声传译结下了友谊，彼此间的陌生、拘束，逐渐地被熟悉、亲切所替代。
每逢春节期间，中国代表团总要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宴请，邀请中国同声传译来欢聚。当时，他们说他们总要空着肚子来吃这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春卷、小笼包、八宝饭、糖醋鲤鱼、香酥鸡都被一扫而空，他们吃了一盘又一盘，茅台也尽兴畅饮。有一次，余小姐和代表团的参赞周南比赛喝茅台。几杯下来，余小姐脸不变色，雅兴甚高；周南也是饮酒好手，比余小姐更胜一筹。最后，余小姐甘拜下风。
为答谢代表团，中国同声传译也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宴会。宴会通常在一位同声传译的家中举行。他们不是采用主人包揽宴会所有饭菜的做法，而是事先划分菜单，由每一位同声传译做一道拿手菜，一道甜点心和一道凉菜。宴会时，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和饮料，名目繁多，色香味俱全，我们边吃边喝边聊，谈得十分投机。他们关心国内的一切，有时点头，有时露出不解。但是感情十分融洽。何女士告诉我，她和她的先生不久前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幢带花园的两层小楼，花了40万美元。她估计她这一辈子要为这幢小楼奔波了，大约到60岁左右才能还清全部债务。她最后开玩笑地说，她要像条牛一样，做啊，做啊，中国代表团不要提出解雇她啊。何女士虽然开的是玩笑，可对她来说，生活在美国，尽管有联合国优厚的待遇，可也不易啊。另一位中国同声传译把他的美国太太介绍给我。这位美国太太二十四岁，满头金发，架着一副宽边眼镜，显出聪慧的样子。她说，她同她的先生同样年龄。当初，她把她的先生带去见父母时，父母大吃一惊，觉得自己漂亮的女儿怎么会倾心一个中国小伙子。时间一长，她的父母感到了小伙子不光人长得帅，而且学问好，心地善良，最后同意了这桩婚姻。
中国同声传译还向我们敞开了心扉。他们带来相册。向我们介绍当初来美国的情景，讲起当年奋斗的艰苦情景，语言十分动情。他们有的说父母还在国内，期望我们打听消息，以便沟通。有的说，等条件许可一定要回去看看，看看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到底变得怎么样了。有的说，台湾以中国自居，其实台湾的综合国力、生存环境等都有很大的局限，希望和前景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大陆才是大家希望所在，是中国一个实实在在的唯一合法政府。谈着、吃着、喝着，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已近午夜了。他们提议每人唱一首歌，表演一个节目。我这个不太会唱歌的人也当众唱了一首。家鼎颇有韵味的京剧清唱，赢得阵阵掌声。临别时，祝福的话语不断，使人为之动容。等车辆离开那儿开上快车道时，星星已在浩瀚的天空中向我们发出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