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农论文,中国论文,最优论文,支出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某一既定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下，判断其整体支出是否具有效率、如何最有效率，核心要求就是要通过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大小，来分析和判断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财政资源配置客观要求的合理比例。原则上，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与客观要求的财政资源配置水平越接近，支出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很显然，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无论是大于还是小于客观要求的财政资源配置水平都是不可取的。理论界对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大小存在着争议。大部分学者（例如韩俊，2006；迟慧，2005；李焕彰、钱忠好，2004；等）认为，中国农业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太小，不能保证农业健康、快速、长期发展，国家财政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也有学者（例如朱钢，1998）认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大幅度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既不现实，也缺乏有力的依据。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力图得到一个较为可信的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并对如何达到这一最优规模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一、对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的估计
马拴友（2000）估计了中国政府（财政）最优规模。本文利用其思想，结合Barro（1990）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假定农业的生产函数为Y＝F（K，N，G），其中，Y是农业生产总值，K是期初农业资本存量，N是农业就业水平，G是政府财政支农支出，F是连续二次可微的，开是K、N、G 的一阶齐次函数，
。
对上述生产函数对时间求导，并在方程两边同时除以Y可以得到（1）式：
（1）
（1）式中，就业的产出弹性
，农业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
，λ、μ、MPG是待估参数，变量上面加点表示它是对时间的导数。
根据Barro（1990）法则，政府财政支出G为最优时，MPG＝1。其基本经济含义是：政府每提供一单位财政支出的边际成本为1，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优的情况是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也应为1，否则，就会出现财政支出不足（MPG＞1）或过度（MPG＜1）的情况。当财政支出不足时， 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提高产值增长速度；当财政支出过度时，减少财政支出才可以提高产值增长速度。因此，这也证明了总产出是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凹函数。
根据上面的论述，本文可以大致估计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由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η＝
和财政支出规模
可知，
。当财政支出为最优规模时，也就是说当MPG＝1时，η=S。将η＝MPG×S代入（1）式可以到方程：
（2）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模型估计的真实性，本文用农业GDP 来代表农业生产总值（Y），用乡村农业从业人数来代表农业就业水平（N），用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近似代表农业资本存量（K），G仍然表示财政支农支出。农业GDP、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财政支农支出都经过以1985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处理。考虑到该模型主要是描述各变量对农业GDP增长的贡献关系， 本文在实际回归分析时采用双对数函数模型。另外，在估计生产函数时，一般还要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其方法一般是用常数和时间T的线性函数来表示技术因素；技术也可能不是线性的，本文这里选择非线性的技术，即在方程的右端加上常数和T[2]项。本文估计（2）式采用的数据见表1。
表1 农业投入与产生情况
资料来源：1.农业GDP、乡村农业从业人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2.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源：①1990～2000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②2001～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3.财政支农支出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资料。
经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运用OLS方法对（2）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 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调整后的拟合集优度达到0.98，表明该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财政支农支出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相当显著。解释变量整体显著性也较好。
表2 农业GDP影响因素的参数估计
在估计的方程中：①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产出弹性为0.719， 说明资本对农业GDP产生促进作用，并且作用很大，这与实践经验相吻合。 ②乡村农业从业人数变动对农业GDP的影响为负，这看似与常识相悖， 但恰恰反映了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在中国，乡村劳动力存在过剩，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失衡，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只会对农业GDP 的增加产生负向的影响。另外，该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根据上面的分析，也可以认为乡村农业从业人数的变动基本上对农业GDP没有显著影响。 ③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约为0.472，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GDP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业GDP平均增加0.472％。
接下来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和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 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3）
（3）式中，η表示弹性，
为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
为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前面通过计量回归已经计算出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产出弹性，而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则可以利用每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来。于是，利用（3）式可以近似计算出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有关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年份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
资料来源：1.农业GDP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2.财政支农支出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资料。
从表3第4列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均为大于1 的正数，而且除2001年最低为2.957以外，其他年份都在3.0以上，最高的年份达5.866。同时，1995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然远大于1。根据Barro（1990）法则，政府财政支出的最优状况是MPG＝1。边际产出大于1，就说明财政支出整体不足，继续增加财政支出在边际上是有效率的，会带来更多的净收益。表3显示的情况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远远不足，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支出。
此外，如果假定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维持在0.472的平均水平上，那么，当财政支农支出达到最优状态时（即MPG＝1，或者
），由
可知，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应为0.472。即如果政府要使财政支农支出保持MPG＝1的状态，其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是农业GDP的47.2％。
二、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刚性约束分析
财政支农支出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不能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未来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还应该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政府调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可行性，也就是说，要考虑到当年经济增长和往年财政支农支出等情况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制约。本文将这种制约理解为刚性约束问题。为了方便讨论，本文用（4）式对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刚性约束进行分析：
表4 财政支农支出及GDP
资料来源：1.财政支农支出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资料。2.GDP 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经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运用OLS分析方法对方程（4）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表5显示，前一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和当年GDP 对中国当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达到0.94，并且回归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较强。
表5 财政支农支出刚性约束的OLS估计
中国当年的GDP 和前一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对当年的财政支农支出起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当年GDP的系数为0.008，也就是说，当年GDP每提高1单位，则财政支农支出平均增加0.008单位。前一年财政支农支出的系数为0.763，可以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有相当强的惯性，这符合各国财政支出的历史一般性，并被许多学者所解释①。通过财政支农支出的刚性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在以最优规模为方向调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时候，有必要考虑到当年的GDP和上年财政支农支出的情况，这样才能适应财政支出的刚性约束，使财政支农工作得到顺利实施。当然，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优化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取向增长模型及测算
（一）模型设计及假定
前面笔者已经估计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即当财政支农支出为农业GDP的47.2％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1，达到最优状态。因此，增加财政支农支出，使其规模达到最优，就成为明确的目标。但是，由于财政支农支出存在刚性约束问题，财政支农支出不可能马上达到最优状态，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优化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上两个重要判断是构建财政支农支出最优取向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即模型的目标是向最优趋近，最终达到最优；同时，由于刚性约束的存在，设定增长路径的原则是循序渐进。
根据（3）式，可以得到：
（4）
现在做如下假定：①未来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GDP的弹性不变。前面通过回归，已经得到η＝0.471，假定η在预测期内不发生改变。
②农业GDP以1990～2003年的年均增长率增长（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1990～2003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56％）。即假定预测期内农业GDP的增长保持3.56％的速度不变。
③按照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随着财政支农支出的不断增加，其边际产出会不断下降。为了追求尽快达到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并且考虑到支出规模的刚性约束，可以设定边际产出（MPG）趋向于1（即达到最优）的速度。基于本文表3列出的边际产出值即2003年MPG＝3.052，假定2005年MPG＝2.8。考虑到中国提出要在2020年前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笔者认为，至少在2020年前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要达到最优。并且，由于“十一五”期间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时期，财政支农支出应以较快速度增加。因此，设定初期的边际产出的下降幅度也应较大，之后下降幅度逐年减少（2006～2010年，设定每年下降0.2；2011～2015年，设定每年下降0.1；2016～2020年，设定每年下降0.05）。2006～2020年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趋向于1的数值见表6。
表6
今后（十五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总量测算
（二）未来（十五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总量测算结果
将表6中的农业GDP预测值和MPG设定值代入（4）式，可以得到表6 的最后一列数据。
表6第4列数据是本文使用最优取向增长模型计算出的2006～2020年财政支农支出的理想规模。该模型的核心是通过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趋向于1的速度，得到各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边际产出趋向于1 的速度可以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政策取向、不同阶段的财力水平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进行不同于本文的调整和设定。不同的设定会得出不同的支出结果，但其最终目标一致，即实现财政资源的最优配置。
该模型及其运算结果的根本依据是对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的估计。本文对于最优规模的估计是基于1990～2020年数据，得到47.2％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加入更新的数据进行新的估计。这也说明，最优规模的估计和财政支农支出最优取向增长的测算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四、结论
1.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当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为农业GDP的47.2％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为最优。即此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1，支出规模达到最合理的财政资源配置水平。财政支农支出小于农业GDP的47.2％，表明财政支农支出不足，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可以提高农业GDP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农支出大于农业GDP的47.2％，表明财政支农支出过度，减少财政支农支出可以提高农业GDP的增长速度。目前，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比值仅为13％～15％左右，距最优规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应该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以使财政资源配置尽快达到最优配置状态。
2.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远大于1，说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远远不足，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可以大大提高农业GDP 的增长速度。尽管1995年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逐年下降，但到2003年，仍高达3.052。因此，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可以得到更大幅度产出的回报，有理由快速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
3.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刚性约束。当年全国GDP和上年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对当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尤其上年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对当年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的约束性很强。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对农业重视不够及政府财政分配中长期形成的支出偏向城市的体制惯性所致。这一作用的存在，反映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优化调整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达到财政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重新审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及作用，高度重视近9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种体制惯性可以改变，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近年来，逐年大幅增长的财力也为向农业倾斜提供了可能。即使不能在短期内使财政支农支出达到最优规模，也急需设计一个在一定期限内达到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的规划。
4.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的实现。本文建立的最优取向增长模型，通过调整边际产出的方法，得到了2006～2020年各年财政支农支出总量。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实现性，是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并趋向最优的合理路径。
注释：
① 例如，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提出“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皮考克（Peacock）和威斯曼（Wiseman）提出“梯度渐进增长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