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在1990年代的伦理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诗歌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他处的时代是一个商业时代，其特征是以交换和贸易为形式，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这使得一切学问和艺术都应该探讨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亚当·斯密的如许论述，恰好歪打正着地击中了几百年后我们的1990年代。而有时候，真理、预言往往就是歪打正着的。钟鸣对此深有感慨，他说，一切都变了：
我们得来谈谈那时一个金币等于多少
那时餐盘里冻僵的一条鱼是否还活着
像叶塞宁在绳扣里咽气，像珂丁诺夫
像你，像我，突然好象一切都变了
(钟鸣：《珂丁诺夫》)
和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相比，一切都变了，而作为变化的一大征候，作为对亚当·斯密那些精彩论说的一个积极回应，晚报不仅顺应了这个时代，还部分性地参与并开创了这个时代：它甚至就是靶子上的第十环，那个俗称靶心的家伙。晚报代表了信息业的出现。拉兹洛·马凯在评述布罗代尔时有一个深刻判断：“在全部人类历史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外化使劳动与具体的个人相脱离，并成为可以转移、交换和积累的客体。头脑中的信息与记忆留下的信息完全相同，而信息则通过书写、印刷、录音机以及计算机转化成为客体。信息因此进入了技术领域。”①晚报的出现恰可谓生逢其时，因为它满足了信息社会中人在生活技术上对信息的快速要求：今天的信息(新闻)就是明天的垃圾，明天的新闻恰好是今天的方糖，也就是钱钟书多次引用和嘲讽的、挂在驴脖子上能让驴子忘我赶路的那截萝卜。连自称“旁观者”的钟鸣也对《伊利亚随笔》的作者(兰姆)殷殷致意：让我们一块用专栏奋斗吧，我的报界同仁！②当然，这得从相反的方向看。在钟鸣的语势中，说的和做的往往有一种优雅的、向下弯曲的反比关系。
下午三点过后，都市里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售报亭了。本市的晚报准时到达这里，人们递上钞票，便可换来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绯闻、广告、滔滔不绝的社论、丑闻、数字、白浪滔天的肉体、欲望、谣言、敬爱的哲学、正史说教、伟大的历史哲学以及哼哼唧唧的“痛苦”。晚报是都市人的眼睛、闹钟和食品。人们通过晚报窥探世界——没有晚报，世界就是不存在的；纸上的、虚拟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真实一万倍。更重要的是，晚报可以使人免受街头围观有可能带来的担惊受怕，并且依靠新闻特写的简洁描述把街头围观的真实性给取消掉——死水一潭的生活，总是使我们渴望什么地方起火、什么地方有凶杀案，但我们只是一群喜欢用热闹来点缀生活的人，并不愿意自己身处其间：那些起火的大厦，那些流血的事件，让我们有一种恶意的、漠然的快感，然后很快忘掉并期待下一次。欧阳江河写道：“晚间新闻在深夜又重播了一遍，/其中有一则讣告：死者是第二次死去。”(欧阳江河《晚餐》)是的，永远只是下一次。瓦特·本雅明说：“如果报纸的意图是使读者把它提供的信息吸收为自身经验的一部分，那么它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但它的意图却恰恰相反，而且这个意图实现了，这个意图是：把发生的事情从能够影响读者经验的范围里分离出来并且孤立起来。”③除此之外，人们还以晚报来计量一天的时间——晚报前和晚报后；用晚报来填充肠胃——伟大的面粉、小米、南瓜和土豆，现在仅仅成了对晚报的摹仿，就像柏拉图摹仿着理念的椅子：人们要在晚报的广告栏里，才知道这些东西何处有售，忘记了它们曾经生长在土里，直仿佛它们从来就长在纸上。都市里有土地吗？没有。但它有晚报。这就足够了。
下午三点过后，专栏作家们又开始贩卖眼泪、灵感、惊呼、哲理、故乡、热点、直到小情小趣的智慧。但愿他们能有一个好价钱。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最明白这伙专栏作家的真实情况：“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④这说的是波德莱尔曾经写过的一首诗：
为一双鞋她卖掉了灵魂
但在卑鄙者身旁，我扮出
伪善的小丑般的高傲，老天爷取笑
为当作家我贩卖我的思想。
和那个波德莱尔一样，无论是用四川“方言”写作的诗人还是用普通话写作的诗人，也一并出门上路了。不过，他们未必是去当专栏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出去观察。而晚报随着商品大交换的光临说来就来了，丝毫没有可以通融的余地。以晚报为舞台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小品文，生、末、旦、净、丑躬逢其会，少长咸集，恰可谓新一轮兰亭集会或滕王阁赋诗。
原始儒学经董仲舒、二程、朱熹的打磨后，原先那点微乎其微的鲜活(比如“天行健”“知其不可而为之”“人定胜天”等)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正所谓“把手间，樯橹烟灰飞灭”。禁锢已久、早已心怀不满的人们则另辟蹊径。道、玄、禅的互相需要以致于“哥俩好、三桃园”似的相互联手，至迟在明清之际就完成了新一轮的“桃园三结义”：以表达性灵为幌子，把一切重大严肃的主题通通转化为趣味。严羽说得妙极了：“诗有别趣，非关理也。”⑤活活为“桃园三结义”当了开路先锋。况周颐则心平气和地呢喃：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⑥
果然是老僧禅定，内心恬静，却了无真正生命的大欢叫，更不用说灵魂在繁复事境面前的巨大战栗，有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小情小趣。性灵、空灵、舒卷等小品特征，把发自人生骨殖深处的悲惨特质视若无物，把时代深处蕴涵的苦难骨髓置若罔闻。我们从不缺少灾难，也从不缺少痛苦，缺少的，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深入审视、思考与咀嚼。如果考虑到传统的惯性作用，那么，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小品心态”就是晚报时代改头换面的典型心态。小品心态是道、玄、禅三结义的结果，其特征，是将生命在繁复事境面前的一切反应，仅仅转化为小猫小狗似的趣味。钟鸣对此调笑式地写道：
新闻公报说蝗灾自民国年间就已经被消灭
增值税，进口税。一辆福特车值多少钱
海关人员兜里揣着大把的回扣和文物
疯子突然从黑色的算盘打出了一行诗歌。
(钟鸣：《伤感的旅行》)
事情的确就是这样。而中国文化在许多高明的知识分子那里被总结为“乐感文化”。“日新之谓盛德”“天人合一”“天行健”“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让人头皮发麻。李泽厚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想想看，“趣味”如果真能“趣”出悲剧精神，“趣”出对时代事境的真正认证，芝麻也就真的可以变作西瓜。
如果小品心态在明清之际是以反击宋明理学的面孔而出现，今天的小品心态(还不如说是晚报心态)则是和晚报时代合谋的一个爪牙，它以文化人的参与、写作者的主动献身为标志。晚报心态的特征是：它快速展现晚报时代中人平面化的情感以及与此情感相关的一切——诚如鲁迅所说，它压出了晚报时代中人皮袍下的“小”来。一个时代注定需要某种心态，某种心态也注定需要对应某个时代。两者不合拍，固然是双方的扑空；而一旦握手言欢，青楼梦好，则分明是皆大欢喜，大红灯笼高高挂了。M.Scheler在《死与永生》中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家园，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晚报心态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一拍即合的地方。
表面看起来，晚报心态是对亚当·斯密“商业时代”的一种抗议，是对“物吃人”“商品拜物教”的一种逆动，实则不然。晚报心态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态在新时期的改头换面，一切事境甚至堪称惨痛的事境，仅仅被当作快速处理的对象，有如晚报新闻的快速一样，并将这一切盛在“趣”的痰盂中，而对晚报时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作充耳不闻状。作家陈村对此的合理性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辩护：“一天有朋友通知我，南方的一家报纸刊出对我的批评，说写的是小男人散文云云。我起初觉得挺委屈，再一想果然是小男人了，现在没有仗可打，没有侠客可做，只要不去暴走罗布泊，是很容易沦为小男人的。”⑦想想看，人们在“商品交流”“情感交换”之余买一份晚报，在公共汽车上，在餐桌边，甚至在厕所里，在悠闲的饭后的茶桌前展开报纸，读一读上面的小品文章，大多时候人们会对之报以会心的一笑，然后抛到一边，直至化成纸浆。这也许恰好反证小品写作者是把小品写作当作了“茶余饭后”：读报人的心态与写作者心态恰是同一个心态。有词为证：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
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吴敬梓《儒林外史·篇末词》)
不排除这种呻吟之中有令人感慨的内容，但也恰好道出了晚报心态的心声，甚至这中间的许多词汇的各种变种，正是时下晚报小品文的共同遗产。更重要的是，既然“百年易过”，当然也就无须“愁闷”，只闲情逸致地饮些朝晚霞；既然颇“费商量”，当然不用去关心“千秋”事业，否则，“断肠”之势就在所难免，实在有点犯不上。清人沈复曾自述说，他父亲在家宴上点了一出《惨别》，沈复的妻子居然不忍心观看。“余曰：‘何不快乃尔？’答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断肠尔’。”⑧小小的离别，不唯在沈复笔下能令人“断肠”，在今日的晚报上，同样表演得凄凄惨惨切切。饭后的蒙太奇，小恩小惠的思想火花，对生活的一汤勺感悟，吃饱了撑的似的闲情逸致，顶多来点“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一首流行歌曲的唱词)的不痛不痒的呻吟——差不多就是与晚报时代相对应因而能适者生存的晚报心态的全部内容。
面对这一切，我们听见了自称“旁观者”的钟鸣粗粝的笑声。对那些晚报小品文的需要者，那些被钟鸣唤作“群众”的尤物来说，都是些什么货色呢？钟鸣没有忘记暗中给他们描上一笔：“相互簇拥而来，相互簇拥而去，然后，相互吐口水，再相互忘掉。”⑨这种心态并不深刻，也配不上更深刻的解释，它不过是晚报小品文长期豢养、狼狈为奸的基本群众。难怪钟鸣十分传神地描写过契诃夫面对群众时的神情——契诃夫双手一拍：“哎，群众。”也难怪米兰·昆德拉那么喜欢卡夫卡，因为卡夫卡最害怕群众。
本雅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业是对文学活动、精神、精灵的背叛。无聊的闲话是其真正的实质。……其表现就是流言蜚语。”据他揭发，《费加罗报》的创始人公开宣称：“对我的读者，巴黎拉丁区的一个阁楼着火，比马德里的一场革命更重要。”⑩晚报生产的流言蜚语和更加重要的阁楼着火，满足了这个快速时代人们对信息的重视。晚报是不能过夜的商品。这确实是一个快速的时代，一切都被赤裸裸的速度所决定，因而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的。名片、电话、公关、推荐表、试卷、面试、钞票……皱巴巴的时代，一切都以赤裸裸的自我推销、自我解释来完成。时代已到了以秒进行计算的地步。最好认识三天就结婚，四天就太长了。你要早来五分钟，这事就成了。速度决定命运，速度决定时代的面貌。因此，钟鸣不无感伤地说：“15世纪的人类还钻进草剁和田畴做爱，耳畔响彻奶牛哞哞的叫声，阳光月光直接照射屁股，而阳台内裤却考究起来。然后，人类翻到床上，窗帏和巴蕾就产生了。人们敬畏室内小说，也敬畏阴毛。接着便滚进了沙发。电影胶片以格计算，妓女先收钱，性交换作了口语叫‘打炮’。让人想起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这都是速度决定的。”(11)假乳、隆胸术、激光割包皮、银行支票、蔬菜价格、谎言的股东和经纪人、处女膜修复术……人造的美貌充满了硅质物和橡皮，所有美人共同使用一个美人参数，所有人都在以肉体和数字命名，新的命名法则在快速成长，真正的故乡无人问津，梦境——这古旧时期的甜蜜之乡和乌托邦——早已被忘掉，真实的丑陋被虚拟地唾弃，满世界滚动的都是胖子，瘦削的人满怀羞愧。胖家伙看到这伙营养不良的瘦子，要么愤怒他们为时代抹黑，要么暗中高兴他们有幸作为自己的陪衬人……在这个速度就是一切的时代，晚报和晚报小品文不大展宏图说得过去吗？
奥·帕斯说：“社会表达和诗歌表达之间总是有分裂”，“诗歌是不同的(另一种)声音”。(12)真正的写作，也由此注定成了旁观者的法定业务；对时代真正暗中“点水”(13)的人，注定要成为旁观者，他们在这面前如果说不是败退，起码是变得不合时宜。与晚报比起来，诗歌，真正的写作，旁观者的事业，显然算不上信息(它只是关于灵魂的状态的消息，它只是关于灵魂的现象学或解释学)；但与时代的真正需求相对照，它们无疑是一种更为古老的食物。而在一个晚报时代，作为一切食物中最昂贵的食物——当然，很可能是最不能填肚子的食物，作为晚报时代暗中的食物，诗歌及一切认证式写作已经没有市场。(14)孙文波说：“如果以普遍的现象为依据，那么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需要诗歌的声音。”“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天天谈财富的人懂得诗歌呢？即使你告诉他过去人们经常说过的话：诗是人类精神构成的最主要的器官，它曾在人类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也不会听的。他更懂得的是财富才是生活等级构成的必需品，没有财富就没有自由自在的生活。”(15)这就是数学起到的作用。而暗中需要的人们——据奥·帕斯检举——被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定义为“无限的少数人。”希梅内斯真是个十足的傻蛋！“无限的少数人”在哪里？是那些麻雀吗？或者，是那些营造虚假意识的胖子？看吧，当晚报与互相簇拥着的群众结盟，把不能公之于众的隐私转化为大众消费，把床头演义转化为金钱……按钟鸣的说法，诗歌和所有认证式写作真可谓走入象牙之塔，只成为真正甘心做瘦子的少数人才能、才愿享用的食物。诗歌成为怪物(时髦的人们称之为“边缘性写作”)，诗人“无可如何”地成为一个时代的旁观者。
波德莱尔为这种旁观者描绘了一幅有趣的肖像。他说：“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审视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这些垃圾将在工业女神的上下颚之间成型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16)诗人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了晚报时代被晚报心态与小品文所丢弃之物的收藏者、鉴别者和分类者、记录者。他被迫走向了事境，把曾经高悬的目光转向了垃圾。他拷问垃圾，而将光芒四射的太阳悬置起来。垃圾中，包含了它的几乎所有反光。钟鸣的看法可以视作对波德莱尔的回应：“旁观者就该这样，他是生活的旁敲侧击者，各种秘密的窥探者，精神的偷香窃玉者……告诉你们吧，我们旁观者，小人物，多余的人，在鞋底寻找真理的人，其实就是些用眼睛为灵魂拍快照的人”。(17)如果说在一个慢速的农耕时代，或一个相对缓慢的启蒙时代(比如20世纪80年代)，太阳，以及太阳的眼泪——火——是更重要的“事物”，或者是可以被从容表达的“事物”，那么，在一个快速的晚报时代就不那么从容，它变得遥远、缥缈，像地狱的磷火，不容易为胖子和麻雀所捕捉。
让我们再次回到都市中的下午三点。在获得一个好价钱后，专事隐私和晚报小品文的专栏作家们集体去了银行。在“晚报前”他们写作，“晚报后”则是他们面对存单、利息的时间段落——面对数字、数学和数字决定了的坐标网络的时间段落。本雅明对妓女有一个绝妙的说法：妓女是融商品和售货员于一体的人。专栏作家不同于妓女(原谅我的粗鄙)，因为他们除了商品和售货员外，还兼任自己的会计与出纳。他们明白应该怎样在这四者之间做定量分配。一切都只能是数学，这是个数学统治众生的时代。钟鸣说：“繁荣的时代，就是计算的时代。但没人计算它的风格。”(18)毋庸置疑，在“晚报后”这个时间段里，另一处繁忙之地是银行。一天的贩卖、价值交换与讨价还价、尔虞我诈之后，商品终于成了钞票。会计、出纳们为保证万籁俱寂的夜间也能使财富增长，纷纷把一天的所得瞄准了利息这个靶心(海子：我下去练一会儿靶子)。利息：睡眠中财富的增长，让穷光蛋们滋生理想、奋发向上、忘我工作的动力，像黑格尔所说的恶一样，在号称伟大的人类进步过程中，起到了杠杆、润滑剂和支点的作用。专栏作家们对此心有灵犀：“我们要为利息歌唱，它是人间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没有它，我们的劳动所得就会贬值，就会被商人们巧取豪夺”。(19)谁说不是这样的呢？钟鸣在一首叫做《匪囚之歌》的诗中写道：
哎呀，你们自己打破了头，
像只火鸡，就为做个上等人
上等人，欠了死囚的钱
绑过一票。哦，钱作祟，金为堂……
数字与计算在“做个上等人”这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连接晚报出口与银行入口的广告彩轿。广告的发明比纸张的发明晚了若干年，但纸张仿佛是在等待广告一样，纸张承接了广告，广告也增加了纸张的威力。千百年来，我们被告知，纸张是神圣的。欧阳江河用充满绝对化的腔调写道：“纸是耳光！词是铅弹！光线是绞索！/尽管理由像室内的光线一样充足/但我们并没有理由从阅览室离开/我们置身其间读一本书——/一本沙之书亡灵之书，众书之书/一本所有的书在其中被消灭的书。”(欧阳江河《阅览》)在今天，这本神圣的“众书之书”只能是印满了数字(数学)的书。在1990年代，随着造纸业与高度污染的到来，随着被随看随扔的晚报的出现，纸张不再神圣。所幸的是，广告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纸张的尊严。“广告的字体在报纸上越来越大，它的吸引力占了上风。”圣·伯夫在《论工业文学》中少见多怪地说，“它构成一座磁山使罗盘偏离了方向。”圣·伯夫错了！如同“鱼儿离不开水呀花儿离不开秧”，正是广告使人们离不开报纸，使人们对报纸有了很大的依赖性，从而将尊严还给了纸张——没有广告，我们就无法交换劳动，包括专栏作家的灵感、智慧、眼泪，也无法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占有可用数字来标识的利息。广告不但要部分地生产利息，也要分享利息。
请摊开每一份报纸，请寻找专栏作家们的版面，不难发现广告与“哲理”同在，“眼泪”与利息齐飞。晚报与广告、银行、利息结盟，催生了都市中的新人种——专栏作家(钟鸣把他们称作胖子，但主要是麻雀)；催生了都市中的新污染——晚报小品文(钟鸣和波德莱尔共同称它们为垃圾，可用于拷问)。小品文(晚报心态)是1990年代的主人、A角和头面人物，是各种聚光灯竞相追逐的猎物。它令人欣喜地占据了要塞，把报纸和纸张，径直当作自己的后花园或舞蹈前台。当此之际，诗歌以及所有型号的认证式写作的无用性，也就更加凸现。
尽管美国诗人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晚年写过这么一则札记：“金钱是一种诗歌”(Money is one kind of poem)，但一般而言，反过来说就很成问题，尽管性喜玄想的老斯蒂文斯的确喜欢玩这种反向推理的跳高游戏。斯蒂文斯的意思之很可能是：我们可以从叮当作响，包纳了人间喜怒哀乐、幸福、仇恨、灾难、光荣与耻辱、可以用数字来标识和体现的金钱中，找到诗歌(认证式写作)可以舍命扑向的材料。诗歌无法带来利息，所以，也就无法分享这个创造了太多利息的时代，也无法分享晚报与银行，尽管它注定要进入晚报与银行。诗歌的无用性与诗人(可笑的旁观者！)的无用性、真正的写作的无用性是连在一块的。有趣的是，最无用的人居然也有种去拒绝最有用的金钱。A.庞德曾写信告诫他的一位年轻朋友：“从对上帝的爱出发，考虑一下有一次我对你说过的事情，任何为了钱而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唯一有价值的是那种对抗市场的写作。没有比钱更有毒的东西了，如果有人收到了一张高额汇款单，他马上会想到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但是很快他的血管里流出的就不是血了，而是墨水。”(20)可是，又该怎样区分隐喻意义上的“血”和“墨水”呢？那就是利息。欧阳江河为此写道：
我将用可兰经书上的古奥字句
去向银行职员讨公道价格，我将
在冷藏柜里写作
(欧阳江河《纸币，硬币》)
对此等胡言乱语，银行数字和利息数字哈哈长笑了，它们知道诗歌其实是可以和利息连为一体的。而在不经意间，我看到，如今的上海，许多喷有油漆广告的公共汽车背壳上都印有这么一句话——它是为某家具公司做的广告——“人诗意地栖居……”一生穷愁潦倒的荷尔德林要是知道这句诗居然为商家挣来了大把钞票，肯定会感慨万千。从事银行业出身的斯蒂文斯显然比庞德对金钱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庞德的口气是：诗歌要甘于贫穷，它就是关于贫穷的赞美诗，所谓“没有钱而能听风声也是好的”；史蒂文斯的意思是：诗歌有必要关心金钱，因为金钱能给诗歌提供意想不到的诗学后果。钟鸣显然听懂了斯蒂文斯的意思，他说：
某次会议我来了点黑色幽默——
假设了一个与会的贪污犯用电脑打钱，
他慌忙声辩说，电脑不是用来打钱
而是用来打诗——那么就用诗行窃吧。
(钟鸣《伤感的旅行》)
在晚报和银行占据统治地位的1990年代，诗歌以及真正想对时代进行准确认证的所有写作，必须要和钱挂起钩来，因为钱、沪市指数、道琼斯指数……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反光；因为情况不仅到了“用诗行窃”的地步，而且，已经到了宫廷里早就摆好杂货摊的程度。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胖子在“用了不干净的款子而声讨款子”：(21)
宫廷里尽是小货摊。
皇后点石成金，出手就是货币。
(钟鸣《哈姆雷特》)
据说时间就是金钱，空间就是黄金：电视广告以某某万每秒论价，晚报广告则以某某万每平方厘米算账。时空被金钱化了。晚报不过是明面上的巨人，银行才是暗中真正的司令。银行以数字(数学)来标志。而在西门庆眼中，即使是佛祖的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人只要有钱，就是和奸了嫦娥，拐走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老子的泼天富贵(《金瓶梅》第57回)。到大街小巷、商场、跳蚤市场上去吧，那里有的是金钱和数字的摇摆舞。
钟鸣把1990年代称之为“强人时代”，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黑太阳的出现是强人时代一个最明显的标志。”(22)在那首十分精彩的诗歌《查理轶事》中，他写道：
世界的生存就像一次狩猎
谁先占有铁，谁就成为查理王
谁就会讲究战争的形式
就会让穷人在晨曦中诉苦
但穷人却会永远跟在中产阶级的后面
挥动他们的旗帜，铁勺。
钱拉·若尔兰在论及布罗代尔时说：“我想借用费·布罗代尔的形象化解释：工业革命就是从木柴和木炭的文明过渡到铁和煤的文明。”(23)铁是强人时代重要的物质象征，是强人时代的曙光和地平线。铁的出现，彻底奠定了以数字(数学)为基础的技术大潮的来临。利奥塔尔对此最为清楚：“强迫技术改善性能并且获得收益的要求首先来自发财的欲望，而不是求知的欲望。技术与利润的‘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24)很显然，数字在此起到了杠杆和润滑剂的作用。
在铁和数字(利润，银行)结盟后，并不只有查理才是强人时代的主角，那些中产阶级甚至穷人同样是使太阳变黑的庞大部队。晚报时代，银行时代，快速的时代，数学的时代，注定只是强人的时代，胖子的时代。在1990年代，它仅仅以成功度量一切。在查理，是以占有了铁来标价成功，在强人时代，更多的，则是以占有金钱的数量。看看那些勇敢的强人们，那些胖子吧，他们快速地在晚报上露面，把脑袋伸向了所有纸张之上——名片只是按照欲望的要求按比例微缩成的一个象征物——疯狂地扑向金钱。那圆圆的金钱，是黑太阳的泪水。这种泪水，按雅典的泰门说的，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白，丑的变美，错的变对，卑贱变为高贵，老人变为少年，懦夫变为勇士——多少壮生素，雄狮丸，嫦娥霜，九转还魂丹被包纳其间(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强人时代提供了这一切。而早已有人如同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顶端对着巴黎吼叫的拉斯蒂涅。拉斯蒂涅，这个强人时代的英雄对着巴黎高喊道：“现在咱们就来较量一番吧！”
而一个淘气包、矮个子的瘦削旁观者，比如说，这个钟鸣、欧阳江河或柏桦，他怎样看待金钱呢？“钱的价值在它的美，而不在它的使用价值。”(25)这是个让胖子们打哈欠的想法。但他们也许不会明白，错误的不是钱，而是查理大帝统帅下的胖子。金钱在暗中哭泣。银行只是金钱的经纪人，金钱身不由己地落在了他们手里。革命的经纪人比革命更可怕，罪恶的股东较之于罪恶本身更值得唾骂，是中间环节决定了事物的最终面貌。所以，在强人时代，在白肉滔天的1990年代，金钱只有等待同情的份。这个任务，只有诗歌和认证式写作来处理——无论是描述性质的涛歌还是解释性质的诗歌，无论是从灵魂现象学的角度还是灵魂解释学的角度。
钟鸣说，我看见胖子们出没于晚报、银行组织的各种宴席，他们大声呼喊，吆喝，狼吞虎咽，土地在一寸寸缩小；我看见麻雀们唧唧喳喳，声音婉转、清越，表达着没穿衣服的欲望，在对着胖子们高声叫好。麻雀和胖子是钟鸣——1990年代认证式诗歌的写作者——给予强人们的两个有趣封号。“强人时代，总是要求新的地平线，新的太阳，人民，新的经济政策……总之，一个新的断裂。”(26)在这个美妙的断裂中，晚报与银行以及由它们所框架、议定和标价出的成功催生了胖子和麻雀。
胖子是由过多的成功堆砌出的，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数字；而为了继续成功，他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进食；在进行发泄性的床头征战时，又不免大汗淋漓；而对于既定目标，对于闪闪发光的标价欲望的什物，则看似慢吞吞实则十分有效地像小坦克一样压了过去，直到目标成为囊中之物。这就是钟鸣所谓“舒芜一类的‘胖子战术’。”(27)胖子们虚假、臃肿、肉感的假笑，经过激光割包皮处女膜修复术，来到了晚报和银行标定的广场上。胖子是强人时代的雕像，为群众所赞美，包括他的肥肉和臃肿。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麻雀们充当了重要的聒噪者角色。他们为强人时代和胖子们高歌。胖子是他们的榜样和追求的理想。麻雀的最大目标，是不成为麻雀而成为胖子。但就目前的条件来说，一方面麻雀是被需要的，另一方面，他想成为胖子首先还得做麻雀。麻雀就是胖子的基本群众。钟鸣敏锐地发现了二者之间的隐秘关系：
财神爷很好骗，因为麻雀是富裕的。
(钟鸣《续珂丁诺夫》)
但他们显然还不够富裕，真正富裕的是胖子，麻雀尚需努力。作为强人时代的聒噪者，麻雀们最大的本事在钟鸣看来，就是善于玩弄文字，他们都是一伙伙地区性的文化名人，以营造虚假意识为能事，诋毁认证式写作的才智，以此作为能成为胖子的见面礼(比如那些小品文作者)。M.Scheler说过：“现代人不再将整个情感生命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符号语”，“而是将其视为完全盲目的事件，它们像随意的自然演变一样在我们身上进行；现代人也许必须在技术上引导它们，以便兴利除弊，但是，当现代人考虑到它们的旨意何在，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它们对我们的忠告和警戒是什么，它们的目的何在，它们在预示着什么，此时，现代人被教导不必听命于它们！”(28)这中间无疑有麻雀们的功劳。钟鸣从麻雀们的一个生理细节说出了这一特征：
……麻雀的眼睛
总是不直对着你，哪怕只有两秒钟
心怀诡计，才会这样，那是程序
为春天赤字付款太多
(钟鸣《伤感的旅行》)
以迂回的目光看待时代，麻雀们倒更能得知强人时代的数字和欲望的秘密，并充分利用这一秘密——这是如何变胖的秘密。罗兰·巴尔特的传记作者用如下之言，描述了巴尔特学术立场的转变，很可以有效地用在这里：“他最初是描述社会用来自我言说的那些寓意，后来逐渐转向描述社会的谎言。他认为，‘神话’企图强加给人们一种对现实的歪曲的阅读。”(29)也许是巴尔特有感于巴黎的麻雀们——比如拉斯蒂涅——太多了吧；中国的麻雀在数量上又怎么会少于巴黎呢。谎言是麻雀的重要特征，巴尔特算是摸到了命脉。钟鸣像是对罗兰·巴尔特鼓掌般地承认：说谎是“强人时代最明显的他特征”。(30)“人们靠谎言过日子，说谎成了我们的天性之一。”(31)想想克尔凯戈尔咬着别人的耳朵说出的话吧：“谎言是一门科学，而真理是一个悖论。”麻雀们在怎样为成为胖子的欲望所驱使呢？方法之一就是自命精英、知识分子；在悲叹失去了庙堂与广场后，据另一位著名的麻雀说，他们已退回到岗位。岗位？是的，继续聒噪的岗位。
钟鸣兜头给他们泼了一瓢凉水：他们“嚷嚷自己是诗人呀，精英呀，知识阶层的宠儿呀……其实，你狗屁不是，你只是群众罢了，一个饱经政治风霜和超级谎言而仍泪水不尽的群众，一个流里流气自以为浪漫的人……一个安全沉沦在无所事事色情和暴力中的人，扔石头者，点火者，理想破灭，激情殆尽，陷入金钱原始攫夺或仓皇鼠窜弃国而走的人。”(32)他们不过是互相吐口水，跟在中产阶级屁股后边挥着欲望的旗帜和铁勺的群众。因此，钟鸣才不无感伤地说：“将那些哀伤的事告诉人民，/那些彼此互不信任者。”(钟鸣《我是怎样一个失踪者》)而这伙被称作知识分子的特殊麻雀哪里理会这么多！他们为成为胖子的欲望所驱使，实施了和既定胖子有所不同的战术：这就是“词语的纵欲术”。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形容。
形容使1990年代(即强人时代)得以生存下去，同时，也明火执仗地鼓励了胖子、晚报与银行。形容术是麻雀成为胖子的关键步骤，因为形容终归会使他们慢慢臃肿起来。麻雀最终能否成为胖子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各种意义上说，1990年代都是酷爱形容的时代——小品文的铺天盖地只是其中的表征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种形容，就很容易让人忘却：在一个不可能也不合时宜的时代虚构各种形式的乌托邦。普通话就有这样的癖好。且不说它在远古时代的前科，也不用说它在政治生活中的荒谬，单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又何曾两样。普通话的形容嗜好就是一种修辞术。形容(修辞)可以使人们在虚拟的时空中模拟生存，形容是古旧命名法则指引下的一种通病，形容也暗中鼓励了不及物的诗歌写作——钟鸣称之为“仿古崇高”。善于默读、善于形容的普通话，在1980年代的诗歌中，虚构了多少伟大而又渺茫的希望！普通话诗歌写作为我们带来了自慰式的虚拟满足。修辞术(形容)在普通话里有着悠久的传统，四书五经暗示了这一点。形容使乌托邦陡然之间臃肿起来，在空无一人的天堂中，行走着虚无的、虚拟的胖子。
而在晚报上兼任自己会计和出纳的专栏作家，则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麻雀(它们和乌托邦还不是一回事)，是胖子的准备阶段。晚报心态，小品文，痛苦，愁闷，漠然的小情小趣，无非是对强人时代的献媚，是为成为胖子进行的初级形容入段准备工作。胖子们浑身上下叮当作响的是银行存单，数字；披的是晚报，上面写满了许多词汇：正史，历史哲学是最耀眼的东西。正是这些人，既作为强人时代的成功者，又作为它的支撑者，把1990年代搞得痛苦不堪：
这颗石头把蜜蜂折腾得够戗！
把乌云折腾得够戗！许多人
更是把时代折腾得够戗！
(钟鸣《伤感的旅行》)
啊，这时代，被当猴耍……
(钟鸣《苦蛋蛋：狐变之一》)
诚如钟鸣所说，“人或许会失去机会，因为，社会比人更早地失去了机会。”(33)“人性之善在尚未充分展现时，时代便预先堕落了。”(34)但我们不应该一味指斥1990年代的堕落、卑污，甚至不应该指斥晚报、银行和数字。它们也许更值得同情。钟鸣的《旁观者》及其几乎所有诗作，都几乎不是对自己的同情，更多地体现出对时代的悲悯。但同情是很值得怀疑的。米兰·昆德拉更愿意这样来理解同情：所有从拉丁文派生出来的语言里，同情一词，都是由一个意为“共同”的前缀(com)和一个意为苦难的词根(passio)结合而成(共——苦)。而在其他语言中，比如捷克文、波兰文和瑞典文中，这个词是由一个相类似的前缀和一个意为感情的词根结合而成(同——感)。从拉丁文派生的“同情”(共——苦)一词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看到别人受难而无动于衷；或者我们要给那些受难的人以安慰。另一个近似的词是“可怜”，意味着对受难者的一种恩赐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同情”(共——苦)这个词总是引起怀疑，因为它表明其对象是低人一等的人。昆德拉接着指出，在那些同词根“感情”而非“苦难”组成的“同情”一词的语言中，这个词也有类似的用法，但很难说这个词表明一种坏或低一级的情感。词源学给这个词暗示了另一种解释：有同情心(同——感)，意思是不仅仅能和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去体会他的任何情感——快乐、焦急、幸福、痛苦。(35)钟鸣很可能是从后一个意思上使用同情的，他的整个创作似乎都在说明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前提下，钟鸣指斥的仅仅是胖子和麻雀，因为对于时代事境的痛苦来说，他们也许才是真正的根源。
有意思的是，钟鸣对胖子和麻雀的痛斥，是以一种特殊的文体来承载的——那就是互文式的各种文体的交叉使用。小说、注释、随笔、诗歌、论文甚至新闻图片。一切都是试试看(即波德莱尔所谓try to do)。钟鸣没有卖弄博学和才华的意思，而是1990年代已被强人们折磨得到了需要各种文体交互使用，才能说明问题的地步。因为据巴赫金揭发，每一种文体都代表着一种进入社会和时代的特殊角度。钟鸣各种文体交互使用，正表明他不想只从某一个角度去看待1990年代，而是想全方位地、整体地去观察。但全方位从来都是上帝的高度，人总免不了有偏见。《娑恭达罗》说，当法律、规定都不能判定一件事物时，善良人的良好愿望勉强可以充当标准。钟鸣无论在使用什么文体，无论在批判、挖苦、嘲笑、指斥麻雀、胖子、晚报、银行、数字、形容……时，贯注其间的是对时代的同情(同——感)；这种同情就是善良人的良好愿望。钟鸣没有掉进营造虚假意识的胖子们的俗套之中，他对1990年代本有痛苦的理解，超过了对它的嬉笑怒骂，尽管后者也表演得十分本色和充分。
好笑的是，钟鸣也是一位文学上的趣味论者。但他和晚报小品文的小情小趣完全不一样。把苦难当作笑话，把眼泪转化为俏皮语，换一种方式说，把个人的悲惨境遇做成小吃，并在这种“做法”中，把时代的黑暗部分、时代本有的痛苦，当作婴孩般来怜惜，这就是钟鸣的趣味。这种趣味的结果，是迎头撞上了1990年代，而不是以内省与冥想为幌子回避时代。钟鸣说他喜欢排任何队，喜欢像个流氓一样，混迹在人群中，就是他的趣味性的直观表达。而晚报心态促成下的麻雀们的小品文之趣，实际上是一种回避政策，一种恍惚。它把一个巨大的敌人倾向于想象为不存在。这是掩耳盗铃的新战术。“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在这里，可以用作对晚报小品文趣味心态的注释。让我们看看钟鸣的趣味性的真实面貌吧，在1990年代——
野兽惨遭灭绝，灵魂继续恶化
时间测算痛苦的是另一种框架
地质学中沉寂的部分已被发掘
巨大的行星被非人的力量吸吮……
(钟鸣《时代》)
于此之中，不难猜测，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应该承担怎样的道德-伦理重任，一切都在钟鸣的那几行诗中了。
①(23)[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译本)，顾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第11页。
②⑨(11)(17)(18)(21)(22)(25)(26)(27)(30)(31)(32)(33)(34)钟鸣：《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第299页，第398页，第234页，第262页，第481页，第1241页，第563页，第1282页，第715页，第328页，第378页，第181页，第85页，第220页。
③④(16)[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译本)，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8页，第51页，第99页。
⑤[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⑥[清]况周颐：《蕙风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⑦陈村：《小男当家》，《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17期，第25页。
⑧[清]沈复：《浮生六记》卷一，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⑩W Benjamin,Karl Kraus,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tings,p258.
(12)[墨]帕斯：《双重火焰》(中译本)，蒋显璄、真漫亚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3)蜀语，意为暗中说出、揭发出。
(14)1995年，某市曾针对18所大学近万名大学生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是，经常阅读诗歌的人仅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6‰，偶尔读点的是31.7‰，从不接触诗歌或者对诗歌根本不感兴趣的超过半数，而在阅读诗歌的人中间，也仅有不到40‰的人表示对当代诗歌有兴趣。(参见《北京青年报》，1996年2月14日第3版)
(15)孙文波：《诗人与时代生活》，载民刊《现代汉诗》1994年秋冬卷，第121页。
(19)李子：《专栏作家的苦衷》，载《成都商报》1998年3月7日第4版。
(20)[墨]奥·帕斯：《批评的激情》，赵振江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24)[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中译本)，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4页。
(28)[德]M.Scheler：《爱的秩序》(中译本)，林克等译，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8页。
(29)迪迪埃：《结构与符号》(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35)[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