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体系论文,习近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6)04-0028-08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而且涵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历史任务、核心本质、发展主题、发展理念、领导核心、为人民担当、根本目的和根本保证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等各个方面。根据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在新的伟大实践中诞生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主要包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的立场方法论；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坚定自信论；以“中国梦”为通俗表达的奋斗目标论；以“四个全面”为基本框架的战略布局论；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理念论；以“协商民主”“政治规矩”为突出特点的政治建设论；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强国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理念、注重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并且在实践上有所作为的发展环境论等。 一、立场方法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秉持的立场和蕴涵的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核心精神和本质要求，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 1.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支撑点，也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立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尚书·五子之歌》)，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习近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并将其深刻道理转化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四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等。他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多站在群众的立场想一想，多做一些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一些得民心聚民气的工作，珍惜民力民智，解决民困民难，维护民生民利，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科学运用和生动体现。 2.辩证思维。习近平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学习掌握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实际，自觉使思想适应新形势、新常态；同时，又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唯物辩证法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例如，他运用辩证思维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对立统一，概括了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很少考虑环境因素，一味索取；第二个阶段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但彼时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然显现，促使我们认知到环境与生存发展的关系；第三个阶段是感知到青山绿水也能够持续地带来金银，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重要论述，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3.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1](P289)，这是习近平多次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呼吁关注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强调只有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只有倾听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调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而矛盾则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在工作中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突破口；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要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处理疑难问题、驾驭复杂局势的本领；等等。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需要运用哲学思维总结实践经验、揭示客观规律、把握发展之道。 4.学习实践。所有问题不论新旧与否，剖析与解决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增强自身本领。而本领却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所以习近平要求，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要从学习到实践，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中增强我们的本领。习近平多次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治国理政的价值导向下，他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他指出：“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2](P406)，强调“要把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学习的根本出发点，使认认真真学习成为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工作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3] 创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运用辩证思维，带着问题从实践中学习提高治国理政本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立场方法论，这个立场方法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方向，谋划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布局、发展理念和发展的重点。 二、坚定自信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通中国共产党一切理论和实践的突出主题，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条发展主线，具体化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三个自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总结和吸纳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在不断攻坚克难过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步。 道路自信是指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于当代中国以社会主义为路径选择的合理性认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的肯定和认同。理论自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创新理论成果的真理性认同。制度自信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中国进行实践的功利性与正义性的感知与认可，坚信我们的制度显现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点和优势，它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表征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历史进程，维护了国家发展进步，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者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首先，三者相互依存。道路自信是前提，道路的实践为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养料；理论和制度则以系统化和实证化形态表现道路，坚定道路自信是坚定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前提，促进理论指导实践、制度保障实践。理论自信是思想基础，它阐释了道路自信的合理性，诠释了制度自信的合法性。制度自信是基本保障，完备的制度既解决了现实方面的问题，又反映了当代中国所行路径的验证结果。缺失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便缺失了基本保证。其次，三者相互促进。道路一经确定，就能够对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实验平台，从而推动了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晰了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标准和演进方向，为拓展道路和完善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再次，三者有机统一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旗帜，具有指向作用，道路体现实践性，理论强调指导性，制度侧重保障性。正是由于“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行动指南、实现途径和根本保障。坚定“三个自信”，就是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化为“三个自信”，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主线的基本内涵。 三、奋斗目标论 习近平将“两个百年”现代化目标表述为“中国梦”，它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系的形象化表述。“两个百年”现代化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P39)中国梦不仅是民族的梦，更是每个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需要付出我们的艰辛，任重而道远。 所谓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实践过程。我们有“汉唐盛世”“康乾盛世”的美梦，也有“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的噩梦。今天我们的这个梦，是一个古老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和饱经磨难的历史交织出的“中国结”，这是一个凝聚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民族在历经辉煌后又遭受列强肆意欺凌的无声呐喊，是初尝小康滋味后全体中国百姓对未来的深情期盼，更是新一届领导的施政理念的通俗表述。 习近平认为，实现中国梦必须具备以下前提条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弘扬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内容的中国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中国力量。而道路、精神和力量是我们在为中国梦奋斗时都必须注意的环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舍此，别无他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走好这条道路的政治保证，也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政治保证；中国精神凝结着中华民族奋斗不屈、勤劳爱国和改革创新的情怀，正是有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创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有了明确的道路和中国精神的无形力量，还少不了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力量，各民族团结起来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建造美好的家园，实现各民族的中国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梦有自己的属性和特色，它是中国的，不是其他别国的梦，是中国的梦、中国人民的梦，是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复兴。 四、战略布局论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又在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把这“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路和蓝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谋划。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中从欠发达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其基本内涵是：经济稳步健康发展，文化软实力极大提升，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基本保障，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初步建成，民众生活明显改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和军队等方面的全领域的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在不断改革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前提下，建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严明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管理党员干部，认真有效改进工作作风，紧密结合党的思想和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实现党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和自我净化，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5] “四个全面”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每一个“全面”都各具特色、主题鲜明、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四个全面”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它体现的是“总分总”的序列架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愿景的前置条件和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导向功能。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保驾护航。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6]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依法治国互为支撑，共同推动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严治党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唯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促进党的发展和进步，打造党的健康肌体，方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有所作为有所担当。因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其他“全面”的坚实保障。 “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战略目标的手段，不能或缺。系统提出“四个全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水平的极大提升。“四个全面”实现了发展愿景、执政理念、工作方式、党的建设的有机结合，开拓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重点。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必将激发中国人民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迈开坚定的步伐，努力奋斗，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 五、发展理念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大势，创造性地阐发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涵的发展理念。它是“十三五”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关于发展路径、发展方向、发展领域的基本概括，也是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验的集中提炼，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先导力量，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对“十三五”规划建议作说明时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 “创新”是国家发展全局的基点与核心，它回答了发展的动力问题，提出创新理念，目的在于不断推进理论、制度、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创造性成果；“协调”则着眼于“怎样调试好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以期达到均衡、稳健、可持续发展，目的在于破解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协调问题，形成平衡结构，增强整体性的发展；“绿色”回答了发展中“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以期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久发展；“开放”是指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发展对接，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何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共享”回答了“发展目标是什么和发展成果如何分享”等问题，强调发展的公平正义属性，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坚持共享发展，旨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就该意义而言，共享发展也可理解为包容性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相互间并非孤立无关，它是有机的统一体，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共同构成一个唯实的发展思路、缜密的发展逻辑、恢宏的发展架构，它们主题主旨相通、目标指向一致，统一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共同建构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逻辑体系，也是开辟未来发展愿景的顶层设计。 “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型，其立足点是要促进发展方式达到革命性转变：从依赖土地开发、低成本劳动力等资源要素驱动及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化；从失衡、涸泽而渔式的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因片面追求GDP而导致重度污染、超高能耗、粗放经营的发展转向敬畏自然、遵循经济规律的绿色发展；从较低层次的开放转向较高标准的开放；从显失均衡的畸形发展走向共同富裕共享繁荣的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协调是发展的手段与目标，绿色是发展的本源和归宿，开放是发展的趋势和条件，共享是发展的目的与愿景。从“五位一体”延展至“五化同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再发展为“五大发展理念”，这堪称发展观的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关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筋骨”与“魂魄”，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引”，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发展的新境界而行稳致远。 六、政治建设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建设领域亮点频出，其中“政治规矩”“协商民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 1.政治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规矩”。2013年11月，他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这就明确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规矩的弦，切实把规矩意识落到日常言行中。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对党员干部来说，党的规矩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党章是党的总规矩；其二，党纪是对党员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针对全体国民，党员必须遵守；其四，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工作惯例。 “政治规矩”是理解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新的关键词汇。提倡政治规矩，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促进党内团结统一、重塑党组织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加强党员的纪律性，净化党的政治生态。[7]讲政治规矩，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官场存在的一些“灰色心态”。这些心态，有的已经被十八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震慑、所涤荡，有些目前依然在官场上存在。讲政治规矩，事关“破”，也事关“立”。破除积弊、立下新规，“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通过讲政治规矩，严肃党的纪律，规范党员行为，促进党内团结，维护中央权威，进而增强党的领导力量，更好地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2.协商民主。所谓协商民主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利益相关方围绕社会重大问题和切身利益问题，在决策前和实施决策过程中开展协调商议，力图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形式。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愿景，从“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和相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三个方面，清晰阐释了协商民主的必要性、重要性、功能性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8]。这突出表现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8]。 协商民主发端于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发展相契合。它不是要弥补代议民主的不足，而是要践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方针，构建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因此，尽管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同为中国实践人民民主的两种形式，但相较而言，前者应该是当下中国的主体民主形式，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全面实践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而这项事业是艰巨而复杂的，目前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需要每个人出力献策，发挥主人翁作用，就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得出最大公约数，从而达成共识，排除改革的阻力，形成发展的助力，落实“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顶层设计，早日实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确定的总目标。 七、文化强国论 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文化强国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建设内容包括： 1.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牢固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旗帜是形象、是方向，只有旗帜正确才能方向对头，大家才知道跟你往哪里走。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把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P153)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到“极端重要”的位置要求全党引起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在政治上的高度自觉性、思想上的充分成熟性和理论上的完备拓展性，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坚持。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签，是国家前行的精神动力。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为此，习近平强调，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做“凝神聚力、基础牢固的重要工程”，“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它与意识形态主导权一样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引领。 3.弘扬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雄厚根基。为此，习近平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价值，经过“适应性转化和开拓性发展”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达到“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之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总是与其文化的盛衰相联系的，没有中华文化的兴盛，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如何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呢？习近平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群众为中心、为民担当的工作导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找准文化改革方向。 5.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认为，当下中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10]。建设文化强国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奋斗目标，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一切文化建设方针和任务的确定都要紧紧围绕这个总目标来进行。他特别强调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其所指“根基”，既是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又是国民良好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在论及对外文化交流问题时，习近平都有针对性地谈及了国内文化建设问题。这种对文化建设的“内”与“外”的区隔及对“内”的浓彩重笔，吻合了文化软实力“形于中而发于外”的客观规律，凸显出国内文化发展对促进软实力提升的根基功能、民众思想境界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水平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制约影响。 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主题灵魂，中华传统文化是它的深厚根基，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建设是其战略重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其内在保证，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其发展目标。灵魂、根基、重点、保证、目标，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的文化引领和标志。 八、发展环境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需要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调整，进而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国崛起以及其他重要因素，引发各国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重组或调整。面对纷繁复杂的世情，习近平未雨绸缪、锁定主要目标、果断应对，阐释了他的外交战略新思路和总体安全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和平发展愿景与合作共赢理念、文明交融期望与亲诚惠容姿态、打造命运共同体和拓展全球治理新渠道、维护国家主权和确保国家安全。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扩大同世界各国各方利益汇合点，刚柔相济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习近平既因循“韬光养晦”，又主张“奋发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探寻全球治理的新渠道，打造以合作共赢为前提的命运共同体。秉持“和平发展”愿景，主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秉持“合作共赢”基本思路，尊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阐发“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整合亚欧大陆经济，打造新的世界地缘中心；围绕“文明互鉴、亲诚惠容”理念，布设拉美、非洲乃至东欧的“点”，铺垫周边睦邻外交的“面”。 习近平以包容共生的中华文化心理和兼容天下的博大民族胸怀为基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阐明了以独立自主、互利共赢、和平发展为理念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通过多项顶层设计和一系列战略谋划的实施，开辟了我国对外交往的新局面，营造了我国开放发展的和平环境。 在注重通过外交战略营造良好发展外部环境的同时，习近平还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以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多维的安全环境。2014年4月15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思想：“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习近平还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它既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又能够促进党领导人民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改革开放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国家安全由多要素构成，包含多个层面牵涉多领域，人民安全是宗旨，经济安全是基础，政治安全是关键，国防安全是前提，军事安全是保障，社会、文化、国际安全是依托，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综合性的国家安全道路；坚持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既维护国土安全，又保障国民安全，体现了保障国家安全的目的性和力量来源；坚持对内建设平安中国，对外建设和平、和谐世界，既重视外部和平环境，又重视内部平安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宏观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作风过硬、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保护国家发展利益，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在保障国家安全中的职能和使命；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要使我国成为网络强国，这体现了保障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 把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综合性加以思考并进行系统阐述，又在实践中设立了统辖能力极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强化对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和领导，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突出亮点，是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实践贡献。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确保民族复兴的国家安全总战略，是坚持中国道路的国家安全总构建，是全面治国理政的国家安全总指针。 总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安全与发展两大领域，统筹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五个文明，贯通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国家政党军队治理、外交战略国防建设等多维层面，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立场方法论”是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出发点；“坚定自信论”是贯穿治国理政思想的主题脉络；“奋斗目标论”是治国理政思想关于中国发展愿景近、中期时段的阐释；“战略布局论”是治国理政思想关于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和宏微观措施；“发展理念论”是浸透和布散在治国理政思想的求实理性认识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科学性思维展现；“政治建设论”是治国理政思想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对应；“文化强国论”是治国理政思想关于弘扬中华文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清晰表述；“发展环境论”是治国理政思想基于对世情、国情演化趋势的准确判断，以对外战略和总体国家安全为支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营造良好内外部环境的系列主张和基本理念。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真实写照，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是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它的产生和形成是理论与实践逻辑、历史与文化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进、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标签：协商民主论文; 治国理政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习近平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文化自信论文; 中国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