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挑战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谈论全球性挑战问题上的中国，或者说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行为方式的往昔表现、现今情势和未来前景。
迄今为止（而且今后大概仍将如此）驱动这一从往昔到现今再到未来的演化的无疑包括下列互相影响、互相加强的基本要素：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国际重要性强劲提升；与此相应中国国际责任显著扩展和加重，同时承担此责任的能力也愈益增强；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的联系不断扩展和加深，在其中的利害关系越来越大；在从贸易和金融到安全和生态等各个功能领域，外部世界越来越深切和巨大地受到中国的影响，它对中国行使积极作用和履行国际责任的期望和要求也随之增大；伴随中国参与其中的全球化和普遍工业化，被广泛视为甚至近乎举世公认为全球性挑战的威胁或危险不仅增多，而且愈益突出，与此同时“国际—跨国”合作和多边构造在世界政治话语乃至世界政治实践中分量递增。
驱动此演化的还有这么一类基本要素：与中国国内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的多方面巨大变迁相伴，中国对上面所有各项事态的认识、与之相关的观念、意识形态成分和政策回应方式也在累积性地变动，其总方向是经过行为调整去比较积极地适应它们，或者说适应变动着的中国和世界。所有上述要素导致与不多年前的状况相比，中国在致力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参与相关的“国际—跨国”合作方面可谓进展夺目，意义重大。中国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和做出国际贡献。
然而另一方面，另一些基本要素也一直在有力地起作用，它们导致中国在全球性挑战和相应的多边合作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和政策一般总是具有显著的精致性和复杂性，总是需要按照中国多方面的具体情势（而且大多是富含内在矛盾和两难的具体情势）予以分析和评价，并且在多数场合显著地慢于和低于西方的期望，它们往往太多地以普遍主义／绝对主义方式看待世界和要求中国。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中国多种巨大和往往严重的国内经济社会难题，在大多数时候要求甚或逼迫中国政府优先予以关切，并为之优先投入资源；与此密切相关，就大规模和快捷地扩展和增加国际责任承担而言，中国迅速增长的能力几乎总是显著不足；广义和狭义的代价或成本关切，是决定中国对外态势和政策的常在的最大考虑之一，甚或一定意义上可谓“压倒性考虑”；中国对外政策利益的多样性包含着一种必然，那就是与应对一项全球性挑战直接相关的政策会与另一部分政策相抵牾，后者契合另外一项或几项对外政策利益（尤其是已有甚而传统的），由此而来的两难意味着不定的选择，就中国而言很可能相对较常和较多地倾向于后者；多边合作和多边构造中总是多少存在分配问题或难题——关于代价、得益、作用、地位、影响等的“谁多谁少、谁高谁低、谁强谁弱”问题，中国作为全球性问题领域内多边合作和多边构造的较新或潜在的参与者，一般来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而自然相对较多地顾虑分配问题。
不仅如此，若干看法和思维方面的要素也有重大影响：在具体界定跨国挑战的范围、烈度、后果和原因方面，中国的很大部分属性和情势导致与一般西方国家之间往往有重大和深刻的看法差异，从而使得中国在相关的行动问题上至多仅只有限而非完全地与后者合作；此外，中国较多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倾向的视野和思想方式，中国当代比较审慎保守的政治及战略文化，连同任何国家的思想演化在大多数场合必有的逐渐性和有限性，也制约了中国的有关承诺意向。总之，进展与制约相较，可以说当今中国介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综合的中间立场”正在向增多普遍主义成分和减少特殊主义成分方面移动，或曰比过去较接近西方，但同时它仍然和仍将是较多后一类成分，不会与西方雷同。
就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民社会“三边”合作型多边构造而言，中国的参与有一重大薄弱环节，那就是主要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思想观念的原因，中国政府大致与跨国公民社会集团绝缘，同时中国缺乏自己的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公民社会集团，即各种各样基本忠于中国制度但相对独立、同时有跨国活动空间和能力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团体。就此，中国（主要是中国政府）必须解放思想，尽快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政策习惯中某些显然不适合的成分，以便开创中国“草根”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局面，否则中国势将在未来世界政治的一大紧要方面处于严重劣势，并且显著减小中国能够在世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做出的贡献。①环顾当今，世界主要面对经济、安全和生态、资源及公共卫生三大范畴的全球性挑战。其中，经济全球性挑战非常强烈地由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凸显出来。2008年急剧爆发和席卷全球的这场大风浪灾害性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病变和调控“真空”。全球化已发展到使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金融复杂得极难准确认识、成功预测和有效调控，同时大大诱惑和便利了在全球化金融体系中占支配性优势的“部分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灾害浪潮中，各国不约而同地大力尝试加强国家干预和国家监管，同时人们远比过去频繁和急切地希望通过多边构造去应对严重的全球金融失序和贸易失序。
中国由于其急速增长以至对全球影响巨大的经济和贸易分量，加上其世界最大外汇储备拥有和处于前列的金融救助能力（在许多人那里还加上中国对美欧日和若干中等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顺差），成了在这方面被议论得最多的对象之一。已有的国际金融多边构造——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G8集团等——连同有关国际融资和投资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多边规则，其狭隘和陈旧远不符合世界金融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实力和潜能分布变化，而且目前在其中占压倒性地位优势和决策优势的“维持现状力量”更多的只是谈论中国可做的贡献和应负的责任，而非中国可有的得益和应享的权利。在中国方面，国内经济压力和尚待转换的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缓解得过慢过微，同时非常审慎的战略文化显著制约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作为主角之一积极推进金融多边构造改革和创新。出于固有的谨慎，“当今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乐意在国际舞台上过多施展其分量”；“北京在全球大门面前犹豫徘徊”。
当今的全球性安全挑战主要是核扩散、跨国恐怖主义以及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等人道灾难。必须看到，与现在主要由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构成的经济挑战相比，核扩散、跨国恐怖主义和人道灾难在范围和烈度方面是否足以构成真正的全球性安全挑战还远不那么确定，也就是说有潜在或实在（或曰未经公开表达和已经公开表达）的广泛争议，缺乏无可置疑的全球共识。在对其原因的理解甚而对其大概后果的预计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人们只要一般地观察或精细地透视各国政府围绕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验、以色列核武力、真主党和哈马斯甚或塔利班问题、恐怖主义定义争论、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苏丹达尔富尔事态、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争议及米洛舍维奇审判争议等重大问题和事件的政策或心态，连同各国公众的相关看法和倾向，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全球性安全挑战问题上有着充满普遍主义对特殊主义涵义的歧异局面，它们自然导致或加剧了有关的多边构造的严重不足和显著低效。②
中国在国际社会防止和制止核扩散方面已经做出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非常困难的朝鲜核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上。中国近五六年来为争取和平实现朝鲜非核化作的经久、艰巨和具有局部成效的努力非常引人注目，构成中国国际安全作用和国际政治影响大为增长的很重要一环。特别是中美关系，与国际安全领域中国的负责任信誉一起，成了这种努力的最大受惠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核试验决议三天后，美国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说：“对那些密切跟踪美中关系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在和中国一起就中国的一个邻国做的事史无前例……因而或许在历史书里……将由于促使美国和中国更加靠近而大有功劳。”③然而，2007年1月美朝两国开始就核问题双边谈判后，关于朝鲜的“普遍主义”非核化事业比起主要参与国各自的“特殊主义”行为，可谓此消彼长。中国愈益显得不愿为朝鲜非核化而严重疏离朝鲜，以格外的毅力忍耐朝鲜的对华轻慢和其他不善态度，持之以恒地援助朝鲜，同时操作对朝贸易和投资。这与中国齐头并进地维持和发展对韩关系的努力一起，提示人们中国在以几乎特有的耐心和耐力，“从容”追求自己在半岛的、与半岛和平稳定一致的长远利益。④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始终在多边构造（联合国安理会、中美俄英法德六国会议、国际原子能署）与伊朗等有关国家的双边外交中促进伊朗非核化，另一方面始终维护自己在能源和外交方面至关重要的对伊基本关系和对伊朗核问题的“中国理解”。⑤
对于跨国恐怖主义，中国一贯持明确的坚决反对立场，参与任何对中国来说合理恰当和力所能及的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但同时坚持实际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分兼具，并以有分辨地细致对待具体情势为主要特征的几项基本立场，与美国政府的“反恐普遍主义”有鲜明的区别，主要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应采取立法、行政、司法等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任何国家或政党、团体不能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国际社会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手段和方法都不应加剧民族矛盾、宗教仇恨、文明冲突和人民隔阂；反恐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避免伤及无辜，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反对将恐怖主义问题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相联系；反恐要标本兼治，各国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等综合手段加以应对，而不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⑥
至于人道灾难范畴内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在中国看来除冷战结束后的卢旺达大屠杀以外的那些主要的有关事件实际情势复杂，或外部干涉失当，因而中国从未参与有关的多国集体干涉行动，并且特别严厉地谴责北约的科索沃战争和明确反对就达尔富尔问题制裁苏丹。就中国未来在该领域的行为方式选择而言，中国将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可能在于：对中国的境外军事介入自我施加极严格的限制，这近几十年来的传统——由中国的近乎完全不容变通的不干涉内政信条加强的一个传统——是否应当按照某些可能的具体情势需要予以修改？
首先归功于欧美有关公民社会集团的长久努力、欧盟主要国家政府的政策取向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专注操劳，生态、资源及公共卫生方面的跨国危险已经至少在言辞层次上成了被普遍公认的全球性挑战。环境恶化、资源可得性状态恶化和跨国健康威胁近年来被世界舆论关注的程度大为增加，它们在世界政治议程中的地位（尤其是环境恶化问题）急剧提升。特别是气候变化，已经迅速地成为最显要的世界政治议题之一。2008年底在波兰城市波兹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4次会议）规模盛大，总共有来自186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多名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⑦假如没有差不多是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猛烈冲击和主题置换效应，气候变化本会是当前全球共同议题中首屈一指的。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欧盟在2007年的全力造势和美国随政府更替而来的态度转换，也是因为相应的关注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和不可抵挡的伦理正当性，加上它密切关联到在许多国家已跻身于头等挑战的国内环境保护及能源节约问题。
然而，发展程度和社会状态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首要关切差异、能力差异和经济结构区别，连同所有这些差别和所涉具体情势的高度多样化加剧的国际义务分配、代价分配的复杂和困难，导致在生态、资源及公共卫生领域比较有效的全球性多边构造严重不足，特别是在资源领域，而且在已有的全球性多边构造中要达成重大的全球性具体协议总是困难重重。最近的明证是，在波兹南举行历时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因为各国间争执不下差不多无果而终。一位既不满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更不满西方发达国家态度的美国学者说：“在波兹南的失败后，是诚实坦白的时候了：世界不打算较快着手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存在太多有力地指向错误方向的因素：西方国家已表明拒绝在它们造就出来的气候问题面前做出牺牲；发展中国家坚持自己能够像美国和欧洲生活得一样好，并且不愿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只要第一世界国家……拒绝这么做。缺乏任何合理的替代，加上我们缺乏发展出它们的兴趣，进一步阻碍了寻求解决的能力。”⑧
与欧美有关公民社会集团和欧盟国家政府相比，中国是生态保护、节约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后觉者，而且过去在这些问题以及全球性公共卫生领域有着“单边主义”惯例。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由于世界舆论的影响和国内同类挑战的强烈凸显，已经在原则上明确和坚决地认可大力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必要，并在较为接近力所能及的实践范围内做出努力，同时开始并显著增进有关的多边主义参与。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主席拉真德拉·帕乔里2007年底说：“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干得不错。”他赞扬中国政府非常明白气候变化的影响提出的挑战，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做能够做的事，包括转用高效能源、大力投资使用水力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等。⑩
然而，中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对一个根本两难——经济成长方面的眼前必需与生态和资源方面长远必需之间的紧张，而改革开放至今不平衡不健康的现有发展模式大大加剧了它。这与中国对西方的正当不满和中国较多特殊主义成分的政治文化及思维方式一起，反映在例如中国目前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受害者。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有美国的1/5……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只看现在，不看历史。因此，中国……一直呼吁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少找借口，少唱高调……中国会尽全力在国内做好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工作，但也不会接受违背基本原则的要求，不能承担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11)发达国家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的中国必须在缩小彼此间歧异的方向上各自适当调整立场，否则全球多边减排事业大概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西方与中国之间也可能增添一类新的重大意识形态歧异或对立。
中国对西方的某些不合理要求和压力的拒绝和抵制理所应当，同时在符合公正原则和真正力所能及的限度内增进自己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义务承诺和国际责任承担也理所应当。这两者绝非彼此排斥，而且都是为了中国的紧要利益。特别是在减小国际贸易巨额顺差、更积极地致力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全球生态保护、更有力地从事国际防扩散这四个方面，增进的义务承诺和国际责任承担首先与当前和长远的中国国内健康发展和中国战略安全休戚相关。中国需要就此改进或改革相应的对外政策，应更积极地参与多边构造建设。此外也相当紧迫和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改变自己对大多数国内公民社会集团和跨国公民社会集团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也必须真正明白，对中国的过高过急的要求、粗蛮的压力和喋喋不休的指责不仅必定遭中国拒绝而无济于事，而且会无谓地耽搁甚或多少阻绝相关的多边努力。西方需要改变自己的对华态度，放弃或至少显著消减文化傲慢、狭隘视野、某种特权垄断心态和普遍主义世界观。说到这里就应当强调，全球应对全球性挑战能否成功，说到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何种思想方式或“哲学”获胜：是普遍主义／绝对主义，还是特殊主义／相对主义，或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综合立场。
注释：
①时殷弘：“发展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集团”，《中国评论》（香港），2008年9月号（总第129期），第43-45页。
②严重不足的例子之一是中、美、俄、印四大国对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持批评和抵制态度；显著低效的例子之一是核不扩散体制完全未能阻止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拥有核武装置。
③P.Parameswaran,"Upturn in US-China Ties Seen Amid North Korea Nuclear Turmoil",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18,2006.
④本段关于朝鲜问题上中国政策行为的论断基于Shi Yinhong,"China and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ersistent Policy Dilemma",The Korea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1,No.1(March 2009),pp.33-47.
⑤约三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在酝酿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一个文件时采取的基本态势：“中国尽力半途迎合美国，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当涉及制裁时，中国会力图软化其措辞或限制它们。但中国也知道，投票反对一项［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安理会］决议将严重地损害与美国的关系。”Chris Buckley,"China Unbending on Iran",Reuter,April27,2006.
⑥“公安部反恐局负责人谈防范控制恐怖主义立场”，2006年8月26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26/content_5010022.htm.
⑦"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2008 Held in Poznan",Xinhua News Agency,December 2,2008,http://www.china5e.com/eh/ennews.aspx? newsid=e49c50ed-4cf2-46d1-9df1-9ab284b1449b&panelv=% u56fd% u9645% u8d44% u8baf.
⑧David Appell,"Let's Get Real on Environment",Guardian,December 12,2008.
⑨见国务院颁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编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文，2007年6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6/04/content_6196300.htm.
⑩"UN:China Does Well on Climate Change",December 9,2007.Original source:http://www.CCTV.com.http://sy2.mofcom.gov.cn/aarticle/chinanews/200712/20071205273408.html.
(11)参加波兹南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气候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答记者问，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网，2008年12月11日，http://www.weather.com.cn/static/html/article/20081211/196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