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外交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和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治家，从中华民族跨世纪的复兴伟业和世界前途相统一的高度，着眼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的新变化，着眼于世界政党政治出现的新发展，在继承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国际形势，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胆识和战略思维，以恢宏的全局谋划和高超的驾驭艺术，提出了与世界各国政党建立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的思想，实施新型政党外交战略，积极开展多边政党外交活动，不仅有力地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长足发展，而且为新世纪我党继续同世界各类政党深化党际交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装和行动指南。
一、以高远的战略视野谋划政党外交方略
开展政党外交，需要把握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正确认识世界政党发展形势，明辨和把握国际风云变幻特点，诠释政党外交宗旨，把握政党外交方向，就成为江泽民谋划新型政党外交战略的时代根基和基本前提。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定位时代主题。江泽民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洞察入微的判断力，审视世界格局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大变化，两极格局终结，新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国际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国际新旧政治、经济秩序处于激烈的碰撞之中。江泽民在冷静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后深刻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总的来看，国际形势继续趋向缓和，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力量继续增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新世纪，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更需要以强烈的机遇意识，坚定不移地实施多边政党外交战略，努力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以便尽快发展壮大综合国力，争取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和主动权。正是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最新形势的准确把握，江泽民政党外交观继续深化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全面展开了面向新世纪的政党外交战略谋划，使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更鲜明地体现了求和平、求平等、求合作、求发展的时代精髓，从而在战略层面确定了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的历史方位。
诠释新型政党外交主旨，发挥新型政党外交功能，服务国家发展。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始终放在服务于国家和党的发展战略上，与国家总体外交融为一体，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此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表现为“四个服务”：坚持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巩固和加强我党的执政地位服务。总体来说，主要发挥好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做国家关系的“奠基石”，发挥好基础性作用。在对外交往中，以建立、巩固、发展国家关系为着眼点，加强与世界各国政治家的思想沟通与交流。二是做国家关系的“助推器”，发挥好促进作用。目前，我党对外交往的政党中，执政党、参政党和在野党约各占一半，在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政党更替导致政权更迭、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我党充分发挥政党外交优势，加强对外交往与联系，有利于促进国家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保持国家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三是做国家外交的“催化剂”，发挥好政府外交的补充作用。着眼于国家关系的长远发展，在与我未建交国家，着力通过政党外交途径广交朋友，增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牵线搭桥。四是搭建国家关系的“独特舞台”，发挥好“窗口”作用。通过政党交往，我党在战略层面上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和对国际形势的原则立场，向世界传达中国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表达我党愿与世界各国和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意，使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和政治家更好地理解我党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展示我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同时，借助政党外交这个特殊窗口，能够扩大加深对世界形势的队识和了解，使我党更准确地把握国际风云变幻大势，进一步深入研究各类政党兴衰成败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探究国家发展和加强党自身建设的科学之路。
廓清迷雾，牢牢把握新型政党外交航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政党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遇挫折陷入低潮，非洲掀起多党制浪潮，世界政党格局动荡重组。面对世界政党出现的复杂形势，江泽民审时度势，敏锐地捕捉党际关系上出现的新特点以及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江泽民认为，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各类政党以不同方式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是各国政治生活中长期起作用的政治力量，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外政策，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国际复杂多变的形势使世界政党发展呈现出一些重要的新特点。一是各国政党及其领导人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将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重大问题，谋划未来。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空前活跃，政党之间的交流日趋密切和深化，对国与国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是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和政党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西欧社会党虽然仍在欧盟大多数成员国主政，但有的失去一部分选民支持，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也发生了一些不利变化；美、日等国政党斗争激烈，力量分化和组合日趋明显，欧美一些政党通过举行高峰会议等多种形式继续就所谓“第三条道路”问题进行探讨。三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相对平衡，各国政党都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四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继续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正是江泽民高瞻远瞩对世界政党发展形势的深入分析和掌握，中国共产党处变不惊，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发展对各类新老政党的外交工作，使我党的对外文流工作很快度过了短暂的难关，迅速打破了政党外交上的“冰冻期”。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跨世纪政党外交指导方针，声明我党愿在党际关系四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标志着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已全面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也步入了全面健康发展的轨道。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交往联系，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
二、以新型政党外交丰富国家关系内涵，服务国家关系总体战略
江泽民认为，发展同各国政党的友好关系，是发展国家关系的必然延伸和客观要求。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普遍发展的时代，党际交往越来越成为国际交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党际关系，或党际交往不正常，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完整。政党外交不仅可以增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党际关系，加深与各政党、组织之间的友谊，而且还能够通过政党外交达成国家外交目的，解决国家之间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通过新型政党外交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扩展国家关系领域。江泽民认为，在党与党、国与国的交往中，必须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必须互相尊重，坚持不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立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壁垒，也不应成为发展党际关系的障碍。搞意识形态的论战，搞社会制度的对抗，除了恶化党际关系、疏远国家关系外，不会有任何有利结果。对此，江泽民强调指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上千个民族所组成的200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因此，“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不应该把自己意志和模式强加于人。”[2]在江泽民政党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对象不断冲破“左”的羁绊，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从周边国家发展到世界各地区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延伸到发达国家，从共产党扩大到民族民主政党，从社会党拓展到右翼保守政党，形成了与世界各类合法政党普遍交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党际交往新局面。比如，1998年中日两国共产党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在断绝往来30余年之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重新对话，重新发展关系”，同时与欧洲民主联盟，美洲基民党组织，非洲民族民主政党，德国基民盟，葡萄牙社会党进行了初步的交往接触，与加纳执政党全国民主大会党、几内亚统一进步党、韩国新政治国民议会、国民新党、圣卢西亚工党、格林纳达联合工党、多米尼加解放党等新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1999年又与美国民主党思想库、英国保守党进行了初步接触，与澳大利亚、挪威工党恢复了中断10年的往来，以多种方式加强了与欧洲议会党团、希腊议会执政两党、法国公民运动等政党的交流。在广泛加强与其他国家地区政党交往的同时，江泽民更强调我国周边地区的政党交流。他指出，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政党的关系，致力创造一个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直接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及保持国内稳定繁荣。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不同方式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各类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联系和交往。对友好国家，着眼通过政党外交来巩固和加强国家间传统友谊和密切合作；对有分歧和争端国家，坚持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化解争端。先后与越南、老挝、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尼等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各国执政党、重要在野党发展和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加强了我国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通过新型政党外交，跨越国家关系鸿沟，实现国家关系新的突破和发展。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着眼于消融国家外交关系上的“坚冰”，打破国家关系上的壁垒，填补国家关系上的空白。为达到上述目标，江泽民牢牢把握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以灵活的方法、多样的形式、宽广的渠道，跨越国家外文关系上的鸿沟，致力于实现国家关系新的发展。首先，江泽民积极致力于推动与未建交国家政党开展外交活动，活跃党际关系，为国家关系正常化铺路搭桥。江泽民认为，开展对未建交国家政党的交往，可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可以先在政党组织之间就两国关系问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国内问题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尤其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其国内政党轮流执政，那些与我党保持党际交往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势必积极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比如南非非国大领袖曼德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他领导的非国大执政南非时，就积极致力于发展南非与我国的国家关系，从而融化了中南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冰层”，开创了两党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纪元。中越关系在中断若干年后，随着中越两党关系的正党化，中越两国也逐步实现了国家关系的全面正常发展。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半数以上未建交国家的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如1998年拉美地区未建交国中有6个政党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我国；1999年，我党与中美洲的地区组织进行了首次接触，接待了中美洲议会多党议员团，巴拿马当选副总统和前副总统等政要应我党邀请访问了我国。2000年，我党又先后邀请接待了15批未建交国家政党代表团，中美洲地区议会代表团在1999年成功访华后，又派来了由5国10党组成的多党议员团访问我国。这些未建交国家政党代表团通过来华访问，增进了对我党我国的了解，加强了双方进一步扩大交往的愿望。其次，江泽民运筹帷幄，致力于加强高层政党外交的深化和发展。江泽民认为，加强各政党间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党首领袖之间的直接对话，就双边关系交换看法，对增进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推动国家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如1998年韩国的金大钟、意大利的达莱马在出任总理前，分别以韩国自民党名誉总裁和意大利左民党总书记的身份来华访问，江泽民总书记分别与他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丰富了党际关系，促进了国家关系。1999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应江泽民主席邀请首次访华，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确立了面向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框架，明确了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的时间表，大大促进了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2000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记洛伦索、突尼斯宪政民联盟总书记祖瓦利、德国社民党总书记明特费林、芬兰社民党总书记赖蒂宁、俄罗斯“团结党”副主席波波夫、多米尼加革命党总书记苏贝尔维、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等，应邀来华访问，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未来发展构想和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出访亚欧6国时也分别会见了一些国家的主要政党领袖，有力地深化了党际关系，在更高层面上促进了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
三、以新型政党外交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提升国家综合利益
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把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起来，把党的国际威望与国家的国际威信统一起来，把党的外交宗旨与国家外交目标融合起来，实现政党外交与国家外交的无缝整合。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指针就是促进世界各国相互信任，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起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及“共同利益”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新国家安全观”中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江泽民“新国家安全观”主张以共同安全为前提，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中寻求共同利益的结合点，既考虑他国安全，照顾他方利益，又明确各方对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责任与义务，在世界各国、各政党间建构起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达到“共同安全、共同存在、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目标。江泽民“新国家安全观”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态等诸多层面的内容，是以政治安全为主体，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是一种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共赢原则”代替“零和原则”的新型安全模式。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的根脉就在于通过建立新型党际交往模式，努力构建起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以此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捍卫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威望，占据国家发展先机，在党际交往层面上为实现国家的综合安全和捍卫国家的综合利益创造有利条件。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以“新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国家利益作为我党外交的最高利益。对外党际交往也不再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划线，而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综合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根据国际政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立足于以丰富的内涵、多元的形式、开放的渠道，致力于寻求一种世界各政党间的合作交流模式，进行宽领域、深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党际交往，既注重政党间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又注重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的合作；既就国际重大政治问题进行磋商，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又在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制、主权与统一等问题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捍卫国家综合安全打造特殊的舞台，创造优良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为实现国家发展总体战略加注巨大的动力。尤其是在台湾、西藏、人权等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江泽民主张通过政党外交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如，1998年，意大利多党议员代表团和欧洲民主联盟代表团分别对西藏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代表团通过深入的参观、访问、座谈和会见，了解了原来不清楚的大量事实真相，纠正了偏见，从而在国际政党交往中维护了国家利益。
适时把经济因素注入政党外交领域，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各国竞争重点从军事政治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争夺以高科技、大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优势。这种国际形势的转向有利于世界各政党之间加强经济往来，增强经贸合作，有利于提升党际交往层次，拓宽政党外交领域，为政党外交注入新的活力。江泽民以战略家的高度敏锐性，因势利导，适时指导我党把经济因素注入政党外交领域，加大党际交往中的经济含量，并使之成为政党外交的“润滑剂”和“催化剂”。江泽民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惟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江泽民明确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好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对外开放并不是对立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我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置身于其外，但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在这种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能够不受世界经济安全影响。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自己的经济，许多外国政党在党际交往中要求加强经贸合作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并积极通过国家外交与政党外交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力求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争端，尽可能地寻求合作，避免对抗。近年来，在我党的一系列对外交往工作中，无论是党中央领导人还是各省市自治区党的负责人在出访他国时，经常偕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同行，为经济合作牵线搭桥，直接促成各国企业家广泛接触，商谈国际间的经贸事宜或促进双方经济界人士的学习交流。比如，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我党积极安排发达国家政党代表团赴西部参观访问，同时让西部省区领导出访考察，组织关于西部开发的国际研讨会，充分利用政党外交渠道为西部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极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
综观13年纵横捭阖的新型政党外交实践，江泽民以其高超的政略、战略驾驭艺术，成功实现了政党外交上的“双赢”战略目标，即扩展了政党外交内涵，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政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之林的良好信誉，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党政治中的份量；同时延伸了国家外交领域，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为国家全面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稳定的国际空间，维护和提升了国家综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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