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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货币文化时代，并非人口越多市场就一定越大，也不见得人口少市场就一定小，因为再多的穷人也支撑不起一个具有足够深度与宽度的市场。所以，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阶段，人口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人类的发展就是一个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相互协调统一的过程，两者均衡与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质量。
问题是，如何确保两者的均衡？
农业经济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主要靠劳动与土地的投入。在土地还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劳动投入的多少就直接决定着产出量。因而绝大部分帝王都如同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一样：“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因为他们深深根植于“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以及“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的观念中。但是，人口增长并不快。1750年全球7.21亿人口比1000年时的2.65亿，仅增加了4.56亿。更由于农业经济遍布全球的同质性，世界各地在这漫长的年代里的收入水平基本均等，在600至700美元左右(按1985年美元计算，下同)。
工业革命后，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人口开始大幅增长。有人看到了这种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人口爆炸”，便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1798年32岁的未婚英国小伙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提出如果人口不加控制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的“马尔萨斯困境”，有关控制人口的主张更加理论体系化。在“马尔萨斯主义”的指导下，就有一些国家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即便政策再严厉，世界人口还是从1800年的9亿增至2005年的65亿。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从前万难想象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降低人均物质财富量。即使当今收入最低的国家，人均GDP也比人口增长缓慢时代的600美元增长了近3倍，最富裕国家更是增长了60多倍。
那么，人口是否还是按过去200年或者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度增长下去而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呢？真实世界展现给我们的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或者受欧洲移民主导也相继受惠于工业革命的欧洲、美洲以及日本的生育率从18世纪就开始下降，这一趋势迄今还在加重。工业革命的典型经济体现即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因而可观察到的历史事实便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率是持续下降的。尽管过去205年里全球增加的56亿人中的近一半分布在除日本以外的亚洲与非洲地区，但这些在1750以前同欧美处于同一经济水平的地区，从上世纪下半叶也开始了其后发性的工业革命，并且在过去30年里人均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工业革命能强劲地持续下去，其生育率与人口总量变动恐怕也难以避免已发生在先行者身上的下降趋势。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已经开始下降并趋于稳态。
可见，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并不见得会使人口就如政策所预期的那样增长；控制生育的政策也未必能使人口少增长。过去农业社会如此，现代非农业社会更如此。当今世界，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不管莫斯科采取何种鼓励生育政策，其人口还是每年减少60至90万；后者如印度与中国，实施严厉控制生育的政策，但人口还是没少增长。从更长的历史时期与全球视野观察得到的现实是，公共政策对人口生育率变迁所起作用不大，这是为什么？
也许从经济增长理论中会找到某种解释。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技术并非是收入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力量。1750年之前，重大发明与技术进步并不少见，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正如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罗伯特·卢卡斯所总结的：“被定义为收入持续增长起点的工业革命并不仅仅是个技术事件，甚至并不主要是个技术事件。”促使持续的工业革命与收入的持续增长进而又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从经济学上讲，是产权制度与人力资本。
只有当土地与资源明确了所有者时，所有者的收入才有可能超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温饱水平。在私有产权制度得以保障的条件下，加上人力资本的增长，才能使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取决于人们确实能够切身享受到或者看到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不断提高的收益。所以，当特权阶层以外的普通民众也能有接受教育与知识积累的机会，并能够享受到或看到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带来本人或者他人经济状况与命运极大改善时，在这种投资收益提高的影响下，所有的理性普通家庭在生育决策上，就会很认真地在数量与质量上权衡。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越来越具有诱惑力，财务预算约束下的任何一对理性夫妇，会越来越偏重于孩子的质量。经过长时间“文艺复兴”所积累的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以及政治文明，欧洲进入了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通道，因此也愈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长，而这又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及其收益的持续提高。于是，人口质量的考虑优先于数量追求，以至于现今欧洲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中国近年也已出现了这一理论所解释的趋势。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今年刚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就明确点出：“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面临生育水平降低、人口老龄化加剧等新问题。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则生育水平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很大。1978-2003年间全国净增人口3.25亿人，排除迁移因素，东部占33.9％，中部占35.6％，西部占30.5％；中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快于东部地区。”
上述简短理论分析和实践表明，人口生产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家庭会主要根据对当前与未来经济条件变化的预期而自主理性做出决策。既然是内生变量，作为外在力量的公共政策当然就作用微弱了。如此说来，考虑到今后中国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均衡需求，对于“人口红利”、“老龄化”、“劳动力供求”等眼下人们热议的问题，是否应该还人口生产或生育为内生变量的本来面目，少一些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层面的担心与“关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