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惠史林之作——评《中国科学技术史#183;度量衡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度量衡论文,之作论文,中国科学技术论文,史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1-0075-03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没有不为史籍中那些含义不一的度量衡单位和各种参差不齐的数而费神的。这是因为，度量衡事关国计民生，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技术保障。治理国家的诸多要素，诸如舆地的大小、产量的高低、赋税的轻重、俸禄的多少、货物的贵贱、钱币的铸造发行等等，无不以度量衡来衡量，所以，各类史书中大量出现度量衡数据，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虽然历代统治者多有整顿度量衡之举，但由于多种原因，度量衡的单位和量值长期处于变化之中。度量衡单位的不确定，量值的不统一，而有关单位和数据又大量出现，这使得史家们在阅读史籍时，面对各种各样的度量衡数据，往往如堕五里雾中，他们要弄清历史上的经济现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度量衡问题成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拦路虎。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度量衡史搞清楚。为此，历史上不乏孜孜不倦从事度量衡史研究的著名史家，例如，唐代的李淳风，开创了以实物考证度量衡的先河，他以王莽时刘歆的铜斛尺为标准，把汉至隋的各种尺分成15等，计算出了每一种尺与新莽尺的比值。清代吴大澂，是历史上以实物全面考证度量衡的第一人，他的《权衡度量实验考》，虽然在一些具体数据的考证上人们持有异议，但就整体而言，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民国以降，度量衡史研究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王国维、刘复、马衡、唐兰、罗福颐、陈梦家等，对之皆有所论述。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1937年出版的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全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度量衡状况，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的度量衡史专著。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该书所引述的某些史料当时还缺乏实物佐证，但由于其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且对前代史料精选细考，对民国时期的度量衡改革记载尤详，因而问世后多次再版，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度量衡史的圭臬。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度量衡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1980年问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为学者以实物考证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1992年，丘光明的《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出版；1993年，郭正忠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出版。这两部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度量衡史研究在20世纪结束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世纪伊始，中国度量衡史又有巨著问世，这就是由丘光明、邱隆、杨平合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的出版发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近年来国内科学史界研究中国科技史所获成果的集中体现。该书的编撰，起因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坛，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到了该收获的季节，应该有这样一部大书对之加以总结。另一方面，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匠，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李书的不断再版，也激励着中国学者写出一部自己的同类巨著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由卢嘉锡教授主持，集国内学者多人之力，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得以编撰完成，并由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度量衡卷》就是其中独立的一卷，该书已于2001年6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度量衡卷》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度量衡史著作。这不仅是由于其篇幅的庞大（该书约744000余字），更在于其内容的丰厚。后来者居上，该书是在已有的度量衡史著作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多有创新，当然也就超越了已有的度量衡史研究。该书的作者是度量衡史专家，在中国度量衡史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该书既反映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更是其作者多年研究中国度量衡史心得的结晶，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度量衡史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例如基准的制订、标准器的制作、单位的衍变、管理制度的变革、度量衡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度量衡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互动作用等等。在这些内容中，历代单位量值的演变始终是度量衡史研究的主线，也是其难点之所在，同时它也最为一般史学工作者所关注。本书紧紧抓住这一主线，始终把重点放在各个朝代统一单位的研究上。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只要把历朝历代单位制的演变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把历朝历代的法定单位制的单位量值厘定出来，其它情况尽管复杂，也可以按比例进行换算，从而将有关情况基本澄清，使得度量衡不再成为学者研究历史的拦路虎。纵览全书，作者的目的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本书对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度量衡单位制做了梳理和考证，对古代货币与度量衡的关系做了考辨，对战国量器与新莽标准量器的传承关系做了分析，探讨了其相关的科学技术成就。作者对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度量衡单位量值做了全面研究，对北魏度量衡单位量值急剧变化的现象做了探讨，对李淳风列举过的十五等尺做了分析，并通过对唐宋文献资料的考证，重新审定了唐宋两代的单位制与单位量值。作者对元代度量衡单位所做的研究，填补了以往的空缺；对清末与民间时期中国度量衡的研究，阐述了中国度量衡与国际米制接轨与改制的过程。作者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了全面揭示中国历代度量衡的基本形貌的初衷。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既重视对有关史籍的搜求，对觅到的古代记载融会贯通，去伪存真加以考辨；更重视实物的佐证，通过考证分析历代实物，将其与史籍中的记载进行比对，从而求得对历代度量衡单位量值的正确认识。作者通过这种方法，填补了传统度量衡研究的一些空缺。例如，在有关元代的尺度问题上，现有的文献记载扑朔迷离，而元尺实物则迄今为止未见有一件流传于世，有鉴于此，学者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或者含糊其辞，或者不得已只好进行猜测。正因为如此，元尺的单位量值迄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值。而本书的作者则通过《元典章》中对元代官印尺寸的记载，敏锐地觉察到可以通过对元代官印的考求而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作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协助之下，实测了该馆所藏的八方元代官印，经过对实测数据的处理及与《元典章》中记载的比较，得到了元尺一尺约合现在35厘米这一较为可信的结论，从而填补了元代度量衡研究中的一处空白。
《度量衡卷》对一些历史现象的分析也新意盎然。我们知道，北魏是中国度量衡史上一个很独特的朝代，度量衡的单位量值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急剧的增加。对此，学界通常以贪立论，认为统治者为加重剥削，不惜使用长尺大斗，从而导致了度量衡单位量值的急剧增长。本书作者则独辟蹊径，从社会制度、历史发展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指出，北魏建立以后，最高统治者还是很重视利用汉族大地主为其服务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承认南方是华夏正统，太祖即曾按照汉文化的传统，提出要“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平准度量衡。但由于北魏刚以奴隶制社会形态入主中原，统治方式十分落后，没有常规的各项制度，如北魏初年，“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魏书·列传第十二·崔宽传》），政府任官吏自行搜刮百姓，赋税的征收也带有很大的掠夺性，这就使得太祖提出的平准度量衡的主张无法实现。孝文帝改制后，虽然奴隶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克服，但随着胡族贵族的门阀化，封建制矛盾却突出了。孝文帝去世后，北魏政治日趋腐败，法制更加涣散，度量衡完全失去控制和管理，满朝上下竞相以此牟利，各级官吏毫无顾忌使用长尺大斗重秤多取于民，度量衡单位量值的急剧增长也就成为必然。所以，制度的不健全是造成北魏度量衡混乱的直接原因。作者从法制建设角度进行分析，很有道理，因为法制性本身就是健全的度量衡制度的本质属性之一。如果法制健全，出入一律，即使是长尺大斗重秤，官员的贪污掠夺行为也无从实现。只有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入标准不一，官员才能从中渔利。因此，在古代社会，法制不健全导致了政府的腐败，而政府腐败又造成了度量衡单位量值的急剧增加。作者的这种分析，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本书以历代单位量值的演变作为自己研究的主线，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也主要在此，但这种写法也为那些希望了解中国度量衡史其他方面内容的读者留下了一些遗憾。例如，度量衡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息息相关的，但本书在这方面着墨不多，让有意了解这方面内容的读者阅读起来有不满足的感觉。每一部书都有自己的写作宗旨，这种宗旨决定了它的特点，所以，对本书的这种写法倒也无可非议，我们期待的是，能够有更多写法的丰富多彩的度量衡史著作问世。
总之，《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度量衡卷》是一部泽惠史林的力作，是一部史学工作者案头当备之书。它的出版，扫除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拦路虎，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收稿日期】2002-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