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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来，国际关系正处在深刻的变化和调整过程中。令人瞩目的变化之一是美俄关系出现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两国在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问题上的谈判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俄罗斯对美国军事反恐行动的支持与合作，也使得美国认为两国关系正在出现自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又一次“最大的变革”。然而，国内对“9·11事件”之后美俄关系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看法上分歧很大。本文力图通过对此问题的分析，对未来两国关系的新走向作出一些比较清晰的勾画。
俄罗斯姿态积极
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在莫斯科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攻击行动。同时，普京总统也是第一位打电话给布什的外国元首。对于布什将“9·11事件”视为是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宣战、以及美国发誓将通过战争来予以报复的这一基本政策，普京在随后的一系列政策性讲话中也予以了相当大的支持。
对美国的基本战略来说，建立反恐国际联盟与集结军力进行阿富汗战争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在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关键性的战略部署问题上，俄罗斯给予了美国充分和坚定的支持。
首先，普京总统对军事打击阿富汗的立场非常鲜明，那就是坚决站在西方世界一边。10月4日，普京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时表示，西方世界有能力彻底铲除恐怖主义，让恐怖主义“死无葬身之地”；并称“美英应该把俄罗斯看作是西方世界反恐怖主义行动中的一个可靠伙伴”。美英两国10月7日开始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之后，10月8日，普京总统在有电视转播的政府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并“相信美国会努力减少平民伤亡”。
其次，俄罗斯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给予了具体、充实的支持，并暗示合作的程度还将继续提高。
随着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同意向美国开放空军基地，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准备工作获得了重大外交突破。俄罗斯迅速开始加强对美国军事打击的支持力度。普京总统在莫斯科发表关于“9·11事件”之后世界局势的重要声明，并在当晚发表电视讲话，系统阐明了俄罗斯参与国际反恐怖行动的方式，以及俄对美国等国即将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的立场。普京表示，俄罗斯提供合作的深度和性质“将取决于俄美两国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理解水平”。
第三，俄罗斯积极协调与独联体中亚国家的关系，同意和支持中亚国家给予美国军事行动提供各种便利。虽然“9·11事件”后俄军方人士曾一度反对美军使用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作为攻击阿富汗的前沿阵地，但普京政府很快改变了这样的立场，转而同意和支持中亚有关国家向美国开放基地。
第四，在阿富汗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向中亚国家的阿富汗边境增兵，并派出特别军事小组。一方面加强对塔利班和拉丹势力的情报和监视工作，另一方面参与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救援。
除了上述支持与合作性的措施之外，俄罗斯在国际安全建设的概念和方法上，开始主动向美国和西方靠拢，显示出积极协调和发展俄美战略新关系的强烈愿望。
10月26日，普京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时再度要求建立新的安全结构。虽然普京并没有详细说明“新安全结构”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但他的讲话表明，俄罗斯认为后冷战时代应该有新的国际安全建设。这一点，恰恰是布什总统在2001年5月1日的讲话中着重说明的。布什所提出的“新战略框架”的核心，就是在于与俄罗斯等国告别冷战时期的战略安全模式，建立新的国际安全制度。
在有关俄罗斯历来强烈反对的北约东扩问题上，普京总统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反应。10月3日，普京在当天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北约扩大合作的愿望已经得到了北约成员国的认同。双方将成立工作组，对改善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具体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俄罗斯参加北约的问题。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和俄罗斯参加北约的可能性，在“9·11事件”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美国对美俄关系的新看法
美国对于俄罗斯在“9·11事件”后所表现出的空前的合作意愿，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布什政府一方面对普京政府表示“感激”，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则明显提高了对发展美俄关系的“热度”，力争抓住时机，按照布什所构想的“新战略框架”，鼓励普京政府政策的各种积极变化，重建美俄之间新的政治与战略关系。
美国朝野均将普京在“9·11事件”后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视为是美俄关系的“实质性的、显著的改善”。其具体表现是：首先，美国将美俄反恐合作定位为“全球反恐怖努力的核心因素”。双方的合作不仅在双边领域、也在国际机构；不仅在军事方面，也在金融、通讯和情报领域，将通过积极的合作与协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
其次，美国认为，俄罗斯在反恐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合作倾向，意味着美俄两国已经真正结束了敌对关系，而变成了可以在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合作的伙伴。普京政府在“9·11事件”后的政策表明，俄罗斯愿意建立紧密的、利益一致的大国合作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这说明传统的国际政治概念以及美俄历史上的相互敌视已经成为过去。
第三，俄罗斯对“9·11事件”以及美国军事打击行动的反应，证明俄罗斯与美国可以建立起在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机制，促使美俄关系在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以及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等领域内形成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90年代以来，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美俄之间并没有在解决地区问题上出现过高度合作。但“9·11事件”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却提供了美俄这两个世界最有军事影响力的大国之间合作解决区域问题以及全球性安全挑战的重要机会，也开创了美俄两国对付区域和全球性安全威胁的合作范例。因此，美国认为，这样的美俄合作应该制度化、模式化。
第四，美俄反恐怖合作让美国可以有更大的机会“稳住”俄罗斯，避免因为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其他问题而出现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反美性质的战略同盟。
就战略层面而言，中俄结盟显然是美国在新世纪最头痛的问题。由于在抗衡美国的问题上，中俄之间具有共同利益，2001年7月中俄两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美国不能不感到相应的压力。“9·11事件”后美国的基本评估是，俄罗斯已经决定与美国一起建立合作性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地区和全球性的挑战。而俄罗斯的这一选择，既符合布什上台以来俄罗斯政策的基调，也最大程度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9·11事件”与美俄反导谈判
2001年5月以后直到“9·11事件”发生以前，布什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说服俄罗斯同意与美国一起退出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竭力谋求美国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合法化。
“9·11事件”后，美国的国土安全成了“最高政治”。此时，根本不可能去理性地思考花费大量的金钱研制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否真正有效，反正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击落有可能对美国的导弹攻击，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恐怖主义势力的不择手段，至少也预留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恐怖主义分子拥有导弹，肯定将用来攻击美国。因此，导弹防御系统对于已经够“脆弱”的美国本土安全来说，就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9·11事件”所产生的浓烈的“美国悲情”，也几乎在顷刻间将一切可以保卫美国的技术手段都“神圣化”了。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心可以说是更加坚定，加速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成为了加强美国国土安全的重要措施。
此外，在当前美国朝野团结一致、共同将反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首要目标的状况下，政党政治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大大缩小。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发誓要全面合作。
布什政府原来希望能够实现“一石两鸟”的目的：既退出反导条约，又可以毫无约束地研制和适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9·11事件”减少了美国研制和部署该系统的国内阻力，然而，由于俄罗斯始终坚定地反对退出和废除反导条约，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强硬的单方面退出政策，将可能大大增加美国反恐行动的外交和军事成本。普京总统在“9·11事件”之后，顶住了国内军方的阻力，给予美国相当大的支持。如果白宫继续在反导条约上完全不顾俄罗斯的立场，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不仅将伤害普京总统所推动的俄美新型政治、安全与战略合作关系，也将事实上伤害普京总统的国内政治声望，伤害他与俄军方的良好联系。美国必须考虑到一个愿意与西方合作的普京所面对的国内政治压力。
反恐怖主义行动在进一步拉近美俄关系的同时，俄罗斯在反导问题上可以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骤然上升。
正是有鉴于此，布什在2001年10月21日与普京总统第三度首脑会晤之前，就开始对美国是否一意孤行退出反导条约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还没有对俄罗斯提出削减核弹头的具体数额，但至少双方已经就该问题有了彼此满意的看法。其次，会谈的重点已经由前两次的以是否接受“新战略框架”，转向了美俄之间如何具体地建立“新型关系”。第三，反导条约的存、废问题看来已经有了一定的“底线”，那就是美国可能已经放弃“废约”的目标选择，而倾向于接受俄罗斯的修约主张。
普京11月6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俄美两国要在反导问题上达成协议还需要艰苦的对话，但“俄罗斯的立场是灵活的”。这意味着俄罗斯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历史性的妥协。即将举行的克罗福德美俄首脑会晤在反导问题上已经没有悬念。
两国政策调整的基本因素
毫无疑问，“9·11事件”已经开创了美俄关系的新时代。美国与俄罗斯在政治、安全、战略、地区事务以及经济等议题上的合作都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从美国来说，“9·11事件”将会对美国在新世纪的外交政策发挥重大影响。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所需要解决的首要对象将是俄罗斯。能否与俄罗斯建立起新的、非敌对的安全关系，势必成为美国今后政策考虑的重点。至少，针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个今后美国最大的敌人，美国需要有新的安全战略。而这项新的战略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让俄罗斯成为“伙伴”，而不再是敌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改变原来想要退出反导条约的既定政策，转而谋求与俄罗斯修改反导条约。
由于俄罗斯在“9·11事件”之后的政策调整以及与西方的全面合作，继续按照将俄罗斯隔离在共同欧洲安全框架之外的北约东扩，不仅将可能导致在反导问题上俄罗斯的不合作，也必然与布什所竭力倡导的将美俄关系真正从“敌人”转化为“朋友”的关系所背离。美国很可能转而寻求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并扩大其更多的“政治性”功能，至少让北约可以与俄罗斯降低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争执，并将俄罗斯—北约常设委员会的工作活跃化。这将成为今后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美国与俄罗斯关系中的积极方向。
而在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上，除了美国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美国将会加大对普京的支持力度以及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以便争取普京“亲西方政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争取俄罗斯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与合作。这就决定了美国必须兼顾俄罗斯的安全和战略利益，避免因为挫伤普京政府的合作热情而导致俄罗斯的消极反弹。
而对俄罗斯来说，支持美国反恐、朝着加强与美国的全面合作的政策转变也有许多的好处。首先，从长期来说，可以减轻俄罗斯遭受的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激进民族主义的困扰。
对于集中精力、力图重新振奋俄罗斯经济、承诺要使俄罗斯具有世界最有力的竞争力的普京政府来说，避免多民族国家中宗教和种族势力的极端化而导致的恐怖主义威胁实在是当务之急。这也是普京下定决心，在反恐军事行动中与美国合作、联手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因之一。消除俄罗斯内部、中亚以及其他独联体内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是普京政府的重要议程。而平息俄罗斯所受到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必须铲除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势力的网络，摧毁其思想滋生的国际空间、组织系统和财力来源。因此，美国主导国际反恐联盟下定决心进行反恐战争，对俄罗斯来说，无疑也是正中下怀。
美国所主导的反恐行动客观上为普京彻底解决车臣问题以及全面解决俄罗斯以及中亚的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威胁创造了机会。普京对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支持，促使西方“投桃报李”。俄罗斯已经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在车臣以及国内反恐怖立法方面，来自西方的人权问题上的压力。
其次，在“9·11事件”后，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可以制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下滑，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
俄罗斯现在虽然对大量西方援助的流入不再抱有幻想，但与西方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对普京的大国梦来说仍然是“优先议程”。因此，给反恐军事行动以全面的合作，将会大大改善俄罗斯同美国以及欧洲的关系。为新的俄美、俄欧经济合作开辟广阔前景。
第三，从战略安全上来看，普京政府认为，与其被美国和西方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北约东扩、科索沃和马其顿问题、取消反导条约以及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方式进行“挤压”，不如和美国建立一个“新安全架构”，可以让俄罗斯在其中也有重要的发言地位，同时，尽可能地利用俄罗斯所拥有的战略力量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影响力和西方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展开周旋。与其让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从而俄罗斯不得不加速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发展来进行“招架”，还不如拉住美国在修约的基础上换取新一轮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同时，让美国部署一些不足以对俄罗斯的战略安全构成根本打击的导弹防御系统。这既可以保持俄罗斯足够的战略威慑力，又可以避免维持庞大的战略核武库而承受的巨大经济和军费压力，更能让俄罗斯保持国际事务中重要角色的作用。
结论
普京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所表现出的同西方扩大合作、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结构的努力，既符合俄罗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的近期要求，也能从外交和战略姿态的重大调整中，谋求实现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关系的新发展，为俄罗斯经济的振兴和避免在地区安全和战略安全上“受挤”开辟新的天地。普京政策调整的核心还是为了更好地追求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只不过，审视和追求国际利益的角度与方法有了明显调整。它也充分体现了普京开放式的国际思维模式以及既有原则、但又不乏灵活性和创造力的外交思想。总之，“9·11事件”后美俄关系的变化在于，双方今后都将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国际安全架构，在这个新架构中，美俄之间的传统对峙和敌意将会进一步降低；向着合作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将是美俄关系可以预见的未来。
即便如此，这样的变化过程，仍将是一个渐进的和艰难的过程。没有变化的是，俄罗斯将继续坚持在一个多极体系的架构下，寻求自身利益的发展。未来的美俄关系将朝着综合性的、合作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关系发展，但俄罗斯自身政策的独立性永远不会消失。一个加强同西方政策协调、能够使自己的实力地位不断上升的俄罗斯，仍将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力量。问题是：美俄关系的新变化，究竟将预示着当前国际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调整和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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