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96 理智的’97——中国书籍装帧艺术’96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装帧论文,理智论文,书籍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中国出版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我国书籍装帧艺术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许多行家认为，1996年是我国装帧艺术较之以往最为活跃的一年，是创作环境最宽松，风格流派最多的一年，同样也是传统的创作思维方法受到时代审美要求冲击最强烈的一年。倘若将近十年来我国装帧艺术发展过程分为过渡期，活跃期和定型期这样三个阶段，可以感到，中国装帧艺术正处在活跃期和定型期之间，正在向定型期稳步发展。
热情的探索与冷静的思索
老一辈装帧艺术家张慈中说：“1996年是探索之年，我们无论在市场效应，电脑应用，现代风格等很多方面都在摸索中实践。1997年应该冷静下来考虑，我们在摸索中得到了什么又失掉了什么。我想最关键的是得到先进的设计思想而又不能失掉我们民族的特色。”
可以说，张慈中一语点中了我国书籍装帧艺术在1996与1997跨年间时的基本状态。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革的速度与范围来看，出版业必然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改革中需要解决的种种新的问题，必然与书籍装帧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图书走入市场，装帧艺术同样走入市场。出版印刷技术的改造，使装帧艺术一同接受先进科技的检验。这里，有一个任何装帧工作者都必须正视的几种关系：艺术创作观念与商品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传统设计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之间的关系；人的创意能力、制作能力与电脑技术之间的关系；将书籍作为一种形态来看时，书籍出版过程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环节与设计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说1996年是活跃的一年，就是因为上述这些关系无一漏掉的全摆在了装帧工作者的面前，几乎没有人能够处理好所有这些关系，而又没有人躲得开这些关系。因此，创作的激情中流露出思考的不完善，个性化追求中夹杂着过于片面的误解，对外来文化排斥但又没能找到自家应有的位置，人的思维在电脑屏幕前被扭曲成大约那么几种几十种从前没有过的，但却已经凝固了的定式等等这些以往并不多见的问题。当然，设计风格的多样化，装帧工作者前所未有过的创作热情，各级出版部门对装帧工作空前的重视程度，以及美术编辑与文字编辑更加密切的合作，是1996年之所以被称为活跃之年的关键。活跃为我们带来了经验，同时也带来了自信，使我们能理智地面对1997年。
摆正位置 多吸新鲜空气
中国青年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吕敬人说：“1996年是丰盛的一年，但也有许多误区。如何看待民族和现代的问题，仍然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要在发展中不断认识自我，确定我们的位置。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了很多先进的设计，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汲取先进的东西。”
就中国装帧艺术目前发展的势头来看，虽然较之多年前步子迈得大多了，但如果不能把握准目标，其形势就算不上乐观。因为我们的确到了该照照镜子，该为自己选准路的时候了。然而，我们在装帧艺术理论的研究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大多数从事装帧工作的同志，忙于设计而忽略了总结，重视出作品而不愿意在理论深度上挖掘。这样一种情况很难做到真正认识自己，很难形成对我国装帧艺术风格的探讨和共识。因此也就无从找准我们确切的位置。1996年我国装帧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使我们的创作空间扩大了，出版业实行的优质高效政策使装帧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被大家所认识。同国外出版业之间的联系，国际书展为我们提供的一次又一次交流机会，也使许多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和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目前我们一些同志看到这种差距后心里着急，纷纷认为应该下大力气抓装帧工作，尽快缩短这种差距。实际上，1996年中我国许多出版单位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其中中国青年出版社最为突出。他们在基础好、人才多的条件下抓住时机，领导支持大，美编干劲大，打开了思路，锻炼了队伍，在全国范围有很大影响。
中青社的成功给我们一个启示：提高装帧艺术水平，要从领导真抓实干做起，从装帧工作者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做起，从打开思路，敢于创新做起。离开上述三点，谈提高就没有实际意义。吕敬人在国外考察了近三个月回来后感慨最深的，就是国际装帧艺术发展的速度之快。他根据我国目前装帧发展状态指出“决不能闭关自守，要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
“四人展”的启示，将装帧艺术提高到战略角度
北京出版社装帧编辑室主任王晖说：“1996年有一件事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由吕敬人、宁成春、吴勇、朱虹四人举办的书籍设计展。这个展览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装帧不仅仅是简单的形象设计，而是全方位的策划，是书籍出版战略上的重要环节。”
记得吕敬人有过“书籍形态学”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一时还没有在我国装帧理论界得到最终认可，但这种说法毕竟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装帧设计已经走出了多年前的那种受到很大局限和制约的状态。出版业各级领导，出版单位的各个部门，甚至印刷厂、造纸厂、纸业公司等与装帧艺术多少有些关联的生产企业，都对装帧艺术的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过的关注。1996年中，大多数在设计上较完美的作品，是在领导大力支持下，作者、编者和设计者共同合作的结果，是从策划开始一直将设计思想贯彻到出版行为终端的结果。倘若我们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书籍形成的因果关系，应该感到，装帧艺术的确站在了关系到出版战略的高度。1997年中，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高度。
合作——理智的选择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刘慈慰说：“我们要想在装帧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靠本社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应该与社会上的装帧艺术家们进行广泛的合作。”
刘社长讲了一个听起来不新奇，但恰恰对我们当今的发展又很适用的问题。偌大一个中国，你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却没有人才。有了人才却没有设备。两者都有了却没有了宽松的创作环境。倘若再加上设计风格与图书选题的不相吻合，再加上领导与设计者思路上的不一致……一大堆客观存在的矛盾。只有一条出路——合作。让追求风格的设计家们能够有机会在适合自己的创作环境中进一步探索，让有志提高装帧水平的出版单位，能够不受自家设计实力限制而去多方选择。为此，一些出版单位自1997年初就拟定请社会上的高水平装帧家讲课，指导，直接参与设计的计划。
另一方面，我国装帧艺术整体发展上缺乏省、市、自治区间的合作。1996年中除了较有规模的北方14省市评奖活动外，有价值的交流活动并不多。这种情况多少影响了我国装帧艺术发展的速度。
装帧是一种事业 需要有活力的群体
我国装帧艺术发展到今天，无论从时间上和其自身结构上来看，已实属不易。装帧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不像绘画那样自古就有了画院，不像书法那样早早走进了万户千家。丘陵先生曾说“没有装帧也就没有出版”，反过来同样，没有出版也就没有装帧。我国30年代干装帧的寥寥无几，建国初期的出版社也屈指可数。我们今天的装帧队伍如此庞大，主要得益于出版业的兴旺发达。在第四届全国装帧展开幕式上，参观的人数之多竟然使美术馆的有关负责人吃惊。说明了我国装帧艺术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然而，如果我们冷静下来理智地去分析，就会发现今天这支装帧大军的结构仍不尽如人意。尽管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研究会的会员遍及天下，基本上是有一位装帧工作者就有一位会员，但其组织状态却比较松散。其活力与时代要求尚有明显的不足。这里有不下几十种原因，有历史遗留下的，有新时代中新生成的，有行政上的，有思想上的，有组织方面的，也有年龄结构上的……我们承认，中国如此大的地域，干什么事首先是路遥之难。倘若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就会更难。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今的许多优势，社会的重视，出版业的重视，装帧从业人员年轻化的趋势，再加上人多好办事。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放下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老架式”，拿出敢于革故鼎新的改革勇气。从目前装帧界情况来看，已经到了迅速健全队伍机制，加强组织建设，大胆改革的时候了。艺术的发展或许会在某个人身上受到限制，但决不会去等待一个集体。我国装帧事业在1997年如何发展，一方面靠个性化创作之间此起彼伏的竞争来增加活力，但主要还是看我们能否有群体行为的发展和探索。或许我们并不排除社会上一些自发的创作、交流和共同探索的装帧艺术群体纷纷出现。其实，任何一个艺术群体的生命力之强弱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被同行们所羡慕，向往，学习，被社会所承认。
1997年是我国出版业进一步深化优质高效决策的一年。香港回归是我国政治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一种体现。装帧工作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出版业的繁荣增添光彩，一方面需要有积极的创作热情和敬业精神，一方面需要有理智的思考和深入实际的研究探索。我们之所以称为“理智的1997年”，主要是刚刚度过年初，就已经体味到了装帧工作者身上更加浓郁的思考气氛，更加精心的创作构想，和许多出版单位对装帧工作更合理的安排。在这样的气氛中，装帧艺术自然会向更加完美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