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183;论文》与徐干《中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曹丕论文,论文论文,中论论文,典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丕《典论·论文》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徐干《中论》则为名理学的代表作，所属学科不同，二者有什么关系呢？笔者多年以前读《典论·论文》，即思考其结尾何以特书一笔：“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又读曹丕《与吴质书》，颇叹丕对徐干之评价独与应玚、陈琳、刘桢、王粲、阮瑀诸人不同。评价后述诸人，基本从文章风格角度略加评述，评价徐干则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典论·论文》与《与吴质书》何以都甚推重徐干《中论》，盛赞其“成一家之言”呢？曹丕在写作《典论·论文》时，似有徐干《中论》始终浮现于脑海，为什么会如此呢？
一
欲明《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的关系，必须先明暸《中论》在建安时期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建安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学术界讨论者甚多，而以陈寅恪先生数十年前的见解最具史识。寅恪先生迻录曹操求才三令，指出东汉外廷之主要士大夫，多出身于儒家大族，欲以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推及于治国平天下。曹操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寅恪先生进一步指出：“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4－45页。）东汉后期，清议流弊泛滥，人物品评中名实不符的现象相当严重，王符起而强调“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注：《潜夫论·本政》。）。王符的呼声虽然微弱，却成为建安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名从于实的先声；曹操三令则如石破天惊，成为讲求实效、力斥虚名的政治宣言。
就在曹操发布求才令的时期，徐干正好先后充任曹操的幕僚和曹丕的文学侍从，即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和五官将文学。这位于学无所遗的知识分子，马上成为曹操政策的理论宣传者。建安七子中，王粲、应玚、刘桢、陈琳、阮瑀和徐干，都是曹氏父子的幕僚和文学侍从。从《典论·论文》可以看到，此六子中，唯徐干长于宜理的论，虽然徐干的辞赋“时有齐气”，虽然这种舒缓的风格有时可能成为诗赋之累，但形之于宜理的论，却有助于说理的有条不紊。此六子中，徐干是起而宣传名从于实的理论的最佳人选。庞朴先生曾指出，徐干《中论》所表现的精神态度，“无不钤印着曹操政策的痕迹”（注：《名理学概述》，载《历史论丛》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年版，141页。），诚哉斯言。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看到，徐干《中论》是一部系统讨论名实关系、强调名从于实的理论著作，它不仅要宣传曹操的政策，还要凭着它的系统性去影响曹氏父子，尤其是影响五官中郎将曹丕。
也许有人要问，徐干《中论》动辄援引儒家经典之言及先王周孔之事，俨然醇醇儒者，怎么可能与使奸弄诈的曹阿瞒站在同一战线？是的，徐干于《五经》可悉载于口，但却不是抱残守缺的腐儒。他在《中论》第一篇《治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其思想与东汉经学思想，已判然画界。一部《中论》，凡提出一种观点，往往引儒典圣迹为证，似皆从儒家道德立场出发，其实处处取古为今用的原则，利用儒典圣迹，以说明名从于实这“大义之所极”。《中论·智行》：“曾参之孝，有虞不能易；原宪之清，伯夷不能间。然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其用意明显在强调才而忽诸孝与清。又：“子贡之行，不若颜渊远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闻一知十。由此观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颜渊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直谓德行未必服人，盛才最能服人，其与曹操三令如出一辙，而理论性更强。
明白徐干完全可以和曹操站在同一思想战线，再来看徐干《中论》名实论的系统和针对性，我们行文时，便有了些“论其世”、“知其人”，“以意逆志”的自信心。
徐干的名实论有鲜明的针对性，批判的锋芒直指东汉后期以来流俗所为：“苟可以收名而不必获实，则不去也；可以获实而不必收名，则不居也。”（注：《中论·考伪》。双鉴楼藏明刊本。）这种风气混淆视听，成为培育欺世盗名者的土壤。“非辩而谓之辩者，盖闻辩之名而不知辩之实。”（注：《中论·核辩》。）由此可见：“则时俗之所不誉者，未必为非也；其所誉者，未必为是也。”（注：《中论·审大臣》。）这种是非混淆的局面，在历史上具有普遍性：“故名实不相当也，其所从来尚矣！何世无之。”（注：《中论·审大臣》。）
有鉴于此，徐干高扬起名从于实的理论大旗：“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注：《中论·考伪》。双鉴楼藏明刊本。）徐干《中论》处处利用儒典圣迹宣传其主张，而孔子强调名分，徐干加以调和说：“仲尼之所贵者，名实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夫名之系于实际也，犹物之系于时也。”（注：《中论·考伪》。双鉴楼藏明刊本。）围绕名实问题的讨论，归根到底是为曹操的用人措施张本，所以徐干《中论》常把哲学的命题转变为政治的话题，其中《爵禄》、《考伪》、《谴交》、《审大臣》等许多篇，都围绕或涉及这一政治话题。徐干认为：“凡明君直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众誉也。用人而因众誉焉，斯不欲而治也，将以为名也。”（注：《中论·审大臣》。）以“徒因众誉”为为名，主张明君“悟乎己心”以用人，使曹操的用人措施有了有力的理论根据。曹丕称美徐干《中论》，根本的原因似在于此。
二
曹丕是一位深爱文学的政治家，他称美徐干《中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关于名实问题的讨论，起于对东汉后期清议活动名实不符风气的批判，清议活动的重点是品评人物，而徐干《中论》的系统性远胜于王符《潜天论》关于名实问题的主张，亦优于同时的刘廙的政论，无疑能给当时的人物“月旦”，提供新的思维方法。凭着其学术素养和睿达之资，曹丕把徐干的名实观，运用到了对文学和文学家的批评态度上，实现了由运用名实观批评政治到运用名实观批评文学的过渡。
曹丕《典论·论文》开宗明义，对文人相轻的陋习提出批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又：“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发言，徐干《中论》则常站在省身的立场立论。《中论·虚道》：“故君子常虚其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足也。”这一番话，正可用曹丕《典论·论文》“盖君子审己以度人”一句来概括。传本《中论》古序称美徐干说：“君之交也，则不以其短，各取所长。”古序作者，曾侍坐于徐干，故其论徐干的交友，语意心迹全同于曹丕之志，的为深知徐干与曹丕关系者。
曹丕《典论·论文》在批评建安七子之后，提出文体论和文气说之前，插入一段议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段议论与上引开篇议论遥相呼应，仍紧扣在名实问题上，实乃告诉读者：名从于实的思想，是贯穿《典论·论文》全篇的沛然之气。前面分述建安七子之长短，是秉持着审己以度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后面提出“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崭新的文学主张，也是尊重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这个“实”，丢开传统的诗教说那个“名”。而曹丕的这段议论，显然也与《中论·谴交》：“名有同而实异者矣，名有异而实同者矣。故君子于是伦也，务于其实而无讥其名。”君子的“务于其实而无讥其名”，与常人的“向声背实”态度正相反，不正说明曹丕与徐干思想的默契吗？《中论·修本》：“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与曹丕批评常人“暗于自见”相对照，不正可想见曹、徐二人的灵犀相通吗？或许有人会对此问题提出质疑：汉代桓谭、王充都曾对贵远贱近，尊古卑今的陋俗提出过批评（注：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典论·论文》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64页。），曹丕的议论只是由桓、王的议论所触发。 然而，我们结合《典论·论文》全篇语意来细加考察，尤其是想想曹丕为何特地在文末写上“唯干著论，成一家言”这一笔，便不难明暸：曹丕至少是由徐干的名实观联想到了汉人桓谭、王充的议论，桓、王之说是曹丕思想的远源，徐干的名实观是曹丕思想的当世之缘。
曹丕在讨论了文气问题后，用较长篇幅讨论了文学的价值和作家的创作品格问题，这与名实观有无关系呢？窃以为曹丕提出文章不朽说，看似重名，其实其意在于：文章之名能立，在于作家之实能立。何谓作家之实？“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此其一。“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此其二。罗根泽先生认为：“作者的寄身翰墨，见意篇籍，是为的‘声名自传于后’，则其重文缘于‘名’而非缘于‘实’。”（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版，125页。）似未达于作者之旨。 结合前后文可以明晓，曹丕要说明的是：“声名”是后世之人通过作家的篇籍之“实”而自得之，不是从“良史之辞”得之，也不是从“飞驰之势”得之，其意正欲去不实之“声名”，崇系之实的“声名”。由此可见，此段“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两句颇堪注意，正陆机《文赋》所谓“警策”是也。《中论·谴交》：“故无交游之事，无请托之端。”徐干讲的是政治品格，曹丕讲的是创作品格，但言异而心同，其间关系，讵难见乎？曹丕与徐干的这种心灵相应，不独见诸《典论·论文》。《中论·谴交》认为君子的基本品格应是：“心澄体静，恬然自得。”而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称赞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可谓君子矣”。曹丕之于徐干，可谓知己。
综上所述，可以想见：徐干逝去，曹丕怀其人而读其书，《中论》的系统性极强的名实观，深惬丕心，遂成为贯穿《典论·论文》全篇之思想脉络，故曹丕于一篇之中，屡致意焉，深怜徐干之情，溢于言表。
三
曹丕《典论·论文》虽深受徐干《中论》影响，但亦非对《中论》亦步亦趋。一方面，徐干先后为曹操的幕僚和曹丕的文学侍从，其在《中论》中阐述的主张，或有秉意于曹氏父子者，或有曾与曹氏父子谈论者；另一方面，徐干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注：《中论》传本古序。），学术途径和素养毕竟与曹氏父子有所不同，所以《中论》中表露的思想也会有与曹丕思路不同者。更重要的是，《中论》是谈政治思想的，而曹丕是通过《典论·论文》来张扬其文学主张，自然在如何看待文学这一基本问题上，与徐干确然画界。
徐干《中论》二十篇没有专门讨论文学的，这固然决定于其书性质，但他对文学价值看得不高，仍可从《中论》中依稀见到。《务本》一篇，强调人君当务大事而不可崇尚技艺，他所说的大事，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没有提到文化，更没有文学的影子，盖文学在他说的技艺之列。这种观念，与曹植“辞赋小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注：《文选》卷四十二《与杨德祖》。）之说相若。曹植说的可能是希图建立奇功而不能的愤激之言，徐干则是在向曹氏父子进忠言，则其文学观念尚不如其政治思想进步可知。
汉末建安时期，关于夭寿问题的讨论较为热烈。据《中论·夭寿》，荀爽认为所谓夭寿，是形体夭而德义寿，即强调立德。孙翱则认为，仁者寿之说，不过是“诱人而纳于善之理”，乃教化的手段。徐干则主张：“以仁者寿利养万物，万物亦受利矣，故必受也。”是徐干重在万物之受利，实偏向立功之论，这与曹操的思想比较接近。夭寿问题在他们那儿，都没有与文学发生关涉。
作为魏王世子的曹丕显然有意要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升为人君当务的大事，而不是视之为小小技艺而已。称文学为“不朽之盛事”，似乎直接针对徐干的《夭寿》篇，所以曹丕更明确地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以形体和荣乐为夭，以文章为寿，是以立言为上。曹丕作为提出文学真正价值的第一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创获与徐干的关系，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徐干看法大不相同，他特地在《典论·论文》之末称徐干《中论》“成一家言”，是亦以其为不朽。这正是“审己以度人”的态度。
正由于曹丕能在徐干《中论》的启发下，变政治的思路为文学的思路，所以其能出于《中论》而又超越《中论》，持审己度人之心，求文学创作之实，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以气为主”等前无古人的文学主张，为汉魏之际的文学批评开一新生面。
从曹丕《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的关系，我们看到：文学批评思想，实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潮密切相关。文学批评思想兴废渐变之迹，似不应孤立地就文学批评史本身作考察，而应结合历史、思想史作综合的研究，唯如此，庶几能免于皮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