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的雏形：不同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雏形论文,视角论文,社会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区分全球性、全球化和全球主义？
全球化强调各领域中的跨国过程特征，具体指跨国领域、跨国事件、跨国问题、跨国冲突以及跨国个人经历的进一步加强；这一运动既不是单向运动，也不是“全部的”、“包罗万象的”运动，而是辩证的全球地方运动；如果把相容的相互对抗思想作为个人经历、认同和组织原则，其表现特征更加明显；研究跨国特征有利于探讨不同领域内全球化／地方化的程度、紧密性和范围。全球性则是一种较强硬的现实观点，它意味着世界社会并且表明这一事物是不可修正的，“世界社会”要求从多领域、多中心、政治的角度加以理解。从文化理论角度探讨，以哪些形式和论坛来体验从社会领域接受并实践世界社会？罗伯逊首先把在世界上生活就是在同一个全球地方上生活的意识和形成意识的程度作为反思世界社会的实证参数；纳塞希也类似地界定，只有全球玩家对一个且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感受并且这点成为反思时，才能说它是世界社会。
对全球化、全球性与全球主义进行区分，可以通过比较以下六种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社会观点来进行详细阐述。
一、第三类文化还是全球公民社会？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提出，民主绝不孤立地存在于单一社会和民族国家形式，只有在世界公民社会中才能实现。康德不仅将亲自领导大众与亲自思考、亲自行动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他把亲自体验全球公民社会和普遍有效的基本权利关系原则作为前提条件。
谁把“世界社会”与亲自体验世界社会相结合，谁就必须考虑，是否存在类似源于分裂经验和危险的全球记忆的事物。历史上跨国经验产生并存在于各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迁移运动、奴役、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别是亚当·斯密驳斥了殖民历史有可能成为全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内容的观点。与各国文化不同，全球文化原则上不具备记忆功能。一个“国家”的形成可以依赖于国民潜在的经验和需求并且赋予它们一种表达形式，但没有真正的需求和不断发展的身份认同与“全球文化”相符合。不存在有助于人类联合的“世界记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全球经验——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唤起的是我们对历史冲突的回忆。
皮特斯认为，假如冲突、侵略和压迫的唯一后果是制造人类纠纷，那么国家就是人为区分的产物，因为其大多数是作为冲突的反应而产生的。在一般领域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冲突只起到分裂人类的作用，这种假设混淆了决定性的问题，因此它是错误的。因为冲突也把人们聚拢在一起，虽然是以不幸的方式，并且它还创造了矛盾的统一。统一是从相互矛盾的立场和冲突中发展形成的，它属于辩证法的原理。以前统治国家和被统治国家之间建立在共同政治和文化经验包括压迫经验基础上的充满矛盾冲突的统一，构成了后殖民混合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世界社会的经验是世界社会本质特征的话，那么多元文化社会就不是幻想，而是全球现实。人们没有取舍权，它不但自动通往宽容，而且还自动导致断绝联系和排外。如果世界社会出现矛盾冲突，这不是“多元文化社会试验”失败的征兆，而是象征着一个新的社会时期的开端，在这个时期，跨国、跨文化生活方式成为常态。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逐渐忽略现实并且设想自己、他人和以往一样仍处在各种不可分割的民族文化中，那么他们将很难轻松自如地应对世界社会普遍的混乱局面。
当摩洛哥姑娘在阿姆斯特丹举办泰式拳击，亚洲人在伦敦举办说唱音乐会，印第安人在纽约庆祝狂欢节时，人们如何评价、解释这一切？过去和现在，各种文化经验从不屈从一体化和标准化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文化一体化方案毫无意义，而是恰恰相反。但是这一方案忽略了在西方国家的西方文化的反潮流；无视全球化过程的矛盾心理，并且错误地认识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的地方作用，例如，当地文化吸收并改造西方文化元素；没有考虑非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没有认识到各种混合文化，如国际乐坛中“第三类文化”的发展；过分强调西方文化的同一性，如果人们追溯其源的话，许多由西方国家及其文化产业所推广的标准其实是各种文化流派的融合。几百年南北文化的渗透最后形成了一种跨大洲的混合文化，欧洲和整个西方文化是这种全球混合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一直到14世纪都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西方的霸权地位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它始于1800年左右，准确地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
也许这并非偶然，如今“全球共同命运”的经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首先是威胁经验——有关各种问题的讨论：“流动性贫困”、“人口爆炸”、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食物中毒、空气和水污染的报道，或者宣布本公司在世界其他区域创建新岗位。由此人们发现，“世界社会”不是在“外面”，而是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基础，换言之，在抵抗世界社会经验的同时却证实了它的现实性和力量。
马丁·肖往前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全球公民社会的“经验”对他意味着（大众媒体的）自我认识和可能的行动意义，他通过分析冷战结束后的战争报道及其对他人行动的意义（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干预）进行实证研究，在何等程度上全球公民社会事实上已经形成。马丁论证道，以前战争和战争参与者都局限在暴力冲突地区内，跨时代的世界战争很少。现在和未来，战争会在世界各地爆发，并且所有人在潜在的或现实的大众媒体发动下共同参与。全球公民社会将成为全球观众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战争失去了地域性并且通过电视报导成为政治危机，即使在遥远的全球公民社会中心，人们也必须公开地阐述公正和干预他国内政的问题并且做出决定。“东西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危机是真正的全球政治危机吗？如果是，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等程度上它们被视为具有全球影响的政治危机，是否存在冲突区域外的超级大国或联合国的干预现象，并且这些是否经过慎重考虑。由此人们能够明确地区分真正的全球危机和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的世界战争和冲突，甚至重新审视最近几场危机的重要意义。为什么波黑和卢旺达发生的战争具有全球意义？似乎没有什么能够表明，这些战争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或安哥拉内战有什么不同。后面所提到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其导火索是“肃清人种”运动。在某些战争中广大贫民遭受巨大的痛苦，“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人权遭到破坏，这一切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因为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量报道。而在另一些战争中，虽然广大贫民也遭受了不幸，人权也受到了破坏，但只有极少数的人了解这些情况，因为媒体对其关注不够。因此，这就是媒体创造和设计的地方战争冲突的全球意义，它激活了全球公民社会和冲突的全球领域。
由此可以确定全球政治危机的两个新标准。全球危机，如海湾战争完全符合传统条件，因为利益冲突而爆发，同时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战争。即使不符合这些条件，也可能爆发冲突，只要全世界都看到对人类的大屠杀以及全球共同遵守的原则遭到了系统的破坏，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是否对此进行详细的报道。此外，如果国际社会授权干预解决冲突或努力解决冲突，那么这样的危机也成为全球危机。
传统和现代的全球政治危机模式在客观现实中不是对立的选择关系，它们构成了两个极点，在任何一场危机中传统和新的观点都会交织在一起。即使波黑和安哥拉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属于大国地理政治安全考虑范畴，许多国家对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南部稳定局势的关注也没有减少。与此相反，冷战结束后唯一一次能被视为纯国家之间冲突的海湾战争造成大量的贫民死亡，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场悲剧——并且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报道完全改变了这场战争最初的性质和历史意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危害贫民以及媒体的报道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冲突类型，而且也是当代全球危机。这种变化的全球政治危机的定义为广泛理解全球危机开辟了新的途径，全球危机还包括社会和人道领域的危机，如饥饿、贫困、压迫、自然和环境灾难以及传染病。这个定义很恰当，是因为这种危机通常是由政治危机，主要是战争引起或激化的结果。这样人们就能够把社会危机理解为政治危机，例如，对人类不幸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饥荒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视为旱灾的后果，而如今世界范围的报道把这些灾难归咎于战争。
二、世界主义民主
除公民社会的亲身体验外，跨国有效的基本权利也为世界主义的民主奠定了基础。按照康德的观点，基本权利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籍公民之间权利的等级划分，最终取决于对所有人的世界公民权的保障。这包括对内不同政治和社会权利内容的划分。只有人们的基本权利关系全球有效，才能保护文明，防止野蛮。由此产生了一种使所有讨论一筹莫展的悖论，民族国家似乎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条件，然而人们如何阐释并且保障限制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国家、不同国籍的公民之间的世界主义权力关系，同时使民族国家面临错误选择而不失去自己，即要么追求世界国家，要么把基本权利建立在没有法律基础、没有国家的空间上？
从人权保护问题看，不同的行为体既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又相互抵触，我们可以用三种模式描述这些作为权力载体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现实政治模式、国际主义模式和世界主义模式。
立足于国家的现实政治模式强调国家的优先权和主权。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个人的权利是民族国家法律事务，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最好只发挥顾问作用。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良好地发展，因为主权原则阻止对他国内政进行干预，而外交政策更多的是考虑地理政治和权力的利益，而非道德。因此人们只根据供货商的利益原则来决定财政资助、甚至提供刑具。
现实政治的观点在国际主义模式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保持对个人权利最初的责任。尽管如此，国家行动仍然受到人权标准跨国一致性的影响，并且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试图在保护人权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其有效行动能力取决于各国的合作。因此非人权委员会的影响在加拿大比在中国或英国大得多。
第三种模式是世界主义模式。这里个人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它假定在个人、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关系。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使得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行动的优先权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世界主义模式强调大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联合国人权机构，迅速增加关注人权和其他事务的非国际组织的数量和成员。
构成跨国基本权利保障的核心不是对基本权利取得跨文化的意见统一，而是合作方法以及合作依附性。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方法，各种跨国责任——由相互之间责任和义务构成的紧密的多领域的组织结构——相互结合，得到充分协商和发展，这些责任都具有世界主义民主思想并且能够实现。戴维·赫尔德对未来前景做了以下描述：第一，全球秩序具体体现在各种多元的、相互交错的权利网络中，它们包括法人、福利、文化、志愿者组织、经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实现世界主义民主的可能性产生于这些不同的网络，即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多领域的权利平衡。第二，所有团体和组织都需要相对的自主权，它以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必须把被允许的和必要的模式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能够维护社会、经济和政治各行动领域的世界主义民主法律的基本原则。第三，按照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的模式，跨国和地方相结合的议会和法院的法律基本原则具有合法性并且得到保障，这些模式在南美、亚洲和非洲跨国空间最好也能建立起来。第四，各民族国家把部分权利和主权让渡于跨国机构和组织，并重新建立自我认识，即作为跨国依赖性的枢纽和协调人。第五，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跨国国家区域里获得成员资格，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从地方到全球层面行使共同决定权和自主权。第六，无论公民是否参加公民社会的职业劳动、家庭劳动或公共事业劳动，每个人都获得公民补贴，保障贯彻和落实政治自由。
从社会现实主义角度看，这一切似乎很美好，但仅此而已。有哪些现实的超级大国能够推动或者阻碍这种发展，有哪些矛盾和悖论蕴藏在这种世界主义民主的美好蓝图中？对此人们都没有考虑。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哪些矛盾蕴藏在这种希望中？哪些政治社会的巨大灾难会打破这种希望或者有利于它的实现？这些问题现在应该着手研究。
三、资本主义世界社会
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主义的民主思想是不现实的，因为伦理学和权利被混淆了。有人批评，关于世界社会的思想观和价值观问题并没有反映出通过经济全球化过程所激化的跨国经济力量关系问题。自冷战结束及共产主义阵营融入世界市场以来，被西方福利资本主义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动力的基本观点明显地凸现出来。人们可通过以下七个方面揭示这种思想的脉络。
第一，跨国统一和民族国家分裂的同时性。在世界市场的胜利进军中，越来越多的区域和短缺市场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内，而地方和民族国家自给自足区域与经济区域不断瓦解。整合到世界市场与分裂、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互为补充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同一过程，即世界范围的财富、主权、市场和行动自由的再分配过程的两个方面。
第二，跨国康采恩对“弱国”感兴趣。世界市场行为体有意或无意地对所有成员国或依赖于他们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配合他们系统地铲除可能阻碍、延缓或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切障碍。首先人们必须无条件地实行开放政策，并且放弃自主经济政策的思想，这样人们才能被认为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因此，为维持自己的体制并且进行再生产，弱国正是经常被误解为世界混乱局面的、新的世界体制所需要的国家。由此在相互合作的跨国国家的形成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欧盟就是很好的例证。欧盟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它能够参与决定世界贸易规则，敦促、推动人们重视并贯彻社会和生态标准。
第三，欧洲大陆福利和社会福利国家陷入螺旋式倒退。当各种经济实体跨国思考、行动并且以此逃避民族国家政策和监管时，民族国家必须承担并解决跨国经济后果——不断增长的失业和贫困。一方面，随着世界市场压力的增加，考验社会福利体系生存能力的时刻到了，另一方面，揭示真理的时刻到了，因为成本爆炸、劳动税收减少以及跨国企业利润的全球化同时爆发了。
第四，劳动被知识和资本代替。全球资本主义依靠少数劳力，足以开发利润生产的新领域。因此，劳动力以及代表他们的群众组织——工人政党和工会——到处都失去了谈判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被挤出劳动市场、失去物质和社会保障以及整合机会的人数不断增加。其后果是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贫民被挤出劳动市场，社会不平等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五，贫困的双重相对性。在不断激化的包容和排除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贫困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贫困急剧增加并且成倍分化。全球化的富人和地方化的穷人之间的社会交际纽带逐渐断裂，因为在最上层的全球化赢家和最底层的全球化输家之间不再存在争取平衡和公正的、有约束力的竞争场所。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无产阶级不同，那些被劳动市场排挤出的人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力量，因为他们不再被需要了。为了表达对自己处境的愤怒，他们只剩下了残酷的暴力。
不同级别的贫困再次表明了“双重相对性”。贫困的“单项相对性”指的是标准的相对性：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适合各自特定的世界社会区域的贫困标准，诸如非洲、亚洲和欧洲。在“双重相对性”情况下，标准相对性再次体现在跨文化、跨国生活领域里。“跨国贫困”是人们生活在跨国贫困标准的矛盾中，在英国属于无家可归的人，按照印度或加勒比的贫困标准，他们仍然属于生活状况良好的人。这种分化是贫困恶化的本质条件。
第六，被释放的、自我组织的全球地方生活的矛盾成为排除原则。除了保障政治行动的传统和左-右公式化外，全球化第二阶段还提供了新的自由和发展空间。但问题是：为谁？因为全球化第二阶段的矛盾使社会整合的要求更强烈，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遭受失败，特别是那些在激烈竞争的漩涡中被视为“弱者”、“受到伤害”或“残疾的”人，没有学历或只有较低学历的人，病人或者具有如运动、音乐或手工制作能力的人，他们的特长在一般竞争机制中的评价很低。这些人面临着下滑的危险，并且滑到被准入原则排除在外并永远留在外面的圈子里。
第七，没有空想的马克思主义与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完全相符。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方案丧失了所有空想活力和系统政治的希望与幻想，因为任何一个政治主体都不符合这种分析。
四、世界风险社会
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认识迫使许多人走向宿命论的认识。面对全球工业庞大体系的自我毁灭机制，人们将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呢？在这种“本身”充满危险的幼稚现实的错误观点面前，世界风险社会理论的独到之处被错误地理解了。
作为风险后果的冲突，其典型特征在于，公众对风险的认识使已被解构政治化的决定领域重新政治化，这些冲突引起了公众的怀疑和谈论。因此在世界风险社会里，从前那些秘密协商的事情和主题一下子全都进行公开讨论，一切都需要公开辩护。
极具讽刺的是，好像事先约好一样，在相应的产品和技术尚未开发之前，人们就开始讨论那些非预期的“后果问题”。这里的关键是，陈旧的“定义关系”仍然阻碍着把民主扩大并深化到经济、经济体制和科学以及部分私人生活领域，因为这些定义关系不要求从风险中获取利润的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是要求遭受风险打击的人举证。这就意味着，在世界风险社会和公众风险意识中产生了一个自我批评的、至少口头表达准备采取行动并改变思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各种责任风险与那些深信技术的专家的观点相矛盾。有人认为零风险，而经济上对这种“零风险”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却表示无法担保，实际上这种经济风险太高（如核能以及转基因工程）。
各种生态民主乌托邦的形态同时产生了，这是负责任的现代化。人们在此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画面，在做出重大决定前，人们首先讨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后果。对未来风险和危机的举证责任将由那些倡导者承担，而不是由潜在的或事实上受害者和受威胁者承担：从倡导者赔偿原则发展到倡导者证明其行为将给世界造成哪些可能危害的原则。
全球技术创新的自由发展取决于勇于尝试从政治上推动那些令人忧虑的领域的技术发展，其目的是为了拓宽选择性。从科学本身看，技术发展必须与之相适应，也就是指明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进行物质生产。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那些最高级别的、只包括不被采纳的技术优点的创新可能性及时阻止不希望看到的发展势头，可以从政治上为全球网络提出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建议，并且使之得到采纳。在此，技术政策将成为促进政治民主决策的政治先锋。
最后，人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调控机制，面对科学领域种种可能危害人类的危险，它能够重新决定、解释诸如什么是“证据”、“适度”、“真理”和“公正”等各种问题。除了第二次启蒙运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它将使我们认识到第一次工业文明自身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与自我伤害，并且扩大我们的视野。
这种由风险冲突造成的“被迫民主化”的政治动员是如何形成的？风险社会意味着过去对现在失去了决定力量，取而代之的是未来，也就是尚未存在的、设计的以及作为现在的经历和行动的起因而虚构的未来对现在起决定作用。当讨论风险问题时，我们争论的一些事情现在还不是这样，但如果现在不马上改变发展方向的话，它们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人们所相信的风险成为推动当代向前发展的动力。投射到当代的阴影以及所折射的未来前景的阴影越可怕，那么由风险所引发的震荡就越持久。
已被接受的风险定义是一把政治魔杖，借助于这把魔杖，对根深蒂固的现状感到厌烦的社会懂得了恐惧，并且在中心区域催生了恐惧且使之政治化。一个把自己视为风险社会的社会，用天主教的话来说，处于罪人的状态，它忏悔自己的罪孽，至少是为了探讨各种与自然和世界良知和谐统一的“较好的”生活可能性和希望。在这种由感知到的风险启动的、颠倒的、被迫的自我质疑情况下，最终出现了坚信马克斯·韦伯理论的社会学家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机制开始运转。韦伯的结论是：现代化变成一个金属壳，在这里人们现在必须像古埃及的农民那样为理性的祭坛做出牺牲。世界风险社会的理论发展了相反原则：现代化樊笼正在开启。
谁如果对当时发生的幼稚现实风险感到恐惧，谁就错误地认识这些令人发疯的后果——当时的有毒牛肉，同时也错误地认识了机制中各种后果的后果：不仅是牛，而且政党、行政机关、肉市场和消费者等等都变“疯”了。
五、作为非民主合法政治的世界社会
“小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就写道，下一个世纪将带来争夺地球统治的斗争——强迫实行大政治。如果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新的政治形式，那么“世界社会”意味着什么？它作为“政治”其含义是什么？在此将阐述“无国家”的世界社会并且进一步阐释这种论断：用民族国家的政治认识衡量“世界社会”。这个词掩盖的是一种真实本质：政治的颠倒形式。
谁若区分第一次现代化和全球化第二阶段、民族社会和世界社会，那么他提到的不仅是另一个社会时期，而且还是另一种社会认识，也就是同一个“社会”概念的非同一性，它限制了人们对全球化第二阶段的认识。人们可把国家、地点概念和功能差别作为改变社会概念表述方式的基础。
一是无（世界）国家的世界社会
阿尔布劳写到，全球化社会学意味着寻找解决每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方案的最新尝试。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确定自己是谁。全球化并不是单纯涉及技术、经济以及企业领导和政府首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包括所有这一切，同时还包括更重要的事物，即你、我如何生活的问题。马克·波斯特提出，如果我在加罗夫尼亚直接或通过电子邮件和巴黎的一位朋友聊天，如果我不出门就了解到全球政治和文化事件，如果我不知道或不能阻止全球政府和企业使用我个人的有关数据，如果我在家通过电脑采购，那么我在哪儿？我是谁？
不可修正的全球性意味着我们早就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里，这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非民族国家政治组织的社会关系和力量关系的总和；其二是超越界线生活和行动的经验。第一次现代化建立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统一瓦解了，世界社会不是世界国家社会或世界经济社会，而是一个非国家社会，是一种社会机制状态，而领土国家各种保障制度以及公众合法的政治规定对它却失去了约束力。
“无国性”就是在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以及一直不明朗的世界社会义务、行为体和行动空间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第一次现代化时期，国际关系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国家及其主体相互合作或相互对抗的关系，而全球化第二阶段并非如此。如果人们按迈克尔·奥克肖特观点把西方传统的国家理解为有利于实现并联合公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公民协会”，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国家任务和体制结构遭到破坏，而且其前提条件也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在全球化第二阶段，除了各民族国家的世界社会外，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非国家世界社会，它区别于迄今为止有效的合法政治形式，由完全不同的跨国行为体组成。其特征是：（1）它们多地区、跨疆界以及跨国行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民族国家领土主权原则。（2）从许多方面看，与国家主体行动相比，它们的行动更具有相容性而非相斥性（跨国企业和绿色和平组织行为体在许多国家同时行动，其成员来自不同民族国家）。（3）即便用重要的国家行为成功标准衡量，它们的行动也比民族国家权力机构的行动更富有成效（解决失业、保障福利或要求基本权利）；跨国企业就是这样在某一地区创造福利和劳动岗位或者取消这一切；即使大赦国际组织公开谴责跨国企业损害人们的基本权利，出于外交原因那些国家仍然继续隐瞒跨国企业的行为。（4）通过利用这些相互排斥的主权国家，非国家的跨国主体创造了自己的“相容主权”。各种行为体越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民族国家对内对外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政治发展力量和监管力量越遭到质疑。在世界社会的行动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解构国家政治化的政治化。如果全球化汇集的各种效果在战略决策领域里削弱国家权威、保障社会公共福利或者公民性，那么就能突破一个界限值。正如《财经时报》报道的，在此期间所有经济产值中53％是由跨国企业，而非民族国家企业创造的。由此各国及其政府在创造劳动岗位、保障公民小康生活方面的影响力逐渐消失。民族国家和世界社会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关系，而存在一种相互排挤、相互质疑的破坏性关系。一方面，世界市场扬言取代或破坏政治；另一方面，政治领域也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新的艰巨任务：如何从政治领域发展世界市场。目前缺乏的不是结论，急需阐明的是对这种观点的保守态度，即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举步维艰的跨国内政上的观点。一些机构和行事方法对创造符合“世界公民意愿”的共同利益和构建一个“全球福利政体”是不可或缺的，但为什么检查这一切又是错误的？
从民族国家行为体的立场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世界社会行为体是“基础行为体”，它们的合法性和忠诚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社会行为体在与民族国家监管机构以及行为体交锋中获得了各种新的行动和权力机遇，由此它们又表现得十分傲慢。它们是全球化的赢家，而“赢家”从狭义的“赢钱”角度看可以理解为“赢钱的人”。
对全球化时代有效的是：各民族国家不能离开世界社会，世界社会也不能离开各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而独立存在。这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阻力、瘫痪现象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一切使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如果我们再度审视世界社会的观点，那么世界社会无国家性还包含另外两层含义：其一尚无制度；其二尚无机构。世界社会中的“世界”是“无统一体的多样性”，与此相反，“民族国家”社会是“多样性有限的统一体”。
二是多元化地点的世界社会
世界社会是非领土固定的、非统一的、非相斥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差别根本没有或不知晓地点限制，这种地点限制消灭了民族国家社会所提出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相等的思想，从而产生了“跨国”生活世界。该跨国现象不能与“国家之间”的现象相提并论。跨国共同生活意味着，尽管地理关系远但社会关系近，或者，尽管社会关系远但地理关系近。
这对人们的身份认同又产生什么影响？当然毫无影响，许多实证研究、行为反常现象、崩溃现象以及社会解体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多地区、跨国以及全球地方的个人经历中，人们之间的接触点和交叉点不断增加，甚至成倍增加。通过电脑建立起来的虚拟交际形式或许正是这方面的范例。“地球村”的观点之所以不是错误的，是因为它又一次虚构了“共同体”的再现。而电子媒体的秘密正是取决于它原则上调动的交际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潜在的政治契机。电子通讯使至今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各行为体之间同时积极地跨越国家、区域以及大陆疆界相互联系。
人们不要打破这种新的美好的媒体世界，但也不要错误地认识随之而来的各种政治机遇：只要打开开关，任何人都能分享这些机遇；这些机遇要求人们行动，而非冷静观察；它们是瞬息万变的，而非沿袭传统的。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或许能够战胜生活及思想方式所诅咒的并使社会正在解体的一切。
三是去差异性的世界社会
根据现代化体系观念，社会分裂为诸多独立功能领域或生活领域，这种思想在社会学以及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些领域遵循各自的“发展逻辑”，它们之间互不联系、相互隔绝。通过观察各专家团体以及各行业在专门设计的垄断基础上建立的各自“王国”：法律、医学、经济、技术，人们也可以描述现代社会的这种功能划分；有些人甚至认为，记者垄断了媒体的公众舆论。还有一些人对不同功能的社会势力范围理论提出了批评：如果各领域早就独立并且在自己领域内或围绕自己领域运转的话，那么从前的“功能合理性”早就变成了“有组织的不合理性”。
为使各分领域相互独立并且不受干扰，人们提出了许多调整方案。有人认为，只要个人在具体互动过程中克服分领域中的对立矛盾，他们就互不干扰。另一些人提出，事先设计的体系协调机制可能使必要的协调机制产生影响。还有人确信，人们必须从政治上建立全局观念，它是分领域的中心任务、国策，必须重新建立、提高分领域的协调和控制能力。
针对所有这些建议，人们提出了一些顾虑。主要是近年来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使整个讨论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们不再讨论如何控制并防止自由发展的功能划分及其后果，相反人们讨论，是否通过全球化不让有自己逻辑的、功能不同的各分领域的思想世界遭受质疑。
用单一的、经济全球化的观点简单地解释：全球资本流动不仅逃避了国家的税收制度，而且似乎也不再遵守任何相应的制度。其总体框架发生了改变：全球经济作为整体备受瞩目——因为全球经济不考虑任何制度力量，所以在世界社会里功能主义的体系正统性和民族国家一起遭到质疑。在全球资本时代如何理解“民族经济”，如何理解“经济”和“经济行为”以及如何界定它们与“政治”之间的界线，这一切都没有答案。
在所有不同的功能领域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跨国世界社会，政治、法律、文化、家庭、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如上所述，人们必须区分世界社会的两个概念：世界社会作为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总和与跨国行为体和空间的各世界社会，前者可以从功能差异的角度理解，而后者不能。由此出现另一个问题：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民族国家社会是否曾经不是功能差异理论的历史前提，以致于功能差异所主导的社会美好思想随着民族国家的意义丧失也失去了意义和现实性。
现在同时出现倒戈现象。如果在功能不同的第一次现代化纵向关系中，“社会”作为残余范畴，即残余社会出现，并且通过“轰鸣”阻止而非推动系统过程的合理运转，那么它的对立面就发挥作用。“世界社会”被理解为未来前景，这里资本、文化、技术和政治在民族国家制度力量之外相互嬉戏、融合，因此人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证领域对世界社会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场由世界社会新的未知的混乱局面所造成的“危机”。阿尔布劳认为，这是“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属于哪儿？属于谁？这就是全球化第二阶段的核心问题。换言之，世界社会揭示了一个新世界，一个尚未开发的大陆，它在跨国无人区域、在各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之间的中间区域形成了。其后果是：在民族国家政治和世界社会行动领域之间产生了一种权力差别。它不仅体现在民族国家对多国企业的关系方面，而且还决定着贯彻跨国法律、消灭跨国犯罪、实现跨国文化政策或者发动跨国社会运动等。
六、跨国国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许多人认为民族国家和民主即将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同时使政治灭亡”，盖埃诺写道。一旦团结互助精神和集体利益不再拥有自然土壤，社会的美好制度也将随之瓦解。不再有依赖于大决定的小决定，也不再有决定法规的法律。正如乡镇不再“包含”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再“包含”于民族国家一样，小决定也无法再根据大决定而形成。建立在空间基础上的权利概念危机通过这种方式在做决定时显现出来。人们不再按每个法人都有明确的权限范围的单向模式做决定，取而代之的是把它们分成零散的决定，那些关于各项原则和基本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传统政治争论将逐渐消失或者瓦解。由此它成为决定过程自身瓦解的真实写照，并且反映了决定过程职业化这一客观现实。美国是建设权力机制的先锋，在此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机制逻辑是如何不再奏效，政治又是如何被卷进解体过程中的。
当然全球时代这种法国新斯宾格勒主义思想也反映出人们不愿承认的思想障碍：人们无法并且也不愿设想发展民族国家政治和民主体系的其他可能性。铲除这种思想病毒最好的办法是不停地寻求其他可能性。我们想用跨国国家方案作为应对全球化的一种方案并且加以解释。跨国国家方案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国家虽然过时了，但还不能放弃它，因为它不仅保障内政和地缘政治、政治权力等，而且还能从政治领域发展、从跨国领域调控全球化过程。跨国国家是强国，其政治发展力量是建立在它们共同应对全球化的基础上。在这种前提下，跨国国家可以被理解并解释为第三条道路的“现实乌托邦”：针对民族国家政治垄断的思想障碍和帝国主义世界国家权力不能被剥夺的思想，人们对国际政治空间进行改革和改造，从而建立一个国家主权和认同的综合体系。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相互合作的民族国家必须从内政领域意识到，自己已被纳入到有约束力的、履行世界主义义务的国家联盟的合作体系中。因此，在广泛联合的政体公民社会和政治舆论中，是否能形成世界主义的强制联合意识成为问题的关键。只有有效地从内政上改变公民意识状态，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主体的自我认识才能发生变化，他们才能逐渐把自己视为一个被迫合作并考虑对方利益的联盟成员。如果各自公众舆论的关注点没有超越民族国家思想，如果民众团体的根本利益本身并没有表明这一点，就不要期待统治精英能够从国际关系思想转变到跨国内政关系思想上。换言之，只有意识或将意识到跨国国家的必要性，跨国国家才能实现。
跨国国家模式是一种中间、混合模式，那些按以往方式理解的似乎相互排斥的基本特征在跨国国家里顺利地重新组合、融合。
首先，跨国国家是非民族国家，也是非领土主权国家，因此它被理解为唯一反对国家和社会集装箱理论的对立模式。虽然跨国国家模式否定民族国家，但肯定国家概念。它对国家的认识摆脱了民族国家领土意义的局限性，并为新的国家概念拓展了空间，它认识到多领域全球性的不可修正性本质，它从国家意义和公民社会意义上使跨国规定和组织成为重新规定和恢复政治的基础。
其次，跨国国家也不是国际民族国家或超民族国家（区域性世界国家），因为在超民族国家体制内形成国际组织、多边主义或多领域政治模式的基础仍然是民族国家。正如多边主义和多领域政治理论强调的那样，跨国国家也可以被理解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因此沙普夫所揭露的各种“政治责任陷阱”在跨国国家都存在。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跨国国家理论内政治协调机制不再是民族国家相互隔绝、相互对抗的结果，而是沿着全球化—地方化坐标运行。
再次，跨国国家是全球地方国家，按照相容区分原则，它们被视为世界社会的省份，由此在世界市场、多元世界政治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
与其他国家间合作模式相比，跨国国家模式表明，通过这个方案，全球性成为不可修正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基础，它将告别表面上必要的、把民族国家解释（神化）为不可超越的或必然灾难的一个政治时期。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个方案上，因为它将带来许多问题。这个方案建立在两项原则基础上：第一项原则，用逃避的办法或者贸易保护主义的办法应对全球化，不仅没有出路，而且还意味着对在民族国家瓦解过程可能产生的转机视而不见。我们现在正处于也有可能实现世界主义社会的伊始——当然也包括各种灾难，如果只关注灾难而忽略这种可能性，那么就意味着不切实际。特别强调的是，与过分的世界社会乐观主义态度相比，坚决的怀疑态度是理解这种可能性的必要前提。如何实现各种“符合世界公民意愿”的社会形态？第二项原则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及文化等各领域的跨国合作和相互依赖。在民族国家世界，只有均势（对恐惧的平衡）或者霸权才能使社会稳定，这也成为民族国家第一次现代化时期有效的原则。而在全球化时代正相反：民族国家丧失主权或者进行跨国合作。
综合上述跨国国家的观点，我们对这两项原则进行阐述。
承认世界社会及其动力。虽然没有敌人，但民族国家政治基础被瓦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严重，因此全球化经常被解释为准宣战（“帝国主义”、“美国主义”），并且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应对。从跨国政治认识意义看，全球化被理解为政治化，也就是世界社会责任成为重新定位、重新组织政治领域的基础。由此人们被动地放弃两项民族国家理论原则：国家与社会的等同，国家与社会特有的领土关系。
跨国合作。单一国家无法应对全球化，单一民族国家政策更是错误的，因为成本更大。国家一意孤行将毁灭国家政治，而跨国合作将使国家政治充满生机。
从民族－民族到全球－地方。总体框架改变了，不是相斥主权需求和民族国家认同界限的对抗关系，而是它们在世界社会关系中，在经济、生态、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全球性和全球化中的定位构成了政治核心。人们必须重新阐释政治和社会两个核心定义。
世界社会省份。以民族国家模式为基础的相斥对立关系被短缺市场、地方、世界社会“省份”等相容对立关系所取代。“相容对立关系”指世界社会的共同框架（承认同一个世界社会）及在其社会里通过强调、策划和活跃区域特殊性的特殊定位。从劳动领域看，世界市场地位之所以能得到加强，不是因为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例如，转基因工程和微电子技术“市场杀手锏”，而是因我们要仔细斟酌区域文化特殊性和优势，并且设计出各种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和劳动形式方案。
特定的多样化。跨国也指跨文化，其前提条件是跨国国家承认国家和世界社会的非同一性。这对文化自我认识有何意义？如果世界社会是没有统一体的多样化，而民族国家是多样化有限统一体，那么跨国国家就是特定的多样化。这意味着不考虑全球化和地方化，各种全球地方文化形式在世界社会关系中得到体验和承认。通过这种方式全球—地方坐标也扩大到地方—地方坐标。
集中和分裂。人们必须认识到跨国国家集中和分裂的同时性。各种跨国行为体不仅得到认可，而且还开始承担政治责任和义务。因此跨国责任和义务是随着地方权利和义务让渡给跨国公民社会而形成。与权利和责任分裂形式相对的是集中形式，如制定社会和生态市场调控总方针的权力集中形势必须首先在跨国领域（在欧洲层面）形成、取得或夺取。
跨国企业的对手。税收缩减使民族国家遭受重创。为了开发政治和社会政治潜力以及能力，跨国国家必须堵住税收政策漏洞。国际企业陷入了矛盾中，一方面它们想摆脱国家管制，坚持国家最小化政治；另一方面，面临世界市场的危机动力，通过它们的坐标可以计算出跨国领域。因为无限的贫困不仅消灭民主，最后也使市场和利润消亡。
相容主权。有关民族国家或多边主义、超民族国家等讨论的结果总是民族国家放弃主权（立法的自主权）和自主权（决定强制手段），从而使更高权力机关达到相应权利集中的目的。由此分割主权被视为零和游戏并且不断推行，当一方必须放弃某些权力时，另一超民族国家机构的权力就由此而扩大。与此相反，跨国国家思想被理解为利润游戏。通过合作获得更多的主权，并且这对跨国权力集中和相联的地方国家两者都有利。
新中世纪。在全球化第二阶段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政治组合形式得到了贯彻。跨国国家必须与其他区域、世界社会权威、次国家、亚民族权威分享公民忠诚。这种“新中世纪”意味着，社会和政治关系以及身份认同必须与全球、区域、民族以及地方框架和行动方案等结合起来共同考虑。
全球化游戏至少有两种解读方式：其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摧毁了民族国家第一次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其二，新自由主义肆无忌惮的背面即跨国经济和亚政治的“祖国叛徒”是跨国思想、行动及生活方式的相互磨合。虽然世界市场政治被迫违背某些行为体的意图，但它助推了跨国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政治把全球化理解为新生力量并且学会利用它。
（编译：常和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校译：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限于篇幅，译文省略了参考文献，有需要者可与译者联系）
收稿日期：2009-09-10
标签：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