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美：魏晋科学理性精神与文人自然审美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文人论文,理性论文,意识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功用自然观、伦理象征自然观、神学目的自然观到审美自然观的转化。魏晋文人自觉的自然审美意识的兴起，由魏晋科学技术研究中的理性精神和怀疑态度导乎先路。对真的追求，感召出对自然万物的审美意识。
一
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与时代的哲学观念、思想意识息息相关。“科学的各个领域对那些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也发生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代的哲学思想。”[1]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界的和谐秩序，而哲学寻找的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原理，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不仅科学技术的成果在时时改进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充当着哲学思想的物质承担者的角色，而且一个时代的科学精神也体现出人文精神的精髓。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魏晋时期是成就辉煌的一页。杰出的数学理论家刘徽、天文学家祖冲之、发明家马钧、制图学家斐秀在这一时期出现。《九章算术》的几何知识此时形成了理论体系，天文学方面观测成果丰富：虞喜发现了岁差；姜岌在长期观测中发现“蒙气差”：祖冲之用实测证明了岁差，还测得“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浑天说”、“宣夜说”、“听天论”等宇宙理论蔚为大观；斐秀制定的制图学原理一直沿用到清代。对南方地区动物和植物的研究也始于这一时期。
魏晋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斐然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东汉古文经学中理性精神和怀疑态度的继承。
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目的在于否定今文经学严守师法、析其微言的烦琐章句之学。在古文经学家看来，今文经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2]，对一个字生发几万字大义的方法不仅琐碎， 而且违背了经传的根本意义：“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3] 因此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训诂，矢志追求经书的真正含义。文字训诂是古文经学求解经书真正含义的手段，他们又不满足于单纯的文字训诂。文字训诂研究语言文字——“名”，“名”之下的事物——“实”也是研究考察的重点对象。以经学而言，“实”是指经传的真正含义；以语言文字而言，“实”又指客观的感性事物。古文经学从文字训诂出发，进一步循名责实，研究对象从古代典籍的语言文字扩大到现实的事物，走着一条既重训诂、也重名物的道路。
文字训诂的要求，萌生于对今文经学“便辞巧说，破坏形体”[4] 的怀疑，目的是辨伪。循名责实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寻找解释的客观标准的理性态度，目的是证实。辨伪与证实，体现着东汉学者在学术态度、探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可贵的理性精神，并且由于一些兼具古文经学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大学者的出现，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呈现出注重理性精神的特征。李约瑟博士注意到了这一特点：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汉朝（特别是后汉）是比较重要的时期之一。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地学方面曾有一项卓越的发现，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开始奠定，并且广泛地传播着一种明确的怀疑和理性论的思潮。[5]
魏晋科技发展深受东汉学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一些背景，早在两汉时代便已略具雏形。经刘徽作注而在魏晋发扬光大的《九章算术》，其整理者马续是东汉大儒马融之兄，马续“十六治诗，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6]，与古文经学颇有渊源； 东汉另一大儒郑玄也“通九章算术”[7]，还注释先秦技术典籍《周礼·考工记》； 扬雄既是古文经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他提倡的“浑天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姜岌的天文思想即受其泽溉。因此，魏晋科技的发展明显带有理性思考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物质自然，要取得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自然界。理性自然观的核心是求真，求真成为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目标，魏晋科技的发展，处处显示出这种求真的理性精神。刘徽注《九章算术》、建立几何知识的理论体系，陶弘景寻找药物的分类标准，是寻求客观世界规律的真；嵇含、杨孚、万震等研究南方地区的植物、矿产，是为了准确认识客观真实的世界；郦道元注《水经》、何承天观测天象定历法，是为了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一致的“真”。
郦道元为汉桑钦的《水经》作注，他认为从远古到当时，地理风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前人的地理著作必须经过考证辨析，才能给予人们真正的知识，为人所用：“但绵古芒味，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贸。”[8] 注疏前人典籍的工作，在郦道元眼里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何承天发现三国杨伟的“景初历”有错误，为了纠正其错误而创定朔之说，又创日法，制定新历，显示出追求真理的坚韧精神。魏晋时期还广泛开展动、植物研究。嵇含研究南方地区的植物卓有成效，有专著《南方草木状》，详细记叙当时南方常见植物的形状、用途、分科、生长规律等。万震作《南裔异物表》研究南方风物，杨孚的《南州异物志》则专门研究南方地区的矿物。一种重要的著作类别，方志或县志，在这个时期也初露端倪。 公元347年，常璩作《华阳国志》，记述古代巴蜀地区历史、地理、风俗，记载了蜀国都城成都的建筑、当地著名人物的传记、风俗习惯、碑记、鸟类和其他动物，以及铜、铁、盐、蜂蜜、药材、竹、茶等物品。详细记叙一个地区的风俗和物产，客观上是交流的需要，主观上则表现了重名物、求真的思想。
科学中求真的理性精神不仅表现在科学家们努力探索、认识自然万物，也表现为他们对万事万物之间的秩序和规律的理解与尊重。刘歆在向汉哀帝陈述立古文经学的理由时说：“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氏《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9] 刘歆认为，看待古文经传，重在理解其真实含义，并不在于是否符合某一现实目的的需要。“义虽相反，犹并置之”，那么，对待自然事物则要尊重其规律，不能以人间社会的原则作为区分自然物的原则。刘歆试图树立经传的客观解释体系，科学家们则努力寻找、把握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求准确真实地认识自然。《神农本草经》原来将药分为上、中、下三品，是以人的社会等级比拟自然物，陶弘景在写作《名医别录》时抛弃了这种混沌的分类观念，以药物的自然来源分类，将730 种药物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和有名无用等七大类。依药物的自然来源分类，是药物学上的进步，也是陶弘景对自然物的客观性、独立性的重视。
理性的自然观以求真效验的眼光看自然万物，寻找自然界独立客观的解说体系，消除了自然之上的神秘虚幻色彩，天道人事不再感应附会。人们不再仅仅被动地接受自然的物质赐予，也不再仅仅关注自然之上的道德伦理色彩、神灵意志显现，而是将自然作为了客观的、独立的认识对象。
二
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的自然万物，以真切、本然的面目呈现于魏晋文人的眼中。
当自然混杂于功用关系、伦理象征、神灵意志时，对自然的关注重心实际上在物质利益和政治秩序上。屈原经常写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10]屈原的孤独与高洁有巨大的感召力，但作为自然物的香兰、蕙草形象却很模糊。嵇含也写香草：
蕙草，一名薰草。叶如麻，两两相对，气如
芜，可以止疠，出南海。[11]
又：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长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交趾置桂圆。桂有三种：叶如柏叶皮赤者为丹桂，叶如柿叶者为菌桂，其叶似枇杷叶者为牡桂。[12]
这里，蕙草、桂树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其产地、分类、功用、形状记述得清清楚楚，显示出真切、本然的面貌。
求真的理性精神成为科技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也普遍影响着魏晋文人看自然的眼光。魏晋文人看自然万物，重视客观的物质的自然，以敏感的心灵把握鲜明的自然物形象，不放过细枝末节；魏晋文人眼中的自然物，首先是实实在在、鲜明生动的客观物质，闪烁着理性观察的光辉。
曹丕作《槐赋》，其自序曰：“文昌殿中槐树，盛暑之时，余数游其下，美而赋之。”[13]曹丕的写作目的仅仅在于被槐树之美所打动，作赋是为描绘槐树之美，因此曹丕的描绘很细致：“修干纷其漼错，绿叶萋而重阴。上幽蔼而云覆，下茎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鸿雁游而送节，凯风翔而迎时。”[14]对树的枝、叶、干、颜色、生长秀节、态势都作了描述。同《诗经》写景的简约笼统、汉大赋的空洞堆砌自然不同，《槐赋》既有作者的情感表达，也有自然物的具体形象。曹丕这样以对一棵树的仔细描绘来表达自己的欣赏赞叹之情，显示出对物质自然的重视。西晋陆机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详细考证《毛诗》中涉及的动物植物，在承认传统的“诗言志”的功能之外，也将它作为认识姬周时期自然风物的工具。陆机的研究动机，除了本人对动植物的兴趣，也有注重客观物质世界的理性态度。
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在仔细观察、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取得的，魏晋时期科学观测成果丰富，魏晋文人看自然的眼光也比前人更加仔细。当《诗经》出现露水时，它只是起兴的借助：“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湛湛露期，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15]诗谴责了沉溺享受、品行不好的人，却没有鲜明生动的自然物形象。科学家们也在观察大自然的云兴霞蔚、露珠丰草，他们的观察结晶为科学上的一个个成果。姜岌就注意到了大气的变化，发现太阳在初升和西落时像巨大的红球，中午则显得小而白，他据此总结出了天文学上的重要发现“蒙气差”，并用文字作了清楚的记载：“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连者，虽中时亦赤矣。”[16]姜岌的记叙细致而明白。当自然的微妙变化进入文人眼中，则迸发成为美的灵感：“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17]同样是描绘山岚光影的微妙变化，既优美动人又准确细腻，显示出在感受自然美过程中理性观察的痕迹。
魏晋文人在艺术创作中注重“形似”，表现自然物首先要达到形式上的准确逼真。东汉王延寿认为绘画先是“写载其状，记之丹青”[18]，达到形似，然后“随色象类，曲得其情”[19]，方可神似。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20]，将对精神的刻划寓于形式的真实之中。陆机则干脆说绘画对自然的表现就是“存形”：“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21]“形似”与“存形”，都是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自然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准确把握自然的特征，将主观的感情与客观的对象分开。魏晋文人也重情、重艺术表现、重自我意识，但他们首先是将自然万物视为人的意识之外的独立存在。
当自然的万事万物不再混杂于人的主观意识时，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更清晰、更深彻。魏晋文人看人自身，更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天然本色，人不再只是政治伦理秩序里的一个零件。孔融当时对人与父母的关系发表了一个奇怪的论点：“父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22]孔融的论点，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不仅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色彩、等级观念，更把人降低到生物本能的层次上。其实人又何尝不是生物。儒学传统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因素，反而忽略了人的自然美好天性。孔融之论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正与王充“疾虚妄”的原则一致。
将人视为本然的自然物，也将人从政治伦理的秩序中解放了出来，它提醒了魏晋文人关注自然美好的人性。魏晋文人眼中的人，与道德伦理、神灵威严无关，只是一个个真切的自然人。他们看人的目光纯净而又真挚。
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23]
隔着窗户偷看丈夫的朋友，表现出对人的欣赏和赞叹。魏晋文人之间的互相欣赏、爱慕，置日常的规范于不顾，达到纯粹审美的境界。王珣与谢安交恶，谢安死后，王珣前去哀哭，并不因生前的仇隙而掩饰对谢安的赞赏和倾慕，只是哭毕不与守灵者说话，也不与谢安子执手，一任自己的感情倾泄而去。不因世俗琐事而影响对人的欣赏，魏晋文人看人的眼光追求的是审美境界。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24]阮籍的行为不带半点淫荡，如此纯净的眼光，透明的心境，拨开人的社会性因素，直达人的本质，正是理性自然观所要求的真切的自然现象。
中国古代对人的认识，有过与大自然奋力抗争求生存的共工，有过孔子所谓的贤人君子，有过神灵世界的祭品，而真正审美的人，却是在魏晋时期才出现。这种转变，是以理性精神为前提的。
三
在理性精神的观照下，魏晋文人开始将自然万物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万事万物也因此具有了新的内涵。当自然万物以其鲜明生动的感性形象与文人敏感丰富的心灵相遇时，必将启发出文人对自然的审美意识。科学的价值在于它为原本混乱的东西寻找了合谐的秩序，因此，求真的动机与人们对美的追求原本就存在着内在的一致。
科学研究离不开对自然的仔细观察，在长时间的、全身心投入的观察之中，人与自然更加贴近，生动的形象必须感召出人类心灵深处对美的向往、美的渴望、美的欣赏。当自然作为概念存在于人的思维中时，它不会具备美感；如果它以生动的形象与人相遇，那么它的形状、色彩、结构、态势就都有引发美的赞叹的可能。求真的理性精神重在对物质的自然的把握，尽量捕捉自然的细微之处，将人对自然的观察和感受引向深入。魏晋时期一些记录科技成果的文字在详细记录研究过程、结果的同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自然美的赞叹：“郗萌记先师相传宣夜说云：天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极，苍苍然也。譬旁望远道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非真色，黑非有体也。”[25]把色彩的微妙变化描绘得细致入微。郦道元的《水经注》，是科学著作，也是著名的美文。
不仅科学著作中有对自然美的描绘，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有自觉的审美意识。嵇含《登高诗》云：“七月有七日，蠢动思登高。显首稀乾精，方类自相招。”没有任何目的的登高、远游，可以称为纯粹的审美活动。嵇含写作《南方草木状》时，作为科学家其态度是客观的，笔触是冷峻的，但在写《槐香赋》时，又颇具文学家的敏感与细腻，仅“蒙蒙绿叶，摇摇弱茎”[26]句，朦胧、飘逸之美就跃然纸上。天文学家何承天也对自然美多有体悟，他一方面观测星象，制定历法，以理性的眼光审美对象，一方面在诗中描绘着自然的感性之美，他写巫山之高：“青壁千寻，深谷万仞。崇岩冠灵林冥冥。山禽夜响，晨猿相和鸣。洪波迅
，载逝载停。”[27]这时，自然不再是冷冰的研究对象，而是以它的巍峨气势、幽静深邃打动着人的心灵。求真的理性精神不仅练就科学家敏锐深刻的观察力，而且磨砺出一双捕捉自然美的慧眼。
意大利诗人佩脱拉克在14世纪的某一天登山远眺，发出了西方人最早的关于自然美的感叹，佩脱拉克同时也是一个有名的地理学家，据说指导绘出了意大利的第一张地图[28]。科学研究中求真的理性精神与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的确有着内在的联系。
魏晋时期，文人自觉的自然审美意识在文学、绘画、书法、园林等艺术领域中都有显著表现，实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艺术领域中的转化。理性精神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这个认识对象同时也是审美对象。魏晋文人自然审美意识的生成，正是以理性精神为源起。人们由真的追求开始，进而萌发出美的欣赏、美的享受，求真，启发了对美的自觉认识。
魏晋文人对形式美的自觉认识就源于对形式真的追求。
对形式的注意并不起自魏晋。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从形式入手改造劳动工具，但目的不在追求形式美，而是为了让工具发挥更好的效用。把工具做得对称，是为了受力均衡；使用圆滑的弧线，是为了省力；制作锥形，使其更加尖锐。汉大赋也是注重形式的文学样式，铺张扬厉，可以造成华丽恢宏的气势，其本质是加强神灵的威严。魏晋时期，戴颙修改铸像的比例，则是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宋太子铸丈六金像于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理，乃迎颙问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既铝减臂胛，像乃相称。时人服其精思。[29]
注意到比例与美的关系，戴颙对形式美有了自觉认识。毕达哥拉斯认为，和谐的结构比例与美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若干根琴弦的长度成简单的数字比例，在张力相等的条件下，击弦发出的声音就和谐完美。开普勒认为太阳公转时，不同行星轨道的呼应和谐也是一部美妙的天体音乐。
在这一时期的画家中，出现了对透视法则的自觉探索。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他认为山水画是代替真山真水，给“披图幽对”的人“畅神”的东西，因此对山水的表现要竭力求真，做到形似。求真的途径是对“身所盘桓、目所绸缪”的山水，以“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遥”的透视原理，去“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托名萧绎的《山水松石格》也提到了透视知识。《山水松石格》说绘画先是“设粉壁，运神情”，在画的过程中要讲究“路广石隔，天遥鸟征”的透视学知识，“炎绯碧寒”和“高墨犹绿、下墨尤頳”的色彩学知识，使用“云中树石宜先点，石上枝柯末后成”的表现技法，去如实反映“首尾相映，项腹相近，丈尺分寸，约有常程”的山水松石等自然景物。
对透视法等绘画技法的探索，反映了魏晋文人在艺术创作中开始自觉地探索真与美的结合，求真的理性精神转化为文人对自然美的感悟。在西方，科学的透视法则的系统总结和运用在十四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自然美的发现。美在合谐，美由结构、比例、色彩表现，求真的理性精神启发了魏晋文人的形式美意识，对透视法等绘画技法的总结和应用，是为表达在真的基础上的美的理想，真与美的结合，成为魏晋文人艺术观中的完美。
台湾学者刘岱说：“器物工艺也好，典章制度也好，科学技术也好，文学艺术也好，都可说是人类思想智识、价值意义和精神情操的具体体现。两者息息相通，互为映照。”[30]的确，器物与心灵、科技研究与审美活动互相感召，不可分割。魏晋科技活动不仅仅是以方法技能去认识自然界，求真的理性精神也改变着人们对自然万物的看法：它不仅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同时也生成了审美对象。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519页。
[2][3][9]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4]《汉书·艺文志》。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科技出版社1975 年版，235页。
[6]《后汉书·马援传》。
[7]《后汉书·郑玄传》。
[8]《水经注·序》。
[10]《离骚》。
[11][12]《南方草木状》。
[13][14]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四。
[15]《诗·小雅·湛露》。
[16]《浑天论答难》，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五十三。
[17]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
[18][19]《鲁灵光殿赋》，《文选》卷十一。
[20]《魏晋胜流画赞》。
[2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22]《后汉书·孔融传》。
[23]《世说新语·贤媛》。
[24]《世说新语·任诞》。
[25]《晋书·天文志》。
[26]嵇含《槐香赋》，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六十五。
[27]《巫山高篇》，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四。
[28]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94—296页。
[29]《历代名画记》卷五。
[30]《中国文化新论·序论篇》，三联书店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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