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重点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点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重点是指实现发展目标诸项战略措施中的关键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针对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经济，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致使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的状况，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
1、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
农业能保证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和棉花是人们吃、穿的基本的生活资料，而这一切都由农业来提供。“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粮则稳，无粮则乱，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事实。邓小平指出：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6页）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来看，目前我国工业原料的40%、其中轻工业原料的70%、纺织工业原料的90%来源于农业。农业上不去，必然严重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12亿人口中80%的人口是农民）来说，“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也取决于农业。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78页）“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虽然屡经调整，农业产值在一些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从业人员在这些国家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减少，但减少的是数量，提高的却是质量，农业作为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优先地位。美国一直占有世界头等农业大国的优势；“共同农业政策”迄今仍是联结欧盟成员国的基石之一；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对其农业的保持速度也一向极高。前苏联由于忽视了农业和农村改革，造成了食品供应紧张，商店中空空的货架和商店外长长的队伍是经常看到的现象。前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农业本应是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前苏联的领导人直到1989年才作出农业改革的决定，整整耽误了4年时间。而推迟农业改革的严重后果是粮食增产速度下降，不得不花巨额外汇进口粮食。前苏联在1986-1989年共进口粮食1.37亿吨，同时肉类、水果、糖、黄油等进口量也不断增加，群众对食品短缺的反应是对改革的失望和不满，由此破坏和动摇了改革的社会基础。
我国政府虽然解决了绝大多数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但目前中国粮食供需平衡的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供需偏紧的状况还将长期存在。由于一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到1995年底，全国还有65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约占总人口的5%）。我国政府正在实施的“扶贫攻坚计划”，就是要力争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发展我国的农业，必须真正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把握好正确的政策导向。后现代化国家往往倾向于把工业化作为实现经济腾飞的首选目标，所以在资源分配上存在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倾向；加之我国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耕地和水资源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手段落后，抗灾能力差；农业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所以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必须特别注意把农业放到一种恰当的位置上来考虑。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农业口头上重要，做起来次要，搞“口号农业”，其将招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其次要依靠科技兴农（包括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和科学种田）。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将面临三个不可逆转：人口的增长在短期内不可逆转；耕地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对农业的需求增长不可逆转。因此，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不可能走资源消耗、资金替代的路子，必须依靠科技，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科技则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党中央多次重申“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发展农业的方针，邓小平指出农业问题最终可能是靠科技解决问题，这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目前，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约为35%，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却在60%上；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0.18%，世界各国平均却达到了1%的水平；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30-40%，发达国家却达到了60%左右。中国政府已确定并正在努力逐步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差距，到2000年使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50%，到2030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巨大动力。
2、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能源和交通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碰到的世界性难题除了资金稀缺外，就是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落后。我国的基础工业主要是指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等工业。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加快交通、通信、能源、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开发与建设，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
“八五”期间，能源、交通建设步伐加快，生产能力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有所缓解，支撑了国民经济以年均12%的速度发展。但总的说来还是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不相适应。从现状看，我国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用电设备与发电设备的合理比例一般为2:1左右，超过了2，就必然导致供电紧张。而我国目前不仅用电设备的存量大于2，且每年的增量也大于2,1990年达到了2.52:1。即使在1990-1991年的经济调整时期，即在占全社会用电量90%的工业生产处于低速增长的时期，用户缺电仍为2000万千瓦。在1992年工业超高速增长的条件下，电力供应紧张状况更加突出。事实上，当前由于缺电，全国部分地区工厂停三开四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全国还有1.4亿农村人口至今未能用上电，我国人均用电水平迄今仍排在世界80位以后。有关资料表明，若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8-9%测算，到1995年我国国内石油缺口就将从目前每年7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到2000年则将进一步增加到4500万吨。同时，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如按“三步走”的宏伟战略目标，就算每人最低拥有一个千瓦装机容量，人均消费电力达到5000万千瓦时，全国就要装13-14亿千瓦机组。在现有的基础上，若要实现这个目标，按1992年新投产发电机组1400万千瓦能力计，我们至少还得用80-90年时间。可见，要圆满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电力工业务必超常规发展。另外，我国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也将长期存在。我国承担客货运总周转量2/3以上的铁路运力上的供给不足矛盾非常突出。从货运来看，目前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据估算，近几年因铁路运能不足所引起的能源不足，就使全国每年损失产值约4000亿元，减少利税约500亿元。铁路客运的满足率也不到70%。从负荷强度看，1991年底我国铁路平均每公里的负荷量为2579.4万吨，换算成吨公里，是日本的1.98倍，美国的3.43倍，印度的3.28倍。这种状况确已到了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的地步了。
90年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需要能源和交通大发展的时期，能源工业要适应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逐步缓解瓶颈制约。能源工业的发展要把节约放在首位，大力调整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推广先进技术，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坚持能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同步进行。能源建设以电力为中心，以煤炭为基础，加强石油天然气的资源勘探与开发，积极发展新能源。交通运输建设以增强铁路运输能力为重点，充分发挥“陆、水、空、管”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加快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形成若干条通过能力强的东西向、南北向大通道。加快交通干线建设，突出解决交通薄弱环节，提高运输效率。
3.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教育和科学
世界经济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物化在商品中的科技水平的竞争，降低资源、能源、人力和财力的有形投入，提高科技文化的无形投入是现代商品生产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已是高科技的竞争，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处于发展的优势地位，谁就获得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巨大杠杆。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生产力三要素之中，对生产力发展起着第一位的作用。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20世纪初为5%到20%，现在已达70%，而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则几乎全是靠科技进步实现的。
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近几年来，美国经济竞争力重新得势，靠的就是技术投入和创新的效益，企业高技术设备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6.8%上升到1995年的8.5%。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2%，均高于欧盟和日本。美国政府在大力增加科研投入的同时，将技术进步与推动出口、民间开发和政府科研、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收效显著。西方发达国家还将科技进步的作用上升到理论与战略高度来认识，强调信息时代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科技进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优势逐渐丧失，靠大规模人力和物力投入的高增长时代已近结束，又由于发达国家对转让技术的限制更为严格，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换技术”战略逐渐失效，为此他们也加大了发展科学技术的力度。科技竞争的胜负是导致两极格局瓦解的深层原因。苏联东欧受冷战影响形成了长期对外封闭的科技体制，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动力，阻碍了它们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加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而最终为新科技革命所淘汰。
我国“八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管理比较粗放，经济素质不高，经济效益较差。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是属于劳力和资金推动下的、消耗资源的外延式的经济模式，在产品结构上普遍存在传统产品多、新型产品少，高耗能产品多、节能产品少，内销产品多、出口产品少，技术含量低的初级产品和粗加工的产品多、高附加值的精加工产品少的情况。因此，经济建设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这既是国际性的普遍经验，也是当代国际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居于发展战略决策首要地位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3页）“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高科技方面占据巨大优势，他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表明了穷国也要参与国际高科技领域角逐的坚定决心和巨大勇气。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科技，科技发展的基础是教育。科学技术对竞争力作用的提高，归根结蒂在于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而从统计数字看，中国人口的科学文化结构，不仅远比20年前的日本落后，甚至赶不上50年前的日本。由于教育水准跟不上，国家大中型企业缺乏科技人才，在引进技术方面，不得不考虑本企业掌握科技、利用科技的现实而降低引进规格，不能引进高科技而只能引进中等层次的技术和设备，致使外汇的含金量降低。也由于劳动者文化科技素质的欠缺，中国自己的新发明和科技成果得不到认可和利用，使自己的高科技不得不流向其他国家发挥作用，造成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的外流。这种状况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农村文盲半文盲的存在和新文盲的再生，阻碍了农村摆脱贫困，更阻碍了农村实现小康。由于人口素质低下，使住在水边的不会种高产水稻、不懂水产养殖，得不到江湖之益，住在山里的不会造林、不会开矿，收不到林果、矿藏之利。甚至有的农民在遭到大面积林果虫害时，拒绝使用高效杀虫药，说是怕中了毒，还得到外国去治等。因此，邓小平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邓小平要求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重点论，抓住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关节点，掌握了中国现代化成功的钥匙，对我们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