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的柔性管理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柔性论文,刘秀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光武帝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残虐天下，面对民不聊生、群雄并起、战乱频仍的乱世危局，刘秀依靠其卓越的领导才能，由小到大，以弱制强，推翻了王莽，扫平了封建割据势力，重新完成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史称“光武中兴”。面对历史的辉煌，我们要借鉴其管理上的卓绝智慧，应是刘秀自己总结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用现代管理学发展的前沿理论予以说明，就是实施柔性管理。
仁德宽厚，泛爱容众
刘秀认为，在管理中应示人以柔，即对人仁德宽厚、广施恩泽、泛爱容众。
对待下属，宽容豁达。刘秀往往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下属着想，待人宽容。当刘秀率兵诛灭王郎后，缴获了大批各州郡将吏与王郎互通的书信，有人主张对这些官吏进行惩罚，但刘秀宽容待之，并不拆看，且不计前嫌，当众烧毁，以“令反侧子自安”，从而使这些首鼠两端、辗转不安的官吏感激涕零，誓死效命。
对待百姓，宽松为本。刘秀即位后，通过采取多种政策和措施，力图为百姓生存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他曾先后九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杀奴婢，定都洛阳后宣布“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后汉书·循吏列传》），与此同时，还下诏“进柔良，退贪酷”，积极鼓励部下宽以治民，以便省刑罚、少冤狱，使“有司修职”，“奉遵法度”，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
对待功臣，高秩厚礼。刘秀对待功臣极尽柔道，采取给予“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等优厚待遇的手段，解除了功臣元勋政治上的实权，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局面，实现了君臣之间的交相尽美。体现了一代君王的宽厚仁慈。
诚如《老子》所讲：“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正是刘秀这种宽厚仁爱、可亲可敬的仁君风范，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取得统一之后，都起到了柔能克刚的积极效果，使下属心甘情愿为其卖命，使民众翘首以待、望风归顺，使功臣无非分之想而颐养天年，取得了儒家所倡导的“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德治效果。王阳明曾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在管理中，领导者示人以柔，恰好可以战胜他人不愿服从和归顺领导的心中之“贼”。
自我约束，不敢妄为
《老子》中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刘秀柔性管理的基本特征正是在于顺应被管理者的心理规律，通过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无为的手段达到臻于自治的管理目的。
通过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实现了不言而教。统治者良好的道德修养，可以同化人民，移易天下，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运用高尚人格的感召力，可以取得上行下效、不言而教的效果。由于刘秀躬行柔性管理，因而他虽身居帝位，却常常能够以德行自责。建武六年，面对连年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刘秀下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指老百姓）失所。……有司修职，务遵法度。”（《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又下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后汉书·光武帝纪》）直至死前还自责：“朕无益百姓。”正是由于刘秀能做到严于律己，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因此在位期间，能够极大地获取民心，成就一代帝王之业。
通过政治上的不敢妄为，赢得了天下归心。在夺取政权时，刘秀治军严明，严禁部下对人民残杀掳掠。由于刘秀将士不敢妄为，侵扰民生，因而“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在巩固政权时，刘秀主张轻徭薄赋，约法省刑，避免滥杀无辜。国家统一后，刘秀即减轻赋税，厉行勤俭节约，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社会秩序逐步安定。
尊重他人，诚信待人
遵循柔性管理中的自然无为原则，刘秀往往能够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诚信待人。
从求士上看，刘秀顺其自然。建武三年，刘秀开始诏求天下义士。凡经招纳，愿意为官的，刘秀量才授职；淡泊名利的，刘秀在虚心咨访的同时，尊重这些人的志向，如不强迫“轻轩冕”的严子陵任官，不强迫隐士周党入仕。实际上，正是由于刘秀尊贤重学，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因而入仕的儒生都心甘情愿为其效力。
从用人上看，刘秀诚信待人。刘秀懂得权不重则事不就、任不专则功难立的道理，因此，他对人较少猜忌。冯异是刘秀的重要将领，长期率兵镇守关中，权威甚重，有人报告刘秀，说冯异专制关中，号为咸阳王。刘秀将奏章转交冯异，冯异看到后非常恐惧，上书谢罪，而刘秀却下诏抚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俱意？”（《后汉书·冯异列传》）刘秀对握有重兵的将帅尚且如此信任，毫不掣肘，对于文职的公卿大臣当然更能以诚相待。正是刘秀能做到用人不疑，所以才笼络了大批仁人志士为其效力。
敢于示弱，以弱制强
柔性管理强调依时据势，示人以弱，从而借机取势，以弱制强。对此，刘秀在管理中主要表现在敢于示弱于杀兄元凶和耿直之臣这两个方面。
受人辖制时期，示弱于杀兄元凶，委曲求全。反莽战争中，由于刘秀之兄刘縯攻克宛城，刘秀昆阳大捷，取得了反莽的决定性胜利，兄弟二人威名益甚，因而功高震主，使“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刘绾，字伯升）”（《后汉书·刘縯传》）。面对胞兄刘縯被害，领兵在外的刘秀审时度势，决定置个人和家庭恩怨于不顾，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低头示弱。他立即由父城返宛谢罪，在更始皇帝刘玄和其他义军将领面前，不仅不自矜昆阳之战功，而且不为胞兄服丧，不和刘縯旧属私下来往；不仅“饮食言笑如平常”，而且与恋人阴丽华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从而避免了刘玄的猜忌和排斥，被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躲过了杀身之祸，避免了内部分裂。正是刘秀的敢于示弱，才使他能够化险为夷，在保全自身的基础上，得以于羽翼丰满之时，一统天下，以弱制强。
独立为政时期，示弱于耿直之臣，奉公守法。如果说受人辖制时期刘秀的示弱尚有势单力孤、不得已而为之的嫌疑，那么，在其独立为政时期对祭遵和董宣等耿直之臣的示弱则真正是一种管理艺术。当刘秀出征河北时，祭遵为执行军法、整顿军纪的军市令，其间，侍候刘秀的舍中儿仗势犯法，祭遵立即对其收斩。刘秀知道后，不仅没有追究祭遵的责任，而且还任命其为刺奸将军，并告诫部下：“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后汉书·祭遵列传》）刘秀一统天下后，对于不畏权贵、执法不阿的强项令董宣亦是如此示弱。湖阳公主的家奴仗势杀人，董宣就等公主带着家奴外出时，拦住车辆数说公主的过错，并把恶奴当场杀死。公主进宫去告御状，刘秀明白事情原委后，不但没有惩治董宣，反而赏赐他三十万钱。
从柔性管理的精髓看，莫不是在一个客观标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以杜绝人治过程中过分的随心所欲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也就是强调在法与人的权衡中，要求以法为强，以人为弱。从刘秀的具体做法上看，刘秀的确较为完美地把握了这一管理精华，敢于向耿直护法之臣示弱，实际上是敢于向法示弱。因此，管理中的示人以弱并不等于现实中的懦弱无能，也正是由于刘秀敢于示弱于法，所以才有了国家一统的客观准绳，即法的尊严和至上，使国家上上下下都能在遵法守法的基础上蒸蒸日上。
权变灵活，讲求策略
柔性管理的“柔”还寓有管理的弹性、变化性、灵活性等深意。刘秀在管理中非常讲究策略，主张以静制动，以稳求变，强调在稳定与不变中追求事物有利于自身的变化和发展。
鉴于前朝三公权力过大而导致王莽篡权的历史教训，刘秀重建汉室政权后，在行政管理上实施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政策。由于三公之职设置已久，如若新建正朝不设此位，光复汉室的战时号召就会受到质疑，从而会有人怀疑到新政权的合理性。为保持政局稳定，刘秀在管理中就示人以静，表面上仍设三公之职，即司徒、司空和太尉。但实质上，刘秀在显要职位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各官职职权内容的变更，大大缩小了三公的权力。一方面，他规定，国家大事必须三公统而论之，共同负责，一人有罪，三人同当，有效限制其权力的运用；另一方面，他把原来在内廷处理文书的机构尚书台提高为皇帝直接指挥下的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机构，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大。至此，尚书台阁制度正式形成。这标志着以丞相为首的号称三公的政府首脑已成为名义上的虚设职位，其权力基本转移到皇帝控制的尚书台手中。这样，在貌似守静、示民以稳的外在表现下，刘秀在实质上已经加强了中央集权。
由此可见，刘秀高超的柔性管理艺术的实施，使他不仅在夺取政权时能够驾驭诸将、获取民心。而且在巩固政权时也能够调整各种关系，解决各类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正因如此，刘秀得到了历代思想家尤其是王夫之的高度评价：“三代而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独焉。”（《读通鉴论》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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