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大学文学院 拉萨 850000
摘 要：《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闻名于世的百科全书式文学名著。其百科全书式的涵容性使得研究在广度、厚度、深度上具备了宽厚的学术沃野。从生态文学角度看，众生平等与生态伦理关怀是贯穿《格萨尔》史诗的一条主脉，对此进行研究，使我们很容易挖掘史诗本身所蕴含的生态文学性。
关键词：《格萨尔》史诗；众生平等；生态伦理
佛教中常提到“有情众生”，具体来说，就是处于六道轮回中的有形和无形的生命能量体，史诗中的人、神、魔（鬼道）、精灵和寄魂物（亦可看做畜生道）等就构成了丰富的众生源。佛虽然是史诗中最重量级的角色，但按佛教教义来看，佛不属于六道众生，佛是超脱六道并解救六道众生的引路人。另外，史诗中的山水草木等无含识的万物，按佛教的教义看，亦不属于“有情”之行列。对于这个 问题的看法争论颇多，[争论的观点主要是“万物有灵”，佛家并不认同此观点。]自然也会成为本文论及的生态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万物有灵并不为佛家所接受，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其形必有其气，这里的“气”和“灵”也是史诗毓秀钟灵不可或缺的基因。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更宽泛的概念来理解史诗中的众生。但说到底，这毕竟是一部以佛教理念为主导的史诗，因此我们权且不做细分而是统而论之。
一、生态环境就是“众生”
在生命哲学中，“爱”与生命是同义词，它是创生、自由和发展的源泉。[作者对“爱”和生命的等意性做了详尽的论述。请参阅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338页。]我们可以从史诗中感受到这样一种氛围：生态环境本身是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它会呼吸、会说话、会思维、会感情……所以，你要把它当平等的朋友看，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支持和回报。因此，煨桑、祭拜等宗教仪式看似祈祷神灵，若从实体论角度看，它其实就是人们对异己的山河大地及朝夕相处的生态环境的最真实的实物崇拜，这种实物崇拜的本质是基于众生平等和众生本质的重新界定及众生外延的进一步扩展。这就把史诗的生态域提到了新的高度，那就是《格萨尔》史诗是全生态的，是整体而非个体，是系统而非片段，是循环而非扼杀，是高度包容而非狭隘摈弃。因此，史诗中的每一处景都是平等的众生，每一众生都是赏心悦目的景。两者交融杂糅，就勾勒出一幅具有玄幻色彩的生态环境奇异图：其奇在于伦理之间的关怀已经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异在于这幅生态环境图是异彩纷呈的，是神佛仙魔灵与人共舞的场态。
二、生态圈就是“众生圈”
众生是生态环境圈上不可或缺的点。圈具有循环的特性，用易经之象易的观点看，它很类象于超循环生态方法论，[此论是袁鼎生提出来的，笔者将其理解为生态的良性循环圈，并且是无限循环式的。详情参阅袁鼎生著作《超循环生态方法论》，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若其中断裂一点，圈就无法形成。同样，《格萨尔》史诗生态圈的形成离不开作为每一个点的众生，史诗中的部落民众、牲畜、草地、雪山、河流、森林、蓝天、白云、乌鸦、仙鹤等等点状众生，它们构成的不是普通的金字塔式的生态链，而是一个圆融的生态图景。此点、彼点皆在一个不分上下、高低、左右的无限循环的生态圈上，这个能量圈本身更多地象征着无穷无量的伦理关怀，也把佛家的生命轮回（这里可以将之代替为生态圈）演绎地有声有色。按佛家教理看，轮回的动力乃为业力所致，那么，生态环境圈的平衡与失衡又是何种因素所为呢？当然，人处在上升和下堕的中间位置，佛理自然将之视为不可推卸的导致众生圈失衡的重要角色了。众生圈失衡了，生态圈的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生态圈就是生态伦理圈
如果不用藏传佛教的理念看，这是一个相当悖谬的问题，尤其是在前生态美学时代的学人们看来，这绝对是一个异常错位的非正常认识。因为，伦理所适用的范围是有着严格界定的，?一般认为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正因为如此，普遍的观点认为，道德作为社会现象，是人类特有的，只有人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进行道德选择、作出道德决定和道德安排。也就是说，只有人讲道德，只有人是道德主体。生物虽然不是道德主体，但是由于它享有道德权利，因而是道德权利的主体。那么如何解释这种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不一致的现象呢？因为道德作为社会现象，它的主体只能是人。生态伦理学扩大道德的边界，不是扩大道德主体的边界，而是扩大道德对象的边界，它把道德共同体从人扩大到“人——自然”系统。[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33页。]正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和生态学术思想史的深刻拓展，生态伦理也随其呼之欲出了，学者们认为生态伦理是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分支，是人们在对一种环境价值观念认同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要求。[ 这个概念可参见网络资料：http://baike.so.com/doc/5381313-7589570.html。]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也是生态学领域里具有推陈出新意义的理念和思想，[ 生态伦理学现已被公认为是一门新兴的伦理学。详情请参阅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也可以说这是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与宗教（藏传佛教）某些理念高度契合的结晶。因为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建立在纯物质基础上的，是没有任何“亲情血缘”关系而言的，如此冷冰冰的两者关系自然会演绎出一幕幕人与生态的悲剧。纵观《格萨尔》史诗，由于两者关系定位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我们发现史诗中人与生态的关系定位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复制，它把人间亲情伦理完全复制到赖以生息的生态圈里了。这种机械的但又虔诚有加的复制，或许要被嘲笑为痴人呓梦，但梦醒时分，我们发现情愿匍匐身躯、甘做生态儿女的人们，往往和他们所居住的生态环境情意浓浓地绵延长存。谁人不爱自己的父母，谁人不友爱自己的兄弟姐妹。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试想，把大地视为生态母亲，把自己仅仅当做赤子的生态理念，其本身不就意味着人类应该像孝亲一样孝敬生养自我的生态母亲吗？其本身不就意味着人间亲情伦理在生态伦理圈上的生动复制吗？是的，藏传佛教理念影响了史诗，而史诗也承情接受了它所倡导的生态伦理观，两者的良性互动构建了《格萨尔》史诗所特有的生态伦理观。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认真思考的问题：按照“天生万物”、“道生万物”的哲学，创造了世界万物，创造了地球上所有生物乃至人类的自然界，怎么会没有价值？现在支撑整个地球生命维持系统，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支撑社会经济发展，支撑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怎么会没有价值？而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是生态伦理存在的依据。[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17页。]我们不由得赞叹史诗所依托的文化背景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理念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影响生态环境方面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因为，藏传佛教影响下的《格萨尔》史诗也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即核心问题——什么是生态之“善”的问题。[同上，第317页。该文认为，自然界是有价值的。一方面，它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和社会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价值。这是它作为人的资源和工具的价值，即它的外在价值。另一方面，生命和自然界自身按照生态规律生存，这就是“善”。]生态伦理学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主张把道德权利的概念从人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也就是说，对于动物、植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应当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力。[同上，第318页。]当然，对于生态之“善”，中国古人是赋予了相应的生物权力的思想的。这种权力思想主要体现在“需”与“养”两个方面——“需”是生物生存的问题，[就人的生物性而言，在“生存 ”这一点上，生存的欲望是“人与物等”。当然，人还有着动物所不具有的社会性。详情请参阅相关观点。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养是生物如何生存的问题，[有时人们也把“养”称之为“仁”，即有道德的行为。这里表达了生命生存，从生命生存的客观规律到生态道德的转化。详情请参阅相关观点。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了生物界同样需要伦理的问题。而这些思想自然也受到了佛教的肯定与吸纳，并自觉地指导影响保护着一方生态之域。《格萨尔》史诗中的藏传佛教思想对生态伦理的影响之巨也是清晰可辨的。除了生态伦理的关怀外，我们有必要再探讨一下史诗中的自然界，因为自然界和具有鲜活生命特征的生物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的。
《格萨尔》史诗所面临的自然界是什么呢？我们仍需进一步思考：自然界权利与人的权利。[关于自然界的权利，一些观点认为自然界应享有四个方面的权利。即自然界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自然界权利的自然性；自然界权利的平等性；自然界权利的差异性。详情请参阅相关观点。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24-328页。]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人的权利与自然界权利的差异性、层次性或等级性；二是认为，人类权利与自然界权利的矛盾，[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29-332页。]而后者，往往是二难境地的道德困境。那么《格萨尔》史诗是如何处理这个棘手问题，我们又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可以说，众生平等的伦理关怀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宿。没有平等就没有一切，平等圈要无限扩大，要把从属于人的平等圈一圈圈像涟漪的波纹一样扩大到自然界生物圈，要把慈悲的理念践行成物物平等，那么再恶劣的生态环境，依然会如史诗中所描绘的那样成为黑头藏人生存繁衍的天堂。藏传佛教的确在绵延传承的藏族大百科全书《格萨尔》史诗中灌输宣传了自己的生态伦理观。当然应当承认，藏传佛教文化所表现出的生态环境伦理观究其出发点和归宿来说，它的根本旨意并不完全在于保护自然，只是宗教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副产物”。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个“副产物”，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其实，各种宗教文化都天然地蕴含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并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为许多地区生态环境的成功保护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譬如，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藏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特意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则，如每年夏令两个月期间僧众闭关修行，以防外出践踏野外的幼苗和昆虫；不可饮用有水生动物在内的水泽以免伤害到它们； 不得在树茂草丰之处重建房舍；不得滥伐花草树木及毁坏种子等。还有，藏族逐渐形成了严禁在神山周围乱砍滥伐和捕猎动物、不可捕捞神湖水中的鱼虾等行为准则与规范。在藏区的神山、圣湖没有或是极少有人为的破坏活动，因此草木茂盛，动植物种类与数量繁多。[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中共中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29-332页。]
结 语
当我们面临像《格萨尔》史诗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看来仅仅是挖掘保护文化形态本身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出它们背后的实质内涵精神。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提出人类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这段精辟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三位一体”的原则，即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原则不是简单的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形式，也不是有先有后的肤浅理解，而是藏传佛教所揭示的那样“此有彼有，此无彼无”的本质彰显。这一点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清晰地表明了《格萨尔》史诗的确贯穿了众生平等、生态伦理关怀的理念，这些理念也的确具备了可资借鉴、研究的生态文学性，不言而喻，对今后的研究是十分有裨益的。
作者简介：王军涛，男，汉族，甘肃张掖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史诗学与元明清文学。
论文作者:王军涛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10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24
标签：生态论文; 伦理论文; 自然界论文; 众生论文; 史诗论文; 道德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10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