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世纪巡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理论是政党和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不同党派有不同的民族观，因此，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及施政结果迥然各异。中国共产党在寻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真正使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平等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
今天，站在新世纪台阶前，追溯即将过去的20世纪，回顾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长成过程，对于促进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使民族理论在解决现实民族问题，正确协调民族关系，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民族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方面发挥更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
要讨论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首先应当从这个学科概念和产生的历史背景开始。
在中国古代已有“民”和“族”两字，但都分别使用。“民”字在周代文献里已大量出现。其涵义基本上是指被统治的人，后逐步成为一般劳动者的称呼。“族”字在甲骨文就已出现了。在周代以后的文献里，“族”字主要是指有亲缘关系的家庭集团。“民”和“族”，在古代也曾被分别用来表示今天所谓的“人们共同体”（即广义的民族集团）。但在19世纪晚期之前中国语言文学中，没有出现过把“民”和“族”结合在一起，即组合成“民族”作为名词使用的情况。
真正合成“民族”一词，并具有目前的含义，从现在看到的文献，是1899年梁启超《东籍月旦》一文中开始出现的。他在这篇介绍日本最新历史文献的文章中，从日文直接引用“民族”一词。此后，又写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等文章，多次使用“民族”一词。1903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新派章太炎、邹容、孙中山等人的文章也开始普遍使用“民族”。“民族”一词在1903年后被普遍使用，原因有三：其一、世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其二、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直接威胁中华民族存亡，极大刺激了中国人民；其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民族斗争日益高涨。尤其是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后，更是掀起了宣传民族主义的高潮。“民族”一词也就被人们逐步认识。
1903年梁启超介绍瑞士—德国法学家布伦奇里的民族定义。他认为民族有八个特质：
（一）其始也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
此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文中说：“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的”。 （注：《孙中山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3页。）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影响， 当时我国学术界和辞书对民族一词的解释大都源于此，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定义有很多缺陷，但它对后学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起到了较大的启发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关注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广大地区，1932年3月， 成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一面指出：日寇“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另一方面，又主张“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 页。）1936年在日寇的操纵策划下，蒙古贵族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李守信等人成立了分裂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胜利而斗争》一文号召：要“动员蒙民、回民及其它少数民族在自治和自决的原则下，共同抗日。”（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5页。）1938年，党中央在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第四分局设立了“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专门民族研究机构，从事研究的都是民族理论工作者。可以说，这即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建立的滥觞了。而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否定国内少数民族存在的大汉族主义，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指出国内各民族共同谋求解放的道路；二是为了戳穿和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团结边区的回、蒙等民族共同抗日。（注：李毅夫：《关于我国民族研究学科体系的反思和构想》，《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由此可见， 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是在中国共产党寻求救国道路，谋求各民族解放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应用学科的色彩。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过程
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创建时期、形成时期、完善时期。
创建时期（1921—1949）
虽然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就对民族问题予以关注，并且提出了一些处理民族问题的意见，但系统地研究民族问题还是从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才开始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维汉同志担任中共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党中央任命的第一民族工作机构的负责人。1939的初，党中央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主管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的少数民族工作和地下党工作，李维汉同志担任西工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为了揭露外来势力的分裂阴谋和揭露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争取西北各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战争和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西工委开展了对蒙古和回回民族的研究。一面大量搜集文字材料，一面深入蒙古、回民族聚居区实地考察，在全面分析研究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的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两个提纲经党中央讨论通过作为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李维汉同志还写了《长期被压迫和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回回民族研究》两篇论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可以说这两个提纲和两篇论文初步确立了中国民族理论的体系。
首先，它为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去识别民族提供了理论的示范。针对国民党不承认回回民族，认为回回“已经汉化”，“回回是信了回教的汉人”等等说法，李维汉提出：“中国的回回主要是元朝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回回民，回回在元朝，已经大部分脱离了行伍生活定居在一定的土地上，从事耕种，发展了农业以及手工业和商业，成为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注：李维汉：《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载《解放》第105 期第15页。）它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受到汉化，但并没有同化于汉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征：经济上的“门宦与天课”；政治上的“政教合一”；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字和风俗习惯。全民族信仰回教（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大特征。但是“伊斯兰教对于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而是“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注：《李维汉选集》第122页。）
其次，提出了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民族压迫，是中国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思想。在两个提纲中，认真分析了蒙古和回族面临三个基本矛盾：即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汉族的矛盾；本民族内部的民主力量同封建势力的矛盾。提出蒙古、回族人民要获得解放，必须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与中华其他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共求解放。
第三，根据中国民族实际，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下，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并大量培养民族干部，与各民族人民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些思想体现在党对回回、蒙古民族的具体政策上，党对回回、蒙古的具体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共50条，全面阐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此外，党在中央党校创办了少数民族班，以后又在陕北公学成立了民族部，并在民族部基础上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开创了我党通过正规途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先例。在定边县和城川县建立了回民自治村和蒙民自治区，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使少数民族获得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提供了实践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找到了道路。从而唤醒了各少数民族人民，不断加入到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活动中来。中国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表明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又有了新的认识，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这样说，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正是伴随着共产党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民族问题研究室，开展民族问题研究，为民族理论学科在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形成时期（1949—1978）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当从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共同纲领》发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止。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解决民族问题，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使各民族能够参与国家事务，达到民族平等的要求等问题。这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族理论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阐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和加强民族观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3页。 ）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是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6页。）所以， 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场合里，都十分强调要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其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虽然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尝试，但建国前夕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在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之间进行选择。毛泽东就这个问题征求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维汉同志经过深入研究，认为我国与苏联在民族关系和历史情况方面不一样，因此，不宜实行联邦制，而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党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共同纲领》中作了明确规定，1952年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8月4日的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详尽地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
第三，提出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为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一指示，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经过国务院批准实行，举办学院和民族干部培训班，逐步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第四，关于按照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的思想。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说：“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在1954年的宪法中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在民族理论中的运用。
第五，关于在一些情况特殊的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改革”和“直接过渡”的理论。这是对列宁关于“落后民族可以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和平改革”，又称和平协商改革。在农业区，则叫做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是当时党和国家在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一项政策。就是在保证消灭剥削制度，满足广大贫下中农（牧）的生产资料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中剥削阶级的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经济上作适当让步，只没收他们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财产，并留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土地，对某些上层人士，在生活中给予必要的照顾，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赎买”。中国共产党巧妙地采取这一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得落后的民族地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六，关于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可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 不是谁帮助谁的问题，而是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全民族的发展和繁荣。
这些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正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结合中国民族工作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也正是在这样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内容，逐步成为指导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结晶（1956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目录中正式列为独立的学科）。
此外，为了加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各民族院校、民族干部学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及党校系统分别都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各校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件的有关精神编写的。虽然在那个时候，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没有统编教材，但它作为讲座的形式出现在学府的讲坛上，对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成熟时期（1978—至今）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打破了科学的禁锢，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也同其他学科一样，迎来大发展的好时机，从学科体系到学科队伍也日趋成熟。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成熟时期。
首先，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构建方面看。一个学科的体系是指和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有关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学科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学科完善程度的标志。如前所述，虽然在建国初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学府的讲坛，但它没有一本出版的教材。198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各民族院校的民族理论教师集体编写了《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1985年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公开出版发行。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从这本教材的体例来看，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二元论”思维结构模式和“板块结构”的编排框架，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一批学者开始了学科体系构建的思考，出版了一批希冀理顺民族理论学科逻辑联系的学术著作，如云南大学熊锡元著的《民族理论基础》、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著的《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中央民族大学刘锷、何润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993）、贵州民族学院杨昌儒著的《民族理论概要》（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贵州民族学院李廷贵、范荣春著的《民族问题学说史略》（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著的《民族理论政策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中共中央党校龚学增主编《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理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等等。这些学术著作的出版反映了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建设正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理论体系建设蒸蒸日上。
其次，从学科体系的理论发展方面来看。一个学科的理论发展，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对原有学科理论的内省和拓展其研究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界对原有理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和讨论，金炳镐教授把它总结为十个方面，即：关于民族定义的研究；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关于民族关系研究；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研究；关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理论研究；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研究；关于民族平等理论与实践研究；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关于民族政策理论研究。（注：金炳镐：《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二十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在这十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中， 有的已经取得较为统一的认识，取代了原有的理论，有的拓展了民族理论研究的领域。中国民族理论正是在这种大规模的内省和拓展研究领域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
第三，从学科队伍建设方面来看。民族理论研究机构恢复和新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家机关和科研机构相继恢复或新设了民族理论研究部门，如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室等；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民委、社会科学院、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院校也设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第一个民族理论方面的教学、科研单位—民族理论政策教科部和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设立了民族理论专业的硕士培养点，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教学科研人才，成为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研究的重要阵地。1988年国家民委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专业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至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人员已逾千人，其中教授、研究员30余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00 余人。
民族理论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学术活动的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理论学术团体得以建立，学术活动空前活跃。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民族理论研究会”，即今天的“中国民族理论学会”，首任会长是著名民族理论家牙含章，现任会长是伍精华。此后，一些省区也成立了地方性民族理论学会。创办了学会会刊《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7年改为《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了多次学术活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涉及到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各个领域，如民族理论学科创立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民族理论思想；民族理论学科特有的概念、范畴；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等方面。这些学术论文的发表推动了民族理论学科的自身建设，是民族理论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贡献
中国的民族理论学科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纵观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对它的贡献作如下的概括。
首先，它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原理、原则和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方法在我国民族理论的学科内容中占有相当比重。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阐释和发展是中国民族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为了对这些理论进行一番梳理、鉴定。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写过一本专门论述民族理论的著作，他们所揭示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提出的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的精辟论述都散见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列宁和斯大林虽然写有关于民族理论方面的著作，但他们是在领导俄国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扩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以，中国民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梳理、鉴定，本身就是对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然而，梳理和鉴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在于应用，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我国最早的民族理论文章《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等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它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理论学科是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族理论的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组织和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如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等。作为政府机构一部分的各级民族工作机构大多设有民族研究（其中主要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专门机构。与其它学科相比，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了党和国家更多的扶持的帮助。这一点，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工作的十分重视，也使民族理论研究成为实际民族工作的一个构成。从民族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除部分纯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外，大多数文章都是对民族工作较为具体的讨论，诸如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东西部差距拉大的原因及对策、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法规建设，甚至对某一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剖析等。这些成果是直接地为政府工作服务的。另外，党和国家从事民族工作的领导人往往又是民族理论方面的专家。如老一辈领导人李维汉、乌兰夫等同志，他们在领导民族工作过程中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在阐述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也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等进行过深刻论述。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领导同志在从事实际领导工作的同时，也在不同场合阐述过对民族理论的见解。自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成立以来，这些领导同志又不同程度地兼任着这个学会的领导工作。这不但使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建设受到了他们的实际影响，也更促进了这一学科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它是一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学科，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第三，团结各民族人民，促进各民族社会进步。如前所述，由于中国民族理论具有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所以，在中国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促进了各民族社会进步。各民族在政治上都成了国家和民族的主人。我国55个少数民族，已有45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5%，自治民族人口已接近少数民族人口的80%；未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一批民族乡，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自治权利。在经济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党和政府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措施，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各项基础设施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根据《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报告统计：5 个自治区的总体发展速度明显高出全国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3101元。 西藏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4.53亿元，比上年增长10%。 全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5036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979亿元， 比上年增长9%左右，全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250元。 （注：载《光明日报》1997年4月1日第1版。）在教育文化事业方面， 全国已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南、西北、中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东北、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湖北等十三所民族院校，不少重点院校还有民族班。1988年全国高等学校少数民族学生125422人，占全国学生总数的6.1%。目前， 各自治区都建立了自己的科学院和多种研究所，图书馆、文化馆数量大大增加。全国少数民族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有很大的发展，1988年共有卫生床位32892张，是1949年的102倍。缺医少药状况大大改观，长期流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地方病和传染病已普遍得到控制和削弱，少数民族的人均寿命大大提高。
总之，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确保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