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看中国文化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前景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
关键词 梁启超 文化思想 现代化
梁启超，“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1]， 以“善变”、“屡变”闻名，早年孜孜追随时代， “牺牲一身觉天下”[2]，后期又对自己深信过的“破坏主义”主张完全放弃。 梁启超是“时代的牺牲者”[3]，激烈动荡的近代中国， 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他的“保守性与进取性交战于胸中[4]”的思想矛盾， 使其成为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本文拟就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轨迹，探究他面临现代化挑战的艰难抉择，从而展示中国文化现代化前景。
一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早期接受的是“科举致仕”的正统启蒙教育，沉迷于训诂词章之学。转机出现在十八岁那年，他拜谒了康有为，康有为的谈话动摇了他对传统学问自以为是的接受，展示了一个他以前没有梦想过的思想天地，自此师从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在康有为布下的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的历史观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交织而成的思想格局内驰骋，为社会改革寻根探源。
梁启超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以报刊政论家身份发表的言论在社会造成普遍影响，一时声名鹊起，康梁并称。他一方面恪守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在论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的问题时，无不套用这个现成的公式，把孔子说成是主张改革的“鼻祖”和为万世作法的教主，另一方面，又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在他的《变法通议》等论著中，“大同之义”的理论和“张三世”的实施方案，西方的“宪治”原则和民权思想，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古老的“三世说”理论中注入了社会进化的内涵。与所有同时代主张变法的人一样，梁启超以进化论作为哲学理论基础，并将其运用于文化领域，将东西文化的差异看作是时代的先后之别，否认东西文化类型本质的区分。“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5]。 在对比古今中外“变”与“不变”截然相背的命运后，他倡导“全变”，不但肯定了中国文化有吸纳西方文化以自强的能力，而且全面接收西方文化势在必行。于是，在“法先王”的旗号下，以仿佛文艺复兴的形式偷偷将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理论输入进来，以图振兴萎靡不振的中国社会。这一阶段，梁启超小心翼翼地蜗居在传统外衣保护下，来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这种既向于今，又脱不了古，既取法于西方文化，又不自觉地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青年梁启超思想文化的基本性格。
戊戍以前，梁启超对康有为称扬可谓不遗余力，而政变发生亡命日本后，受到日本明治文化的冲击，恰是这个时候，他的思想正式冲破康有为的思想外壳，显露其独特性。他思考的中心已不局限于对维新运动本身的检讨，而推及政变发生的远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寻找到了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私有的政治制度。它采取“驯”、“餂”、“役”、“监”四种统治术，导致了“民愚”、“民柔”、“民涣”，使中国成为统治者的“防弊”之心。由此引申开去，中国在自由观、国家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上与西方表现出极大的差别。中国最缺少的正是自由，而只有奴隶；但更可怕的是，中国人不仅有身为奴隶的景况，而更有心为奴隶的积习。它是中国文化的大弊病，而欲具备自由人格，必自破除心中之奴隶始，只有除却“古人”、“世俗”、“境遇”和“情欲”四种奴性，才能获自由，从而为国家富强奠定人格基础。此外，梁启超还从多方面剖析国民弱点——缺乏公德心、无国家思想、无进取冒险之性质、无权利义务观念、缺乏自治之能力、保守性质太强、无自尊心、不能群、分利之人多而生利之人少、无毅力、缺乏尚武精神等。因此，为根本改变国家民族落后状态，就必须根本地改造民族特性。他拉起了“破坏主义”大旗对传统进行了猛烈抨击，对国民性进行历史批判。在他看来，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摧陷除旧是为了廊清布新，旨在肇兴他的“新民说”，“新民说”成为梁启超痛批民族弱点后的基本选择。
梁启超思想最激进的时候是1903年左右，它引起了持君主立宪、保皇改良主张的康有为的不满。但另一方面，其政治主张的内涵与革命党人有本质的区别和绝大差异。本世纪初的那几年，梁启超事实上受到保皇党和革命党人的双重夹击，前者以为其过于激进，后者则以为其过于反动和保守。他试图从保守与革命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毫无疑问，他的人文关怀并不在于清政府的存废，而在于如何才能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道路。在他看来，保守的主张固不足取，但过于激进的革命主张也可能适得其反。从美洲游历归来后，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和民主制国家颇为失望，考察旅美华人社会的结果，也使他对国民性改造倍感艰难，因此放弃革命、破坏的主张，宣扬“开明专制论”。而溯其思想转变的伏脉，却与“新民”理论不无关系：国民素质低，固不足以谈革命；而国民觉悟的提高，又有赖于开明君主的干涉、指导。新民理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保守性，使得国民性改造很快退居其次，被更为紧迫而引人注目的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所取代。梁启超始终徘徊、依违于两端之间的文化态度，与其哲学理论基石密不可分，社会进化论主张按循序渐进的路径，反对过程中断或革命方式解决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另外，在中西问题上，他自始存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他进行文化比较时，在历史认知的层面体认了西方文化的“富强”，但在价值选择的层面则更多流连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自觉地以这种意识来纵论古今、中西。
一次大战的爆发，不仅摧毁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而且也摧毁了膜拜这种文明的东方文化精英们的梦想，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又经历了一次变异。欧战告终后，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正值西方文化危机毕露、文化批判思潮兴起之际，他看到了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摧毁了人安身立命的内在精神价值，科学无限扩张成为支配人的力量，将人的内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下，从而使人生物质化和机械化。“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6]。他开始反省到以进化论为特性的时代观念衡量一切文化优劣的偏失，意识到东西异质文化各自存在的价值，并重新解释文化现象。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综合，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7]。在他的新文化系统内， 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显然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优越性，而且这种新综合的宗旨并非仅为中国富强，而更在于向外扩充而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尤其是拯救那些处于精神危机中的西方人。在这里，梁启超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实际上，这种复归非简单地复归，它是沿着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曲线，复归到经过西方文化重新照亮，重新选择的传统上。与早期在传统外衣保护下力图将西方价值偷运进中国历史不一样，他主张变消极为积极，将中国文化大量输出，与依违于两端、非此即彼的态度不同，他力主“化合”两种特质文化，产生新的文化综合，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梁启超后期对待中西文化的独特思考和创新精神，至今仍闪耀着它的光辉。
二
中国近代是一个急剧动荡、充满矛盾的社会变革时代，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内的斗争异常激烈，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时代造就了充满矛盾的人物，梁启超正是这种矛盾人物的典型代表。他在论述过渡时代之中国时，有这么一段饶有意味的话：“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8]。 其实，这种“两头不到岸”的窘境，何尝不是梁启超本人的真实写照！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文化矛盾，既涵藏着中国改革者困顿失足的思想陷阱，也蕴含着他们回应挑战的创造契机。如果我们将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追求现代化运动过程的话，那么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文化选择，因而也是一个重建现代化新文化的过程。一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已做了这样的尝试，举步维艰，百余年后，如何迎接再度袭来的西方文化的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
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正是文化的这种存在，规定了它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于是有文化的传统问题。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包含着它自己的传统在内。就时代性而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或因发展阶段不同，而生先进落后之分，有其价值上的不同。若就民族性而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据，无可区分轩轾。在认识文化现象时，两种基本属性不可偏废。梁启超曾指出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两种不良倾向：“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9]。两种文化态度，一种出于文化自尊， 偏重文化的民族性而忽视了文化发展的时间概念，以天下文化必出于己的本位偏狭心态去对待外来文化，这集中表现在近代中国那些缺乏时代感的人士身上，他们用民族差异去概括中西文化的不同，否认彼此有什么时代差距，误以民族性为文化的唯一属性，从而得出西方文化不适合中国的论断，助长了复辟倒退言行的蔓延。另一种则鉴于文化自卑，偏重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不同空间地域的异质文化，漠视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强迫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去接受另一种文化传统，酿成了民族文化虚无的结局。在梁启超看来，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不仅应强调输入外国文化，也应该激发民族的创造力，不能忘记文化主体的自主地位，否则本国文化难以发展。他对文化选择中两种奴隶性（“崇拜古人”与“崇拜外人”）的揭露与否定，出于一种文化选择的自觉主体意识，他主张唯有在文化的大融汇中异质文化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0]。梁启超是本世纪初试图将时代观念和民族观念交叉透视文化现象的第一人，尽管在具体运用两种观念时曾陷入过混乱，但毕竟他对中国文化前景处心积虑探索几十年的理论成果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化的接触、交流不可人为地拒斥，也不可人为地推行，应当人为地开辟出宽阔的文化环境，任人们去选择、吸收、涵化，这是他提供给后人最有价值的理论思考。
近代“西力东侵”的文化态势和“救亡图存”的历史条件未提供正确认识“中西”问题的客观环境。近代知识分子限于时代，自然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完备方案。与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中国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它起于对现代性之外部挑战的回应，因此中国不能以循序渐进地转化本土因素为形式，而必然以借鉴外来模式和变革传统制度为途径，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和被动抉择性的特征。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类型，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具有抗拒变迁的巨大惰性，由此决定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过程，面临着西方现代化所远不具有的特殊困难。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自身具有价值取向的矛盾性：为了民族复兴，中国必须选择现代化；但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又需籍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现代化的动力，而民族主义精神的动员又必然强化民族文化传统。如何既从传统中获取精神动力，又不为传统之保守惰性所累，这正是困惑梁启超的两难文化课题。“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流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过去”蕴藏着“未来”待开发的巨大潜力和潜能[11]。当梁启超判定当时中国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过渡时期”时，便试图用时代精神的劲力去“截断”仍无声向前移动的潜流，当他意识到这条“潜流”的深厚与力量之巨时，便“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12]。他希望斩刈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看到国民以新民的姿态改换旧民的形象。然而，不仅“潜流”未能“截住”，国民“依是旧时相识”，而且他自己也未能摆脱传统的影响，“乃壹意反而守旧，欲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13]，在其文化思想变迁轨迹中，折射出新的与旧的、西的与中的参拌杂揉的史影。另一方面，当梁启超看到传统自身长处时，便试图用这种精神的伟力去唤起国民的自觉意识，凝集国民的爱国热情，以便在优胜劣汰的世界竞争中自强自立，“吾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14]。传统中的惰性成为几代人欲摆脱而至今未曾摆脱的包袱，而传统中的优势则成为数代中国人欲在世界文化之林争强的动力。如果说“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未能清晰地认识的话，那么在历史经历巨大曲折后，才逐渐被人们自觉而真切地体会到。
三
中西文化问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最基本和最持久的主题之一。要正确认识“中西”问题，必须突破一维文化视角的囿限，走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困局，以开放的心灵和世界文化的视野，来观照比较中西文化和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只有跳出一维文化视野的羁限，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各具的特定的“文化模式”意义，以及两者在人类“文化进化”序列中的历史地位，才能深切地了解西方文化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以及中国文化的境遇、问题和出路。真正的文化自信来自开放的心灵，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是落后民族在文化交流中走向现代社会之至为关键的精神质素。文化的活力来自自身吐故纳新的有机生长能力，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吸纳世界文化新质和改造传统文化旧质的文化再造过程，中国文化的未来既不是同化于西方文化，也不是儒家传统的复兴，而是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综合。
“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另一基本命题。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是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的变迁过程。现代化是“传统”获得“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也即“传统”的“现代化”，因而“传统”与“现代化”并非两个截然对立的历史范畴，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体”。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变革”，然而既然这种“变革”是传统适应现代化的变迁，那么“适应”本身意味着传统的许多质素会存留下来。一种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精神理想作为其创造源泉，文化的进化是传统的绵延[15]。中国的现代化虽然肇因于西方文明的外部冲击，但它同样离不开自己精神理想，同样需要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在中国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理想未尝不能成为凝聚民族和变革文化的精神动力。
当我们对“中西”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或许就不至于象近代国人那样忧虑重重了，而是确立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泰然自若地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并给予积极的回应。文化的交流与创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民族文化在和外来文化交流冲撞中，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都遭遇到“传统”与“现实”的对抗，都不可避免地感到苦恼、恐惧和危机。这并非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独有现象，而是各民族都会遇到的共同难题。日本、韩国、新加坡在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并没有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彻底西化，而是相当浓厚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其实，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有见识的思想家无不以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基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上，一方面主动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全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一方面自动调节与现代生活之间不适应的部分，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与再铸。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前景，英国哲学家罗素曾作过这样的预言：“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生机的成长， 一定能产生一种揉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16]。中国文化书院曾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前一句是说“中国文化世界化”问题，中国文化只有走向世界才能对世界发生影响；后一句是说“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只有让世界各种先进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才有可能现代化。随着开放的深入，中国文化必将和外来文化进行全面的接触，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并不是全部抛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而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通过力的较量，中外文化也都必将舍弃自身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而汲取别人有益于自己成长的新文化养份，以超越自己，实现新的综合。现代化对中国文化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是一种选择；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延续，也必须选择现代化，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前景。
收稿日期：1995—12—05
A Predicted Futur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SpecialReference to Liang Qichao's
Changes in His Cultural Ideology
Wang Fan*Abstract Liang Qichao (1837 to 1929) was a pioneer of Chinesemodernization and a founder of cultural conservation movementas well.Like the changeable times he lived in, his cultureideology changed many times.His life- long deliberate studyof east and west cultures,traditions and modernizations lefta valuable theory worth further deliberating.Chinese culturemust adopt modernization as its future.On the one hand,it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maintain its own national feature.On the other hand,however,it should also spare no effortsin absorbing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other
culturesunconditionally in order to achieve a creative combination of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 recasting of Chinese cultureitself.Keywords Liang Qichao cultural ideology modernization
*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Foshan University CPC Committee,Foshan,528000
注释：
1 8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夏晓虹主编，梁启超文选（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67
2 梁启超，举国皆我敌。见：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68
3 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1985，（2）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夏晓虹主编。 梁启超文选（下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53
5 梁启超，致严幼陵先生书。见：夏晓虹主编， 梁启超文选（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7
6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见：夏晓虹主编， 梁启超文选（下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06
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夏晓虹主编， 梁启超文选（下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26
9 1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夏晓虹主编， 梁启超文选（下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7.219
11 转引自朱来常，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北京：改革出版社，1991
12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见夏晓虹主编。梁启超文选（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48
13 黄遵宪，与饮冰室主人书（1904年7月4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40
14 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见：夏晓虹主编。梁启超文选（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08
15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02—206
16 引自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