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7国面板数据的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联体论文,经济增长论文,面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BRD(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7年转型报告④显示，流向中东欧11国⑤的FDI总量由1994年的51.3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47.50亿美元，增加了7.7倍；流向独联体7国⑥的FDI总量由1994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37.77亿美元，增加了21.2倍。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近年来吸引的FDI数量越来越多。流入这些国家的FDI究竟对其经济增长有无贡献，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界对FDI是否会促进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争论多时，但尚无定论。本文选取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7国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试图较深入地对FDI和这些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FDI理论和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理论增加新的内容，同时也可以为科学地评价中东欧和独联体转型国家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策略提供客观依据。中国虽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是同处于转型期，都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本文的讨论，也能为我国进一步引进外资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FDI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
社会制度的急剧转变及政策选择上的诸多不当，使得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普遍陷入严重的滑坡和倒退阶段。在历经10多年恢复和稳定发展过程后，这些转型国家基本上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对外实行开放，在对待外资方面普遍采取积极的引资政策。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吸引外资的数量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近年来，流向这些国家的外资数量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总量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FDI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FDI促进东道国尤其是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效应：
第一，资金效应。长期以来，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东道国国有企业面临预算软约束，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大多依靠国有银行提供贷款。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有企业经营的种种弊端开始暴露。随着银行业坏账率的提高，银行体系开始提高贷款门槛，企业面临更强的资金约束。而外资的大规模流入，缓解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外资流向能源、金融、餐饮、零售等行业，解决了这些行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银行业通过资产出售和公开上市方式引入了大量的外资，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竞争的加剧，降低了信贷市场的利率，为东道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大的融资可能，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⑦
第二，技术扩散与人力资本外溢效应。技术扩散和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在外资进入转型国家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FDI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大大提高了转型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首先，由于转型国家企业相对于欧美国家跨国公司存在较明显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差距，FDI前来投资时不仅投入新设备、新产品，还带来了新的加工方法、产品选择、销售策略和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转型国家企业通过合作与学习可以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其次，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有助于形成密集的、高效的企业供应链网络，进一步推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更加突出网络化和专业化生产的专、精、尖等特点。最后，FDI进入转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本土技术和管理人员与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和技术专家的互动，通过积极参与技术、产品和工艺改进甚至研发活动，一方面有助于转型国家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积累，另一方面也较大地促进了技术及人力资本在本国范围的扩散和外溢。⑧
第三，制度建设效应。从宏观(国家)层面而言，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转型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所谓的“绿色通道”，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转型国家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寻租”和“腐败”的空间。行政效率的提高也为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从中观(行业)层面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并与转型国家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加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企业更加有效地使用资源。有利于打破原有的垄断，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对于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跨国公司进入带来了最新的技术，直接缩短了东道国该行业的生命周期，提升了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从微观(企业)层面看，对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企业来说，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来了更为严酷的竞争环境。在示范效应的拉动和竞争效应的推动之下，东道国企业不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这从源头上提升了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效率，最终对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发挥了促进作用。
二、理论模型的引入和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实证模型的构建，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扩展开始讨论。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引入一个包含效率因素的规模收益不变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方程(2)代表了各变量单位时间上的环比增长率，该式给出了物质资本产出弹性α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β以及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的一个直接度量方法。
如何在方程(2)所示的增长模型中反映FDI的作用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将FDI的增长作用归纳为资金效应、技术扩散效应、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及制度建设效应。无论是FDI为东道国补充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优化了资本配置，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培养了掌握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人才，从而提高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还是FDI制度变迁效应在东道国表现出来的宏观层面的行政效率提高、行业层面的竞争加剧、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都可视为通过提高东道国各个层面经济活动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⑨沿着这条分析思路，参照Temple(1999)⑩及Markus Eller等(2005)(11)的做法，我们将FDI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用如下的模型表示：
假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整个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由两部分因素决定：一部分是由除FDI以外的其他外生变量决定的效率提升；另一部分是FDI引致的效率提升。方程(3.1)表示FDI引起的短期效率提升作用，方程(3.2)表示FDI引起的长期效率提升作用。将方程(3.1)和(3.2)代入方程(2)中，可以得到如下的实证模型：
方程(4.1)代表了包含FDI短期增长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方程(4.2)代表了包含FDI长期增长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实证检验中，根据以往研究结论(12)(13)，我们还考虑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及微观因素，包括反映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通货膨胀指标、反映财政政策的政府支出变化程度、反映货币政策的利差，以及反映转型国家宏观制度效率的EBRD政策竞争力指数和反映转型国家微观企业效率的EBRD企业改革指数。包含相关因素的计量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这里，RFactor是指上述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因素。方程(5.1)检验流入样本国家的FDI对其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方程(5.2)检验流入样本国家的FDI对其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参照Markus Eller等(2005)(14)的做法，本文拟用滞后期的FDI净流入量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流入转型国家的FDI在长期内的经济增长效应。
由于国家数目有限，再加上这些国家转型时间不足20年，可用于计量检验的样本数量受到很大限制，传统截面回归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面板数据模型由于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上的变化规模及不同单元、不同时间的特性，综合利用样本信息，增加自由度，减少多重共线性，从而提高计量估计的效率，近年来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本文的实证也拟选用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模型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两大类。模型形式的甄别及具体的计量过程，本文选用Eviews 6.0完成。
三、变量选取
如前所述，本文的实证研究涉及中东欧11个转型国家和独联体7个转型国家，共18个样本国家。文中选择实际GDP年增长率(RGROWTH)衡量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状况；用
期固定资本形成的环比增长率衡量东道国当年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用期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衡量东道国当年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用期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衡量东道国当年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用当年人均FDI净流入量(FDIPER)和当年单位GDP的平均FDI净流入量(FDIGDP)分别衡量当年FDI的净流入，用两者的滞后期变量衡量前期FDI净流入；用当年人均FDI累积净流入量(FDICPER)和当年单位GDP平均FDI累积净流入量(FDICGDP)衡量FDI的累积净流入，用两者的滞后期变量衡量前期FDI累积净流入。(15)
此外，本文还构造了一组外生变量来衡量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用通货膨胀率INF衡量当年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用一年期存贷利差INT衡量当年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用政府支出GEXP衡量当年的财政政策实施状况。同时选择EBRD企业改革指数ERI和政策竞争力指数PRI衡量转型国家特有的微观市场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ERI可集中衡量转型国家经济的私有化水平，PRI是一个涵盖转型国家价格自由化水平、对外贸易状况、关税和外汇交易自由化水平的综合指数。
实证数据取自EBRD转型报告和欧盟数据库EUROSTAT，个别数据来自IMF数据库及各国央行，样本区间为1995-2005年。这一时期，各国在经历了剧变之初的萧条和动荡之后，经济开始出现平稳增长，FDI年流入量在外向性政策的鼓励下逐年增加，FDI进入经由资金、技术及人力资本、制度建设等渠道产生的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因此选择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区间，可以较少考虑剧变后带来的宏观结构性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好地考察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四、实证检验
FDI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1.FDI流入的短期增长效应检验
首先分析以人均净流入量(FDIPER)衡量的FDI流入的短期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方程6.1aa(16)检验不考虑外生控制变量、不考虑交互项的模型；6.1ab检验不考虑外生控制变量、加入交互项的模型；6.1ac、6.1ad、6.1ae检验分别考虑宏观经济稳定性变量CPI、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变量INT、财政政策实施状况变量GEXP及这些控制变量与FDIPER交互项的模型；6.1af、6.1ag检验分别加入测度转型国家经济私有化及自由化程度变量ERI和PRI及其与FDIPER交互项的模型。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也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人均FDI净流入量在短期内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本为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人均FDI净流入量与物质资本投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人力资本投入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与劳动力投入交互项系数为正，也不显著。通胀指数CPI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但不显著；利差INT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GEXP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东道国私有化指标ERI与自由化指标PRI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但不显著；人均FDI净流入量与CPI的交互项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与INT的交互项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不显著；与GEXP的交互项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ERI和PRI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但都不显著。
接着考察以单位GDP平均净流入量(FDIGDP)衡量的FDI流入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结果显示：(17)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通胀、利差、政府支出、东道国私有化和自由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基本表现出与表1相同的作用。与表1的结果存在差异的是：在超过一半的模型检验中，单位GDP平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对于交互项，单位GDP平均FDI净流入与人力资本投入的交互项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与CPI的交互项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也不显著；与ERI和PRI的交互项与经济增长均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FDI流入的长期增长效应检验
对FDI流入的长期增长效应的分析，拟从两个方面进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方程6.2aa(18)—6.2ad分别检验滞后一到四期人均FDI净流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方程6.2ba—6.2bd分别检验滞后一到四期的单位GDP平均FDI净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人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滞后两期和三期的人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在5％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滞后四期的人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可见滞后一到四期人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表现出时间区间上较明显的“驼峰效应”。同时我们又发现，单位GDP平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也表现出时间区间上的“驼峰效应”，只是不够明显。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单位GDP平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滞后三期的单位GDP平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表现出相对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依旧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滞后四期的单位GDP平均FDI净流入与经济增长虽然仍呈正相关关系，但系数较小且统计意义上更不显著。
3.FDI流入的累积效应检验
FDI的累积效应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表3利用现有数据，实证检验流入转型国家的FDI在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数量上的累积效应是否明显，结果如下：(19)无论是人均意义上的FDI净流入，还是单位GDP意义上的FDI净流入，在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都表现出明显的当期和滞后期累积效应。除了未加交互项的当期人均FDI累积净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外，其他的检验都发现1％水平上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在累积效应检验中，除了物质资本投入依旧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外，人力资本投入也发挥了不显著的积极作用；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明显。
4.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FDI流入效应的比较检验
中东欧国家(CEE)和独联体国家(CIS)各自有着不同的转型背景和制度安排，FDI流入在这两类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是否相同，这是大家较为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的实证检验据此展开(因篇幅所限，具体检验过程从略)。
对CEE国家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CEE国家的人均FDI净流入都在5％的显著水平上，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均累积FDI净流入在1％的显著水平上，也表现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单位GDP意义上的FDI净流入表现出不明显的短期负向增长效应和不显著的长期正向增长效应；而单位GDP意义上的累积FDI净流入在1％的显著水平上，表现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无论是在短期、长期还是累积效应的检验中，物质资本投入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投入基本表现出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劳动力投入则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在加入交互项的短期效应检验中发现，FDI与物质资本投入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人均意义上的检验中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单位GDP意义上的检验中系数为负，但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存量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不显著；FDI与劳动力投入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也不显著。
考虑到CIS国家在样本期内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在检验FDI流入对CIS国家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交叉项选用了衡量通胀水平的指标CPI。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均意义上还是单位GDP意义上的FDI净流入，都表现出对CIS国家短期经济增长不显著的负面效应；长期效应和累积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增长效应。物质资本投入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增长效应，人力资本投入基本上表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增长效应，劳动力投入表现出对经济增长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在控制了通货膨胀水平的短期效应检验中，通货膨胀水平与FDI净流入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对比CEE国家和CIS国家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流入CEE国家的FDI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无论是短期效应检验、长期效应检验还是累积效应检验，流入CEE国家的FDI都表现出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而流入CIS国家的FDI只在长期效应检验和累积效应检验中表现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另一个显著不同是：劳动力投入对CEE国家经济增长基本上表现出负面影响，而对CIS国家则表现出正面影响而且统计上显著。
5.实证结果解释
以上，我们对流入转型国家的FDI对其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验，现在对检验结果作一分析。
(1)从短期看，人均意义上的FDI净流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消极作用，单位GDP意义上的FDI净流入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由此看来，至少在短期内，更应该强调FDI流入的相对总量。从长期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时间轴上较为明显的“驼峰效应”，滞后两到三期的增长效应最为明显，而滞后一期和四期的增长效应则相对较弱。对此的一个可能解释是：短期内，在FDI的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外溢和制度建设效应还未显示出来之前，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其资金效应，而流入转型国家的FDI总量相对还比较少，加之FDI流入对东道国物质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所以单位GDP意义上的FDI净流入对经济增长尽管表现出积极作用，但并不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FDI流入的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外溢和制度建设效应开始逐渐显现，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开始发挥并达到最高水平。之后显著的刺激作用开始逐渐变弱。
(2)FDI流入对东道国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对人力资本投入产生较强的“挤入效应”，这可以由各要素的系数及FDI与各要素投入交互项的系数看出。对此，自然的解释是，FDI在一定意义上挤占了东道国的投资空间，在东道国优惠的引资政策之下，外商优先利用原本属于东道国国内的资本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投资机会，尤其在短期内，FDI表现出明显的“挤出效应”。同时，FDI流入也带来了先进的设备与技术，相应提高了东道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短期，外资进入还是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东道国的就业水平。
(3)从加入东道国宏观、微观层面政策变量的短期效应检验中我们发现，通胀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不明显的负面影响，人均意义上的FDI流入减弱了这一负效应，甚至使其扭转为正；东道国的借贷利差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越大，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一不利影响；由于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政府主要投资对象——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使得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非常显著，FDI流入显著地逆转了这一负面影响。这些结论都与预想比较吻合。FDI大多流入私有企业，弥补了东道国资金不足的困难，缓解了由于利差过大、银行“惜贷”带来的资金缺口，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缓解了东道国通胀问题和资金问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外资的“挤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挤出”的是政府投资，避免了政府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由于政府的“绿色通道”(20)等引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道国政府的行政效率。
(4)经济转型特有的效率指标的实证检验并没有得到预料中的结果，企业改革指数和政策自由化指数与经济增长表现出意料之外的负相关关系。而且FDI流入后，对这一负向效应的消除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可从ERI、PRI的系数及其与FDI流入交互项的系数看出。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和独联体两类转型国家疾风骤雨式的私有化运动，使得国有企业的许多痼疾继续保留下来，在已私有化的企业里，它们不仅没有得到克服，而且仍在以更危险的方式不断得到发展。同时，也应注意到，FDI进入后，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效应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效应的发挥需要很长时间。对于FDI的累积效应，基于转型国家的数据检验很好地支持了已有的研究和结论。
(5)至于CEE和CIS两类转型国家的比较，一直是转型经济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实证检验结果与预料基本一致。FDI在CEE国家的增长效应更为明显，这与CEE国家样本期内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定、市场化水平较高不无关系。另外，我们发现，CIS国家与CEE国家的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劳动力投入在CIS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显著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说明CIS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我们还发现，流入CIS国家的FDI有助于缓解样本期内由于苏联东欧剧变后带来的高通胀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这从CPI指数及其与FDI交互项的系数变化可以看出。
五、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本文通过FDI进入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检验和分析，对我国进一步引进外资提供了如下的启示：
1.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对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说，应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增长的新型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改善经济增长的宏观、微观环境。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良好指标正是FDI流入在长期内可以给我们带来的。虽然我国目前FDI流入总量居全球前列，但引进外资工作仍需要在科学的政策指导下继续推进，这一发展战略决不能动摇和改变。
2.“量”的追求不应被忽视。FDI的“累积效应”告诉我们，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量”的积累，才能充分发挥其规模效应。虽然从绝对值上来说，我国吸引的FDI数量已颇为可观，但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从相对值上说，“量”未必已足。尤其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还需要大量外资的支持。
3.“全局规划”也很重要。FDI的“驼峰效应”告诉我们，FDI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在特定的滞后期达到峰值。所以，吸收FDI只是引资工作的开始，并不是结束。只有在科学的引导与管理下，才能发挥FDI的积极效应而尽量规避其不利影响，从而实现引资价值最大化。
4.对中东欧和独联体转型国家FDI流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说明，一国的宏观经济越稳定、市场化程度越高，FDI进入后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样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引进外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是明智之举，而要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就要制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战略，实施正确的吸引外资政策和其他各项经济政策，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使流入的FDI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外资更大的效应。
5.与独联体国家相比，FDI在中东欧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这与这些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不无关系。要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扩散效应、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和制度建设效应，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是关键。因此，在贯彻引资政策时，我国应继续重视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使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当期是指FDI流入东道国的当年；滞后期是指以当年为起点的滞后年度。
②“驼峰效应”源于教育学，为178个心理效应之一，指两个变量间呈驼峰状非线性关系，现在广泛应用于物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这里是指FDI流入的初期和较远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中长期的促进作用最大。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三期以上时段内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而滞后两到三期时段内，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作用最大。
③本文的FDI“累积效应”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于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的存在，东道国积累的FDI数量越多，其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就越明显，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④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自1994年开始每年发布一本《转型报告》(Transition Report)，涵盖29个转型国家，对这些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迁、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描述。
⑤中东欧11国包括：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⑥独联体7国包括：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中亚5国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由于地缘关系，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考虑到数据采集口径问题，本文实证研究样本的选择不将其包括在内。
⑦Asll Demirgü
-Kunt,and Harry Huizinga,"Determinants of Commercial Bank Interest Margins and Profitability: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3.2 (1999):379-408.
⑧赵燕、王洁：《继续引进外资，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经营与管理》2007年第1期。
⑨本文按照这个思路分析的原因在于：(1)资金效应的作用最终提高了东道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扩散效应与人力资本外溢效应，最终提高了东道国的生产效率，所以前两个渠道可归结为通过影响效率因子A而影响经济增长；(2)从目前来看，相对于东道国的投资总量，FDI占比还比较小，尚不需要将FDI提供的资本量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也就是说，本文分析的FDI资金效应重在考虑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非提供短缺资本。
⑩Temple,"The New Growth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1999):112-156.
(11)Markus Eller,Peter Haiss and Katharina Stein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Financial Sector:The Engine of Growth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ttp://fgr.wu-wien.ac.at/institut/ef/publicat.html.2005.
(12)Hans-Werner Sinn,Alfons J.Weichenrieder,Bruno S.Frey,and Ailsa A.Roel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olitical Resentment and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ic Policy 24 (1997):179-210.
(13)Charles Woolfson and Matthias Beck,"Remapping Labour Rights:The Case of Transitional Lithuania," Europe-Asia Studies 5 (2002):749-769.
(14)Markus Eller,Peter Haiss and Katharina Stein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Financial Sector:The Engine of Growth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ttp://fgr.wu-wien.ac.at/institut/ef/publicat.html.2005.
(15)因篇幅所限，具体数据处理方法及后文某些计量过程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16)短期计量检验方程可由方程(5.1)得出：用相应的FDI指标代替公式中的ΔFDI[，it]，再根据每次检验需要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及相关交互项。文中不再一一列出。
(17)由于篇幅所限，计量过程从略，实证步骤及方法同表1。
(18)长期计量检验方程可由方程(5.2)得出：用相应FDI指标的滞后期衡量FDI的长期流入，再根据每次检验需要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及相关交互项。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19)方程6.3aa—6.3ad检验了人均累积FDI净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程6.3ba—6.3bd检验了单位GDP累积FDI净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体计量方程不再一一列出。
(20)这里泛指东道国政府为吸引外资流入，简化审批手续、增加工作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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