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声浪强烈冲击文学批评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声浪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被世人视为又一个新千年的到来，不曾料想，1999年岁末的文学是以一阵高一阵的批判声浪来迎候新千年的到来的。先是王朔批金庸，而针对浩然的批评与反批评则在年底再掀高潮；其间先后出版了两本谈余秋雨现象的批评集，一本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愚士编选的《余秋雨现象批判》，一本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由肖夏林、梁建华编选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仿佛是要将持续了一年的余秋雨话题作一个了结。岁末的批判声浪中最能震动人们耳膜的要算是《十作家批判书》这枚重磅炮弹的扔出，各报刊不仅拿出大篇幅作了重点报道和采访，有的还以此为由组织了研讨活动。其实还有一颗看似量级更重的炮弹，但未曾在文坛中心炸响，这就是《芙蓉》在去年最后一期上刊出的葛红兵的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他的悼词从岁末吟诵到了新年，在今年第一期的《芙蓉》上，有他的另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写一份悼词》。按编者的话说，悼词的“观点如此之偏激，其文风如此‘不规矩’，势必招致强烈反对”，但至笔者写稿时日，各报刊尚未作出强烈的回应，倒是《芙蓉》在今年第一期刊出一篇尹丽川的批驳文章《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其文风同样尖锐泼辣，嘻笑怒骂不留情面。这一波又一波的批判声浪使文学界乃至大众传媒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年初有了一次集中涉及文学批评问题的机会。比较大型的研讨活动就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1月8日联合在北京举行的《十作家批判书》座谈会，上海《文汇报》于去年底邀请部分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就当前文学批评的若干现象举行座谈，并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在12月1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题为“批评，有话好好说”的座谈纪要。归纳这一段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和报道，大致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如何评估文学批评现状
《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们在谈到他们写作的初衷时，多半都涉及到对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秦巴子感到奇怪：我们的文化当中有那么多值得尖锐进行批判、深刻地进行反思的东西，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学者、批评家们不去做，不去说？他说他清楚地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这是因为“有些评论家身处圈子当中，不愿多说，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无胆无识吧！正因为这相当一部分职业批评家的无胆无识，负有使命而不去行使，这些工作才不得不更多地由一些‘闲人’来做。”徐江认为我们的媒体和文化界时常将正常的批评划分为“骂”和“夸”两种，这是不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人性的弱点？
王朔批金庸的文章引发了一番热闹的议论。为王朔行为叫好的，具重要依据便是认为王朔的批评是对僵化、死寂的文学批评现状的有力冲击。由此还带来了朱健国与韩石山的争鸣。韩石山在《深圳特区报》上的《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一文中指责道：“从王朔的言论中我嗅出了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味儿。他的嘲讽对象，几乎全是对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的。”朱健国反驳道：“王朔批金庸，其真意是要奋勇打破中国文坛批评的等级制与门户制！而韩石山批王朔，则是要坚决维护中国文坛批评的等级制和特权制。”他认为新文学运动的兴盛，是“一种极其自由的文化批评文化争鸣环境起了重要作用”，他称这是一种“文人相轻”，“‘文人相轻’使文人危机感遍地存在，因而创造力也就遍地皆是。”他称赞王朔“打破了时下文人一成名，便得遵守名人之间无批评的‘保名游戏规则’”。
一些年长的批评家对于批评现状同样不满，因而颇为理解时下的批判声浪。何西来说，应当承认《十作家批判书》是一本有锋芒的文学批评著作。这对当前文学批评中捧场风气，对于某些作家自我感觉过于良好，都是种强刺激。徐俊西认为，这本书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可以对前些时无声无息的文坛有所触动。这本书“很可能有商业的、个人出风头的动机，但客观上，毕竟文坛批评寂寞了这么多年，需要震荡一下，引起一些轰动，就不能用平常的、正常的手段，它就要采用策略。”
王晓明认为，文学在今天变得这么地不重要，这是不应该的，今天的文学还是应该并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些比较重要的位置的。为什么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下降得这么快呢，他觉得文学批评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当代有一些相当好的作家在认真地创作，而且创作出来的作品相当不错，但他们的价值并没有在社会对文学的印象当中充分地反映出来，被舆论看好的那些作家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不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文学批评的失职，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
如何理解批判的精神
雷达认为，“批判”一词已经被误读得太久。“批判”不应该是简单的否定，所以他说：“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历史和文化史、思想史一样，都是前人聚沙成塔、层层累积而成。对某些大师或前辈而言，有人有大贡献，有人有小贡献，不必苛求他们不可能做到的。对所论作家一定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尤其要顾及作家的创作个性。”
何西来很赞赏年轻人的批判锋芒，他觉得现在的这些“批判”不是“文革”及以前那些“左”的大批判式的东西。因为他们是说理的，他们都相当认真地读了作品，有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批评理念。但他同时认为，尖锐、有锋芒不见得非得刺激，让人感到你缺乏必要的与人为善的态度。批评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是一种交流，而不是杀气腾腾的讨伐，更不是居高临下的强加于人，一般说也不应冷嘲热讽。
梁永安有感于这些批判文章的功利色彩和漫画化，有的还滑向谩骂，觉得应该从我们的思维方式上找寻原因。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一种非黑即白的对立的思维方式，还有农民传统的一家独尊、排斥其他的心理，对文学作品的证券也是如此，要么捧上天，要么批得一钱不值，不善于多元共存，特别不善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容纳、吸收多种文化的合理成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利。
李庆西对《十作家批判书》的批评态度表示失望。在他看来，批评的目的应该是搭台而不是拆台。他认为这本书基本是用一种“王朔”的方式来进行批评，王朔批评的基本方式就是“拆台”，首先从态度上来否定你，不承认你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话语平台。他还表示，可能我们整个社会、不光是文学批评界，都需要建立一个能够相互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建立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徐俊西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他说，现在的这种批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容忍，但不是正常的批评，还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批评。现在有必要建立批评平台，倡导平等的、多元化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批评如何面对市场化
在议论眼下的批判声浪时，其焦点之一便是媒体炒作、市场策略。《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和编者都不讳言该书的商业包装和市场考虑。作者之一朱大可谈到自己参与写作中的一个困惑，便是批评走向市场化的同时如何来保持批评的质量。他认为应该注意到学理批评和民间批评的分野。批评领域在过去基本是以学理批评作为自己主流批评模式的。《十作家批判书》由于商业的包装，走向了市场。一些主题用词用得非常商业化，经过这个中介，它走向了民间，这究竟是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另一位作者秦巴子则明确说，让批评从批评家的课堂里、书斋里和那些发行只有几百份、几千份的所谓学术刊物上解放出来。他认为，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新的批评文体的苗头。批评文体首先是一种可供阅读的文体，但我们已往读到的许多批评文章是不可阅读的，是无聊的。
王光东认为，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环境里，我们应该区分两种批评，一种是媒体批评，还有一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理批评。媒体批评应该说是受大众文化、商业炒作影响较大的，可能有一些虚假的东西，因此它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对这两种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去看待，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学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