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伦理思想的应有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伦理论文,视角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6-0015-06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也被称为是体现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经典文本，是马克思“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研究的深入，《手稿》中的伦理思想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挖掘，许多研究者对《手稿》中所包含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多向度的解读。但是由于对研究视角本身缺乏应有的思考，导致对《手稿》中伦理思想的理解呈现较大差异，甚至很多方面硬性嵌入了解读者本身的臆想。本文认为，要准确地理解《手稿》的伦理内涵，首先需要对解读的视角作出准确的规定。
一
概览当今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手稿》的确进入了许多研究者的视野，从对《手稿》所作出的伦理学解读来看，主要聚焦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手稿》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手稿》虽不是一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但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并表明了马克思最基本的伦理诉求。经济伦理学的圈定，会有助于对其研究的深化，并彰显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手稿》所具体阐述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进行了道德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对立。[1]也有人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工资背后的经济伦理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平等自由形式掩盖下的不平等的伦理关系。他为我们深刻地解释了在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形式上存在的自由和平等是如何消失在这一深处的。”[2]“在《手稿》中，马克思重点则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异化观点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对立进行揭露批判。”[3]尽管这些研究在对《手稿》的经济伦理思想内涵的发掘上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致思理路大致是相同的，即都在预先铺陈出经济伦理学的框架的前提下来对《手稿》进行诠解。
第二，关于《手稿》中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因而《手稿》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甚至认为，《手稿》应该成为当代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的重要基础性文本。具体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发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从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来理解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出了这样的界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4](P81)因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环境伦理的概念，但这并未妨碍他提出和阐释与现代环境伦理相贯通的观点。马克思对于人类发展理想状态的期望和阐论，显现出深邃的环境伦理智慧，蕴含着深刻的环境伦理思想，以及关爱自然界的情怀。”[4](P56)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6]的观点，这一观点包含着深刻的环境伦理思想内涵，即强调“人应该确认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和人对自然界的顺应性”；“人必须做到合理利用和有效养护自然资源”；“人必须积极地扬弃私有财产，铲除异化劳动”。[5]再次，马克思还强调人既要重视自身的尺度，而且还要重视自然的尺度，即要把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统一起来。“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相统一是人的实践活动应有的价值取向，是人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应当贯彻的基本的伦理规范。内在尺度是指人对待自然以自己的需要为取向，外在尺度是指人利用自然以物的本性为取向，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内含着人道与物道、人性与物性、功利与责任、自我与万物的统一。”[5]通过这种解读，《手稿》俨然成为一部“绿色”经典。
第三，《关于》手稿中的生命伦理思想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手稿》的现实意义还体现在其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从前提上说，生命伦理是对人生命的深度关切。生命伦理不但指个体的生命伦理，更是指人类的整体生命伦理。生命伦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如何彰显人（人类）的生命价值。生命伦理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的生命伦理存在的内在根据。依照这种前提构想，从《手稿》中可以筛选出许多符合生命伦理学的论断。“马克思《手稿》中所阐发的生命伦理思想是基于人的生命的伦理，人之所以具有生命伦理以及我们必须要从生命伦理的角度来研究人，是因为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意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的社会生产是人的生命伦理实现的主要手段。”“社会是人的生命伦理展开的现实空间。”[6]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来分析《手稿》，给手稿平添了几分新意。
此外，还有人认为《手稿》中还涉及两性与恋爱道德等内容。[3]
上述状况给人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受。可以说，当前理论界对《手稿》伦理思想的挖掘在广度上是非常充分的，但是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合法性的危机感，即究竟何种解读才是准确的、可信的？《手稿》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伦理思想？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在解读视角上作出规定。
二
我们认为，要正确解读马克思《手稿》中的伦理思想，首先需要把《手稿》放在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中来加以把握，即做到在伦理思想整体中来对《手稿》予以定位，这样才能够科学把握《手稿》的精神实质及其伦理承诺。
马克思曾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7](P196)那么《手稿》作为这个艺术整体的组成部分，它所承担的价值诉求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精华是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起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明显地体现出近代启蒙思想对他的影响。“马克思的思想造型，是那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叙事’或‘主流叙事’，启蒙思想是它的动因之一，而对‘启蒙’的各种描述归结起来——很概括地说，但并非不准确——就是以‘人’为中心，从‘人’出发的观念，亦即一种从‘人的本质’（等于一种绝对），因而也就是从所谓的‘大写的人’开始的观念。”[8](P1)他在中学时期所撰写的宗教作文中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宗教教义来论证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而是从人的需要出发，弘扬人的道德选择能力；在德语作文中，他提出青年人要按照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来选择职业，在拉丁语作文中，马克思则主张要用道德的标准来判断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在博士论文中，他从自然的角度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他反对宗教对个人的压制，要求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在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抨击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对理性主义的背离，对人类精神自由的否定，用官方的色彩对事物本质的否定，对斯宾诺沙、康德、费希特这样一些思想领域中的巨人的排斥，他借用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的基本观点抨击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的钳制。当然，马克思早期思想虽然明显地带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印记，但是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体现出独特的思想气质，他并没有沿袭一些启蒙思想家只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来论证社会制度和人的存在状态的合理性，而是非常重视对人生活的客观环境和现实因素的分析。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一个求知青年采取了与他年龄不相当的极其现实主义的态度和他对周围现实所作的总的评价”[9](P29)。而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成为马克思不断实现思想超越的根据。
从1842年初到1843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经历，为其思想的发展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所接触到的大量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案，诸如社会不同阶级对新闻出版自由及其对待物质利益的态度、贫苦劳动者日趋恶化的生活条件、对现实婚姻的立场、国家日益沦为有产者的工具、报刊如何真诚地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等等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一走进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就发现，现实世界并不是按照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自由和理性的秩序来安排的，启蒙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普遍理性法则在现实世界中并无发挥作用的舞台。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产生了怀疑，并阐发出了许多独特的并在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进一步论证的思想观点。首先，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行为并不是自觉皈依理性的法则，却往往都有着各自的利益的动机，因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利益问题上的对立。其次，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应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寻找到造成国家和法的缺陷的真正原因，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和法的正当性并不能通过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念来判定，而应当看它是否适应历史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即国家“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10](P306)再次，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应该服从超伦理和超自然的权威，而应当依照事物本身来安排生活。
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明确地阐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根源以及克服这种矛盾的根本途径，由此找到了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政治权力有很强的统摄力，市民社会完全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统一的，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所确立的新的生产和交往形态愈益要求打破政府的家长制管理，摆脱政治的束缚而获得私人生活独立性。商品经济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最终通过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得以实现。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也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毫无疑问，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使得个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解放，也具有了监督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利，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福音，因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在本质上说意味着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即人的完整存在被分裂、被异化，人不得不生活在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两个分裂的领域中，承受着自身被“撕裂”的痛苦，“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当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1](P172-173)。这样就造成了“真正的人是抽象的人，现实的人却是利己的人”的状态。而且，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虽然使得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但是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因为宗教的权威虽然遭到了颠覆，但是市民社会又塑成了世俗生活的偶像，对神的崇拜消除了，对物的崇拜又产生了，因为市民社会“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需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础”[11](P188)。可见，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人的解放的任务，它只是释放了有产者牟取私利的激情，掏空了社会普遍利益的基础。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1](P18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要彻底消除人的生存二重化就不能诉诸于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而必须诉诸于更高层次的“彻底的革命”、“人民革命”。
然而，谁能够成为这种革命的承担者呢？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通过谁才能够实现呢？马克思认为，能够扮演这个角色的阶级必须是“集全社会的苦难于一身”；“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11](P210-211)而从当时社会现状来看，只有通过工业运动而形成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承担起人类解放的使命。
至此，马克思不再停留在《莱茵报》时期对下层民众的利益表示关注、同情，解释在道德动机背后的利益根源的层次上，而是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争取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出发。这就注定了马克思必然同那些强调从普遍的理性出发、从不变的人性出发、从情感出发、从普遍的“爱”出发等等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分道扬镳。然而，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人类解放的重任？马克思接着在《手稿》中道出了这一“秘密”。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阶级处于全面的“异化”状态，而他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的革命态度。发生在工人身上的全面的异化首先表现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意味着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是与一个异己对象的关系，“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1](P269)
其次，工人同劳动过程相异化。工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也就说明工人同整个劳动过程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1](P270)而且，工人的整个劳动过程只是服从于动物的技能，即只是为了满足吃、喝、生殖、居住以及与此相关的需要。劳动的丰富性、对人的充分的满足和肯定，在工人的劳动过程中都得不到体现。
再次，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应该体现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表现为把人自身和自然界都当作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因而使人在本质上体现为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物质上的满足，自然界既是人“精神的无机界”，又成为了“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在同自身打交道的过程中，人可以全面地把握自己的生命活动，可以在超越动物生命活动的意义上，即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前提下自由地进行生产，按照美的尺度来进行创造。然而，异化劳动剥夺了人的本质，把自然界和人本身都降低为维持人的肉体需要的工具，人不仅与自然界相对立，而且与自身相对立。人的丰富的生命活动都被异化劳动所吞噬。
最后，人同人相异化。这是前三种异化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普遍的异化，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和敌视，都把他人当成是工具。“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在异化劳动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11](P274,275)
因此，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所遭遇的空前的非人处境决定了他们必然与迥然不同于任何阶级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来承担解放自身并解放人类的使命。“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1](P278)
由上所述，从马克思伦理思想整体发展的进路来看，《手稿》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承担人类解放的问题，而由此也说明了，《手稿》在伦理视域中所要呈现的是马克思的根本的价值立场——探讨工人阶级的使命和责任，为人类解放寻求主体力量，而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理论和实践中始终没有背离的伦理主题。因此《手稿》是马克思的伦理价值诉求定型的重要标志。
三
要正确解读马克思《手稿》中的伦理思想，还需要从《手稿》本身的整体结构中来把握其伦理思想主旨，而这也是避免将《手稿》零散化处理的重要视点。
依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手稿》并不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由于考虑到研究论题的复杂进而呈现方式的多样，马克思又“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联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进行批判。”[4](P3)但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完成这一写作任务，所以《手稿》“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4](P3)。而从手稿的实际结构来看，它也不是一部结构严整的著作。《手稿》是由三个笔记本所构成的，从表面来看，这些内容之间也不是紧密接续的，其中的“笔记本”的内容不是一篇完整的、合乎逻辑构思的论文，而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独立思考立即记录下来的笔记。“它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4](P190)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手稿》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的伦理主题，这就是马克思通过对工人的异化状态的实然性存在来探究合乎人的本质的人的应然性存在，而这一主题主要通过这样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1.人的本质的内涵揭示。任何一种伦理学理论都要关注人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对人的应然性作出规定正是伦理价值诉求的元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正是把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实生存状态与人的应然性存在相对照，来凸显工人的命运及其历史使命。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即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它“就是人的类特性”[4](P57)。这种劳动之所以说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就是因为它同异化劳动根本对立，不仅没有使人变得低贱、畸形、野蛮、愚笨，完全降低为动物，而是生产出了人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这种丰富性和全面性一方面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全面依赖性——“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同自然界相联系”，“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动物只是在肉体存在的意义上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个体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的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4](P84)。但是异化劳动却导致了人的褊狭和对立，即人不仅以动物的方式对待自然界，还以工具的方式对待他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写作《手稿》时期还深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在对人的本质的阐发上不仅使用费尔巴哈所惯用的“类本质”的概念，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先验预设的痕迹。实际上，如果对手稿进行整体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所使用的“类本质”的概念已经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性蕴含，与费尔巴哈在生物分类学意义上来使用“类本质”的概念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别。而且马克思把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确定为人的本质并非出自于主观预设。置身于19世纪工业化大生产的氛围使得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其实，“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4](P88)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阐发是具有现实性的。
2.人的本质的历史实现。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对人的应然性存在，即人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而且还对人的本质的实现进行了阐发。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也是其结果，所以只要私有制存在，异化劳动就不能消除，工人就会始终处在异化状态，人的本质就无法得到充分实现，所以，要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因此，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共产主义是与人的本质的充分的实现紧密相连的。
《手稿》是马克思最早对共产主义作出较为详尽阐发的著作，其实在当时，在欧洲的思想舞台上有不少人都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进行过论述。如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批判的以巴贝夫为代表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和以魏特林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的共产主义”。这些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尽管也对资本主义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的方面，即主张以平均主义的方式来对社会物质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和占用，甚至要把平均主义的原则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或者看不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把共产主义与私有制绝对地对立起来，看不到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中的发展中可以产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之，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所重视或强调的往往是物质的方面，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方面。
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阐发并不全面系统，但是却奠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基调，即从主体方面，从人的本质实现和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来理解共产主义。因此，历史的必然性和目标指向并不是脱离人的存在，而是要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范围内生成的”[4](P81)。“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P85)
3.人的本质的遮蔽和对象化。马克思在《手稿》中用了主要的篇幅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敌视、践踏和畸形化塑造。但是马克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对人的本质的遮蔽，但是它仍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消灭私有制创造着物质基础和主体条件，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本质遮蔽的同时，仍然要看到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现实性。“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其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实践活动的产物”。[4](P140)
以货币为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货币具有遮蔽甚至扭曲人的本质的特性的。“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绝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我是丑的，但货币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4](P143)但是，货币也具有另一方面的属性，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为人的本质对象化创造着条件，因为它可以把人的“那些愿望从观念的东西，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4](P144)
总之，我们认为，对人的命运的现实关切和价值引导，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着力阐发的核心命题，抓住这个命题，就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住《手稿》的伦理思想实质了。
四
对《手稿》伦理思想的分析研究，除了要从马克思伦理思想整体和文本本身的整体角度来把握外，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分析问题。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我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有范式。也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要寻求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要寻求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的结合，力求面向现实，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握住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的精神实质。
要把握住精神实质就不能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著作进行标签化处理。这里所说的标签化处理是指理论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标签，任意张贴；另一种则是给马克思主义任意张贴标签，按照自己的需要，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一些言论从其思想整体中、从文本整体中剥离出来，忽视这些思想阐发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而给其贴上许多时尚的符号或标记。本文所主要反思和针对的就是这后一种倾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条、教义或现成的公式并“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12](P94)。这种教条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是必须要反对、摒弃的。而事实上，给马克思主义任意贴上时髦标签的做法实质上也是一种教条主义，也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近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问题上也暴露出一些怪现象，即总是试图用所谓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话语来包装和打扮马克思主义，如以交往伦理和商谈伦理来解读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以生存伦理和生活伦理来使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体系化，等等。试图以此来强调马克思的时代性，这种做法实质上也是一种教条主义，也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实质的背离和歪曲。
我们强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时应有正确的解读视角，其目的就在于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标签的老教条主义，也要反对给马克思主义任意张贴标签的新教条主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创造条件。
收稿日期：200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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