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基于1980～200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命题论文,人民币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普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的关系分析及文献评述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高涨的投资率、快速的技术进步，汇率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变量，逐渐确立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者普遍强调对实际汇率（RER）的研究，认为贸易条件是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之一，实际汇率是否失调影响本币的实际购买力。
1.贸易条件，一般认为是一国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如果在一定时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减少），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改善（恶化）。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49）[1]、汉斯·辛格（H.W.Singer，1949）[2]提出并发展了“贸易条件恶化论”（又称作“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只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实证研究表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发展中国家是客观存在的，我国也不例外。国内对“普雷维什-辛格命题”的研究，直到上世纪末才开始。张文期（1998）[3]、董国辉（2001）[4]等对贸易条件恶化论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赵玉敏等（2002）[5]比较系统地对我国1993—2000年的贸易条件进行了实证计算，表明在此期间贸易条件下降了13％，原因有三：①劳动密集性产品的比重较高；②进口价格指数变动是贸易条件变动的主要原因；③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对贸易条件造成直接影响。
2.实际汇率一般定义为国内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均衡的实际汇率是中长期内与宏观经济内部、外部均衡相一致的汇率。根据Edwards（1994）[6]、Elbadawi（1994）[7，8]、Ibrahim A.（1999）[8]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贸易条件和开放度、资本流动、劳动生产率、政府支出等非货币的基本经济变量共同决定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均衡汇率。一般而言，贸易条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同方向的，贸易条件改善要求实际汇率升值，贸易条件恶化要求实际汇率贬值；而在短期内，实际汇率由以上非货币的基本经济变量以及与货币有关的名义变量，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决定，如果这些政策配合使用不当，会导致实际汇率偏离均衡水平，出现失调（misalignment）。实际汇率失调幅度在10％以内，也可以通过基本经济变量的调整进行修正。贸易条件是经常使用的，贸易条件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一并体现在实际汇率的变动之中。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失调的研究，林伯强（2002）[9]、张晓朴（1999）[10]、刘莉亚、任若恩（2002）[11]、秦宛顺（2004）[12]等虽各有侧重，但都认为贸易条件是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基本因素之一，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正方向的；而张斌（2003）[13]的研究则认为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不显著。
对贸易条件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关系，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专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的关系的实证分析文献还较少。因此，本文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遵循Edwards的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单方程模型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就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的关系作尝试性研究。
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估算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及均衡汇率的实证计算
根据Edwards和Elbadawi对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内外学者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我国实际均衡汇率的一般表达式可表示为：
ln（reer[，t]）=c+b[，1]ln（dop）+b[，2]ln（govexp[，t]）+bln（tot）+bln（tfp[，t]）+bln（open[，t]）+bln（inv[，t]）+ε[，t]
（1）
式（1）中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由于我国没有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统计分类，在此用IMF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作为实际汇率的代理变量；dop：偿债率；govexp：政府对非贸易品的消费，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衡量；tot：贸易条件，来自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tfp：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反映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14]，并根据该文提供的方法对1999～200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了推算；open：开放度，用当年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表示；inv：投资率。（注：除特别说明外，数据均来自《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际金融统计年鉴》，或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对我国1980～2002年数据进行计算并取对数形式（如reer的对数形式为lreer，Δlreer表示其一阶差分，余同），然后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整形序列，即都服从I（l），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方程（3）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1）。回归方程中，贸易条件的T-统计量和双侧显著度是高度显著的。
表1 OLS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T-统计量双侧显著度
C -3.302540
2.610584
-1.2650580.2229
ldop 0.0161570.044688
0.361550 0.7221
lgovexp
0.6804200.094922
7.168237 0.0000
lopen -0.418962
0.154620
-2.7096270.0149
ltot 2.4504840.460479
5.321600 0.0001
ltfp 0.4025880.250610
1.606432 0.1266
linv -0.751786
0.322231
-2.3330670.0322
R[2] 0.982124因变量均值 4.795679
调整后的R[2] 0.975815因变量标准差0.498799
回归标准差0.077570赤池信息-2.036775
残差平方和0.102291Schwarz条件 -1.693176
对数似然比31.44129F统计量 155.6698
D.W.统计量1.917015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0.000000
其次，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统计量为-3.660404，1％的显著性水平临界值为-2.6756，D.W.值为1.952536，这说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服从I（0）。因此，上述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写作：
lreer=-3.303+0.016ldop+0.680lgovexp-0.419lopen+0.403ltfp+2.450ltot-0.752linv（2）
从方程（2）看出，基本经济要素如贸易条件与偿债率、政府支出、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正方向的，与Edwards的理论模型中的分析一致，贸易条件的系数是最大的。投资率的作用是反方向的，这与国内学者张斌（2003）的研究一致。
由于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定存在描述汇率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汇率调整的误差修正方程。
误差修正方程的表达式与方程（1）类似，如下：
Δlreer=0.6890[lnreerf（-1）-lnreer（-1）]+0.036Δldop+0.522Δlgovexp-0.215Δlopen+0.376Δltfp+1.806Δltot-0.556Δlinv-0.0024rm+0.0793deh-0.0031Δnoex（3）
R[2]=0.78调整后的R[2]=0.62
注：rm表示货币政策变量，是当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零售物价指数的差，deh表示财政政策变量，是当年财政赤字与上年基础货币的比值，noex是汇率政策变量，用名义汇率表示。
方程（3）中的第一项lreerf（-1）-lreer（-1）是方程（3）的残差项目相反数的一阶滞后，称为误差修正项，其弹性系数为0.679，符合其小于1的正数的取值范围。方程（3）的回归决定系数R[2]回归系数较低，可能是没有考虑基本面经济变量的滞后影响所致，但不影响已有变量间的关系。方程（3）也说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对短期的实际汇率失调的调整作用并不显著，货币政策变量的作用得到初步显现，这与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独立性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仍然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存在的事实相符。
估算长期均衡实际汇率需要均衡的或可持续的非货币的基本经济变量，这首先要求得到基本经济要素的均衡值或可持续的值。本文采用H-P滤波法对以上六个变量进行平滑，提取各自的长期趋势分量作为该变量的均衡值，并代入方程（2），由此推导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失调程度（见图1、图2）。实际汇率失调的数值为正表示实际汇率高估，数值为负表示实际汇率低估，计算结果与张晓朴（1999年）和刘莉亚、任若恩（2002年）等的研究结果接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既存在汇率高估，又存在汇率低估，有一定的持续时间。
图1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均衡汇率
图2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失调情况
三、贸易条件与均衡实际汇率
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见图3（以1995年为100），虽有波折但总体处于不断的恶化状态，总的变动趋势与均衡实际汇率的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年均恶化1.25％。在1985年以前处于相对稳定，在1985年出现大幅度的恶化后，从1986年开始贸易条件小幅波动，在2000年又出现进一步恶化。贸易条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图3 1978～2002年我国的贸易条件
1.贸易条件与人民币实际汇率趋于均衡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在1980～1981年、1990年、1995年和2002年基本接近均衡汇率或偏离的程度相对较小。在这些年份，人民币实际汇率趋于均衡，贸易呈现顺差，外部均衡、内部均衡基本同时实现。根据误差修正模型方程（3）的测算，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实际汇率失调的修正作用分别为-1.10、1.08、-1.00、-1.02个百分点，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使实际汇率保持在均衡状态。
2.贸易条件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
第一次低估发生在1986～1988年。在80年代实施的出口补贴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在1986年表现明显，贸易条件比上年显著下滑，从115.62降到100.50，人民币实际汇率也从1985年的高估13.33％剧烈变化为1986年的低估7.47％。据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贸易条件的变动造成实际汇率的失调向下调整1.29个百分点，是实际汇率变动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时期汇率低估的主要原因在于，调剂汇率在人民币有效汇率中占的比重逐步增加，调剂汇率与官方汇率的差额一度达到50％，最低也有13％。
第二次低估发生在1991～1994年。这一次低估幅度大，有二年大于11％，一年大于19％。贸易条件在1992年和1993年略有恶化，但在1994年又有所改善，对实际汇率低估的修正作用不明显。
3.贸易条件与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
第一次高估出现在1982～1985年，程度较为严重，有一年大于13％，有二年大于19％。在此期间贸易条件稳定在112～115，对实际汇率没有发挥明显修正作用。汇率高估主要由这一时期开始实施的复汇率制度有关，“国内贸易结算价”实际上导致汇率高估。
第二次汇率高估出现在1989年，主要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的高涨使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大幅度升高，同期贸易条件较上年变化不大。这一次汇率高估程度较轻，且很快纠正，至1990年基本恢复均衡。
第三次高估在1996年开始出现，持续到2001年，可分为1996～1998年和1999～2001年两个阶段。前者的高估较为严重，1997年和1998年都高于10％，贸易条件在此期间维持稳定，虽有波动，但在1998年恢复到接近1996年水平。反过来说，贸易条件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性的不贬值而有所改善，而贸易条件对实际汇率失调的作用基本没有发挥。这次汇率高估发生在1996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和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是外部强加于我国的一次冲击。为恢复经济增长、扩大出口，1999年我国大幅度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作为一种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使贸易条件明显恶化，年均恶化3.1％，而2000年、2002年恶化幅度达到6.7％和4.11％，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高估起到了明显的修正作用。
四、基本结论
1.“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从1978年到2002年，贸易条件下降25.62％，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贸易条件恶化，可认为是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占主要地位时的恶化，而上世纪末开始的贸易条件有一次恶化，可认为是我国低附加值制成品占主要地位时的恶化，反映了“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我国的变迁。从这个角度讲，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
2.贸易条件在中长期内对均衡实际汇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对短期实际汇率的调整作用也是显著的。如果说1986年贸易条件对实际汇率的明显作用还带有行政干预的色彩的话，那么从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贸易条件恶化对实际汇率的作用更具参考价值。我国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获得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基本形成后，既面临实际汇率由高估迅速转化为低估，又面临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压力，贸易条件的恶化与对实际汇率的失调产生的作用日益明显。
3.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的起飞阶段，一般实行的是实际汇率低估，同时伴随各种出口补贴。出口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我国为发展经济、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客观上使得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一直在向下调整，出口补贴一直存在，并且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取决于进口品价格指数的变化，改善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低估不可兼得。因此，调整出口补贴政策，如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可调高人民币名义汇率，既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对实际汇率的低估幅度进行调整，又可以缓解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均衡汇率模型研究表明，实际汇率取决于基本经济要素，取决于经济结构和已经形成的世界生产分工格局。汇率的升值与贬值不能只盯名义汇率，而更应该以实际汇率为中心。即使要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这样的决策也要建立在宏观调控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并应作为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必须密切关注国内均衡，不能因为外部均衡而牺牲内部均衡。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贸易条件的改善是一渐进过程，需要在技术进步和改善出口结构方面作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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