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府发展与政府决策体制创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府论文,体制创新论文,电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带来的多元化价值体系，给政府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社会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在多元的利益主体间求得利益的协调和均衡。面对这种要求，政府决策体制的创新成为关键的举措。电子政府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传统行政机关的物理组织界限，革除传统的层层关卡申报和审核的作业流程，整合和贯通政府部门之间交流渠道，对政府决策体制的文化、组织系统、权力结构、信息系统产生强大的冲击，为政府决策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空间[1]。
一、电子政府与决策组织系统创新
政府决策组织系统是行政决策信息收集和决策过程的组织载体。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不仅要求组织系统的中枢机构、咨询机构、信息机构和监控机构的设置完备、功能健全，而且要求机构之间整体运转协调、结构合理、沟通顺畅。传统的决策组织系统存在许多弊端，表现在：组织机构要素不完备，政府只注重决策的中枢机构而忽视咨询机构，只注重执行机构而忽视监控机构，机构之间的整体功能和内部联系发挥不足；决策信息阻塞不畅，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府决策组织，具有封闭性、僵死性的特怔，以致决策信息“有效需求”不足；决策组织机构臃肿，层级节制严重，下级缺乏必要的工作灵活度，使决策活动无法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对决策活动提出的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政府的普及为决策组织系统的完备化提供了技术条件。首先，由于最高决策层可以自行通过网络获得所需要的各类信息，使得原有决策组织内专门承担传统信息的中层机构大量减少，决策组织体系逐渐朝“扁平化”的状态发展。传统决策组织系统中管理幅度小、管理层次多，既影响信息的传递，又造成信息逐层衰减。这些问题在电子政府构建和网络技术渗透到决策组织层以后，将得到很大的改观。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改变过去组织单一垂直的管理方式，打破决策者对决策信息的垄断，使信息能在决策组织系统内部、决策者与公众之间自由流通，提高决策组织弹性、灵活性和适应力，为行政决策组织系统在面对当前突发事件，环境的复杂、不确定提出的挑战提供了技术手段和组织基础。最后，网络技术沟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将集体决策的参与范围扩展到一切具有网络终端的民众，扩大了智囊团的范围，提高了咨询、信息系统在整个决策组织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有利于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合理。
二、电子政府与决策权力体制创新
决策权力体制是指承担政府决策的机构和人员所组成的组织体系及决策权力的配置格局和相应的制度。传统的政府决策体制的权力配置极不合理，具体表现在：（1）权力在不同的机构间分配不科学。决策活动一般都由中枢机构作出， 由单位的一把手搞“一言堂”，咨询机构的作用根本没有得到发挥，许多决策都是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2 ）决策的监控机构由于体制权力全集中于中枢机构的领导而形同虚设。结果导致了决策质量不高，问题没得到解决，反而扩大，贻误了工作时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损失。（3）在体制外部， 受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权力触伸到社会的每一角落，政府为确保社会的秩序化运行和发展，必须承担起社会调控中心的任务，用“大而全”的公共服务与监督来抵消信息不对称的破坏力。决策的权力都集中在政府，而市场和公民社会处于无权的受控制地位。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政府的构建为政府决策权力的合理化调整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政府上网拓宽了公民的参政渠道和信息沟通途径。通过电子民意调查、电子公民投票、电子选举、电子邮件等方式，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影响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政府必须上网公布已颁布的法律法规、机构设置与职能、工作程度等资料供公众查询和知晓，公民的知情权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其次，对决策主体而言，网络成了对政府监督的无形之网，在公众的监控下，决策者行为必须规范化、法制化和程序化，决策者的行为必须纳入民主化的轨道。决策者的决策再也不能实行“暗箱”操作，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传统的中枢机构或行政领导独断的模式，已被决策体制内部各机构协作配合以及与公众交流互动的新型权力体制所替代。最后，信息网络技术将收缩行政决策范围。信息技术的引入使得政府更方便地了解和占有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政府，使政府能摆脱琐事，专心从事于社会运行规则的设置与运转监控职责。这种行政权向社会的回归表现为决策权的回归，即某些原本由政府决策的领域或事项交由民众自己管理、自行决策，这是特定意义的决策民主化，这种民主化决策把民众对决策的影响由参与扩大为主导[2]。
三、电子政府与决策信息系统创新
高质量的信息是政府决策科学化的关键。信息的真实、及时、适用，离不开一个灵便高效的信息系统。传统的信息系统工作水平不高，这表现在：（1 ）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依赖下级逐级将信息汇报上来。这些信息的形成和传递要经过多个层级，由于传输渠道的单一，每一层级的领导可能从局部或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信息进行有选择的传递或利益倾向性的修饰，而造成信息失真。（2 ）信息收集的技术和方法比较落后，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信息量的足够性。（3）由于受传统信息交流媒介的影响，信息的传递方向是单向的，而不是互动的。
电子政府的发展对政府决策信息系统的更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决策信息输入分系统的更新。网络技术大大拓宽了信息的输入渠道，改变了传统信息的传递模式和结构。处于网络终端的公民可以将自己的声音真实地传给高层决策者，从而避免了公众的意愿在信息传递时被曲解，大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保真率。其次，有助于决策信息传递分系统的更新。电子政府基于信息网络技术，为信息的高速传递提供物质设备基础，大大地提高了信息的时效性，使得决策者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必要的决策信息，避免因信息的不及时而导致的决策滞后或决策失误。再次，有助于决策信息加工处理分系统的更新。电子政府特有的对信息加工、分类、检索和选择功能，提高了决策者对信息的驾驭能力，增加了决策信息的浓度和应用价值，为决策者正确判断和科学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后，有助于决策信息反馈系统的更新。互联网使公众可以通过网络终端随时了解决策执行情况，畅通了监督信息的反馈渠道，为实现对决策的有效监督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条件。决策者可根据获取的反馈信息，发现决策及其实施情况，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或执行变形，能够及时予以纠正[3]。
四、电子政府与政府决策文化创新
传统中国小农经济和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积淀成了人治、集权、封闭的中国传统行政文化。这种特点并未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推进而得以消除。政府决策文化作为政治行政文化的亚文化，深受其属文化特质的影响。具体表现在：（1）集权型的决策文化。中国传统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决策权又分别集中在各级党委手中。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一般是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受到压抑。（2）封闭型的决策文化。 封闭性体现在决策者与公众、决策系统与环境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又体现在决策过程中的“暗箱操作”。（3）经验型的决策文化。政府决策活动的开展， 主要是由决策者自己依靠平时积累的学识才能、经验教训、非系统的方法来展开分析、进行决断。这种决策活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决策过程的经验判断而非科学理性的分析，往往可能因决策者的经验有限、方法偏差而造成决策的失败。
电子政府的发展为决策文化的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首先，电子政府有助于培养参与型决策文化。根据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公民熟悉和了解自己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实现有效的参与，从而对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参与热情，而他们的参与行为也受到政治系统的鼓励时，其造就的才是参与型公民[4]。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府恰好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多渠道、 便捷的途径。其次，电子政府有助于培养开放型决策文化。网络作为新的政治参与手段，必然推动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使行政决策更民主、更科学。最后，电子政府有助于培养分权型的决策文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打破了原有金字塔、集权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模式，使信息的沟通由传统的直线结构转变为拓扑结构，决策者和公众具有平等的地位，共享决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