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学质性和量性研究方法的评价与反思——基于2006-2008年部分期刊文章的样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样本论文,行政学论文,期刊论文,评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03;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0)03-0031-08
一、引言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持续的反思和批判，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产生也是对政治学及政治实践活动反思的结果，反思的持续性还带来了行政学范式的演进和各种学说理论的产生。最初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学科独立性、研究边界和领域、研究重心以及学科体系架构等方面，尽管它们至今也是行政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成熟，开始出现更多的关于研究方法的反思和争论。学者们发现，当一个学科的开创性工作基本完成后，似乎应当更加注重对研究方法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就研究方法而言却不尽如人意。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行政学研究方法，有些期刊还就方法论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但这些研究尚不深入。比如：陈辉和何颖仅关注了行政学期刊的研究方法类别及其分布情况，未涉及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问题，[1][2]何艳玲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问题，但也仅是从“有无文献引用”的单一角度进行了讨论。[3]另外，学者们对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分类也未达成共识，如有的学者将研究方法分为概念演绎、问题演绎、定量实证和定性实证，[4](P52)显然忽略了对“归纳法”的讨论；还有学者将其分为政治学的、管理学的、行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在实质上指出行政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意义不大，而且，在讨论过程中还将某种学术主张或研究范式（如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和韦伯的官僚制）等同于研究方法，[5](P105)这不利于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总之，这些分类方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可见，目前学术界对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本文试图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分析框架，然后，以近三年来（2006-2008年）652篇期刊论文为样本，呈现当下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层次结构和规范性特征，并予以深入讨论。
二、研究方法考量的分析框架和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对研究方法的误读是导致诸多学术成果出现问题的根源之一，当前我国行政学界对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认识尚不清晰，甚至存在不少误解和曲解，在文章的开始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予以澄清。
（一）关于研究方法的层次结构
克雷斯威尔认为，研究方法并非仅仅是研究工具和操作方法的集合体，而是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修辞学和方法论等一系列复杂哲学关照在内的庞大体系，[6]他提醒我们应该站在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去认识研究方法，而且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结构性和层次性。
克罗蒂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为我们思考研究方法的结构与层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框架，他认为任何研究都要考虑以下四个问题：[7](1)什么样的认识论——理论视角中的知识论——贯穿于本研究之中（如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等）；(2)什么样的理论视角——哲学立场——潜藏在研究之后[8]（如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诠释主义、批判理论等）；(3)什么样的方法论——联系着方法和结论之间的行动计划或策略——主导着我们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如试验研究、调查研究和民族志研究等）；(4)什么样的方法——技术与步骤——是我们打算使用的具体方法（如问卷法、访谈法、小组访谈等）。
克罗蒂的四个问题体现了研究者在设计整个研究时的思维过程和层次，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回答将会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并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呈现出来，在这一框架的启发下，我们将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
1.知识观，研究者所持有的对于知识的看法。即研究者对诸如以下一些问题所持的态度：人类所谓的“知识”是客观的反映还是经过主观改造而失去本来面目的假象？什么样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人类是否拥有完整、准确地获取上述知识的可能性？……显然，对上述问题持有不同答案的研究者将会采用不同的研究工具和途径，比如，如果研究者认为存在客观、规律性的知识，认为研究者主观因素的介入会影响到知识的客观性，那么研究者往往会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置身事外”的“客观测量”得出他所认为的“科学结论”。而持相反态度的研究者则可能更多地采用结构主义的、事件介入式的研究路径。总之，知识观是根植于研究者头脑中的先于研究活动的哲学立场，反映了一篇文章根本的哲学主张，尽管往往不被作者所指明，但却主导着文章研究策略、具体方法的选择和目标的设定。
2.研究策略，是研究方法的中间层次，是文章获取结论的主体性路线，研究策略往往比较容易识别，比如实验研究、调查研究、民族志研究等。根据研究策略的“性质”，又可将它们分为“质性”、“量性”与“混合”研究三类。①一般情况下，一篇文章主要命题的得出只有一种主体性研究策略。
3.具体操作方法，是研究方法的最低一层，是获取研究所需材料的手段、技巧和步骤，一篇文章往往运用多种操作方法，比如问卷法、访谈法、文献法等。
（二）对质性研究存在误读
何艳玲在其研究中指出：“我们经常将所有非定量的研究包括思辨、思考等都划入定性研究的范畴，这实际上是对定性研究的误读。”[10](P35)我们赞成这一说法，事实上那些并非建立在客观经验性材料基础上的思辨、思考以及没有后续验证研究的猜想、假设并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符合学术规范，也正是这些主观思辨、思考的大量存在，才影响了文章的学术规范性和学术价值；另外，对于质性研究的哲学基础也认识不清，如有的学者指出，后实证主义是质性研究的哲学基础，[11](P935)而事实上，质性研究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兴起的建构主义、参与主义、辩护主义等知识观，后实证主义则是典型量性研究的哲学基础；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是认为“与定量研究相比，质性研究更容易被公共行政研究者所掌握和使用。”[12](P937)而事实上，质性研究对研究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研究者能有效地深入到研究情景中去，这种深入往往是长期而艰苦的，有时甚至充满风险；它还需要研究者具备很高的人际交往、观察、文字记录和表达等能力，而这些能力绝不是短期内可以具备的；还有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质性研究对研究伦理往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外因伦理原因而流产的质性研究并不鲜见。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因此说量性研究比质性研究简单，我们只是认为，主观降低某一种研究方法的难度对学术研究并无益处。
对于质性研究，我们同意陈向明的观点，将其界定为：“在自然环境中，使用实地体验、开放性访谈、参与性与非参与性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13](P94)
（三）关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评价
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是建构有价值的学术理论的前提，那么什么是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理论呢？按照伯恩斯坦的观点：“一个健全的社会或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的、诠释的及批判的，三者保持相互辩证的关系才能将所要说明的对象解释清楚。”③由此，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评价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④[14](P13)[15](P90-96)
(1)理论对话，即在文章的适当位置，应该就相关问题的已有研究理论进行批判性评述，以寻找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和切入点。我们认为批判性既是“理论对话”的核心特征，也是进行学术创作的起点和关键，正像何颖所言：“只有不断地对已有的认识与理论进行反思，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进行批判，通过反思和批判使原有的认识与理念产生跃迁，而这种思想的跃迁会带来理论与方法突破原有的羁绊达到创新，从而推动理念与认识的发展与提升，建构新的理论，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要求或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16](P105)这符合伯氏批判性的要求。
(2)经验支持，即行政学问题的研究应该是经验主义的，其命题的论证材料应来源于实践，任何主观臆断都不能作为命题的论据出现。正如张康之所言：“我们的行政学研究需要拥有一种基于现实的学术自觉，即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完全奠立在从现实出发这一原则上。”[17]当然社会科学的命题可以来源于发散式的主观猜想，但其论证材料必须是客观的经验性材料，这符合伯氏“经验的”要求。
(3)逻辑性，即命题的推理过程应该符合逻辑，在材料与命题结论之间应当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当然文章中的逻辑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有些不易觉察，甚至整篇文章的整体框架都蕴含着逻辑性，本文仅对文章主要命题论证过程的逻辑性给予关注，并以此评价文章研究方法的逻辑性。
(4)技术层面要求，即在研究策略和操作方法层面应当符合相关方法的规范和要求。它和逻辑性共同符合伯氏所谓“诠释性的”要求，即当研究符合逻辑性和技术层面的要求时，才能对理论命题给予合理的诠释。
国内关于行政学研究方法规范性的问题长期被忽视，不少学者在评价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并没有关注方法论的规范性问题，如董建新以2000-2004年的期刊文章为样本，对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但却完全忽视了对规范性的分析；郭晓聪、肖生福仅指出了研究方法规范性的重要性，并未进行深入分析；何颖从宏观上分析了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及走向，也未涉及方法的规范性。⑤当然，也有学者选择了其他方法评价文章的规范性，但其评价指标的设计并非引申自关于论文研究价值的讨论，因而不够深刻和全面，例如何艳玲借鉴了肖唐镖等学者评价国内政治学研究规范性的方法，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判断，进而设计了三个指标对规范性加以评估：1)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2)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3)有理论对话。显然，何艳玲的这种评价方法仅仅考察了“理论对话”的情况，而忽视对文章经验性、逻辑性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并且也未对什么是“理论对话”做出明确的解释。[18](p23-24)我们希望在明确规范性的上述四个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一套操作性较强的规范性评价指标，以便研究者对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做出评价。
三、样本与指标
本文样本的选取涵盖了近三年（2006-2008年）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⑥、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⑦以及《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五家学报社会科学版中的行政学文章，⑧最终获得样本总量为652篇。其中来自《公共行政》的论文353篇，占样本总量的54.1%；《中国行政管理》的论文221篇，占样本总量的33.9%；另外5种学报类论文共78篇，占样本总量的11.9%。我们认为这些刊发层次相对较高、得到一定认同的学术论文能大致反映2006-2008年我国行政学研究尤其是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设定了若干指标并做如下说明：
1.知识观，也即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我们认为研究者先于研究活动所持有的知识论是研究者选择具体研究方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将知识观简单划分为以下几种：
(1)实证主义知识观。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最早提出“实用主义”一词，并希望用它来指称关于科学的一种知识论或世界观，以孔德为代表的早期朴素实用主义持一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主张应该将人类知识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的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的描述。[19]20世纪后，在维也纳学圈的推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更加注重命题的证明过程和逻辑性，但仍主张应该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描述来发现其中的关系或规律，同时他们拒绝理论猜想，仍然属于归纳式的研究路径，这一点是我们识别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关键。
(2)后实证主义知识观。在一定程度上，后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对实证主义的背叛，不少学者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混为一谈是不对的。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后实证主义并不排斥研究者的猜想，承认研究者提出“试探性解决方案”(tentativesolution)的价值，[20](P15)提倡发散式的研究路径。后实证主义者的另外一个引入注目的主张是由波普所开创的“否证论”，指出“可否证性”(falsifiability)是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依据，认为一个假设如果经过多次严格的考验仍未被推翻，就表示它有强韧的生命力和较高的科学价值。[21](P119)因此，后实证主义知识观主张对理论进行“否证”，这明显区别于实证主义知识观。
(3)建构主义知识观。⑨[22](P11)建构主义者区别于前两者显著的一点是，他们赋予观察者的主观性以更大的意义，声称知识是个体（包括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内）之间在互动交往过程中共同建构的，强调知识的社会性，它产生并形成于人类个体之间的互动。[23]因此建构主义者主张深入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中去，通过开放式的互动，以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
(4)实用主义知识观。严格地说实用主义不属于任何一个哲学系统，[24](P13-17)但也可以作为一种知识观加以归类，实用主义者更加关注“什么有用”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法，[25]他们并不视这个世界为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因此主张用多种方法收集材料。实用主义知识观指导下的研究策略往往表现为“混合研究”，即一种将“质性”与“量性”研究进行交叉、交替使用的研究策略。我们可以据此识别它。
(5)其他。上述知识观之外的其他哲学态度，或者不具备明显的哲学态度。
2.研究策略。本文选取了常见的几种研究策略：实验设计、调查研究、扎根理论研究、个案研究、叙事研究，前两种属于量性研究策略，后三种则属于质性研究策略，另外我们还考查了“混合研究策略”，上述研究策略本质上都属于“经验性研究策略”的范畴。
3.具体操作方法，即获取研究所需材料以论证结论的手段、技巧和步骤，我们选取了如下几种常见的操作方法：调查、访谈、文献（包括文本文献和数量文献）、案例、哲学思辨、基于直观感受的个人见解和主观推断、其他（如图像材料等）。
4.理论对话。我们将这一指标分为三个类别进行考查：既无相关文献陈述又无文献评价、仅文献陈述无文献评价、既有文献陈述又有文献评价（也即有理论对话）。
5.逻辑性。由于学术论文逻辑性问题极为复杂，我们仅从文章主要命题推理过程的逻辑性角度来考察，我们将这一指标分为A、B、C三个等级，A表示文章中所有主要命题的推理过程都是符合逻辑的，B表示并不是所有命题的推理过程都符合逻辑，但存在至少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命题；C表示文章中所有主要命题的推理过程都存在逻辑问题。值得说明的是，文章的逻辑性并无显著标志，只能结合逻辑学知识通过阅读文章加以判断。
6.是否有经验支持。即命题的论证材料是否是客观的经验性事实，而且作者要对这些事实来源加以说明，我们用“具体操作方法”中“基于直观的个人见解和主观推断”所占比例的情况来反映这一指标。
四、研究的描述性特征
我们通过对653篇期刊文章的分析，试图客观地描述它们所呈现出的行政学研究方法在结构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特征。
表3至表5共同显示了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结构特征。其中，表3主要关注研究方法知识观取向的分布状况，最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文章缺乏较为明确的知识观指导，这类文章占样本总量的83.6%；还有相当部分的文章明显受到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影响，约占13.7%；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影响明显不够，仅占2.5%。
表4给出了研究策略的分布状况，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研究都是经验性的，但真正意义上的量性和质性研究策略相当少，绝大多数的研究策略并不规范，不少文章很难判断其研究策略的属性，这些文章约占78.9%；在量性研究策略中，调查研究较为常见，占总样本量的9.5%；质性研究策略中，以个案研究为主，占样本总量的9.1%；其他类型的研究策略则很少看到。
表5反映了具体操作方法的分布。我们看到在多数文章中都存在“基于直观感受的个人见解和主观判断”(81.1%)；另有87.6%的文章能够运用文本和数据文献作为命题的支撑；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材料的文章占到11.8%；访谈法和观察法的运用不多见，分别只占4.4%和3.2%。
表6至表8基本反映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状况。表6显示，样本文章中“有理论对话”的文章仅占17.6%；过半数的文章“既无相关文献陈述，又无对已有成果的批判性评价”(68.1%)；“仅有文献陈述”的文章也不少，占14.3%。
表7用文章命题论证过程逻辑性反映研究方法的逻辑性特点。在样本文章中“所有命题的证明过程都合乎逻辑”（即A档）的只占18.1%；77.1%的文章“并不是所有命题的推理过程都符合逻辑，但存在至少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命题”（即B档）；尚有4.8%的文章中“所有命题的论证过程都存在逻辑问题”（即C档）。
表8根据表5中的一个指标来反映文章“是否有经验支持”的情况，样本的分析说明多数文章（占81.1%）都存在“言之无据”的情况。
最后，从整体来看，不同期刊来源样本之间所反映出的结构性和规范性特征并无显著区别，都呈现出“结构性失衡和规范性缺失”的特征，整体学术水平不高。
五、讨论与建议
样本分析的结果令人震惊，这说明我国行政学学科经过30年的发展，并未在研究方法层面有实质性的突破，研究方法“结构化失衡和规范性缺失”的特点同时也影响了文章的学术价值，从而阻碍了行政学知识的累进，我们认为就研究方法而言，存在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研究者普遍缺乏对行政学知识的哲学关照
尽管这种关照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但“了解哲学（哲学）研究模式对公共行政是如何关键以及它们如何在行政经验中体现出来的，也非常重要。”[20](P38)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必定始于他对所谓“知识”的哲学思考，在他从事严肃的学术活动之前，他必然要追问：什么是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获取有价值的知识？……而这些有关知识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便最终决定了研究者在研究策略和具体操作层面的选择。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并未关注到这一层次，但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影响研究方法的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
样本数据所显示出的问题是突出的，我们在阅读样本的过程中发现，多数学者似乎都缺乏较为清晰的知识观信念，有的甚至存在知识观上的分裂。例如有的学者在某篇文章中表现出一种哲学态度，而在同时期另外的文章中则表现为另一种相互冲突的哲学信念。当然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人的知识观是可变的，但这种变化往往是时间线性的，在一定时期则是单一而相对稳定的。样本显示绝大多数文章所表现出的知识观并不明显，样本中只有13.7%的属于实证主义，2.5%属于建构主义的，而大量存在的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知识观，这也表明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未建立起严肃的关于行政学知识的哲学态度，这或许正是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尽管多数研究是经验性的，但很多经验性研究极不规范
样本中出现了一些较为典型的量性研究方法，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方法类型仍显单一，以调查研究方法为主，更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反映在质性研究上。如前文所述，由于多数学者对质性研究存在误读，简单地将非量性的研究或者以文字表达为主的文章归为质性研究范畴，以至于很多缺乏量性研究技能的学者往往以质性研究者自居，而事实上他们的很多研究根本称不上是质性研究方法。在样本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充其量只能算是“不规范的经验性研究”，很难将其归为“量性”或者“质性”研究的行列，这些文章约占样本总量的78.9%。以往也有学者将这类文章归为“非经验主义研究”[27](P9)，对此我们也不赞同，这些文章中大量出现的个人见解、主观推理事实上也隐含了某些“经验性的事实”前提，它们或是研究者经验观察后的直觉体会，或是研究者阅读二手材料后的间接性经验累积，只是他们未对这些经验性材料予以充分说明，而在规范的学术论文中，这些“经验性的事实”是要被充分说明的。
（三）具体操作方法单一，缺乏严谨性
我们并不否认研究者主观见解和逻辑推理在学术论文中的重要性，可以说，逻辑推理是连接经验性论据与论文论点之间的桥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观见解和逻辑推理必须有客观经验性材料的支撑，而且只能作为推理论点的手段而不能用来获取或呈现论据。遗憾的是，样本中的大部分主观见解和推理都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尽管也有不少文章有文本文献（约占43.4%）和数量文献（约占44.2%）的支撑，但这些文献仍显单薄，只是偶尔在需要的地方零散出现，并且几乎未对其效度和信度加以说明。当然，样本中也有一些文章运用了调查问卷、访谈法和观察法，但数量很有限，分别只占样本总量的11.8%、4.4%、4.2%。
（四）论文的规范性令人担忧，整体学术价值不高
令人担忧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缺乏理论对话。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对话”，其目的是在充分阅读已有相关文献或成果的基础上，审视该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这一过程在论文中被有效表达是必要的，主要体现在：(1)要对已有成果有大致清晰的陈述；(2)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这些成果给予评述，其目标是进行“弊端陈述”[28](P75)并寻找研究的切入点。如果这些研究在研究视角、论据的选取、研究方法或者其他方面需要改进，那么该研究就存在潜在的学术价值；如果没有这种对话，我们就很难判断这篇论文是否是重复性的研究、有没有学术价值、会不会带来知识的增进。样本论文在这方面的表现很差，仅有17.6%的文章有理论对话，而且我们在样本阅读过程中发现这些理论对话也很不充分，另外，既无文献陈述又无文献批判性评价的占68.1%，仅有文献陈述的占14.3%。
2.逻辑性不强。由于论文的逻辑性问题极为复杂，我们仅考察论文中主要论点论证过程的逻辑性问题，这种逻辑性的强弱并没有显著的标志，只能通过样本的仔细阅读加以判断，这也是本研究中最为费时费力的一项工作。通过阅读我们发现大部分论文在逻辑性上存在严重问题，比如很多论点是在条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得的，有些命题推理则违反了相容选言命题的逻辑特征，还有的滥用了结合律、得摩根率等逻辑规律，这些逻辑性方面的缺陷与研究者在研究策略和具体研究方法上的不规范不无关系。
3.“言之无据”。我们通过“基于直观感受的个人见解和主观推断”所占比例这一指标来看文章是否有经验支持，结果发现有81.1%的文章中存在这种不以严谨的经验事实为依据的“个人见解和主观推断”，这就造成了很多命题经不起推敲，进而影响了文章的规范性。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一些学者所说的“研究品质危机”⑩[29](P13-23)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变，我们相信这一危机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不可否认这可能也是行政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行政学界也曾就行政学文献的研究方法和严谨性、规范性问题提出过质疑，[30]当时的很多行政学论文都被认为是非学术性和缺乏经验严谨性的，[31]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极其相似。
针对研究方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帕里和克拉默从三个角度提出了九条改善研究方法的措施颇具启发性，(11)[32](P85-88)另外，中国学者何艳玲、郭小聪、董建新等学者也在相关研究中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综合这些建议我们认为仍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关注：
1.我们呼吁行政学研究者对自身研究进行一次严肃的哲学反思。我们认为这种反思是极其必要的，很难想象没有对行政学知识的本体和价值进行过思考，就能撰写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另一方面，建议在研究生阶段开设“科学哲学”课程，目前我国大学阶段所开设的哲学课程较为单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主，这对于那些即将从事或已经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国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系统学习哲学则是一种“时尚”，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学者大有人在。近代西方“科学哲学”兴起后更是推动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结合。
2.我们呼吁行政学研究者走出“象牙塔”，积极地到行政实践中去。深入实践既是提高研究方法规范性的前提，也是改善行政学整体研究品质的客观要求。目前，我们很多学者都是典型的“学院派”，在几近“封闭”的环境下“自说白话”、“闭门造书”，对实践重要性的忽视似乎成了学界的风气，正如马骏所言：“在这样一种研究氛围下，没有检验的理论假设就被当成真理，理论构建也只是概念之间的循环论证……当然，有些研究也进行了实地调研或者进行了数据分析，但是由于没有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数据与资料进行分析，这些研究都未能从一大堆经验事实中形成具有理论意义的概念与分析框架，都未能构建出能够很好地解释真实世界中的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33](P74)每一个行政学研究者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了解真实世界中的公共行政吗？事实上，当前我国正处在大变革时期，政府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政府的结构和运行模式也需要不断调整，复杂的行政现象和我国特殊的行政生态为我们从事行政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在这种条件下却产生不出有影响的本土化行政学理论，作为一名行政学研究者理应感到惭愧。
3.要加强对方法论的教育和训练。尽管近几年不少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都开设了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但这些课程整体上都很薄弱。一方面，所设课程不深入也不多元，不少院校只开设有“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学概论”的课程，层次较低；另一方面，这些课程多依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课程，没有形成真正适合公共行政的方法论教育模式；另外，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专门教材也很匮乏，而且质量参差不齐。因此，未来应该加大研究方法教育的投入，多出版高质量的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教材和专著，多培养研究方法方面的优秀教育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多层次、多元化，既要有“初级管理学”，又要有“高级管理学”；既要让学生接触到量性研究所需要的试验方法、统计检验、回归分析以及先进的分析模型和软件工具，又要让学生能了解个案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等质性方法；最后，还要重视对研究方法操作和应用技能的训练，加强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正所谓“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34](P427)我们既要认识到研究方法之于行政学研究的重要性，更要看到当前我国行政学界存在的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并有意识地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科学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0-05-17
注释：
①很多学者只在这一层次上讨论研究方法，既不能了解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结构特点，也没有具体到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策略层面，因而这类讨论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
②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介绍，见参考文献[9]。
③转引自江明修，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M].台湾国科会委托的研究报告第一期行政学方法论部分。
④行政学的交叉性特征使我们有必要考虑研究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影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三大领域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行政学中的行政哲学（包括行政文化、行政伦理等）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多采用规范的、哲学研究方法，更多的涉及价值诉求和主观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很难根据客观事实来回答，本文所提出的四个评价研究方法规范性的标准对此类文章并不适用，我们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有意剔除了行政哲学类的文章。关于“社会科学范围”的讨论参见参考文献[14]；有关“规范性研究”的讨论参见参考文献[15]。
⑤参见：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分析：2000-2004[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3):50-55；郭晓聪，肖生福.中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比较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7,(1):158-164；何颖.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及其走向评价[J].中国行政管理，2005,(10):104-108.由于技术层面的要求复杂多样，本文仅从理论对话、有经验支持和逻辑性三个方面对研究方法有效性进行系统评价。
⑥由于《中国行政管理》中的不少文章侧重政策谏言、实践指导等方面，并不强调学术性，因此我们仅保留了“探索与争鸣”、“研究纵览”和“学术论坛”三个学术性栏目中的文章。
⑦由于《公共行政》为转载期刊，为避免样本重复，在评估中剔除了转载自其他样本期刊中的论文，另外也去掉了“政治学”栏目中的文章。
⑧本文样本的选取借鉴和综合了何艳玲、董建新、陈辉等学者的样本选取方式，样本的选择标准是：学界影响力较大；具有明显的行政学取向；文章第一作者为副高级职称以上或具有博士以上学历者。考虑到行政学的跨学科性质，样本选取过程中对五种学报中具有较明显政治学和管理学学科倾向的文章进行了剔除，而对其余两种专业性期刊文章的学科属性问题未予考虑（标明“政治学”栏目下的文章除外）。另外，我们还剔除了笔谈、述评、会议综述等非学术性论文。
⑨我们将约翰·W·克雷斯威尔所指的辩护／参与式知识观看作是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它除了持有本段所提及的建构主义者的几个主要观点外，更强调研究者对被研究者及其所处环境的能动性，主张应给予被观察者特别是边缘群体以足够的帮助，参见参考文献[22]。
⑩台湾学者江明修认为公共行政的危机有四种，“合法性危机”、“研究品质危机”、“学科认同危机”与“信任危机”，前三者属公共行政的“学术危机”，而后者属于公共行政的“实践危机”，参见参考文献[29]。
(11)这些措施具体包括：聚焦于行政学的核心问题、提高研究对教员的重要性、增强博士项目在公共行政学院的重要性、发展研究机构与公共行政项目之间的联系、增加对公共行政研究的资助、广泛地使用多元分析方法、重视案例研究方法、改进定性研究方法、增加对高级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等，参见参考文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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