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经济发展中几个深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澳门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于二战以后，发源于古典经济学。在现代发展理论的演变过程中有两个理论和现实问题占有重要位置。
1.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启动与可持续性。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起飞”看成现代经济增长启动的标志和决定这一过程的重要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标志着妨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和阻力的最终消除，促进经济进步和现代社会活动的力量扩大，并成为控制社会的主导因素。经济起飞后，增长将成为社会的正常现象。费景汉和拉尼斯把起飞的概念引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将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转折点看成是区分两个具有不同增长原则的阶段的里程碑。他们认为，“这一里程碑可以定义为起飞过程的结束”，经济“跨入了所谓自我维持增长的门槛。”总之，这一时期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一旦经济起飞完成后，经济的增长将是自动的和可持续的。澳门在80年代之前基本完成了经济起飞，80年代后期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但是，澳门进入90年代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开始，经济出现连续3年负增长， 预计今年的增长率仍然为负数。导致澳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原因是什么？
2.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英语语系的殖民地国家与拉丁语系的殖民国家在大致相同的起点上，产生了两种大相径庭的发展结果，其原因何在？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从宗主国延伸来的制度和产权奠定了殖民地地区后来的发展模式”，“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的经济组织与英国殖民地的经济组织的明显差别来自于宗主国延伸而来的产权与殖民地地区天然生产要素的结合。”澳门不是殖民地，但作为葡管中国领土，100多年来由葡萄牙实行殖民管治。 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也长期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制度学派的理论是否为我们认识澳门与香港经济发展的差异提供了一条解题的思路？如果是这样，它对澳门未来社会的制度创新意味着什么？
本文试图从上述疑点出发，对澳门的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发展最初被定义为经济增长加结构变化。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认识的深化，“发展被视为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又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国际上已经产生了多种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澳门的经济增长从60年代开始启动，整个70年代被视为澳门经济的起飞阶段。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71年－1980年间澳门经济的年增长率高达16.7%。这一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的增长率。从澳葡政府具有官方统计资料的1982年开始，到1992年，澳门年均的经济增长率为7.7%。 这一增长速度在亚洲四小龙和新兴的经济增长迅速的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位居第三，与并列第二的台湾和泰国只差0.2%。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 澳门在80年代后期已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1995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达到了18181美元，远远高于台湾和韩国。从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澳门取得了比亚洲四小龙毫不逊色的增长记录。如果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澳门堪称东亚“第五小龙”。
但是澳门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难以对澳门的经济发展水平做出准确的评价。从直观的感受和个别发展指标来看，澳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人均GDP水平是不相称的。 识字率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据1997年统计，澳门的劳动人口中具有大学学历的只有6.6%，受过专业教育的占2.2%，高中文化程度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30.4%，文盲占20%。澳门的成人识字率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澳门经济增长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及这种落后对经济增长自身的影响值得研究。
三、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增长存在的密切的关系。从90年代开始澳门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特别是从1996年开始，澳门经济增长出现连续3年负增长。预计今年的增长率仍然为负数。 澳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与其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存在三种结构演进模式。通过对这些模式的比较有助于认识澳门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日本式经典工业化模式。日本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纺织业为主导部门的快速增长推动经济起飞（19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发展，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是6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高技术、知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制造业升级的过程。
2.以韩国和台湾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式。第一阶段与日本工业化模式相似，不同之处是经历的时间缩短了。时期为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期，其中60年代前为进口替代阶段，60年代初开始为出口鼓励阶段。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台湾和韩国开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韩国按照日本的模式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推动了产业的进一步集中。台湾尽管也提出过发展重化工业的计划和设想，但最后选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的资讯产业的道路。与韩国不同之处是台湾跳过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阶段，但其资讯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战后韩国和台湾经济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以及金融风暴后经济强劲的复苏表现，证明了东亚发展模式的生命力。
3.澳门与香港的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从50、60年代开始，澳门和香港均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由于制造业升级的失败和工业向内地的转移，导致了香港和澳门向服务型经济的迅速转型。香港和澳门产业结构的过度软化导致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弱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其中澳门比香港更为严重。新加坡、香港和澳门同为亚洲地区的三个城市经济体系，产业结构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别。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新加坡的经济比香港更偏重于服务业。1950年－1960年期间，香港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40.7%和55.6%。新加坡则为31.2%和65.2 %。但是，到1995年香港的上述比重分别为18%和81%，新加坡则为36%和64%。而澳门1996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89.6%。
澳门、香港与新加坡在相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别是殖民主义夕阳心态在经济发展上的反映。笔者无意否认英国在统治香港期间所建立的良好法制，以及这种制度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政治独立，即本地人民能够自主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经济体系向服务型的转变是以制造业或第二产业的发展与提升为条件的。澳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来自于产业结构演进的不连续性。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大力扶持和推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的政策可以看成是一种补课。澳门回归之后也需要这种补课。从世界产业发展水平和澳门当时的情况看，80年代初澳门是有一定条件来发展电子和资讯产业的。总结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我们认为澳门80年代初产业提升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人才和技术短缺，其次是缺乏政府支持和产业政策的引导。同时与澳门的经济增长的外生性有关。
四、经济增长的外向型、外生性和内生化
外向型发展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东亚（不包括日本）和东南亚一些经济增长幅度比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的依存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澳门并不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城市，但其对外经济的依存度相当高。1982－1990年期间年平均为157%，1991－1997 年期间平均为113%。澳门的经济增长除了其外向型特征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外生性。笔者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其内部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导致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内生经济增长，否则为外生经济增长。澳门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别是在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阶段更是如此。澳门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纺织品配额制度+廉价华人劳工移民+香港资本。因此从投入的要素和产品的市场两方面来看，澳门的济增长都具有很强的外生性特征。澳门的博彩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它主要是通过独特的制度即博彩业的合法化来实现的。随着亚洲地区一些国家博彩业的发展，这一独特的优势正面临挑战。
澳门经济增长的外生性是澳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另一个原因。要实现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经济增长的内生化。如果说本地市场狭小和资源贫乏是澳门经济增长外生化的客观条件，那么高素质人力资本不足和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随波逐流”政策则是经济增长外生化的主要原因。资源贫乏和市场狭小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外生化，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例子。与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相比，澳门经济增长缺乏的重要条件是高素质人力资本和具有预见性的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协助。因此，从经济发展的战略看：首先，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是促进澳门经济增长内生化的物质基础。一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对于物质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更是如此。人力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和培训。澳门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是导致人力资本形成不足，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重要原因。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时期都经历过一个教育高速发展，即所谓教育爆炸时期。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963年人均收入属于低水平行列的韩国，人力资源的发展超过了一个当时具有中等人均GDP水平国家的三倍。它在60年代初期就普及了小学教育，1985 年入学人数占各入学年龄组的百分比分别为：小学96%、中学94%、大学32%。台湾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教育毫不亚于韩国。从60年代初开始，台湾将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来认识，并将人力资源开发列入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中。实现教育与训练的双轨式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台湾60年代初实现6年国家义务教育，1968年起提高到9年。韩国和台湾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属于一种人力资本的再分配，它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而且使劳动人口具备了参与经济发展和获取收入的能力，导致了收入的均等分配。澳门只是在1995年开始实现7年免费教育， 1997年推行初中3年免费教育。澳门在其经济起飞后的80年代初，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1983年—1986年间占就读学生93%左右的私校学生，只享受政府教育经费的9.2%左右支出。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这种状况从80年代末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仍然是澳门实行经济增长内生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政府适当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与协助是经济增长内生化的重要条件。对于一个后发性经济来讲，政府的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和调整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台湾和新加坡以及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发展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澳门回归后，如何实行制造业的振兴也是摆在澳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再次是制度的创新，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公共行政架构改革，特别是微观的产权制度即专营权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是本文下面准备讨论的问题。
五、经济中的垄断、竞争与产权制度
澳门被称之为自由港、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私营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基础。但是澳门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健全的。从产权结构组织和市场竞争程度看，澳门的经济表现出特有的二元结构性质：处于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制造业和属于授权经营与垄断程度很高的服务业。澳门的制造业以制衣和纺织业为主，企业规模很小、数量多，政府对它们完全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而对博彩旅游业、公有事业（包括电讯、电力、自来水、污水处理、垃圾焚化、清洁公司等）、运输业（包括来往港澳的客运、国际机场、新福利巴士、公共汽车公司、航空公司等）实行专营权制度。据保守的估计，专营行业的产值在澳门GDP中的比重超过了60%，1999 年上半年专营税的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达到54%左右。澳门本地市场狭小，出于规模经济的需要，对某些公有事业实现专营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对在服务中占主导地位的博彩旅游业和以新技术为代表的资讯行业也实行高度的垄断经营则是不利于这些行业发展的。要重振澳门经济必须对专营权制度进行改革，重建澳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引入竞争机制。
澳门专营制度的产权改革与政府的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会发生冲突，因为专营权制度与澳门政府的财政制度具有互生性。诺斯在分析欧洲早期一些国家政府的财政制度与产权结构安排和激励机制时指出：“17世纪正兴起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出现的不同增长率的原因可以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的性质中找到。所建立的产权类型是各个国家所使用的特殊方式的结果。政府与臣民之间在扩大国家征税权方面的制衡特别重要。”“在……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新活动之中。在不太成功的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诺斯的上述分析提供了一把解读澳门专营权制度的钥匙。澳门实行的是低税率制度，它的税率比香港还低。但是政府的存在需要有财政收入来维持。在经济不发达和税基狭窄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推行低税率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取得维持政府的收入，用产权换取收入的专营权制度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诺斯认为：“用产权换取税收收入是一种有效的短期解决办法，但这种短期解决方法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长期后果。”因为这种以产权换取收入的专营权制度造成垄断，通过其激励机制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最终会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减弱会使政府税收的基础更加薄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
从上述的分析所引发的一个政策性启示是专营权制度的改革必须要有政府财政政策的相配合，要在政府财政收入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否则专营权制度的改革只会停留在学者的议论，而不会成为政府的自觉行为。
总之，本文所探索的是如何在澳门社会内部建立起一种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能够持续进行的物质基础和激励机制，区域经济的合作只是构建这种基础和机制的外部条件，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制度改革则是内在的和治本性策略，它是保持澳门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得不做的大文章。